【温州人老雷举家定居格鲁吉亚】
今天我拜访了格鲁吉亚的第一位华人老雷，他现在在第比利斯经营一家民宿【图2】，里面住着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由于他在第比利斯华人圈的人脉很广，所以我选择了第一个拜访他。
1，一家三口拖着几个行李箱出国
老雷是浙江温州人，温州人大家都知道的，最出名的就是炒房了。
大概是2019年，老雷的儿子即将开始上小学，因为儿子的教育问题，老雷首先计划是全家搬到新西兰去生活。
老雷说：“我原本第选择是新西兰，但是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新西兰是发达国家，物价特别高。第二个是感觉当地人对待亚洲面孔也不是特别友善，所以怕小孩以后在学校受欺负，所以我选择离开新西兰。”
接着，老雷和老婆孩子到了第二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
老雷说：“当时我们也是去乌兹别克斯坦先考察看看，看看有什么生意可以做，但是到了以后发现塔什干特别特别热，四月份开始就巨热无比。我们又待了一阵子以后，听一个朋友说，格鲁吉亚的气候很好，于是我和老婆孩子就马上拉着行李箱飞到这里，然后一待就是三年。”
我说：“你当时就听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你就到了这个国家，你的决策也太草率了吧？”
他说：“当时我已经决心要出国了，我们所有家当就几个行李，拉着就可以走，说走就走，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到了一个国家。”
2，到格鲁吉亚第一件事，买房子
到了格鲁吉亚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当地的房价，包括租售比还是挺高的，大概是10～15年就可以返回。
当时老雷就开始考虑在什么地方投资点房产先，我估计这也是温州人的特点。老雷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里的房子太便宜了。
我问，那格鲁吉亚三年前和想在相比，你当初买的房子跌了还是涨了？
老雷说，跌了，因为汇率下跌的原因，因为人民币是涨的，不过我本来要用房子，而且在这里长居的，从长线来说没影响。
3，小孩上国际学校
老雷说，他的儿子现在在当地上了国际学校，价格是9100欧元一年，不包食宿，校车接送，全英文教学。他们学校分格鲁吉亚班和国际班，格鲁吉亚班里的孩子基本上是格鲁吉亚本国人，家庭也基本上是中产以上，他儿子上的是国际版，小孩同学的父母也基本上都是使馆的，欧美企业的。
4，装修一家民宿
老雷的民宿在第比利斯河东边的一个火车站附近，不算是一个闹市区，但是第比利斯城不大，到哪里有路都可以到。
他说在装修这家民宿花了他一年的时间，因为语言问题，设计师他是在淘宝上找的，还有各种材料可能还要在国内寄过来，而且他刚到第比利斯不久，所以很多生活经验都要重新摸索。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除了手上带来了启动资金，新的语言，新的环境，新的生活经验，甚至你要去买一个指甲钳都需要找好几天，你买一个装修材料在这个轻工业为零的国家找到更是艰难。
老雷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从2020年7月份开始装修，到今年六月份完成，他这样就刚好避开了疫情高度封锁的时期，同时他的民宿是他自己买的房子，所以相对来说压力不大。
他的民宿就八个房间。
我问老雷：“只有八个房间是因为资金不够，开始说到陌生的国家试试看先，不敢投资太大？”
老雷说，他这里接待的基本上全是中国人，而且8个房间几乎天天住满，对于他来说他更看重的是这样的华人圈的信息价值，因为这里还可以会客，所以他获得更多生意咨询，以后做各种投资门路也更多。
5，格鲁吉亚物价并不低
老雷说，不要被旅游手册骗了，如果你在格鲁吉亚生活，物价并不低。
我问老雷，举例几个例子吗？
老雷说，比如说，在这里猪肉14～19拉里一公斤，牛肉17～26拉里一公斤（分部位）。
再比如说，这里的轻工业产品价格比国内基本贵一倍，比如手机壳啊，充电线啊之类。
老雷解释到：“格鲁吉亚本来就是一个小国，大部分东西都是依赖进口，轻工业产品全部靠进口的，牛肉也要靠乌克兰进口的，就生产红酒，而且产量也不算大，总体来说还是物价高工资低的发展中国家。”
我说，对，我这几天消费了一下，发现确实也不算低物价。只能说是相对欧洲来说，这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国家，因为这里的景色，餐厅的环境和各方面确实不错，从服务性的消费来说相对便宜一些。
6，老雷聊聊格鲁吉亚华人圈
格鲁吉亚的华人比较早过来是在2005～2006年，来的是一批浙江人还有一些福建人，这些人主要是在第比利斯中国城里做商品批发的，主要是亲戚帮亲戚的传统华人形式。
然后这部分华人对其他中国人很不热情，我问老雷为啥？
老雷说：就像关起门做生意的意思，保持低调，如果你觉得这里好了，你再过来对于他们就形成竞争了，对吧？ https://t.cn/R2WxF1R
今天我拜访了格鲁吉亚的第一位华人老雷，他现在在第比利斯经营一家民宿【图2】，里面住着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由于他在第比利斯华人圈的人脉很广，所以我选择了第一个拜访他。
1，一家三口拖着几个行李箱出国
老雷是浙江温州人，温州人大家都知道的，最出名的就是炒房了。
大概是2019年，老雷的儿子即将开始上小学，因为儿子的教育问题，老雷首先计划是全家搬到新西兰去生活。
老雷说：“我原本第选择是新西兰，但是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新西兰是发达国家，物价特别高。第二个是感觉当地人对待亚洲面孔也不是特别友善，所以怕小孩以后在学校受欺负，所以我选择离开新西兰。”
接着，老雷和老婆孩子到了第二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
老雷说：“当时我们也是去乌兹别克斯坦先考察看看，看看有什么生意可以做，但是到了以后发现塔什干特别特别热，四月份开始就巨热无比。我们又待了一阵子以后，听一个朋友说，格鲁吉亚的气候很好，于是我和老婆孩子就马上拉着行李箱飞到这里，然后一待就是三年。”
我说：“你当时就听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你就到了这个国家，你的决策也太草率了吧？”
他说：“当时我已经决心要出国了，我们所有家当就几个行李，拉着就可以走，说走就走，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到了一个国家。”
2，到格鲁吉亚第一件事，买房子
到了格鲁吉亚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当地的房价，包括租售比还是挺高的，大概是10～15年就可以返回。
当时老雷就开始考虑在什么地方投资点房产先，我估计这也是温州人的特点。老雷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里的房子太便宜了。
我问，那格鲁吉亚三年前和想在相比，你当初买的房子跌了还是涨了？
老雷说，跌了，因为汇率下跌的原因，因为人民币是涨的，不过我本来要用房子，而且在这里长居的，从长线来说没影响。
3，小孩上国际学校
老雷说，他的儿子现在在当地上了国际学校，价格是9100欧元一年，不包食宿，校车接送，全英文教学。他们学校分格鲁吉亚班和国际班，格鲁吉亚班里的孩子基本上是格鲁吉亚本国人，家庭也基本上是中产以上，他儿子上的是国际版，小孩同学的父母也基本上都是使馆的，欧美企业的。
4，装修一家民宿
老雷的民宿在第比利斯河东边的一个火车站附近，不算是一个闹市区，但是第比利斯城不大，到哪里有路都可以到。
他说在装修这家民宿花了他一年的时间，因为语言问题，设计师他是在淘宝上找的，还有各种材料可能还要在国内寄过来，而且他刚到第比利斯不久，所以很多生活经验都要重新摸索。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除了手上带来了启动资金，新的语言，新的环境，新的生活经验，甚至你要去买一个指甲钳都需要找好几天，你买一个装修材料在这个轻工业为零的国家找到更是艰难。
老雷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从2020年7月份开始装修，到今年六月份完成，他这样就刚好避开了疫情高度封锁的时期，同时他的民宿是他自己买的房子，所以相对来说压力不大。
他的民宿就八个房间。
我问老雷：“只有八个房间是因为资金不够，开始说到陌生的国家试试看先，不敢投资太大？”
老雷说，他这里接待的基本上全是中国人，而且8个房间几乎天天住满，对于他来说他更看重的是这样的华人圈的信息价值，因为这里还可以会客，所以他获得更多生意咨询，以后做各种投资门路也更多。
5，格鲁吉亚物价并不低
老雷说，不要被旅游手册骗了，如果你在格鲁吉亚生活，物价并不低。
我问老雷，举例几个例子吗？
老雷说，比如说，在这里猪肉14～19拉里一公斤，牛肉17～26拉里一公斤（分部位）。
再比如说，这里的轻工业产品价格比国内基本贵一倍，比如手机壳啊，充电线啊之类。
老雷解释到：“格鲁吉亚本来就是一个小国，大部分东西都是依赖进口，轻工业产品全部靠进口的，牛肉也要靠乌克兰进口的，就生产红酒，而且产量也不算大，总体来说还是物价高工资低的发展中国家。”
我说，对，我这几天消费了一下，发现确实也不算低物价。只能说是相对欧洲来说，这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国家，因为这里的景色，餐厅的环境和各方面确实不错，从服务性的消费来说相对便宜一些。
6，老雷聊聊格鲁吉亚华人圈
格鲁吉亚的华人比较早过来是在2005～2006年，来的是一批浙江人还有一些福建人，这些人主要是在第比利斯中国城里做商品批发的，主要是亲戚帮亲戚的传统华人形式。
然后这部分华人对其他中国人很不热情，我问老雷为啥？
老雷说：就像关起门做生意的意思，保持低调，如果你觉得这里好了，你再过来对于他们就形成竞争了，对吧？ https://t.cn/R2WxF1R
【“砍价”“溯源”“抢攻”，他用三招护好商圈治安】
重庆之声6月24日讯 说起重庆九龙坡最繁华的地带，许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杨家坪。的确，这个商圈形成年代早、四通八达、周边居民多、辐射能力强，向来是热闹的代名词。可对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杨家坪派出所来说，由于该地区商业形态多样、人员构成复杂，辖区治安防控难度相当大。不过，近年来，杨家坪商圈报警数量、刑事案件数量全面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上升。这是派出所治安民警强有力工作的反映，36岁的冯善康是其中的骨干尖兵。为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增强群众安全感，冯善康深入社区走访摸排、积极参与案件查处，并独创“砍价调解法”“隐患溯源法”“夜战巡踪法”等工作方法，是同事和群众心目中的商圈治安守护者。
“砍价”：为矛盾双方找到公约数
所谓“砍价”自然不是在市场上与小商贩讨价还价，这是冯善康调解社会矛盾的经验浓缩。别看低调务实的冯善康在接受采访时不善言辞，但偶然路过调解室，看见有同事一直没让矛盾双方“谈拢”，冯善康马上切换到能说会道的一面——不仅细心了解事情经过，甚至跟每一方聊起一些看似跟这起矛盾无关的家长里短，“了解他们的背景，才能够设身处地代入他们的思维，讲一个‘好价’。”
本月初，外地来渝的小郑通过中介在杨家坪中迪广场租房，看上了周老师的一套房。由于之前一份租约未到，小郑也还不急着签合同，在告知中介后，将一些物品暂存在了周老师空置的家中，一不小心，还剐蹭到周老师家的墙体。
存了一周，周老师发现了这件事，顿时火大，他认为小郑的行为是“非法侵占他人住宅”，非常恶劣，要么赔偿10000元，要么法庭见。小郑虽不认同周老师的“指控”，但自知理亏，愿意出一点赔偿，不过和周老师的预期差距实在大——200元。
双方自然是谈不拢，事情闹到了派出所。冯善康详细了解情况后，也觉得很棘手，但他并不慌乱，跟双方耐心释法。小郑好办，他的确没有告知房东，但周老师的工作可不好做，尽管得知小郑的行为很难构成非法侵占他人住宅，但对于价格一点不松口，“说我狮子大开口，那总要有个标准吧？”
让周老师没想到的是，冯善康第二天竟然请来了三名客人到他对外出租的那套房。这是三名来自不同房产销售公司的中介，他们对这套房进行了测量估价，结合同地段房源的出租价，为周老师给出了一个参考价格，而周老师本身就把房挂牌出租，自然清楚这个价格很合理。冯善康一算，平均一周的租用价格不过500元左右，加上墙体受损的修补费用和一定的精神补偿，提出了1000元赔偿的方案。而在咨询律师朋友后，周老师也放弃了走法律途径，接受了方案。小郑也服气，自己本来就要租地方存放物品，租金该交，弄坏东西要赔偿也没问题。
杨家坪派出所辖区人口居住密集、流动人口多，各种矛盾纠纷也多，要维护好辖区治安，调处好这些矛盾很有必要，而在冯善康看来，这些问题中大部分对错很明确，难以达成共识的往往是赔偿金额，这时，作为调解员的民警，必须在其中“讲好价”，谈到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合理范围。
“溯源”：找到源头才能消除治安隐患
很多人以为，治安类案件相对简单，冯善康处理得多，是因为那些都是些小案，不像刑事案件，民警一头扎进一个案子里，可能就是好几个月。
事实上，人民群众无小事，一些看似清晰的案件，对于每一个群众来说，都是关乎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大事、疑难事。
冯善康办过的治安案件里，持续时间最长的超过2年。起因是件物业纠纷，这是很多市民都可能遇到的事。事情变得复杂，是从业主们使用高音喇叭维权开始，2019年3月的一天傍晚，突然冲出的一群人将音箱抢走，维权人士和这群不明人员发生了冲突，冲突中，一名业主受了伤。
“肯定是物业找来的人！”业主们的矛头指向了长期的“敌方”，有人甚至指出，“打人的就是小区保安，我认识！”冯善康介入调查后，经过多方比对，证实伤人者确实不曾在物业工作过。工作一向认真的他，向所有当时在场的业主进行了了解，完成了冲突另一方人员的“画像”，经过一周的努力，人员身份终于明确——带头的竟然就是一名小区业主！这名业主自己并不住在小区内，因此邻居们都没认出他，而他抢音箱的原因，是因为住在小区的母亲身体欠佳，被维权的声音吵到。
物业纠纷又夹杂邻里矛盾，中间还有人受伤，事情越发错综复杂，但这一点没有让冯善康退却。
在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冯善康一直处理这件事——伤人者受到了处理；受伤人伤情鉴定几度变化，案件性质也发生变化；发生了一件这样的案件，源头不根治恐怕还会发生，冯善康又主动联系各个相关单位，协调解决引起这件事的物业纠纷……到今年4月，伤人案件了结，小区也恢复和谐，邻里之间的隔阂也总算消除，冯善康为这件事跑了无数趟，身边人说他“管得宽”：“你办完这件治安案件就好，何必还要把邻里矛盾、物业纠纷也一管到底？”冯善康拿治安民警需要负责的消防工作作比喻，“预防胜于扑火，火灭了是好，但总归造成了伤害，让火不燃起来，消除源头的隐患，才是真正的好治安。”
“抢攻”：兵贵神速方能抓牢有限线索
能成功解决那起物业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冯善康靠的是执着和耐心，但一些治安案件，并不会给民警留下这么多时间来处理，一旦错过，线索就会断掉。
杨家坪是重庆主城传统的五大商圈之一，治安环境复杂，商圈吃喝玩乐的店铺多，夜经济繁荣，因此深夜的治安类警情就显得相对突出，常有突发的案件，不管多晚都需要第一时间处理，发动“抢攻”，因为商圈里人员流动性大，一旦错过时机，很可能就会浪费关键的线索。
5月的一天凌晨3点，刘小洪（化名）来派出所报警，称酒后跟另一名喝高了的小伙子发生口角，小刘还挨了几拳，等小刘酒醒，对方已经离开，商圈这么大，大半夜的，上哪儿去找对方？
冯善康引导小刘继续回忆，没想到，刘小洪倒是对打斗的过程很有印象，冯善康听完了描述，感觉打人的男子应该也不会好受，很可能受了伤，“对头，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可能把他手打遭了。”
“手受伤了怕是要赶紧去医院处理，出发！”冯善康对这类治安案件太有心得了，要找到伤人者必须讲时效，否则“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凌晨4点，冯善康开着警车在周边的医院、诊所转悠——20分钟后，在临近某区的一家医院，冯善康见到了挂急诊包扎的陈某，这正是酒后和刘小洪“冲”起来的那个小伙子。经讯问，陈某因为醉酒，将刘小洪错认为一名平时素与自己有隙的向某，酒后两人出现言语冲突，后来糊里糊涂动起了手。其实陈某是从外地来渝出差，第二天就要离渝，若不是冯善康神速出击，待陈某离开，再想帮刘小洪搞清楚发生了何事就太难了。冯善康对酒后出现过激行为的小伙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他们都表示，酒后失格，今后一定量力而行，再也不干傻事。
在基层派出所，尽管每天干的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接触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一件件小事认认真真做下去，冯善康的努力收到了回报，商圈越来越平安，群众越来越认同他，这让冯善康充满了干劲，他说：“做公安工作图什么，图的就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充满安全感。老百姓的认可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鼓励，我一定继续把每件小事办好，不负大家的期待。”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重庆之声6月24日讯 说起重庆九龙坡最繁华的地带，许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杨家坪。的确，这个商圈形成年代早、四通八达、周边居民多、辐射能力强，向来是热闹的代名词。可对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杨家坪派出所来说，由于该地区商业形态多样、人员构成复杂，辖区治安防控难度相当大。不过，近年来，杨家坪商圈报警数量、刑事案件数量全面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上升。这是派出所治安民警强有力工作的反映，36岁的冯善康是其中的骨干尖兵。为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增强群众安全感，冯善康深入社区走访摸排、积极参与案件查处，并独创“砍价调解法”“隐患溯源法”“夜战巡踪法”等工作方法，是同事和群众心目中的商圈治安守护者。
“砍价”：为矛盾双方找到公约数
所谓“砍价”自然不是在市场上与小商贩讨价还价，这是冯善康调解社会矛盾的经验浓缩。别看低调务实的冯善康在接受采访时不善言辞，但偶然路过调解室，看见有同事一直没让矛盾双方“谈拢”，冯善康马上切换到能说会道的一面——不仅细心了解事情经过，甚至跟每一方聊起一些看似跟这起矛盾无关的家长里短，“了解他们的背景，才能够设身处地代入他们的思维，讲一个‘好价’。”
本月初，外地来渝的小郑通过中介在杨家坪中迪广场租房，看上了周老师的一套房。由于之前一份租约未到，小郑也还不急着签合同，在告知中介后，将一些物品暂存在了周老师空置的家中，一不小心，还剐蹭到周老师家的墙体。
存了一周，周老师发现了这件事，顿时火大，他认为小郑的行为是“非法侵占他人住宅”，非常恶劣，要么赔偿10000元，要么法庭见。小郑虽不认同周老师的“指控”，但自知理亏，愿意出一点赔偿，不过和周老师的预期差距实在大——200元。
双方自然是谈不拢，事情闹到了派出所。冯善康详细了解情况后，也觉得很棘手，但他并不慌乱，跟双方耐心释法。小郑好办，他的确没有告知房东，但周老师的工作可不好做，尽管得知小郑的行为很难构成非法侵占他人住宅，但对于价格一点不松口，“说我狮子大开口，那总要有个标准吧？”
让周老师没想到的是，冯善康第二天竟然请来了三名客人到他对外出租的那套房。这是三名来自不同房产销售公司的中介，他们对这套房进行了测量估价，结合同地段房源的出租价，为周老师给出了一个参考价格，而周老师本身就把房挂牌出租，自然清楚这个价格很合理。冯善康一算，平均一周的租用价格不过500元左右，加上墙体受损的修补费用和一定的精神补偿，提出了1000元赔偿的方案。而在咨询律师朋友后，周老师也放弃了走法律途径，接受了方案。小郑也服气，自己本来就要租地方存放物品，租金该交，弄坏东西要赔偿也没问题。
杨家坪派出所辖区人口居住密集、流动人口多，各种矛盾纠纷也多，要维护好辖区治安，调处好这些矛盾很有必要，而在冯善康看来，这些问题中大部分对错很明确，难以达成共识的往往是赔偿金额，这时，作为调解员的民警，必须在其中“讲好价”，谈到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合理范围。
“溯源”：找到源头才能消除治安隐患
很多人以为，治安类案件相对简单，冯善康处理得多，是因为那些都是些小案，不像刑事案件，民警一头扎进一个案子里，可能就是好几个月。
事实上，人民群众无小事，一些看似清晰的案件，对于每一个群众来说，都是关乎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大事、疑难事。
冯善康办过的治安案件里，持续时间最长的超过2年。起因是件物业纠纷，这是很多市民都可能遇到的事。事情变得复杂，是从业主们使用高音喇叭维权开始，2019年3月的一天傍晚，突然冲出的一群人将音箱抢走，维权人士和这群不明人员发生了冲突，冲突中，一名业主受了伤。
“肯定是物业找来的人！”业主们的矛头指向了长期的“敌方”，有人甚至指出，“打人的就是小区保安，我认识！”冯善康介入调查后，经过多方比对，证实伤人者确实不曾在物业工作过。工作一向认真的他，向所有当时在场的业主进行了了解，完成了冲突另一方人员的“画像”，经过一周的努力，人员身份终于明确——带头的竟然就是一名小区业主！这名业主自己并不住在小区内，因此邻居们都没认出他，而他抢音箱的原因，是因为住在小区的母亲身体欠佳，被维权的声音吵到。
物业纠纷又夹杂邻里矛盾，中间还有人受伤，事情越发错综复杂，但这一点没有让冯善康退却。
在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冯善康一直处理这件事——伤人者受到了处理；受伤人伤情鉴定几度变化，案件性质也发生变化；发生了一件这样的案件，源头不根治恐怕还会发生，冯善康又主动联系各个相关单位，协调解决引起这件事的物业纠纷……到今年4月，伤人案件了结，小区也恢复和谐，邻里之间的隔阂也总算消除，冯善康为这件事跑了无数趟，身边人说他“管得宽”：“你办完这件治安案件就好，何必还要把邻里矛盾、物业纠纷也一管到底？”冯善康拿治安民警需要负责的消防工作作比喻，“预防胜于扑火，火灭了是好，但总归造成了伤害，让火不燃起来，消除源头的隐患，才是真正的好治安。”
“抢攻”：兵贵神速方能抓牢有限线索
能成功解决那起物业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冯善康靠的是执着和耐心，但一些治安案件，并不会给民警留下这么多时间来处理，一旦错过，线索就会断掉。
杨家坪是重庆主城传统的五大商圈之一，治安环境复杂，商圈吃喝玩乐的店铺多，夜经济繁荣，因此深夜的治安类警情就显得相对突出，常有突发的案件，不管多晚都需要第一时间处理，发动“抢攻”，因为商圈里人员流动性大，一旦错过时机，很可能就会浪费关键的线索。
5月的一天凌晨3点，刘小洪（化名）来派出所报警，称酒后跟另一名喝高了的小伙子发生口角，小刘还挨了几拳，等小刘酒醒，对方已经离开，商圈这么大，大半夜的，上哪儿去找对方？
冯善康引导小刘继续回忆，没想到，刘小洪倒是对打斗的过程很有印象，冯善康听完了描述，感觉打人的男子应该也不会好受，很可能受了伤，“对头，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可能把他手打遭了。”
“手受伤了怕是要赶紧去医院处理，出发！”冯善康对这类治安案件太有心得了，要找到伤人者必须讲时效，否则“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凌晨4点，冯善康开着警车在周边的医院、诊所转悠——20分钟后，在临近某区的一家医院，冯善康见到了挂急诊包扎的陈某，这正是酒后和刘小洪“冲”起来的那个小伙子。经讯问，陈某因为醉酒，将刘小洪错认为一名平时素与自己有隙的向某，酒后两人出现言语冲突，后来糊里糊涂动起了手。其实陈某是从外地来渝出差，第二天就要离渝，若不是冯善康神速出击，待陈某离开，再想帮刘小洪搞清楚发生了何事就太难了。冯善康对酒后出现过激行为的小伙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他们都表示，酒后失格，今后一定量力而行，再也不干傻事。
在基层派出所，尽管每天干的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接触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一件件小事认认真真做下去，冯善康的努力收到了回报，商圈越来越平安，群众越来越认同他，这让冯善康充满了干劲，他说：“做公安工作图什么，图的就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充满安全感。老百姓的认可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鼓励，我一定继续把每件小事办好，不负大家的期待。”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