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魔独孤传#
第六章 乱花渐欲迷人眼•11中土明教
独孤天云道：“不用多说，这分明是有人在暗中帮助张青。而且，很可能还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沐朝阳点了点头，道：“我的想法，与你一样。”
赛羲之道：“我看也是。要不然，这五六年来，张青又怎能每每脱逃？各大门派，都在找他，要不是有人在暗中相助，我想他有九条命死了也不够！”
单鸿儒接道：“那是谁在暗中助他呢？信上不是题了名字吗？”
赛羲之听了，心道：“四哥他平日做事，大大咧咧，今日却这等细心了！连我念信时念及的姓名，他也记下了。”但转口却道：“上面的署名，惟有一个‘虎’字，只怕这样的‘一字名’，是难以确认那人的身份的。”
只听得剑痴深深地叹了口气，道：“写信的人是谁，关系倒不是很大。只不知，这封信中所说的‘主公’是谁？这个‘主公’，一定是个来头不小的人。这里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莫大的阴谋。”
众人皆知剑痴言下之意，纷纷思索：这个所谓“主公”的人，到底是谁，是什么身份。
肖奂山忽问道：“难不成是魔教？”众人不禁一惊，全为肖奂山的这一句话所震摄。
沐朝阳道：“奂山你说的是‘明教’？”肖奂山点头应声。
沐朝阳沉思片刻，说道：“这也难说，也是不无可能。那明教自入我中土以来，势力不断扩张。近些年来，因我大宋皇帝崇奉道教，那些个‘食菜事魔’也是不甘示弱，便竭力往我中土佛道二教上拢靠，以借此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的掌教，不是称什么‘教主’，就是什么‘主公’的。这与信中所提，有所相似。”
这个明教，源起西域波斯，是由波斯胡人摩尼创立。待到唐朝时期，回鹘入唐，始引入中华。明教，本名摩尼教，又称明尊教，因其崇敬光明之神，方取“明”字意译，后来删繁去冗，“明尊教”便为人简称为“明教”。
又因它本名为“摩尼教”，简作“摩教”，而其教众各都行事诡秘，无按常理，江湖中人对其知之甚少，多有误解，“摩”、“魔”谐音，江湖人便多称明教为魔教。昔唐今宋，明教流传推广，已与我中华佛教、道教交汇容融。其教众人数众多，上至官吏、兵卒，下至秀才、农民，更不必说江湖中的各类异人豪杰了。
独孤天云听了岳父之话，不禁说道：“听说，这个明教在唐朝时期，也极其兴盛过。但不知后来又怎么没落了。传说，他们教徒，一不拜佛祖，二不拜老君，三不拜先圣，却是拜的外国老魔。也不知真假？”
沐朝阳一捻胡须，道：“此话不假。明教本就是异族教派，有此异同，也不足为奇。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传闻我中公华明教与波斯明教还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斗，据说当年那一战，确是惊天动地的。”
一旁的沐芷君惊讶不已，定了定神，问道：“难道……难道明教当中也有许多武功好手？”
沐朝阳道：“那是自然。明教是外教不错，但教众却尽是我中华人物，其中自然是不乏武功高手的。更有传说说，他们的教主便是一位武功大高手，而且武功是代代承传。有一种武功叫做什么‘乾坤’来着……”沐朝阳话未说完，剑痴文剑斩已接道：“叫做‘乾坤挪移大法’！”
“对，就是这个，‘乾坤挪移大法’！剑痴兄弟，你也听说过？”沐朝阳兴致昂然地说道。
文剑斩道：“我是听师父他老人家说过的。你刚才提到‘乾坤’，我便想起来了！”
沐朝阳“噢”了一声，竟转口说道：“难道……难道张青也入了明教？要不然……”
“我看极有这个可能……”单鸿儒插口道，又接着言道：“他本就是个叛徒，他叛出蓬莱派，现下入了别教别派，又有什么稀奇呢？”
独孤天云看着单鸿儒，微微顿首，道：“此话在理，极有可能。他入了别派，也便有了靠山。但……”说到这时，他不禁往文剑斩走近了几步，轻声问道：“大哥，我倒忘了问你是如何受伤的了。张青的武功虽高，但想要轻易伤你，那还是不易之事。难道是我岳父刚才说的什么‘乾坤挪移大法’？”
文剑斩微微摇头，缓缓神色道：“不，不是。是‘昆仑八打’……”
众人听罢，胆颤心惊。沐朝阳心神更是一颤，凛然说道：“你是说昆仑派的‘昆仑八打’？”其实“昆仑八打”前着“昆仑”二字，这不是昆仑派的，又是哪个派别的呢？沐先生这一说，实是明知故问，也只为强调而已。
剑痴面无表情，直是点头，眼神之中显现出一种说不清的恐惧来。
沐芷君插口说道：“剑痴大哥，你是说笑吧。世人皆知‘昆仑八打’是掌法，可你中的可是剑伤啊！”
沐芷君虽知昔年曾有张青甄剑大会掌法剑使的先例，但他心中纳闷，不明所以。可是，他确实也不敢多问，毕竟文剑斩是当世剑痴，武林中名声在外。当面向一个剑术好手提他的败绩之事，终究不是什么美事。
哪知文剑斩竟缓缓说道：“他用的是剑法，一共是八剑……”
独孤天云听此一说，又忽然忆起了昔年与文剑斩一起参加万剑山庄甄剑大会的情形来。想起当年张青曾以掌法使剑，力斗数人的情形，当真感慨万千。当即问道：“大哥，他是用掌法使剑，是吗？”
文剑斩又摇了摇头，道：“不是。是剑法。原原本本的剑法！”
众人听得清楚文剑斩说出的每个一字，是更加惊奇。
赛羲之连忙问道：“那你又说是什么‘昆仑八打’？昆仑派从来就没有什么‘昆仑八打剑法’。‘昆仑八剑’倒是有的。唉，真是不明所以。”
赛羲之以为文剑斩是有意卖关子，只觉不屑。只见文剑斩躺在椅子上，正色道：“确实是‘昆仑八打’，但已不是掌法，更没一点儿掌法的影子。我……我之前从没见过那么流利的剑法，那种速度，那种招式，我是想都不敢想。”
众人双眼齐齐向剑痴脸上看去，只觉得他那张白皙的脸庞神色更显凝重，与其平常全然不同。
第六章 乱花渐欲迷人眼•11中土明教
独孤天云道：“不用多说，这分明是有人在暗中帮助张青。而且，很可能还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沐朝阳点了点头，道：“我的想法，与你一样。”
赛羲之道：“我看也是。要不然，这五六年来，张青又怎能每每脱逃？各大门派，都在找他，要不是有人在暗中相助，我想他有九条命死了也不够！”
单鸿儒接道：“那是谁在暗中助他呢？信上不是题了名字吗？”
赛羲之听了，心道：“四哥他平日做事，大大咧咧，今日却这等细心了！连我念信时念及的姓名，他也记下了。”但转口却道：“上面的署名，惟有一个‘虎’字，只怕这样的‘一字名’，是难以确认那人的身份的。”
只听得剑痴深深地叹了口气，道：“写信的人是谁，关系倒不是很大。只不知，这封信中所说的‘主公’是谁？这个‘主公’，一定是个来头不小的人。这里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莫大的阴谋。”
众人皆知剑痴言下之意，纷纷思索：这个所谓“主公”的人，到底是谁，是什么身份。
肖奂山忽问道：“难不成是魔教？”众人不禁一惊，全为肖奂山的这一句话所震摄。
沐朝阳道：“奂山你说的是‘明教’？”肖奂山点头应声。
沐朝阳沉思片刻，说道：“这也难说，也是不无可能。那明教自入我中土以来，势力不断扩张。近些年来，因我大宋皇帝崇奉道教，那些个‘食菜事魔’也是不甘示弱，便竭力往我中土佛道二教上拢靠，以借此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的掌教，不是称什么‘教主’，就是什么‘主公’的。这与信中所提，有所相似。”
这个明教，源起西域波斯，是由波斯胡人摩尼创立。待到唐朝时期，回鹘入唐，始引入中华。明教，本名摩尼教，又称明尊教，因其崇敬光明之神，方取“明”字意译，后来删繁去冗，“明尊教”便为人简称为“明教”。
又因它本名为“摩尼教”，简作“摩教”，而其教众各都行事诡秘，无按常理，江湖中人对其知之甚少，多有误解，“摩”、“魔”谐音，江湖人便多称明教为魔教。昔唐今宋，明教流传推广，已与我中华佛教、道教交汇容融。其教众人数众多，上至官吏、兵卒，下至秀才、农民，更不必说江湖中的各类异人豪杰了。
独孤天云听了岳父之话，不禁说道：“听说，这个明教在唐朝时期，也极其兴盛过。但不知后来又怎么没落了。传说，他们教徒，一不拜佛祖，二不拜老君，三不拜先圣，却是拜的外国老魔。也不知真假？”
沐朝阳一捻胡须，道：“此话不假。明教本就是异族教派，有此异同，也不足为奇。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传闻我中公华明教与波斯明教还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斗，据说当年那一战，确是惊天动地的。”
一旁的沐芷君惊讶不已，定了定神，问道：“难道……难道明教当中也有许多武功好手？”
沐朝阳道：“那是自然。明教是外教不错，但教众却尽是我中华人物，其中自然是不乏武功高手的。更有传说说，他们的教主便是一位武功大高手，而且武功是代代承传。有一种武功叫做什么‘乾坤’来着……”沐朝阳话未说完，剑痴文剑斩已接道：“叫做‘乾坤挪移大法’！”
“对，就是这个，‘乾坤挪移大法’！剑痴兄弟，你也听说过？”沐朝阳兴致昂然地说道。
文剑斩道：“我是听师父他老人家说过的。你刚才提到‘乾坤’，我便想起来了！”
沐朝阳“噢”了一声，竟转口说道：“难道……难道张青也入了明教？要不然……”
“我看极有这个可能……”单鸿儒插口道，又接着言道：“他本就是个叛徒，他叛出蓬莱派，现下入了别教别派，又有什么稀奇呢？”
独孤天云看着单鸿儒，微微顿首，道：“此话在理，极有可能。他入了别派，也便有了靠山。但……”说到这时，他不禁往文剑斩走近了几步，轻声问道：“大哥，我倒忘了问你是如何受伤的了。张青的武功虽高，但想要轻易伤你，那还是不易之事。难道是我岳父刚才说的什么‘乾坤挪移大法’？”
文剑斩微微摇头，缓缓神色道：“不，不是。是‘昆仑八打’……”
众人听罢，胆颤心惊。沐朝阳心神更是一颤，凛然说道：“你是说昆仑派的‘昆仑八打’？”其实“昆仑八打”前着“昆仑”二字，这不是昆仑派的，又是哪个派别的呢？沐先生这一说，实是明知故问，也只为强调而已。
剑痴面无表情，直是点头，眼神之中显现出一种说不清的恐惧来。
沐芷君插口说道：“剑痴大哥，你是说笑吧。世人皆知‘昆仑八打’是掌法，可你中的可是剑伤啊！”
沐芷君虽知昔年曾有张青甄剑大会掌法剑使的先例，但他心中纳闷，不明所以。可是，他确实也不敢多问，毕竟文剑斩是当世剑痴，武林中名声在外。当面向一个剑术好手提他的败绩之事，终究不是什么美事。
哪知文剑斩竟缓缓说道：“他用的是剑法，一共是八剑……”
独孤天云听此一说，又忽然忆起了昔年与文剑斩一起参加万剑山庄甄剑大会的情形来。想起当年张青曾以掌法使剑，力斗数人的情形，当真感慨万千。当即问道：“大哥，他是用掌法使剑，是吗？”
文剑斩又摇了摇头，道：“不是。是剑法。原原本本的剑法！”
众人听得清楚文剑斩说出的每个一字，是更加惊奇。
赛羲之连忙问道：“那你又说是什么‘昆仑八打’？昆仑派从来就没有什么‘昆仑八打剑法’。‘昆仑八剑’倒是有的。唉，真是不明所以。”
赛羲之以为文剑斩是有意卖关子，只觉不屑。只见文剑斩躺在椅子上，正色道：“确实是‘昆仑八打’，但已不是掌法，更没一点儿掌法的影子。我……我之前从没见过那么流利的剑法，那种速度，那种招式，我是想都不敢想。”
众人双眼齐齐向剑痴脸上看去，只觉得他那张白皙的脸庞神色更显凝重，与其平常全然不同。
【党史上的今天——12月24日】1946年12月24日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暴运动)的导火线。
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50万名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改善学生和人民生活，停止不得人心的内战。
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谈话，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以及中国人民世界和平促进会、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华全国工商协会等团体的爱国民主人士发表声明，对学生表示声援。海外爱国华侨也发起抗暴签名运动和集会，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这样，以反对美军暴行为主的爱国学生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形成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下，美国政府被迫宣布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美军，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1952年12月2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
1952年12月24日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关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提议作了说明。他说：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考虑到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由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地方，则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为着适应新时期的国家任务，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此，中国共产党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泽东谈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
谈到“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
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强调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强调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他谈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总之，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此之前，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指出这一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挑起的，应该彻底平反。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几个重要的观点。一是关于对外政策。邓小平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市场经济是不是必然姓“资”，以及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明白、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网、人民网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暴运动)的导火线。
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50万名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改善学生和人民生活，停止不得人心的内战。
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谈话，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以及中国人民世界和平促进会、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华全国工商协会等团体的爱国民主人士发表声明，对学生表示声援。海外爱国华侨也发起抗暴签名运动和集会，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这样，以反对美军暴行为主的爱国学生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形成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下，美国政府被迫宣布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美军，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1952年12月2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
1952年12月24日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关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提议作了说明。他说：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考虑到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由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地方，则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为着适应新时期的国家任务，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此，中国共产党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泽东谈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
谈到“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
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强调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强调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他谈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总之，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此之前，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指出这一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挑起的，应该彻底平反。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几个重要的观点。一是关于对外政策。邓小平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市场经济是不是必然姓“资”，以及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明白、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网、人民网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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