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事故，除去经济、社会因素，至少有一半原因是在于对陌生人装乏一种共情、理解、体谅与慈悲。
如果都只为自己想、不为对方想，人与人的立场不一，负面情绪与对立反应不受自我管理，冲突、嗔恨、互相激发的戾气由此而生，会造成悲剧。
对他人，一念之善，一念之后退，一念之彼此怜悯是多么重要。
真正明白自身之苦，才会体悟他人之苦。
如果都只为自己想、不为对方想，人与人的立场不一，负面情绪与对立反应不受自我管理，冲突、嗔恨、互相激发的戾气由此而生，会造成悲剧。
对他人，一念之善，一念之后退，一念之彼此怜悯是多么重要。
真正明白自身之苦，才会体悟他人之苦。
活在世间，众人万千，
相貌有异，心各不同。
因为身处环境不一，
因为经历遭遇有别，
所以很难感同身受。
人与人，不一样，
不要用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别人，评论他人。
“把自己的脚，伸进别人的鞋里”，
对别人是一种不尊重，
对自己是一种不认同。
唯有给予理解，互不干涉，
才能和睦相处，活得轻松。#今日贴纸打卡# https://t.cn/RJPse79
相貌有异，心各不同。
因为身处环境不一，
因为经历遭遇有别，
所以很难感同身受。
人与人，不一样，
不要用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别人，评论他人。
“把自己的脚，伸进别人的鞋里”，
对别人是一种不尊重，
对自己是一种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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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的重要
丰子恺先生在《无用之美》ー文中谈到,在展览会中，如果有人问我：“绘画到底有什么用?”我准拟答复他说：“绘画是无用的。”“无用的东西！画家何苦画？展览会何苦开？”“纯正的绘画一定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纯正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真的美术的绘画其本质是“美”的。美是感情的，不是知识的，是欣赏的，不是实用的。所以画家但求表现其在人生自然中所发见的美，不是教人一种知识；看画的人，也只要用感情去欣赏其美，不可用知识去探究其实用。真的绘画，除了表现与欣赏之外，没有别的实际的目的。
他强调：人类倘然没有了感情，世界将变成何等机械、冷酷而荒凉的生存竞争的战场！世界倘没有了美术，人生将何等寂寥而枯燥！美术是感情的产物，是人生的慰安。它能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所以说“真的绘画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真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便是绘画的大用。
丰子恺先生所说的，艺术审美不能带来物质生活的有用，但能带来情感生活的大用！这往往是有些家长忽视的，其实父母最大的功能，就在于与儿女保持良好的情感联系与沟通，如果父母与儿女一方缺乏审美能力，那么双方的情感沟通就难以达至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真善美”的“美”的范畴内，可分为生活美（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艺术美（艺术审美）、道德美（高尚的情操）。艺术审美除了有其本身的魅力和愉悦精神的功能外，还可连接生活美和道德美，通过艺术审美中的优美感和崇高感的涵养，来增加对生活美感知的敏感度和加深对道德美领悟的深度，从而由生活美走向道德美，再由道德美范导来践行生活美。
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审美资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将重点放在审美资源的挖掘上，而不是恢复其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个人伦理上。这些伦理传统导致的中国的官场唯上的为官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表里不一的伪善行为等，明显地与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理性的趋势不符。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十分重视审美的作用，甚至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
王国维与蔡元培在中国近代美育史上是双峰并立，他们都有良好的国学基础，又有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都以康德哲学作为自己的美育思想的基础,且都试图从美育这种人文主义教育中寻找替代与支撑(老李注：替代宗教与寻求情感支撑)。但他们又存在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注重探究人生的终极问题，注重其无用之用，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关怀。蔡元培注重“启蒙”思想，注重精神的陶治和对于人生价值的追寻，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倾向，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教育落后、国家贫穷，国民精神空虚，无所慰藉，而以大量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如何疗救国民的精神空虚?王国维并不反对宗教的作用，不过他认为宗教只适用于下流社会,在王国维看来，虽然社会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往往将宗教斥为迷信活动，但是，若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则关于“神之是否存在”“灵魂之是否不灭”，我们却既不能证明其必有，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其必无。因为这一问题，超越我们的知识能力范围之外。如若不去管宗教在知识上的价值如何，而仅仅着眼于它对人感情上的作用，那么宗教存在的意义则是不容否定的了。
但王国维更推崇在上流社会用艺术来疗教，他认为，上流社会知识广，希望亦多。上流社会感情上的疾患，非以感情治之不可，而非干燥的科学与严肃的道德所能治疗。这不得不求诸艺术，艺术才是上流社会的宗教。他说“宗教的慰藉是理想的，而艺术的慰藉是现实的。”艺术的作用，还是“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在王国维看来，艺术的慰藉，主要是具有情感的慰藉和道德的升华意义。他将“艺术视为上流社会的宗教”，强调了它的形而上学的超越意义。艺术应超越直接的、庸俗的功利目的，如功名利禄、个人的物欲和私欲，以及政治斗争和道德说教。超越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摆脱，而意味着批判，即对庸俗人生价值观的批判。
蔡元培先生针对当时有不少人提出通过信仰基督教或者尊崇孔教来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改造的主张，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蔡元培看来，宗教是历史的产物，最初包含了知识、意志、情感三种作用在内。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知识与意志都脱离宗教而独立(老李注：指科学和伦理学)，于是宗教只与情感作用，即美感相关。但是与美感相关的美术也在进化，逐渐脱离宗教。因此，美育也与宗教脱离，而附于宗教的美育则会“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剌感情。”在他看来，宗教是保守而排斥异己的，美育则可以陶养人的情感，因为美具有普遍和超脱的性质。因而以美育代宗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虽然王国维与蔡元培两者的美育思想皆受康德美学思想所影响，但相比较而言，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着眼于人生苦痛的解脱，与人生价值的升华。注重人体人格的生成与升华。而蔡元培则更侧重于审美效应的社会指向，改造国民劣根性，启蒙国民思想，促进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以上王国维、蔡元培美育思想内容摘自新浪敖丹的博客《王国维与蔡元培美育思想之浅析》)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都将宗教的主要作用定义为情感的慰藉，而艺术审美或美育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因此可以替代之，而且后者更加人性化、现实化。有所不同的是，王国维更加强调个人的涵养，蔡元培更加强调国民性的改造。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重视审美的作用，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的环境下，有着现实的意义。
当下中国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当时的年代相比，其改善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未相应带来精神生活的丰富,相反,由于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正确的认识观是“唯物观”，并因此导致了中国人的人生观、道德观的物质化，因此,在追求物质生活欲望的无限化与追求能力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矛盾，不少人不可避免地浮躁、烦闷、怨愤，以至于精神空虚。
提高中国人的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是我们常说的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的ー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人自身的健康成长，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沟通。而艺术审美或美育对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起到非常直接和有效的作用。
丰子恺先生在《无用之美》ー文中谈到,在展览会中，如果有人问我：“绘画到底有什么用?”我准拟答复他说：“绘画是无用的。”“无用的东西！画家何苦画？展览会何苦开？”“纯正的绘画一定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纯正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真的美术的绘画其本质是“美”的。美是感情的，不是知识的，是欣赏的，不是实用的。所以画家但求表现其在人生自然中所发见的美，不是教人一种知识；看画的人，也只要用感情去欣赏其美，不可用知识去探究其实用。真的绘画，除了表现与欣赏之外，没有别的实际的目的。
他强调：人类倘然没有了感情，世界将变成何等机械、冷酷而荒凉的生存竞争的战场！世界倘没有了美术，人生将何等寂寥而枯燥！美术是感情的产物，是人生的慰安。它能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所以说“真的绘画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真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便是绘画的大用。
丰子恺先生所说的，艺术审美不能带来物质生活的有用，但能带来情感生活的大用！这往往是有些家长忽视的，其实父母最大的功能，就在于与儿女保持良好的情感联系与沟通，如果父母与儿女一方缺乏审美能力，那么双方的情感沟通就难以达至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真善美”的“美”的范畴内，可分为生活美（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艺术美（艺术审美）、道德美（高尚的情操）。艺术审美除了有其本身的魅力和愉悦精神的功能外，还可连接生活美和道德美，通过艺术审美中的优美感和崇高感的涵养，来增加对生活美感知的敏感度和加深对道德美领悟的深度，从而由生活美走向道德美，再由道德美范导来践行生活美。
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审美资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将重点放在审美资源的挖掘上，而不是恢复其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个人伦理上。这些伦理传统导致的中国的官场唯上的为官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表里不一的伪善行为等，明显地与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理性的趋势不符。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十分重视审美的作用，甚至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
王国维与蔡元培在中国近代美育史上是双峰并立，他们都有良好的国学基础，又有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都以康德哲学作为自己的美育思想的基础,且都试图从美育这种人文主义教育中寻找替代与支撑(老李注：替代宗教与寻求情感支撑)。但他们又存在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注重探究人生的终极问题，注重其无用之用，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关怀。蔡元培注重“启蒙”思想，注重精神的陶治和对于人生价值的追寻，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倾向，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教育落后、国家贫穷，国民精神空虚，无所慰藉，而以大量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如何疗救国民的精神空虚?王国维并不反对宗教的作用，不过他认为宗教只适用于下流社会,在王国维看来，虽然社会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往往将宗教斥为迷信活动，但是，若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则关于“神之是否存在”“灵魂之是否不灭”，我们却既不能证明其必有，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其必无。因为这一问题，超越我们的知识能力范围之外。如若不去管宗教在知识上的价值如何，而仅仅着眼于它对人感情上的作用，那么宗教存在的意义则是不容否定的了。
但王国维更推崇在上流社会用艺术来疗教，他认为，上流社会知识广，希望亦多。上流社会感情上的疾患，非以感情治之不可，而非干燥的科学与严肃的道德所能治疗。这不得不求诸艺术，艺术才是上流社会的宗教。他说“宗教的慰藉是理想的，而艺术的慰藉是现实的。”艺术的作用，还是“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在王国维看来，艺术的慰藉，主要是具有情感的慰藉和道德的升华意义。他将“艺术视为上流社会的宗教”，强调了它的形而上学的超越意义。艺术应超越直接的、庸俗的功利目的，如功名利禄、个人的物欲和私欲，以及政治斗争和道德说教。超越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摆脱，而意味着批判，即对庸俗人生价值观的批判。
蔡元培先生针对当时有不少人提出通过信仰基督教或者尊崇孔教来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改造的主张，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蔡元培看来，宗教是历史的产物，最初包含了知识、意志、情感三种作用在内。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知识与意志都脱离宗教而独立(老李注：指科学和伦理学)，于是宗教只与情感作用，即美感相关。但是与美感相关的美术也在进化，逐渐脱离宗教。因此，美育也与宗教脱离，而附于宗教的美育则会“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剌感情。”在他看来，宗教是保守而排斥异己的，美育则可以陶养人的情感，因为美具有普遍和超脱的性质。因而以美育代宗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虽然王国维与蔡元培两者的美育思想皆受康德美学思想所影响，但相比较而言，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着眼于人生苦痛的解脱，与人生价值的升华。注重人体人格的生成与升华。而蔡元培则更侧重于审美效应的社会指向，改造国民劣根性，启蒙国民思想，促进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以上王国维、蔡元培美育思想内容摘自新浪敖丹的博客《王国维与蔡元培美育思想之浅析》)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都将宗教的主要作用定义为情感的慰藉，而艺术审美或美育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因此可以替代之，而且后者更加人性化、现实化。有所不同的是，王国维更加强调个人的涵养，蔡元培更加强调国民性的改造。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重视审美的作用，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的环境下，有着现实的意义。
当下中国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当时的年代相比，其改善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未相应带来精神生活的丰富,相反,由于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正确的认识观是“唯物观”，并因此导致了中国人的人生观、道德观的物质化，因此,在追求物质生活欲望的无限化与追求能力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矛盾，不少人不可避免地浮躁、烦闷、怨愤，以至于精神空虚。
提高中国人的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是我们常说的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的ー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人自身的健康成长，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沟通。而艺术审美或美育对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起到非常直接和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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