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缺点，或者是缺陷，许多人认为是个污点，是个累赘，我却觉得可以是珍珠，是宝玉。
孙悟空如果没有紧箍咒，怎么个成佛法？早就堕入杂碎了。
缺陷恰恰就是我们的紧箍咒，一放飞自我就挨整，一飘起来就被压，做得再好，也逼着你冷静谨慎。如此痛苦的源泉，正是心性的砥砺和提升，不是好事是什么？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谓蚌病成珠，人生如何没有希望？

12月。

月亮是创作的冥思，是深夜的耕耘，她像坐在花丛中的母亲，孕育着灵感与生命。创作永远是快乐与痛苦并存的，她沉思，想要突破舒适圈，想要往更远的彼方航行，宝剑是灵感和聪慧，也是蚌病成珠的阵痛。

创作已经开始，是她前行的航标，也是她治愈自己的良药，伤口上药难免疼痛，但突破自我带来的快乐，会让所有殊途都走向同归。

好消息在路上，心里有刺，笔下生花。

苏轼一生最大的人格偶像，一是孔子，一是陶渊明。

“经学三书”的撰写是为了向“圣人”孔子致敬，而历时近十年终告完成的“和陶诗”一百数十首，则是向“贤人”陶渊明看齐。

苏轼的“平生功业”与“忧困书写”

——兼论苏轼“和陶”之缘起及其晚年心境

苏轼晚年，迭遭磨难，颠沛流离，其所处虽无囹圄，其所感则不啻楚囚。尤其谪居海南儋耳期间，“日啗藷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1]。

可以说，奠定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作家地位的诗文，大多是其人生遭遇重创、垒块纵横、忧思无以排遣时心血之所凝聚，我们姑且将这一类创作称为“忧困书写”。

所谓“忧困书写”，盖指诗人写作时之处境与心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可能与其处境与心境适成比照甚至正相反对的作品风貌和艺术境界。

犹如“蚌病成珠”，越是生命忧困之写作，反倒越是能够超越于现实之忧困，形成诗文情境与意境之反转，从而在艺术创造与人格淬炼上登峰造极，臻于化境。

就苏轼而言，如果没有这些艰苦卓绝的“忧困书写”，其精神生命便无以高蹈轻举，遗世独立，其人格气象也难以瑰玮洒落，超迈时流，其诗文风格更无从精深华妙，夺胎换骨。

今人对苏轼的接受，常常迭经辗转，道听途说，故其人生遭际虽可考诸史传篇籍，而其晚年心境究竟如何，其生命境界究竟有何转进，则恐怕未必能够细体深知。

我们惯于在一般的文学接受中，去与那位洒脱豪放、乐观豁达、百折不挠、飘飘若仙的坡翁“约会”，向他投以钦敬、歆羡和爱慕的目光，却忘记了他也不过是和我们一样在人世的艰辛和苦难中挣扎前行的人。

苏轼与我们的不同在于，我们常在“忧困”中失去斗志，自甘平庸，日益沉沦；而他，却在“忧困”中修行，在“忧困”中书写，并最终通过蘸着血泪写下的文字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当大多数人随着生命的“自由落体”运动而销声匿迹时，这个叫苏轼的人却还“活着”。

然而，这个活在诗文中或者说精神时空中的苏轼，还是当初那个短暂存活于物理时空中的苏轼吗？对于这一点，我真的很怀疑。

既然按照庄子的观点，经书不过是“古人之糟粕”（《庄子·天道》），荀粲之徒更以“六籍乃圣人之糠秕”（《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苏轼本人也说过“谁知圣人意，不尽书籍中”（《嘲子由》）[2]，我们又该怎样去理解苏轼之“为文”与苏轼之“为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呢？

一个无须证明的常识是，尽管我们只能通过“文”去了解“人”，但“文”与“人”究竟并非一物。

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谭献《复堂词录序》），一旦涉及今人对古人的跨越时空的神交冥会，就不得不面临一个“以意逆志”“沿波讨源”的方法论问题。

正是在此一意义上，透过苏轼晚年的“忧困书写”，去探寻其文学上的“平生功业”，就不再仅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更须在心灵史、精神史以及思想史的视域中予以探析和研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