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部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规范》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1〕2193号中国地质调查局及部其他直属单位，部机关各司局：《自然资源部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规范》已经部同意，现印发你们，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2021年11月26日自然资源部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规范为提升自然资源部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高效便... https://t.cn/A6xucCLw
【红星观察|成德眉资进入都市圈时代，人口将流向哪里？“虹吸”如何变“红利”？】#成德眉资人口未来将流向哪里# 近期，“成都都市圈”是个热词。作为继南京和福州之后，国家批准的全国第三个、中西部第一个国家级都市圈，《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简称《规划）中的一组数字被反复提及：总面积3.31万平方公里，2020年末常住人口约2966万人。在逼近“3000万”档的人口总量中，成都占了约七成，随着都市圈建设目标逐渐明确，成都集聚更多目光的同时也衍生出一些担忧：会不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虹吸效应”？
“在发展初期的人口‘虹吸效应’是无法避免的，都市圈在发展过程中，人口和产业势必会向核心城市集聚，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集聚和辐射这一对关系。”在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杨继瑞看来，都市圈时代的人口“虹吸效应”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中心城市在不断集聚资源的同时还应该发挥出溢出效应。
事实上，在《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出台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虹吸效应”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在《规划》中明确提出，成都和周边城市要突出中心引领、强化区域联动，就是要利用《规划》的导向，既解决中心城市的‘大城市病’问题，又从一定程度上减弱虹吸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都市圈的区域尺度上让要素的布局配置更为均衡。”参与《规划》制定的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城市群与都市圈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强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集聚到溢出，推动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未来的成都都市圈很有希望承载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产业。
01、都市圈时代
是否会加剧中心城市人口“虹吸效应”？
迈入城市群时代，考察人口流向及空间结构特征，对透视区域发展潜力意义重大。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目前成都都市圈目前经济、人口等要素仍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市，也就是成都。
梳理2020年的数据，成都都市圈常住人口约2966万人，这其中成都人口占了2093万，可以说是占据了“圈”内人口的大半壁江山，随着都市圈时代的到来，是不是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虹吸效应”？
“都市圈时代不可避免会出现人口‘虹吸效应’，但这并不可怕。”长期研究区域发展的杨继瑞认为，在都市圈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口“虹吸效应”是无法避免的，但应该正确理解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处理好合作和竞争的关系。杨继瑞和团队曾经研究过长三角、珠三角城市之间人口和经济的布局、流向，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依托中心城市的带动，部分城市群或者都市圈在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分工上实现了进一步调整，“中心城市在发展的初始时期，集聚是形成其自身实力的必由之路，但当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周边城市也希望得到它的辐射。由此，中心城市产生溢出效应，一如上海边上的苏州，深圳边上的东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上海、深圳的溢出下发展起来的。”
泽平宏观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从另一侧面佐证了这一观点。从全国人才流动趋势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同时城市群内人才流动取代2019年的京沪间人才流动，成为主流。“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城市对上海的人才分流作用显著，上海人才流入流出前十城市多位于长三角。”智联招聘相关负责人表示，尤其是从去向看，上海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杭州、苏州、北京、无锡、南京、深圳、郑州、合肥、扬州、西安，长三角城市就占到了6个。如果把对人才的吸引力扩大到全国来看，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长三角城市就占据了5席。
02、如何看待“虹吸”和“反虹吸”？
要素再布局过程中形成正面效应
那么，对于成都都市圈内的各城市而言，应该如何看待“虹吸效应”？
“实际上，我们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也认为‘虹吸效应’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区域的发展规律，用空间布局的优化来支撑整个都市圈的格局进一步提升。”在王强看来，人口和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是符合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然而，随着集聚效应的进一步加速，将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交通拥堵、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相对短缺，等等一系列的“大城市病”，这也恰恰是《规划》要解决的问题。
王强进一步解读，比如在《规划》中明确提出，中心城市成都和周边的德眉资三市要突出中心引领、强化区域联动，实际上也是超越城市的尺度，用一个区域的尺度去解决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大城市病”，避免要素在中心城市过度聚集，减弱“虹吸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王强看来，“虹吸效应”并不可怕，更应该要客观地看待事物的两面性，“虹吸效应”也有正面效应。基于“人随产业走”的基本逻辑，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本质上是各种产业、要素在空间上的再布局、再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要发挥好“虹吸效应”的正面影响，尽可能避免不利的影响。
一个鲜活的例子是，上海因为转型第三产业，不再重点发展制造业，但是上海保留的企业总部、研发、营销、商务等却需要和周边城市形成互动。受此影响，昆山、太仓、常熟、苏州、无锡等地主动扮演上海的“生产车间”，形成深度的产业分工。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被上海虹吸成“贫困区”，反而发展成了全国排名前列的发达地区。
如何激活“虹吸效应”的正面影响？在对于中心城市成都而言，王强认为关键还是要重点关注适合成都的高端智能，把金融资源配置、全球贸易服务、对外交往门户等等功能进一步做优做强，对于一般性的制造业、物流、商贸服务业等功能可以在德眉资三市来做更多的布局，引导优质公共服 务资源向周边辐射延伸,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这实际上就是利用《规划》的导向，既解决了中心城市成都的’大城市病’问题，又在都市圈的区域尺度上，让要素的布局配置更为均衡。”
03、如何把“虹吸效应”变为“辐射效应”？
共建跨区域产业生态圈是切入口
事实上，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虹吸效应”到来的还有另一个词——“溢出效应”，从“虹吸效应”到“溢出效应”，成都都市圈内城市还要走多久？
王强认为，从上海大都市圈、广州都市圈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汲取经验。比如，这些都市圈内的城市联系都比较紧密，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发展态势，最大的亮点是已经形成了产业分工合作的格局。比如，广州都市圈中，包括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广深佛莞智能装备集群、深广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在内的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均为跨区域产业集群。
“近年来，成都都市圈虽然在产业分工协作方面有非常明显的进展的，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与成熟都市圈相比，还存在中心城市外溢效应不明显、产业协作配套不强等问题。”王强说，在《规划》中也明确强调了未来在发展模式上，在成都与三市交界地带优先来打造“三区三带”，共建跨区域的产业生态圈，在王强看来，这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口。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规划》中明确勾勒了三条产业带，以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带、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带为核心，四市共建都市圈高能级发展空间载体。同时，还要构建“研发+转化”“总部+基地”“终端产品+协作配套”等产业分工模式，促进成都都市圈内上下游企业紧密合作。
王强提醒道，在这一产业生态圈的建设过程中，各个城市都应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突出自己的长板，“比如说，德阳做重型装备制造，那么眉山就要突出新型显示、食品加工等产业，资阳更多要突出口腔医疗服务、口腔装备等等。”王强认为，德眉资三市更多的要突出长板效应，做好自己擅长的事。而从成都而言，疏解一般制造业将是最近几年的重要任务，这对于其他三市来说就是机遇。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是王强着重提到的一项内容。在他看来，目前成都都市圈内人口、经济等要素分布是不均衡的，通过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改革，可以促进人口、产业、经济等要素的布局，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在成都、德阳、眉山、资阳更为均衡的去配置资源，那么成都都市圈凭借着先天的自然条件优势，加上便捷的交通、优质的公共服务等等，将吸引产业资本流入，成为人口净流入的重要区域。https://t.cn/A6xR7jv4
“在发展初期的人口‘虹吸效应’是无法避免的，都市圈在发展过程中，人口和产业势必会向核心城市集聚，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集聚和辐射这一对关系。”在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杨继瑞看来，都市圈时代的人口“虹吸效应”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中心城市在不断集聚资源的同时还应该发挥出溢出效应。
事实上，在《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出台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虹吸效应”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在《规划》中明确提出，成都和周边城市要突出中心引领、强化区域联动，就是要利用《规划》的导向，既解决中心城市的‘大城市病’问题，又从一定程度上减弱虹吸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都市圈的区域尺度上让要素的布局配置更为均衡。”参与《规划》制定的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城市群与都市圈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强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集聚到溢出，推动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未来的成都都市圈很有希望承载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产业。
01、都市圈时代
是否会加剧中心城市人口“虹吸效应”？
迈入城市群时代，考察人口流向及空间结构特征，对透视区域发展潜力意义重大。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目前成都都市圈目前经济、人口等要素仍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市，也就是成都。
梳理2020年的数据，成都都市圈常住人口约2966万人，这其中成都人口占了2093万，可以说是占据了“圈”内人口的大半壁江山，随着都市圈时代的到来，是不是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虹吸效应”？
“都市圈时代不可避免会出现人口‘虹吸效应’，但这并不可怕。”长期研究区域发展的杨继瑞认为，在都市圈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口“虹吸效应”是无法避免的，但应该正确理解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处理好合作和竞争的关系。杨继瑞和团队曾经研究过长三角、珠三角城市之间人口和经济的布局、流向，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依托中心城市的带动，部分城市群或者都市圈在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分工上实现了进一步调整，“中心城市在发展的初始时期，集聚是形成其自身实力的必由之路，但当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周边城市也希望得到它的辐射。由此，中心城市产生溢出效应，一如上海边上的苏州，深圳边上的东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上海、深圳的溢出下发展起来的。”
泽平宏观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从另一侧面佐证了这一观点。从全国人才流动趋势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同时城市群内人才流动取代2019年的京沪间人才流动，成为主流。“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城市对上海的人才分流作用显著，上海人才流入流出前十城市多位于长三角。”智联招聘相关负责人表示，尤其是从去向看，上海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杭州、苏州、北京、无锡、南京、深圳、郑州、合肥、扬州、西安，长三角城市就占到了6个。如果把对人才的吸引力扩大到全国来看，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长三角城市就占据了5席。
02、如何看待“虹吸”和“反虹吸”？
要素再布局过程中形成正面效应
那么，对于成都都市圈内的各城市而言，应该如何看待“虹吸效应”？
“实际上，我们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也认为‘虹吸效应’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区域的发展规律，用空间布局的优化来支撑整个都市圈的格局进一步提升。”在王强看来，人口和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是符合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然而，随着集聚效应的进一步加速，将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交通拥堵、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相对短缺，等等一系列的“大城市病”，这也恰恰是《规划》要解决的问题。
王强进一步解读，比如在《规划》中明确提出，中心城市成都和周边的德眉资三市要突出中心引领、强化区域联动，实际上也是超越城市的尺度，用一个区域的尺度去解决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大城市病”，避免要素在中心城市过度聚集，减弱“虹吸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王强看来，“虹吸效应”并不可怕，更应该要客观地看待事物的两面性，“虹吸效应”也有正面效应。基于“人随产业走”的基本逻辑，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本质上是各种产业、要素在空间上的再布局、再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要发挥好“虹吸效应”的正面影响，尽可能避免不利的影响。
一个鲜活的例子是，上海因为转型第三产业，不再重点发展制造业，但是上海保留的企业总部、研发、营销、商务等却需要和周边城市形成互动。受此影响，昆山、太仓、常熟、苏州、无锡等地主动扮演上海的“生产车间”，形成深度的产业分工。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被上海虹吸成“贫困区”，反而发展成了全国排名前列的发达地区。
如何激活“虹吸效应”的正面影响？在对于中心城市成都而言，王强认为关键还是要重点关注适合成都的高端智能，把金融资源配置、全球贸易服务、对外交往门户等等功能进一步做优做强，对于一般性的制造业、物流、商贸服务业等功能可以在德眉资三市来做更多的布局，引导优质公共服 务资源向周边辐射延伸,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这实际上就是利用《规划》的导向，既解决了中心城市成都的’大城市病’问题，又在都市圈的区域尺度上，让要素的布局配置更为均衡。”
03、如何把“虹吸效应”变为“辐射效应”？
共建跨区域产业生态圈是切入口
事实上，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虹吸效应”到来的还有另一个词——“溢出效应”，从“虹吸效应”到“溢出效应”，成都都市圈内城市还要走多久？
王强认为，从上海大都市圈、广州都市圈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汲取经验。比如，这些都市圈内的城市联系都比较紧密，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发展态势，最大的亮点是已经形成了产业分工合作的格局。比如，广州都市圈中，包括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广深佛莞智能装备集群、深广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在内的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均为跨区域产业集群。
“近年来，成都都市圈虽然在产业分工协作方面有非常明显的进展的，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与成熟都市圈相比，还存在中心城市外溢效应不明显、产业协作配套不强等问题。”王强说，在《规划》中也明确强调了未来在发展模式上，在成都与三市交界地带优先来打造“三区三带”，共建跨区域的产业生态圈，在王强看来，这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口。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规划》中明确勾勒了三条产业带，以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带、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带为核心，四市共建都市圈高能级发展空间载体。同时，还要构建“研发+转化”“总部+基地”“终端产品+协作配套”等产业分工模式，促进成都都市圈内上下游企业紧密合作。
王强提醒道，在这一产业生态圈的建设过程中，各个城市都应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突出自己的长板，“比如说，德阳做重型装备制造，那么眉山就要突出新型显示、食品加工等产业，资阳更多要突出口腔医疗服务、口腔装备等等。”王强认为，德眉资三市更多的要突出长板效应，做好自己擅长的事。而从成都而言，疏解一般制造业将是最近几年的重要任务，这对于其他三市来说就是机遇。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是王强着重提到的一项内容。在他看来，目前成都都市圈内人口、经济等要素分布是不均衡的，通过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改革，可以促进人口、产业、经济等要素的布局，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在成都、德阳、眉山、资阳更为均衡的去配置资源，那么成都都市圈凭借着先天的自然条件优势，加上便捷的交通、优质的公共服务等等，将吸引产业资本流入，成为人口净流入的重要区域。https://t.cn/A6xR7jv4
控制71个账户操纵4只股票，证监会罚没一自然人4.46亿元
12月6日，中国证监会官网发布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自然人自行或通过配资中介借入的方式共控制71个证券账户，操纵天铁股份（300587.SZ）、嘉澳环保（603822.SH）、鼎捷软件（300378.SZ）和瑞普生物（300119.SZ）四只股票，取得违法所得共计2.23亿元。证监会经调查审理，对该违法所得全部没收，并处以同金额的罚款，共计罚没4.46亿元。
处罚决定书显示，当事人潘日忠，男性，生于1970年5月，住址位于山东省莱阳市，于2018年12月到2019年5月期间先后通过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以及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交易的方式操纵四只股票的价格。
具体而言，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2月22日（共计41个交易日）系建仓拉抬“天铁股份”阶段。潘日忠使用了31个账户，买入成交金额20609.14万元，卖出成交金额1551.23万元。期间，“天铁股份”股价从15.84元/股上涨至27.71元/股，涨幅74.94%。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上涨12.60%，偏离62.34个百分点。2019年2月25日至3月1日（共计5个交易日）系出货阶段。账户组买入成交金额6325.49万元，卖出成交金额29171.06万元。期间，“天铁股份”股价从27.71元/股下跌至23.46元/股，跌幅15.34%。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上涨7.66%，偏离23个百分点。同时，有4个交易日存在对倒行为。2019年1月31日，账户组对倒量占市场竞价成交量最高达到12.14%。
2019年1月14日至2月12日（共计17个交易日）系建仓拉抬“嘉澳环保”阶段。潘日忠使用了32个账户，买入成交金额15873.20万元，卖出成交金额1831.07万元。期间，“嘉澳环保”股价从23.27元/股上涨至35.37元/股，涨幅52%。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上涨4.62%，偏离47.38个百分点。2019年2月13日至2月15日（共计3个交易日）系出货阶段。账户组买入成交金额2456.80万元，卖出成交金额20971.74万元。期间，“嘉澳环保”股价从35.37元/股下跌至31.30元/股，跌幅 11.51%。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上涨0.39%，偏离11.9个百分点。同时，有5个交易日存在对倒行为。2019年2月11日，账户组对倒量占市场竞价成交量最高达到10.31%。
2019年3月14日至4月9日（共计18个交易日）系建仓拉抬“鼎捷软件”阶段。潘日忠使用了42个账户，买入成交金额55334.95万元，卖出成交金额6592.95万元。期间，“鼎捷软件”股价从14.68元/股上涨至23.67元/股，涨幅61.24%。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上涨2.79%，偏离58.45个百分点。2019年4月10日至4月15日（共计4个交易日）系出货阶段。账户组买入成交金额12157.42万元，卖出成交金额74289.64万元。期间，“鼎捷软件”股价从23.67元/股跌至19.78元/股，跌幅16.43%。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下跌4.27%，偏离12.16个百分点。
2019年4月1日至5月13日（共计27个交易日）系建仓拉抬“瑞普生物”阶段。潘日忠使用了49个账户，买入成交金额78676.87万元，卖出成交金额27489.84万元。期间，“瑞普生物”股价从14.09元/股上涨至24.75元/股，涨幅75.66%。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下跌11.25%，偏离86.91个百分点。2019年5月14日至5月22日（共计7个交易日）系出货阶段。账户组买入成交金额25585.04万元，卖出成交金额78859.34万元。期间，“瑞普生物”股价从24.75元/股跌至15.40元/股，跌幅37.78%。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下跌0.96%，偏离36.82个百分点。同时，有14个交易日存在对倒行为。2019年4月12日，账户组对倒量占市场竞价成交量最高达到10.80%。
证监会认为上述违法事实操纵意图明显，造成四只股票股价与大盘指数产生较大幅度的偏离，且有相关证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及交易流水、相关人员情况说明、询问笔录、交易所相关数据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所述“操纵证券市场”行为。
在听证过程中，潘日忠及代理人认为，潘日忠文化程度不高，对证券交易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对涉案股票的交易方式不清楚，因此不具有操纵证券市场的故意；潘日忠实际获利远低于事先告知书所认定的金额；潘日忠系初犯且事发后积极配合调查，依法应减轻处罚；事先告知书所拟定的处罚金额过高，将严重影响潘日忠的生活以及公司、投资项目的运营，因此请求减轻处罚，仅没收违法所得。
经复核，证监会认为，潘日忠为实施操纵行为，通过自行借入或者配资中介借入证券账户，共控制并使用71个证券账户，影响四只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行为，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足以认定潘日忠具有操纵上述四只股票的故意。当事人作为市场主体，知法、守法是基本要求，实施了违法行为的，不能因其不懂法、不知法而免责；违法所得已经扣除相关交易税费；本案不存在《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等原因，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对潘日忠没收违法所得共计2.23亿元，并处以2.23亿元罚款。
12月6日，中国证监会官网发布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自然人自行或通过配资中介借入的方式共控制71个证券账户，操纵天铁股份（300587.SZ）、嘉澳环保（603822.SH）、鼎捷软件（300378.SZ）和瑞普生物（300119.SZ）四只股票，取得违法所得共计2.23亿元。证监会经调查审理，对该违法所得全部没收，并处以同金额的罚款，共计罚没4.46亿元。
处罚决定书显示，当事人潘日忠，男性，生于1970年5月，住址位于山东省莱阳市，于2018年12月到2019年5月期间先后通过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以及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交易的方式操纵四只股票的价格。
具体而言，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2月22日（共计41个交易日）系建仓拉抬“天铁股份”阶段。潘日忠使用了31个账户，买入成交金额20609.14万元，卖出成交金额1551.23万元。期间，“天铁股份”股价从15.84元/股上涨至27.71元/股，涨幅74.94%。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上涨12.60%，偏离62.34个百分点。2019年2月25日至3月1日（共计5个交易日）系出货阶段。账户组买入成交金额6325.49万元，卖出成交金额29171.06万元。期间，“天铁股份”股价从27.71元/股下跌至23.46元/股，跌幅15.34%。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上涨7.66%，偏离23个百分点。同时，有4个交易日存在对倒行为。2019年1月31日，账户组对倒量占市场竞价成交量最高达到12.14%。
2019年1月14日至2月12日（共计17个交易日）系建仓拉抬“嘉澳环保”阶段。潘日忠使用了32个账户，买入成交金额15873.20万元，卖出成交金额1831.07万元。期间，“嘉澳环保”股价从23.27元/股上涨至35.37元/股，涨幅52%。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上涨4.62%，偏离47.38个百分点。2019年2月13日至2月15日（共计3个交易日）系出货阶段。账户组买入成交金额2456.80万元，卖出成交金额20971.74万元。期间，“嘉澳环保”股价从35.37元/股下跌至31.30元/股，跌幅 11.51%。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上涨0.39%，偏离11.9个百分点。同时，有5个交易日存在对倒行为。2019年2月11日，账户组对倒量占市场竞价成交量最高达到10.31%。
2019年3月14日至4月9日（共计18个交易日）系建仓拉抬“鼎捷软件”阶段。潘日忠使用了42个账户，买入成交金额55334.95万元，卖出成交金额6592.95万元。期间，“鼎捷软件”股价从14.68元/股上涨至23.67元/股，涨幅61.24%。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上涨2.79%，偏离58.45个百分点。2019年4月10日至4月15日（共计4个交易日）系出货阶段。账户组买入成交金额12157.42万元，卖出成交金额74289.64万元。期间，“鼎捷软件”股价从23.67元/股跌至19.78元/股，跌幅16.43%。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下跌4.27%，偏离12.16个百分点。
2019年4月1日至5月13日（共计27个交易日）系建仓拉抬“瑞普生物”阶段。潘日忠使用了49个账户，买入成交金额78676.87万元，卖出成交金额27489.84万元。期间，“瑞普生物”股价从14.09元/股上涨至24.75元/股，涨幅75.66%。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下跌11.25%，偏离86.91个百分点。2019年5月14日至5月22日（共计7个交易日）系出货阶段。账户组买入成交金额25585.04万元，卖出成交金额78859.34万元。期间，“瑞普生物”股价从24.75元/股跌至15.40元/股，跌幅37.78%。同期创业板综指累计下跌0.96%，偏离36.82个百分点。同时，有14个交易日存在对倒行为。2019年4月12日，账户组对倒量占市场竞价成交量最高达到10.80%。
证监会认为上述违法事实操纵意图明显，造成四只股票股价与大盘指数产生较大幅度的偏离，且有相关证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及交易流水、相关人员情况说明、询问笔录、交易所相关数据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所述“操纵证券市场”行为。
在听证过程中，潘日忠及代理人认为，潘日忠文化程度不高，对证券交易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对涉案股票的交易方式不清楚，因此不具有操纵证券市场的故意；潘日忠实际获利远低于事先告知书所认定的金额；潘日忠系初犯且事发后积极配合调查，依法应减轻处罚；事先告知书所拟定的处罚金额过高，将严重影响潘日忠的生活以及公司、投资项目的运营，因此请求减轻处罚，仅没收违法所得。
经复核，证监会认为，潘日忠为实施操纵行为，通过自行借入或者配资中介借入证券账户，共控制并使用71个证券账户，影响四只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行为，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足以认定潘日忠具有操纵上述四只股票的故意。当事人作为市场主体，知法、守法是基本要求，实施了违法行为的，不能因其不懂法、不知法而免责；违法所得已经扣除相关交易税费；本案不存在《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等原因，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对潘日忠没收违法所得共计2.23亿元，并处以2.23亿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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