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快评#【只要“美国灯塔”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这两天，美国在自家前院搭了戏台，唱起所谓“民主峰会”的大戏。谁知这边厢，美国总统拜登高谈阔论“民主需要捍卫者”，那边厢家里家外发生的事没一件给“民主灯塔”长脸。#美式民主自带歧视基因#
家里后院唱起比前院还热闹的大戏，加州地区近日打砸抢案件层出不穷，仅洛杉矶市十天内就发生11起骇人的暴力事件：洗劫商店、入室抢劫、慈善家在家中遇害。美国媒体报道，虽然距离年底还有约三周时间，但美国已有至少12座主要城市打破年度凶杀案数量的最高纪录……再看家外，近日，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公布最新报告称，美国已被列入“倒退”的民主国家名单，其“公民自由和政府控制”指标持续下降，民主基本面存在严重问题。
恰恰是这个民主病态尽显，民主“赤字”高企的国家却大张旗鼓举办所谓的“民主峰会”，真应了那句话：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对外光鲜亮丽，对内一地鸡毛，美式民主难以实现有效治理。
以美国加州为例，该州治安乱象由来已久，但说起一个祸根不能不提2014年通过的臭名昭著的第47号法案，该提案将部分重罪降级为轻罪（包括毒品犯罪），并大幅度降低罪犯刑期，导致大量正在服刑的囚犯被提早释放，令加州治安拉响警报。47号法案打的旗号是政府缺乏经费和监狱爆满，原来政府省钱还能从大赦天下开始。
事实证明，该提案确实省钱，但费命。据悉47号法案实施后的一年，加州监狱人口数量减少了13000人，财政开支减少了1.5亿美元。但同时，法案实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旧金山市盗窃汽车内财物的犯罪直线上升，2015年，警方平均每天收到70起汽车内盗窃报案；加州凶杀案此后一路飙升，2020年更达到13年来最高点。
纵容政客为所欲为的结果，就是让善良的百姓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迷信美式民主的回报，就是让社会越治理越不堪。
加州向来是民主党的地盘，他们乌托邦式的“进步主义理念”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很多暴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并且藐视法纪。警察局退休探长罗伯特·博伊斯将谋杀案件激增归咎于逮捕人数和审前拘留人数的急剧下降：“再也没有人被逮捕了，人们因为持有枪支而被抓起来，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被释放。”
美国把“保护人权”作为对外推广美式民主的理由之一，然而，美国民众最基本的生命权都难以得到保障。前段时间，美国肯塔基州议员托马斯·马西近日在推特上发布一张庆祝圣诞的全家福照片，男女老少人手一把枪、笑容灿烂，美国政客这种肆无忌惮地向枪击案受害者家属的伤口上撒盐的行径，恰恰反映了美国政府无视民众的本质。试问乱象丛生的美国民主到底是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
名曰政治自由，实则冗长无效，美式民主难以实现高效治理。
对全世界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都希望享受高质量的国家和社会治理。“高效”是“高质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一贯以“山巅之城”“民主灯塔”自称，标榜其自诞生之初就设计了一套为保障民主自由而生的政治体制。然而，民主这一理念同今天的美国已经貌合神离。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对立制约已成家常便饭，“否决政治”成为代名词，“我办不成事也不能让你办成”蔚然成风。
党派斗争屡屡让政府处于停摆关门的边缘，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相互掣肘造成国家严重内耗、政令不畅、基建难为。人民真正关注的问题，一旦遇到美国两党利益之争，就很难得以高效解决，甚至根本无法得到真正解决。
韩国庆熙大学政治学教授徐正健指出，美国政治两极化愈演愈烈，依靠选举推进改革的民主主义自净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美国国会参议院陷入“冗长辩论”议事程序陷阱，不能发挥立法应对社会变化的代议机构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专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中指出，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现象，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有太多的制衡，以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时甚至寸步难行。
扬言众生平等，实际白人至上，美式民主自带歧视基因。
种族主义问题是美式民主无法磨灭的耻辱烙印，当年美国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种族灭绝这顶帽子，没人比美国更适合戴。今天，美国虽然表面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但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歧视依然系统性存在。
11月19日，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审议后，曾射杀两人、射伤一人的美国白人少年里滕豪斯被判无罪，对他的全部五项指控均被否决。这一判决在美国多座城市引发民众抗议。示威者高举标语“里滕豪斯：种族主义杀人犯！人民的判决：有罪！”CNN评论说：这一审判，以及过去几周看到的关于白人男性暴力的另外几项独立审判令人感到，它们正“指向一个可怕的未来”。
正如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舒尔曼所说，美国始终处于一场种族主义的大流行病中，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至今并未实现。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从国会山的枪声到疫情失控酿成惨剧，从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到“言论自由”名不副实，美式民主的实践可谓乱象丛生，真正受害的是美国人民。
美国民主制度远非尽善尽美。但长期以来，美国无视自身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民主实践的不足，频频打着民主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发动对外战争，还自诩为“民主样板”，不知这样的底气从何而来。奉劝美国，指责别人之前先照照镜子，仔细审视一下自己头上那顶种族灭绝的大帽子。
家里后院唱起比前院还热闹的大戏，加州地区近日打砸抢案件层出不穷，仅洛杉矶市十天内就发生11起骇人的暴力事件：洗劫商店、入室抢劫、慈善家在家中遇害。美国媒体报道，虽然距离年底还有约三周时间，但美国已有至少12座主要城市打破年度凶杀案数量的最高纪录……再看家外，近日，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公布最新报告称，美国已被列入“倒退”的民主国家名单，其“公民自由和政府控制”指标持续下降，民主基本面存在严重问题。
恰恰是这个民主病态尽显，民主“赤字”高企的国家却大张旗鼓举办所谓的“民主峰会”，真应了那句话：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对外光鲜亮丽，对内一地鸡毛，美式民主难以实现有效治理。
以美国加州为例，该州治安乱象由来已久，但说起一个祸根不能不提2014年通过的臭名昭著的第47号法案，该提案将部分重罪降级为轻罪（包括毒品犯罪），并大幅度降低罪犯刑期，导致大量正在服刑的囚犯被提早释放，令加州治安拉响警报。47号法案打的旗号是政府缺乏经费和监狱爆满，原来政府省钱还能从大赦天下开始。
事实证明，该提案确实省钱，但费命。据悉47号法案实施后的一年，加州监狱人口数量减少了13000人，财政开支减少了1.5亿美元。但同时，法案实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旧金山市盗窃汽车内财物的犯罪直线上升，2015年，警方平均每天收到70起汽车内盗窃报案；加州凶杀案此后一路飙升，2020年更达到13年来最高点。
纵容政客为所欲为的结果，就是让善良的百姓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迷信美式民主的回报，就是让社会越治理越不堪。
加州向来是民主党的地盘，他们乌托邦式的“进步主义理念”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很多暴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并且藐视法纪。警察局退休探长罗伯特·博伊斯将谋杀案件激增归咎于逮捕人数和审前拘留人数的急剧下降：“再也没有人被逮捕了，人们因为持有枪支而被抓起来，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被释放。”
美国把“保护人权”作为对外推广美式民主的理由之一，然而，美国民众最基本的生命权都难以得到保障。前段时间，美国肯塔基州议员托马斯·马西近日在推特上发布一张庆祝圣诞的全家福照片，男女老少人手一把枪、笑容灿烂，美国政客这种肆无忌惮地向枪击案受害者家属的伤口上撒盐的行径，恰恰反映了美国政府无视民众的本质。试问乱象丛生的美国民主到底是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
名曰政治自由，实则冗长无效，美式民主难以实现高效治理。
对全世界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都希望享受高质量的国家和社会治理。“高效”是“高质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一贯以“山巅之城”“民主灯塔”自称，标榜其自诞生之初就设计了一套为保障民主自由而生的政治体制。然而，民主这一理念同今天的美国已经貌合神离。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对立制约已成家常便饭，“否决政治”成为代名词，“我办不成事也不能让你办成”蔚然成风。
党派斗争屡屡让政府处于停摆关门的边缘，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相互掣肘造成国家严重内耗、政令不畅、基建难为。人民真正关注的问题，一旦遇到美国两党利益之争，就很难得以高效解决，甚至根本无法得到真正解决。
韩国庆熙大学政治学教授徐正健指出，美国政治两极化愈演愈烈，依靠选举推进改革的民主主义自净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美国国会参议院陷入“冗长辩论”议事程序陷阱，不能发挥立法应对社会变化的代议机构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专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中指出，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现象，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有太多的制衡，以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时甚至寸步难行。
扬言众生平等，实际白人至上，美式民主自带歧视基因。
种族主义问题是美式民主无法磨灭的耻辱烙印，当年美国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种族灭绝这顶帽子，没人比美国更适合戴。今天，美国虽然表面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但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歧视依然系统性存在。
11月19日，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审议后，曾射杀两人、射伤一人的美国白人少年里滕豪斯被判无罪，对他的全部五项指控均被否决。这一判决在美国多座城市引发民众抗议。示威者高举标语“里滕豪斯：种族主义杀人犯！人民的判决：有罪！”CNN评论说：这一审判，以及过去几周看到的关于白人男性暴力的另外几项独立审判令人感到，它们正“指向一个可怕的未来”。
正如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舒尔曼所说，美国始终处于一场种族主义的大流行病中，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至今并未实现。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从国会山的枪声到疫情失控酿成惨剧，从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到“言论自由”名不副实，美式民主的实践可谓乱象丛生，真正受害的是美国人民。
美国民主制度远非尽善尽美。但长期以来，美国无视自身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民主实践的不足，频频打着民主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发动对外战争，还自诩为“民主样板”，不知这样的底气从何而来。奉劝美国，指责别人之前先照照镜子，仔细审视一下自己头上那顶种族灭绝的大帽子。
#历史上最致命武器背后的非凡头脑和良心不安#【悔悟、道歉、警告……“最强大脑们”为何良心不安】#爱因斯坦的道歉#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发表题为《历史上最致命武器背后的非凡头脑及其随后良心的不安》的文章称，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头脑曾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这些伟大的发明是人类的里程碑，留下了伟大的遗产，使我们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进步，并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适应世界的能力。但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发明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工具，使大量的暴力与死亡记到他们的账上。有些天赋异禀的人甚至批驳自己的发现，成为反对过度使用自己发明的积极分子。全文摘编如下：
“原子弹之父”的悔悟
“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这句取自印度教宗教经典《薄伽梵歌》的话，是二战末期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爆炸后，罗伯特·奥本海默最先想到的东西之一。
那时，奥本海默已致力于这种核武器制造多年。此事肇始于另一位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治下的美国政府，纳粹德国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研发出这种大杀器的国家。
这可能是曼哈顿计划的萌芽，该计划由奥本海默领导，目的是研发出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1945年7月16日在名为“三位一体”的行动中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
不到一个月后，原子弹被投向日本城市。奥本海默积极参与了这一决策，他不仅研究了从天然铀中分离铀235的过程，并确定制造原子弹所需的临界质量，而且还在确定原子弹的理想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指出广岛和长崎。
据估计，原子弹落下当天的死亡人数在15万至25万人之间。
在那可怕的死亡人数出现后，奥本海默不仅辞去了曼哈顿计划负责人的职务，后来还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成为支持对核能力施加国际控制以防止此类武器在全世界扩散的积极分子。
此外，他主张停止美苏之间贯穿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在冷战中，“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思想阻止了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对另一国实施核武器攻击。
然而，奥本海默阻止世界各国用核武库武装自己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他以“原子弹之父”的身份永载史册。
爱因斯坦的道歉
另一个对这个事件感到后悔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个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的人，他在去世前为他写给罗斯福的信道歉，这封信为曼哈顿计划铺平道路。
爱因斯坦还在这一人类已知的最致命武器的开发中发挥了另一个重要作用，因为他著名的公式E=mc2是使原子弹问世的原子研究发展的基础之一。
这个公式是1905年提出的，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40年，本质上是说能量（E）等于质量（m）乘以光速的平方（c2）。换句话说，少量的质量可转化为大量的能量。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超过1.5万吨TNT，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2.5万吨TNT，而在爆炸中仅释放了几公斤铀和钚。
尽管他的公式提出了使原子弹成为可能的物理学原理，但在政治上他把这描述为一生中的“重大错误”。他多次提到这一点，比如在写给日本《改造》杂志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他给美国总统写信的动机是担心德国人会先制造出原子弹。
“我看不到其他办法，尽管我一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写道。
多年后的1955年，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给朋友莱纳斯·鲍林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那封信。
鲍林引述爱因斯坦的话说：“当我在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信上签名时，我犯了今生一个重大错误。”
卡拉什尼科夫的疑问
如果说核弹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并且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使用过，那么AK-47半自动步枪可能是它的完美对应物：制造成本低、维护设计简单，但与前者同样致命，甚至更致命。
这与它的创造者、俄罗斯工程师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的本意相去甚远。他将这种武器视为一种保护苏联免受纳粹侵害的工具。
AK-47步枪本身就是武器世界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它发明于1947年，也就是最早的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后，是一种简单耐用又可靠的步枪。它不仅成为苏联军队和后来的俄罗斯军队的首选武器，也是其他数十个国家，以及恐怖组织、革命游击队或违法犯罪集团的首选武器。
据估计，该步枪自问世至今，全世界生产超过1亿支，大约50个国家的军队现在仍将其用作常规武器。
如果将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受害者算在一起，最大死亡人数估计为25万人，那么估计每年由AK-47的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差不多。
这些死亡似乎一度没有让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感到压力，他对自己的致命发明几乎没有表示任何悔意，甚至在问及时还说自己睡得“很香”。
但在去世前，卡拉什尼科夫给他所信奉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写了一封信，说他总是觉得要为自己的革命性发明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死亡负责。
“我精神上的痛苦难以忍受。我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果我的步枪夺去了人们的生命，我，这个基督徒和东正教信徒，应该为他们的死负责吗？”
高尔斯顿的警告
亚瑟·高尔斯顿是美国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植物世界，尤其是了解植物激素和光如何影响植物发育。
在他的研究中，他发现一种叫三碘苯甲酸的成分能够刺激大豆开花并使其更快生长，但如果使用过量，可能会导致植物死亡。
这一原理启发其他科学家研发出所谓的“橙剂”，这种强力除草剂在1955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被用作化学武器。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陆军向越南丛林和田地释放了大约2000万加仑的“橙剂”，越共游击队藏身于这些地区，并赖之给养部队。
这种除草剂能够摧毁农作物并暴露敌人的阵地、路线和动向，但代价非常大，因为它同时会造成巨大且可能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并对人类健康造成危险影响。
高尔斯顿对这种情况发出警告，他指出“橙剂”中最危险的成分二噁英是一种污染物，它可以在环境中残留数十年，此外还会导致癌症、胎儿发育畸形、不孕症以及神经和免疫系统受损。
与奥本海默不同，高尔斯顿的警告对理查德·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后者下令停止喷洒“橙剂”。
诺贝尔的遗产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故事也许是科学界最不为人知也最自相矛盾的悔悟故事，因为他的名字与授予有利于人类与和平的最伟大的科学进步的奖项密不可分。但这一奖项的由来，恰恰是对助长了战争、死亡和破坏的悔悟。
诺贝尔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很早就与父亲一起研究炸药的制造。一场悲剧影响了他的一生，1864年，他的弟弟和另外四人在硝酸甘油爆炸中丧生。
这使他专注于寻找一种使这种液体炸药更稳定的方法，以便更容易操纵它。两年后的1866年，他向全世界展示了炸药。
炸药是一项革命性突破，为发明者带来了巨大的名利。但它也打开了通往破坏的新时代的大门，因为它很快就被用于战争，用作炮弹和各种军事武器的填充物。其后，数以百万计人的死亡与炸药的战争用途有关。
这些死亡让诺贝尔感到非常痛惜。他于1896年12月10日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去世。在他的遗嘱中，他言明了这种负担，并留出个人94%的财富用于创造我们现在所知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试图借此弥补他认为自己用炸药给人类造成的损害，并使自己的遗产与纪念那些用发明或影响力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的人联系起来。https://t.cn/A6xpK7sB
“原子弹之父”的悔悟
“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这句取自印度教宗教经典《薄伽梵歌》的话，是二战末期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爆炸后，罗伯特·奥本海默最先想到的东西之一。
那时，奥本海默已致力于这种核武器制造多年。此事肇始于另一位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治下的美国政府，纳粹德国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研发出这种大杀器的国家。
这可能是曼哈顿计划的萌芽，该计划由奥本海默领导，目的是研发出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1945年7月16日在名为“三位一体”的行动中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
不到一个月后，原子弹被投向日本城市。奥本海默积极参与了这一决策，他不仅研究了从天然铀中分离铀235的过程，并确定制造原子弹所需的临界质量，而且还在确定原子弹的理想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指出广岛和长崎。
据估计，原子弹落下当天的死亡人数在15万至25万人之间。
在那可怕的死亡人数出现后，奥本海默不仅辞去了曼哈顿计划负责人的职务，后来还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成为支持对核能力施加国际控制以防止此类武器在全世界扩散的积极分子。
此外，他主张停止美苏之间贯穿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在冷战中，“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思想阻止了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对另一国实施核武器攻击。
然而，奥本海默阻止世界各国用核武库武装自己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他以“原子弹之父”的身份永载史册。
爱因斯坦的道歉
另一个对这个事件感到后悔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个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的人，他在去世前为他写给罗斯福的信道歉，这封信为曼哈顿计划铺平道路。
爱因斯坦还在这一人类已知的最致命武器的开发中发挥了另一个重要作用，因为他著名的公式E=mc2是使原子弹问世的原子研究发展的基础之一。
这个公式是1905年提出的，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40年，本质上是说能量（E）等于质量（m）乘以光速的平方（c2）。换句话说，少量的质量可转化为大量的能量。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超过1.5万吨TNT，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2.5万吨TNT，而在爆炸中仅释放了几公斤铀和钚。
尽管他的公式提出了使原子弹成为可能的物理学原理，但在政治上他把这描述为一生中的“重大错误”。他多次提到这一点，比如在写给日本《改造》杂志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他给美国总统写信的动机是担心德国人会先制造出原子弹。
“我看不到其他办法，尽管我一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写道。
多年后的1955年，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给朋友莱纳斯·鲍林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那封信。
鲍林引述爱因斯坦的话说：“当我在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信上签名时，我犯了今生一个重大错误。”
卡拉什尼科夫的疑问
如果说核弹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并且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使用过，那么AK-47半自动步枪可能是它的完美对应物：制造成本低、维护设计简单，但与前者同样致命，甚至更致命。
这与它的创造者、俄罗斯工程师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的本意相去甚远。他将这种武器视为一种保护苏联免受纳粹侵害的工具。
AK-47步枪本身就是武器世界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它发明于1947年，也就是最早的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后，是一种简单耐用又可靠的步枪。它不仅成为苏联军队和后来的俄罗斯军队的首选武器，也是其他数十个国家，以及恐怖组织、革命游击队或违法犯罪集团的首选武器。
据估计，该步枪自问世至今，全世界生产超过1亿支，大约50个国家的军队现在仍将其用作常规武器。
如果将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受害者算在一起，最大死亡人数估计为25万人，那么估计每年由AK-47的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差不多。
这些死亡似乎一度没有让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感到压力，他对自己的致命发明几乎没有表示任何悔意，甚至在问及时还说自己睡得“很香”。
但在去世前，卡拉什尼科夫给他所信奉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写了一封信，说他总是觉得要为自己的革命性发明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死亡负责。
“我精神上的痛苦难以忍受。我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果我的步枪夺去了人们的生命，我，这个基督徒和东正教信徒，应该为他们的死负责吗？”
高尔斯顿的警告
亚瑟·高尔斯顿是美国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植物世界，尤其是了解植物激素和光如何影响植物发育。
在他的研究中，他发现一种叫三碘苯甲酸的成分能够刺激大豆开花并使其更快生长，但如果使用过量，可能会导致植物死亡。
这一原理启发其他科学家研发出所谓的“橙剂”，这种强力除草剂在1955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被用作化学武器。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陆军向越南丛林和田地释放了大约2000万加仑的“橙剂”，越共游击队藏身于这些地区，并赖之给养部队。
这种除草剂能够摧毁农作物并暴露敌人的阵地、路线和动向，但代价非常大，因为它同时会造成巨大且可能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并对人类健康造成危险影响。
高尔斯顿对这种情况发出警告，他指出“橙剂”中最危险的成分二噁英是一种污染物，它可以在环境中残留数十年，此外还会导致癌症、胎儿发育畸形、不孕症以及神经和免疫系统受损。
与奥本海默不同，高尔斯顿的警告对理查德·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后者下令停止喷洒“橙剂”。
诺贝尔的遗产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故事也许是科学界最不为人知也最自相矛盾的悔悟故事，因为他的名字与授予有利于人类与和平的最伟大的科学进步的奖项密不可分。但这一奖项的由来，恰恰是对助长了战争、死亡和破坏的悔悟。
诺贝尔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很早就与父亲一起研究炸药的制造。一场悲剧影响了他的一生，1864年，他的弟弟和另外四人在硝酸甘油爆炸中丧生。
这使他专注于寻找一种使这种液体炸药更稳定的方法，以便更容易操纵它。两年后的1866年，他向全世界展示了炸药。
炸药是一项革命性突破，为发明者带来了巨大的名利。但它也打开了通往破坏的新时代的大门，因为它很快就被用于战争，用作炮弹和各种军事武器的填充物。其后，数以百万计人的死亡与炸药的战争用途有关。
这些死亡让诺贝尔感到非常痛惜。他于1896年12月10日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去世。在他的遗嘱中，他言明了这种负担，并留出个人94%的财富用于创造我们现在所知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试图借此弥补他认为自己用炸药给人类造成的损害，并使自己的遗产与纪念那些用发明或影响力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的人联系起来。https://t.cn/A6xpK7sB
对称性和守恒律是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场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称性存在于自然界许多客观物体的几何形状之中，例如物体和镜中的像有镜像对称性，一个球形物体对它的轴有转动对称性，对称性也存在于周围物体和各种建筑图案等。对称性和对称性破缺是物理系统很重要的性质，而且一个物理系统在一种对称变换下保持不变，必将对应着一种守恒量。
又如相应于宏观物体的镜像对称性有微观粒子的空间坐标反射对称性，还有时间坐标反演对称性，空间转动对称性等。物理系统的对称性是和物理量的守恒律紧密相关的。例如时间-空间的各向同性意味着物理系统在时间-空间平移变换和转动变换下是不变的，这相应于能量-动量守恒律和角动量守恒律，其守恒量是能量、动量、角动量。与空间坐标反射对称性相关的是宇称守恒律，其守恒量是宇称 (以P 标记)。随后不久，宇称不守恒在其他的弱作用过程的实验中也得到了证实。这就打破了人们在历史上一贯认为的运动中对称性守恒是基本规律的传统观念。
自从1956 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宇称 (左、右) 对称性在弱相互作用下破坏，即宇称不守恒规律，人们逐渐认识到对称性和对称性破缺是自然界中的基本规律。在微观物理研究领域，每个粒子都存在着一个反粒子，例如电子的反粒子是正电子，质子的反粒子是反质子。粒子与反粒子的质量相同但守恒量子数相反，两者相遇会发生剧烈的湮灭反应生成光量子。正、反粒子间电荷共轭对称性，与此对称性相关的是电荷共轭守恒量 (以C标记)。与时间反演对称性相关的守恒量是时间反演宇称 (以T标记)。1964 年Cronin 和Fitch 实验上首先从K介子系统中又发现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宇称(P)和电荷共轭 (C) 的联合 (CP) 也是对称性破缺的。他们由于此发现获得198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物理学普遍原理知微观世界遵从空间反射、时间反演、电荷共轭三者联合变换下是不变的，即所谓的CPT 定理。那么，自然界中电荷共轭、空间反射和时间反演联合对称性 (CPT) 是守恒的，CP不守恒就意味着时间反演 (T) 不守恒。
对称性破缺又分为明显破缺和自发破缺，对称性破缺明显地包含在相互作用中，人们称为对称性明显破缺。1960 年南部首先认识到还有一种对称性自发破缺，对称性在相互作用中明显地保持，在某种相互作用形式下真空态可能不是唯一的，存在多个最低能量态，物理上称为简并真空态，此时可能发生真空对称性自发破缺，即物理真空只选取了多个简并真空的一个态。
举个例子说明对称性自发破缺，在一个圆盘中心有一支铅笔不停地转动，铅笔对圆盘的任一方向都是对称的，然而不稳定转动着的铅笔一定会倒下，当铅笔停止转动倒在一个方向时从而选择了一个最低能态不再具有各个方向对称状态 (图6)。或者说对称性存在于铅笔倒下之前，铅笔倒下之后对称性发生了自发破缺。在微观世界情况要比这个例子复杂得多，在此不做更多解释。弱、电统一模型中引入自发对称性破缺之后，三个传递弱相互作用的中间玻色子会获得质量并准确预言了它们质量值的大小。

图6 (a)图为一支铅笔不停地转动在圆盘中心，(b)图为铅笔停止转动倒在一个方向
1974 年李政道和G. C. Wick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和自发破缺的真空是否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恢复破缺对称性，他们发现，重离子碰撞中，在原子核大小的尺度上可以局部恢复对称性，而且造成可观测效果，提出了“反常核态”概念，深化了人们对真空的认识。预言通过高能核-核碰撞能改变真空的性质，有可能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形成高温高密系统,使能量密度达到产生夸克解禁闭的阈值,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形态——夸克胶子等离子体 (QGP)。这一预言极大地推动了重离子碰撞理论和实验的发展，使其成为物理学的一个主流研究方向。
20 世纪70 年代初，李政道多次回国访问和讲学，记得有一次，那是在中关村原子能研究所大楼（图7）三楼阶梯教室听李先生的学术报告，当时他介绍了他和Wick 关于自然界破缺对称性通过标量场的非零真空平均值恢复的机制。李先生的讲解和回答问题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特别是他对物理的精通和诠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身处与世界科学隔绝的年轻科研人员亲身感受到世界级物理大师的风采。
 图7 当年的中关村原子能研究所大楼(已拆迁)
在李政道的大力推动下，自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成为粒子物理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并促成了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建造了相对论重离子对撞 (RHIC)，开辟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理论和实验研究领域。为了给在北京召开的“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国际学术研讨会设计海报，1986 年李政道特别会见了中国著名的水墨画画家李可染，为他解释了这次研讨会的内容、目的和意义。李可染大师为科学所感动，特别地为“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国际学术研讨会创作了主题画《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图8)
又如相应于宏观物体的镜像对称性有微观粒子的空间坐标反射对称性，还有时间坐标反演对称性，空间转动对称性等。物理系统的对称性是和物理量的守恒律紧密相关的。例如时间-空间的各向同性意味着物理系统在时间-空间平移变换和转动变换下是不变的，这相应于能量-动量守恒律和角动量守恒律，其守恒量是能量、动量、角动量。与空间坐标反射对称性相关的是宇称守恒律，其守恒量是宇称 (以P 标记)。随后不久，宇称不守恒在其他的弱作用过程的实验中也得到了证实。这就打破了人们在历史上一贯认为的运动中对称性守恒是基本规律的传统观念。
自从1956 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宇称 (左、右) 对称性在弱相互作用下破坏，即宇称不守恒规律，人们逐渐认识到对称性和对称性破缺是自然界中的基本规律。在微观物理研究领域，每个粒子都存在着一个反粒子，例如电子的反粒子是正电子，质子的反粒子是反质子。粒子与反粒子的质量相同但守恒量子数相反，两者相遇会发生剧烈的湮灭反应生成光量子。正、反粒子间电荷共轭对称性，与此对称性相关的是电荷共轭守恒量 (以C标记)。与时间反演对称性相关的守恒量是时间反演宇称 (以T标记)。1964 年Cronin 和Fitch 实验上首先从K介子系统中又发现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宇称(P)和电荷共轭 (C) 的联合 (CP) 也是对称性破缺的。他们由于此发现获得198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物理学普遍原理知微观世界遵从空间反射、时间反演、电荷共轭三者联合变换下是不变的，即所谓的CPT 定理。那么，自然界中电荷共轭、空间反射和时间反演联合对称性 (CPT) 是守恒的，CP不守恒就意味着时间反演 (T) 不守恒。
对称性破缺又分为明显破缺和自发破缺，对称性破缺明显地包含在相互作用中，人们称为对称性明显破缺。1960 年南部首先认识到还有一种对称性自发破缺，对称性在相互作用中明显地保持，在某种相互作用形式下真空态可能不是唯一的，存在多个最低能量态，物理上称为简并真空态，此时可能发生真空对称性自发破缺，即物理真空只选取了多个简并真空的一个态。
举个例子说明对称性自发破缺，在一个圆盘中心有一支铅笔不停地转动，铅笔对圆盘的任一方向都是对称的，然而不稳定转动着的铅笔一定会倒下，当铅笔停止转动倒在一个方向时从而选择了一个最低能态不再具有各个方向对称状态 (图6)。或者说对称性存在于铅笔倒下之前，铅笔倒下之后对称性发生了自发破缺。在微观世界情况要比这个例子复杂得多，在此不做更多解释。弱、电统一模型中引入自发对称性破缺之后，三个传递弱相互作用的中间玻色子会获得质量并准确预言了它们质量值的大小。

图6 (a)图为一支铅笔不停地转动在圆盘中心，(b)图为铅笔停止转动倒在一个方向
1974 年李政道和G. C. Wick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和自发破缺的真空是否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恢复破缺对称性，他们发现，重离子碰撞中，在原子核大小的尺度上可以局部恢复对称性，而且造成可观测效果，提出了“反常核态”概念，深化了人们对真空的认识。预言通过高能核-核碰撞能改变真空的性质，有可能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形成高温高密系统,使能量密度达到产生夸克解禁闭的阈值,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形态——夸克胶子等离子体 (QGP)。这一预言极大地推动了重离子碰撞理论和实验的发展，使其成为物理学的一个主流研究方向。
20 世纪70 年代初，李政道多次回国访问和讲学，记得有一次，那是在中关村原子能研究所大楼（图7）三楼阶梯教室听李先生的学术报告，当时他介绍了他和Wick 关于自然界破缺对称性通过标量场的非零真空平均值恢复的机制。李先生的讲解和回答问题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特别是他对物理的精通和诠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身处与世界科学隔绝的年轻科研人员亲身感受到世界级物理大师的风采。
 图7 当年的中关村原子能研究所大楼(已拆迁)
在李政道的大力推动下，自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成为粒子物理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并促成了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建造了相对论重离子对撞 (RHIC)，开辟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理论和实验研究领域。为了给在北京召开的“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国际学术研讨会设计海报，1986 年李政道特别会见了中国著名的水墨画画家李可染，为他解释了这次研讨会的内容、目的和意义。李可染大师为科学所感动，特别地为“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国际学术研讨会创作了主题画《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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