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为什么说天上的星辰与你的运势息息相关，原因在这一点......
天上的星宿是天上大神之炁所凝化，代表着天界诸神，天上的星辰和众生的命运紧密相连，祂们指明了众生的来路，也照明了众生的归途。
《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内义》：“元始尊神者，明其有灵也。化生天地日月星辰者，欲以生养万物也。天地万物生后而有号者，明元始造化也。号元始者，示人知终始归趣也”。

在夏朝帝王的名字里，首先就出现了天干，如孔甲和履癸（《史记·夏本纪》）。而在商朝的帝王名字中，三十个王几乎全用天干来命名，如上甲微、报丁、报乙、太丁、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祖乙、祖辛、帝乙、帝辛等，都是以天干来命名。
而六十甲子具体出现于何时，现在已经不可考，但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至少在殷商时代六十甲子就已经完整的出现了，殷墟出土的一块牛肩胛骨上，就完整的刻着六十甲子表。可参考如下：
六丁、六甲同样也是道教的护法神将，能“行风雷，制鬼神”，在道教的一些科仪里道长们会召请这些神明。六丁、六甲十二神将的神职，南宋王契真道长在《上清灵宝大法》卷二记载：
“丁丑延我寿，丁亥拘我魂，丁酉制我魄，丁未却我灾，丁巳度我危，丁卯度我厄；甲子护我身，甲戌保我形，甲申固我命，甲午守我魂，甲辰镇我灵，甲寅育我真。”
寿、魂、魄、命、灵、真，这些都是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六丁和六甲也是与人们的命运紧密联系的一组神明。
四柱
年、月、日、时，都可以用六十甲子来表示，如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辰时，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一个确切的时间。而人的出生时间，也包含着年月日时这四个因素，每个因素是一组干支，所以人的生辰，就可以用四组干支来表示。每组干支两个字，四组干支正好是八个字，人的生辰称为生辰八字。
人的生辰八字，能够推算出人一生的运势起落、福禄寿夭。不仅如此，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与生辰八字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娶妻生子、造房建屋、每日宜忌、测事吉凶、年月运程、仕途升迁等。生辰八字，古人又称为四柱，分别称为年柱、月柱、日柱和时柱，就是说年月日时就像四根柱子一样，支撑起人的整个命运和人生。
生辰八字决定人的命运，而生年的干支又是人的本命，在干支的背后，又是由天上大神所赋之炁的运行状态来支撑的。四组干支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所代表的是处在那个时间上，天上大神所赋之炁的运行状态。这与人们的福寿穷通息息相关。
太岁神
太岁神，主宰着每岁的气运，因此必须处理好自己与值年太岁的关系，才能保证我们新年运势的通达与圆满。
因此，自古以来，上至皇家贵族，下至黎明百姓，人们无不于每岁年末奉祀来年太岁，以求得到值年太岁神的庇护，解厄消灾、祈福延生。2022年是壬寅年，值年太岁就是壬寅太岁贺谔大将军。
转自龙虎山道教
天上的星宿是天上大神之炁所凝化，代表着天界诸神，天上的星辰和众生的命运紧密相连，祂们指明了众生的来路，也照明了众生的归途。
《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内义》：“元始尊神者，明其有灵也。化生天地日月星辰者，欲以生养万物也。天地万物生后而有号者，明元始造化也。号元始者，示人知终始归趣也”。

在夏朝帝王的名字里，首先就出现了天干，如孔甲和履癸（《史记·夏本纪》）。而在商朝的帝王名字中，三十个王几乎全用天干来命名，如上甲微、报丁、报乙、太丁、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祖乙、祖辛、帝乙、帝辛等，都是以天干来命名。
而六十甲子具体出现于何时，现在已经不可考，但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至少在殷商时代六十甲子就已经完整的出现了，殷墟出土的一块牛肩胛骨上，就完整的刻着六十甲子表。可参考如下：
六丁、六甲同样也是道教的护法神将，能“行风雷，制鬼神”，在道教的一些科仪里道长们会召请这些神明。六丁、六甲十二神将的神职，南宋王契真道长在《上清灵宝大法》卷二记载：
“丁丑延我寿，丁亥拘我魂，丁酉制我魄，丁未却我灾，丁巳度我危，丁卯度我厄；甲子护我身，甲戌保我形，甲申固我命，甲午守我魂，甲辰镇我灵，甲寅育我真。”
寿、魂、魄、命、灵、真，这些都是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六丁和六甲也是与人们的命运紧密联系的一组神明。
四柱
年、月、日、时，都可以用六十甲子来表示，如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辰时，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一个确切的时间。而人的出生时间，也包含着年月日时这四个因素，每个因素是一组干支，所以人的生辰，就可以用四组干支来表示。每组干支两个字，四组干支正好是八个字，人的生辰称为生辰八字。
人的生辰八字，能够推算出人一生的运势起落、福禄寿夭。不仅如此，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与生辰八字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娶妻生子、造房建屋、每日宜忌、测事吉凶、年月运程、仕途升迁等。生辰八字，古人又称为四柱，分别称为年柱、月柱、日柱和时柱，就是说年月日时就像四根柱子一样，支撑起人的整个命运和人生。
生辰八字决定人的命运，而生年的干支又是人的本命，在干支的背后，又是由天上大神所赋之炁的运行状态来支撑的。四组干支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所代表的是处在那个时间上，天上大神所赋之炁的运行状态。这与人们的福寿穷通息息相关。
太岁神
太岁神，主宰着每岁的气运，因此必须处理好自己与值年太岁的关系，才能保证我们新年运势的通达与圆满。
因此，自古以来，上至皇家贵族，下至黎明百姓，人们无不于每岁年末奉祀来年太岁，以求得到值年太岁神的庇护，解厄消灾、祈福延生。2022年是壬寅年，值年太岁就是壬寅太岁贺谔大将军。
转自龙虎山道教
#经典电影#尽管已经过去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电影！
尽管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影片中哪吒自刎的深沉悲壮，后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再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戏剧高度。
四十年里，那个自由叛逆、充满悲剧色彩的小哪吒，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没有一个孩子不曾为他大闹东海而快意，为他剜肉剔骨、断绝亲情而震撼落泪，也为他骑鹿远去而感到落寞孤独。
他还成为了摇滚精神的象征。在《哪吒闹海》上映20年后，5个“北漂”年轻人将电影里第432号镜头的一帧画面作为乐队LOGO——他们将自刎的哪吒印在衣服上，印在旗帜上，南征北战，高喊着：
“即便是苦痛，也无法阻止我们仰起的头颅。”
1978年夏，《哪吒闹海》摄制组在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成立。
这部片子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的献礼片，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按时完成高质量的创作，影厂不惜举全厂之力投入到剧组当中：
“参加这部影片创作的有三位导演，一位总美术设计师和四位美术设计师，15位原画设计师，27位动画人员，三位绘景师，三位摄影师，一位作曲家，两位剪辑师，一位录音师，一位拟音师，众多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及一位制片主任，一位剧务。”
三位导演分别为：王树忱、严定宪和阿达（徐景达）。
严定宪是原画师出身。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就是由他从静态的漫画造型，一帧一帧落实到动画里去的。
王树忱和阿达是影厂的“三剑客”之二。其中王树忱不仅是《哪吒闹海》的导演，还是编剧。
早在1958年，王树忱就带着《哪吒闹海》的剧本跑去苏谈合作。
对故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派《冰雪女王》的导演列夫·阿塔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哪吒闹海》。双方计划在中国取景，在美术片厂进行绘制，要搞一部中国风+技术的鸿篇巨制。
为此，阿塔曼诺夫特地来考察，看山看水看名画，还上了当年的《大众电影》杂志。
他表示要把京剧艺术融入到动画人物的表演中——3年后，这一艺术构想在《大闹天宫》里倒是实现了。
眼看着合作要成了，双方在钱的问题上却没谈拢：“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师来，多出钱；他们呢，相反，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
然后在剧本上也开始扯皮，曾经不能理解中国人的神话传说，“认为讲迷信啊，斯了又活了，活了又斯了”。
身为辽宁汉子、又有着近十年美术片从业经验的王树忱咽不下这口气，“还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
最后干脆一个电话请示到美影厂厂长特伟那里，谈不拢，不谈了。
于是王树忱带着“哪吒”打道回国，默默等待机会。
文艺工作者们的春天到了。沉寂数年的美影厂重新恢复了美术片的创作，《哪吒闹海》正好赶上了这一时机。
自觉虚度了十年光阴的动画人们铆足了劲，想把《哪吒闹海》做成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
在哪吒的故事背景中，“人、神、鬼、兽同台表演；关、海、洞、天景色齐全”，适合用宽银幕来呈现。
最终，他们首次尝试用2.35:1的宽幅来制作动画电影。三位导演满怀雄心壮志，他们一致决定：
《哪吒闹海》的艺术特色，必须是奇、绝、壮、美。
所谓奇，就是故事离奇。为此，王树忱在剧本上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动。
《哪吒闹海》电影开篇，四海龙王兴风作浪，搅得陈塘关不得安宁，这为日后哪吒闹海埋下了合理性。
但其实在原著中，哪吒的闹海有点蛮不讲理。
在《封神演义》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里，哪吒因天气炎热，到海边用混天绫蘸水洗澡，不想这宝贝法力无边撼动了龙宫。
龙王差夜叉李艮来问，哪吒仗着自己是“灵珠子应运下世”，口气十分嚣张：“你这畜生是什么东西，也配说话？”
等到火拼起来，哪吒一动怒就打斯了夜叉，抽了敖丙龙筋，却道“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
这要放在现代，妥妥的就是一恶少二代啊。
在《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哪吒应天命扶周灭商就已经是正义之身。哪怕是沙了人，也是为了“磨炼本性”、“完成劫数”，一切都可用天数来解释。反正古人吃这一套。
但若想让现代的观众接受这样一个浑身戾气、恃强凌弱的哪吒，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王树忱化用民间传说中，龙王贪得无厌、索要童男童女的桥段，反过来将哪吒塑造成天真无邪又正义凛然的少年英雄。
便是后来哪吒自刎，也是忍不了妖龙再作恶，忍不了百姓再受难，忍不了亲生爹爹要沙自己，是他自己的主动牺牲。
这一幕戏是全片的最高潮。
李靖因“天命难违”，挥剑欲砍哪吒，却因哪吒一声“爹爹”而心有不忍，手中宝剑应声落地。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几乎与此同时，乐器合奏的配乐响起，十二个全景、四个中景、六个近景的轮番切换将戏剧张力推向极致，越来越快，就在观众情绪抵达高潮的那一刻，哪吒反手挥剑自纹，音乐、画面戛然而止。
片刻停顿，我们只能看到哪吒的背影静止，剑在手中滑动了一下。哪吒睁眼，泪水滑落，染血的长剑坠向地面。不知多少人在这一刻流下眼泪。
背向观众自纹，这经典的影史一幕是原画师常光希设计的。
但在当时，他的创作如履薄冰。考虑到动画片的受众主要是孩子，导演要求不能太暴力、太血腥。
“反正这一剑总是要下去的，问题是怎么下。”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让哪吒背过身去下剑，但又担心画面张力不太够。
原画组组长林文肖——也是后来动画片《舒克和贝塔》的导演跟他建议，让哪吒的头发竖起来后慢慢飘落，象征生命在哪吒的身体里消失。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在剪辑的加成下，戏剧张力、表现力、感染力都很到位。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是童年最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观影体验。
曾这样评价：多少年后，哪吒长袖飘飘，白衣若雪，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横剑自刎的一幕仍历历在目，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此后的中国动画片再也没有，也无法再现了。
《哪吒闹海》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从绘制、拍摄到剪辑的所有工作，一共画了五万八千多张原画，摄制了宽银幕和4:3普通银幕两种规格，可想而知整个团队有多拼。
所有人都自觉加班。在全片进行到精剪阶段，剪辑师肖淮海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拿的都是固定薪酬，能做到如此，当真是“用爱发电”。
但不疯魔不成活。这种对每一个细节都极致把握的态度，才让《哪吒闹海》成为了影史上大放异彩的经典。
拿一个细节举例。敖丙被哪吒抽了龙筋，龙王敖广气咻咻地去找李靖说道。这里有一场戏是李靖抚琴。
为了让李靖的神情、姿态甚至弹琴的指法都和音乐完美结合，曲子谱好后，主创团队请来专业琴师现场演奏。
琴师在中间抚琴，六位原画师呈扇形围成一圈，多角度速写记录下每个音节的指法。同时摄影师也将琴师演奏时的神态捕捉下来。
这本来只是一处和情节推进没什么关系的细节，他们却以十足的匠心来雕琢。
这做的哪里是动画，分明就是艺术品啊。
类似的惊喜比比皆是。
比如电影开场，随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个大字浮现，一段青铜编钟音色的配乐响起，马上就把人拉入到中国古典神话的缥缈意境里。
对于出生在80、90年代，看着这部动画电影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震撼的，是少年哪吒对父权的激烈反抗和对自由的决然追求。只是这样的哪吒，在自刎那刻便死去了，纵然莲花复生，但那不再是哪吒。
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其他影视剧作品中，哪吒复活后被天庭招安的后续演绎，《哪吒闹海》的结尾处理才显得难能可贵。
快意复仇后的哪吒和家将、昔日伙伴一一告别，骑一匹梅花鹿逍遥远去，没有了血缘的羁绊，无来处无归途，自由自在，唯有此心，耿耿相随。
而那个仗义执言、一身反骨的少年英雄，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
哪吒——这个由师父太乙真人起的名字，曾经被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化为己用。他们在一首名为《闹海》的歌里唱道：
忧郁的孩子们别怕，守护着你们的是哪吒，谁要是再来害人定不饶他。
闹海哪吒 - 他在时间门外
尽管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影片中哪吒自刎的深沉悲壮，后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再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戏剧高度。
四十年里，那个自由叛逆、充满悲剧色彩的小哪吒，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没有一个孩子不曾为他大闹东海而快意，为他剜肉剔骨、断绝亲情而震撼落泪，也为他骑鹿远去而感到落寞孤独。
他还成为了摇滚精神的象征。在《哪吒闹海》上映20年后，5个“北漂”年轻人将电影里第432号镜头的一帧画面作为乐队LOGO——他们将自刎的哪吒印在衣服上，印在旗帜上，南征北战，高喊着：
“即便是苦痛，也无法阻止我们仰起的头颅。”
1978年夏，《哪吒闹海》摄制组在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成立。
这部片子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的献礼片，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按时完成高质量的创作，影厂不惜举全厂之力投入到剧组当中：
“参加这部影片创作的有三位导演，一位总美术设计师和四位美术设计师，15位原画设计师，27位动画人员，三位绘景师，三位摄影师，一位作曲家，两位剪辑师，一位录音师，一位拟音师，众多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及一位制片主任，一位剧务。”
三位导演分别为：王树忱、严定宪和阿达（徐景达）。
严定宪是原画师出身。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就是由他从静态的漫画造型，一帧一帧落实到动画里去的。
王树忱和阿达是影厂的“三剑客”之二。其中王树忱不仅是《哪吒闹海》的导演，还是编剧。
早在1958年，王树忱就带着《哪吒闹海》的剧本跑去苏谈合作。
对故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派《冰雪女王》的导演列夫·阿塔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哪吒闹海》。双方计划在中国取景，在美术片厂进行绘制，要搞一部中国风+技术的鸿篇巨制。
为此，阿塔曼诺夫特地来考察，看山看水看名画，还上了当年的《大众电影》杂志。
他表示要把京剧艺术融入到动画人物的表演中——3年后，这一艺术构想在《大闹天宫》里倒是实现了。
眼看着合作要成了，双方在钱的问题上却没谈拢：“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师来，多出钱；他们呢，相反，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
然后在剧本上也开始扯皮，曾经不能理解中国人的神话传说，“认为讲迷信啊，斯了又活了，活了又斯了”。
身为辽宁汉子、又有着近十年美术片从业经验的王树忱咽不下这口气，“还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
最后干脆一个电话请示到美影厂厂长特伟那里，谈不拢，不谈了。
于是王树忱带着“哪吒”打道回国，默默等待机会。
文艺工作者们的春天到了。沉寂数年的美影厂重新恢复了美术片的创作，《哪吒闹海》正好赶上了这一时机。
自觉虚度了十年光阴的动画人们铆足了劲，想把《哪吒闹海》做成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
在哪吒的故事背景中，“人、神、鬼、兽同台表演；关、海、洞、天景色齐全”，适合用宽银幕来呈现。
最终，他们首次尝试用2.35:1的宽幅来制作动画电影。三位导演满怀雄心壮志，他们一致决定：
《哪吒闹海》的艺术特色，必须是奇、绝、壮、美。
所谓奇，就是故事离奇。为此，王树忱在剧本上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动。
《哪吒闹海》电影开篇，四海龙王兴风作浪，搅得陈塘关不得安宁，这为日后哪吒闹海埋下了合理性。
但其实在原著中，哪吒的闹海有点蛮不讲理。
在《封神演义》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里，哪吒因天气炎热，到海边用混天绫蘸水洗澡，不想这宝贝法力无边撼动了龙宫。
龙王差夜叉李艮来问，哪吒仗着自己是“灵珠子应运下世”，口气十分嚣张：“你这畜生是什么东西，也配说话？”
等到火拼起来，哪吒一动怒就打斯了夜叉，抽了敖丙龙筋，却道“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
这要放在现代，妥妥的就是一恶少二代啊。
在《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哪吒应天命扶周灭商就已经是正义之身。哪怕是沙了人，也是为了“磨炼本性”、“完成劫数”，一切都可用天数来解释。反正古人吃这一套。
但若想让现代的观众接受这样一个浑身戾气、恃强凌弱的哪吒，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王树忱化用民间传说中，龙王贪得无厌、索要童男童女的桥段，反过来将哪吒塑造成天真无邪又正义凛然的少年英雄。
便是后来哪吒自刎，也是忍不了妖龙再作恶，忍不了百姓再受难，忍不了亲生爹爹要沙自己，是他自己的主动牺牲。
这一幕戏是全片的最高潮。
李靖因“天命难违”，挥剑欲砍哪吒，却因哪吒一声“爹爹”而心有不忍，手中宝剑应声落地。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几乎与此同时，乐器合奏的配乐响起，十二个全景、四个中景、六个近景的轮番切换将戏剧张力推向极致，越来越快，就在观众情绪抵达高潮的那一刻，哪吒反手挥剑自纹，音乐、画面戛然而止。
片刻停顿，我们只能看到哪吒的背影静止，剑在手中滑动了一下。哪吒睁眼，泪水滑落，染血的长剑坠向地面。不知多少人在这一刻流下眼泪。
背向观众自纹，这经典的影史一幕是原画师常光希设计的。
但在当时，他的创作如履薄冰。考虑到动画片的受众主要是孩子，导演要求不能太暴力、太血腥。
“反正这一剑总是要下去的，问题是怎么下。”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让哪吒背过身去下剑，但又担心画面张力不太够。
原画组组长林文肖——也是后来动画片《舒克和贝塔》的导演跟他建议，让哪吒的头发竖起来后慢慢飘落，象征生命在哪吒的身体里消失。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在剪辑的加成下，戏剧张力、表现力、感染力都很到位。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是童年最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观影体验。
曾这样评价：多少年后，哪吒长袖飘飘，白衣若雪，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横剑自刎的一幕仍历历在目，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此后的中国动画片再也没有，也无法再现了。
《哪吒闹海》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从绘制、拍摄到剪辑的所有工作，一共画了五万八千多张原画，摄制了宽银幕和4:3普通银幕两种规格，可想而知整个团队有多拼。
所有人都自觉加班。在全片进行到精剪阶段，剪辑师肖淮海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拿的都是固定薪酬，能做到如此，当真是“用爱发电”。
但不疯魔不成活。这种对每一个细节都极致把握的态度，才让《哪吒闹海》成为了影史上大放异彩的经典。
拿一个细节举例。敖丙被哪吒抽了龙筋，龙王敖广气咻咻地去找李靖说道。这里有一场戏是李靖抚琴。
为了让李靖的神情、姿态甚至弹琴的指法都和音乐完美结合，曲子谱好后，主创团队请来专业琴师现场演奏。
琴师在中间抚琴，六位原画师呈扇形围成一圈，多角度速写记录下每个音节的指法。同时摄影师也将琴师演奏时的神态捕捉下来。
这本来只是一处和情节推进没什么关系的细节，他们却以十足的匠心来雕琢。
这做的哪里是动画，分明就是艺术品啊。
类似的惊喜比比皆是。
比如电影开场，随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个大字浮现，一段青铜编钟音色的配乐响起，马上就把人拉入到中国古典神话的缥缈意境里。
对于出生在80、90年代，看着这部动画电影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震撼的，是少年哪吒对父权的激烈反抗和对自由的决然追求。只是这样的哪吒，在自刎那刻便死去了，纵然莲花复生，但那不再是哪吒。
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其他影视剧作品中，哪吒复活后被天庭招安的后续演绎，《哪吒闹海》的结尾处理才显得难能可贵。
快意复仇后的哪吒和家将、昔日伙伴一一告别，骑一匹梅花鹿逍遥远去，没有了血缘的羁绊，无来处无归途，自由自在，唯有此心，耿耿相随。
而那个仗义执言、一身反骨的少年英雄，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
哪吒——这个由师父太乙真人起的名字，曾经被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化为己用。他们在一首名为《闹海》的歌里唱道：
忧郁的孩子们别怕，守护着你们的是哪吒，谁要是再来害人定不饶他。
闹海哪吒 - 他在时间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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