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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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干名图利，乃现世之功能，人斯共见。念佛往生，实隔世之因果，人所难知。虽然，莲华实荣悴于目前，而迷者不觉耳。净心为善，则神清气爽，而内志开舒。秽心为恶，则气暴神粗，而衷怀沮丧。华荣华悴，不昭然乎！
*虚浮界内，是梦非真。常寂光中，是真非梦。世人以梦为真，以真为梦，颠倒如斯，良可悲矣！岂知骨肉之即雠冤，形骸之为桎梏。得生净土，是则脱沉疴而再获天年，释狴犴而荣归故里。名之极乐，讵不然乎？若夫菩萨行门，虽云如梦，譬之大喜将临，夜现吉祥之境。岂比重昏失晓，魂招凶恶之征？盖菩萨在梦而将苏，凡夫由梦而入梦。至于寂光，则朗然大寐之得醒矣。
*达心之士，万机万变，而国政非繁。执境之流。一夫一妇，而家缘尚累。譬之明镜照物，终日照而无劳；空谷传声，多众传而不困。如是则大君不异世尊，百辟何非海众？都俞吁（），而妙法交宣；庆赏刑威，而真慈平等。王事、佛事，打成一片矣。何净土之难生。
——摘自莲池大师答净土四十八问
*虚浮界内，是梦非真。常寂光中，是真非梦。世人以梦为真，以真为梦，颠倒如斯，良可悲矣！岂知骨肉之即雠冤，形骸之为桎梏。得生净土，是则脱沉疴而再获天年，释狴犴而荣归故里。名之极乐，讵不然乎？若夫菩萨行门，虽云如梦，譬之大喜将临，夜现吉祥之境。岂比重昏失晓，魂招凶恶之征？盖菩萨在梦而将苏，凡夫由梦而入梦。至于寂光，则朗然大寐之得醒矣。
*达心之士，万机万变，而国政非繁。执境之流。一夫一妇，而家缘尚累。譬之明镜照物，终日照而无劳；空谷传声，多众传而不困。如是则大君不异世尊，百辟何非海众？都俞吁（），而妙法交宣；庆赏刑威，而真慈平等。王事、佛事，打成一片矣。何净土之难生。
——摘自莲池大师答净土四十八问
1.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素问·至真要大论》）
2.补汤宜用熟，泻药不嫌生。（明·傅仁宇《审视瑶函·用药生熟各宜论》）
3.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而软坚，用醋注肝而住痛。（清·顾松园《顾氏医镜·论治大纲》）
4.升降浮沉则顾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四时用药例》）
5.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素问·宣明五气篇》）
6.生者气锐而先行，熟者气纯而和缓。（清·吴谦等《医宗金鉴·小承气汤集注》）
7.半夏有三禁，渴家汗家血家是也。（明·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春温夏热病大法》）
8.附子无姜不热。（清·黄宫绣《本草求真·干姜》）
9.石膏非大剂则无效。（清·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伤寒兼有伏热证》）
10.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升降浮沉》）
11.一味丹参，功同四物。（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丹参》）
十六、临床疾病
1.治暑之法，清心利小便最好。（明·王纶《明医杂著·暑病》）
2.久咳不已，必须补脾土以生肺金。（清·程国彭《医学心悟·咳嗽》）
3.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素问·咳论》）
4.治咳嗽者，治痰为先；治痰者，下气为上。（金·张元素《活法机要·咳嗽证》）
5.喘病之因，在肺为实，在肾为虚。（清·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喘》）
6.肺病者，喘息鼻胀。（《灵枢·五阅五使》）
7.肺胀者，虚满而喘咳。（《灵枢·胀论》）
8.实喘责在肺，虚喘责在肾。（清·石寿棠《医原·闻声须察阴阳论》）
9.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明·虞抟《医学正传·哮喘》）
10.血不养心，则神浮而悸。（清·唐宗海《血证论·惊悸》）
11.呕吐伤胃，泄泻伤脾。（丁甘仁《丁甘仁医案·痉症》）
12.病深者，其声哕。（《素问·宝命全形论》）
13.致呃之因，总由气逆。（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呃逆》）
14.疸久不愈则补脾。（清·林佩琴《类证治裁·黄疸》）
15.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汉·张机《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
16.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汉·张机《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
17.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18.水谷分则泻自止。（明·张介宾《景岳全书·泄泻》）
19.白痢者，属乎气；赤痢者，属乎血。（清·汪宏《望诊遵经·大便望法提纲》）
20.初痢多属湿热，久痢多属虚寒。（清·李馥垣《医理汇精·痢疾》）
21.先滞后利者易治，先利后滞者难治。（清·吴瑭《温病条辨·湿温》）
22.无痰不作眩。（元·朱震亨《丹溪必法·头眩》）
23.无虚不能作眩，当以治虚为主。（明·张介宾《景岳全书·眩晕》）
24.善治风者，以气理之。（明·戴思恭《证治要诀·中风》）
25.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汉·张机《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
26.治阳水用攻用散，治阴水用温用补。（清·吴谦等《医宗金鉴·桂苓术甘汤按》）
27.诸有水肿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汉·张机《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
28.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汉·张机《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29.稠浊者为痰，清稀者为饮。（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痰饮》）
30.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痰饮》）
31.吐下之余，定无完气。（清·尤怡《金匮要略心典·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32.暴衄则治须凉泻，久衄则治须滋养。（清·林佩琴《类证治裁·衄血》）
33.近血病在腑，远血病在脏。（丁甘仁《丁甘仁医案·便血》）
34.盗汗为阴虚，自汗为阳虚。（清·江涵暾《笔花医镜·盗汗自汗》）
35.闭塞不通谓之痹。（清·李用梓《证治汇补·痹症》）
36.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素问·痹论》）
37.癫属阴，狂属阳，癫多喜而狂多怒。（元·朱震亨《丹溪心法·癫狂》）
38.狂为痰火盛实，癫为心血不足。（明·孙一奎《赤水玄珠全集·癫狂痫门》）
39.重阳者狂，重阴者癫。（《难经·二十难》）
40.胃不和则卧不安。（《素问·逆调论》）
41.夫虚劳者，五劳六极七伤是也。（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虚劳候》）
42.消渴之患，常始于微而成于著，始于胃而极于肺肾。（清·喻昌《医门法律·消渴门》）
43.痿多虚，痹多实。（清·吴谦等《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
44.木火郁于中焦，脘痛嘈杂。（清·叶桂《未刻本叶氏医案》）
45.蛔得酸则静，得辛则伏，得苦则下。（清·吴谦等《医宗金鉴·乌梅丸集注》）
46.痈疽原是火毒生，经络阻隔气血凝。（清·吴谦等《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
47.诸痛为实，诸痒为虚，诸痈为阳，诸疽为阴。（清·高秉钧《疡科心得集·疡科调治心法略义》）
48.治妇人之疾，先须调经。（明·陈文昭《陈素庵妇科补解·调经论》）
49.儿科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气也。（清·吴瑭《温病条辨·儿科用药论》）
50.热盛生痰，痰盛生惊，惊盛生风，风盛发搐。（宋·杨士瀛《仁斋小儿方论》）
51.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灵枢·海论》）
52.新聋多热，少阳阳明火盛也；旧聋多虚，少阴肾气不足也。（清·李用粹《证治汇补·耳病》）
2.补汤宜用熟，泻药不嫌生。（明·傅仁宇《审视瑶函·用药生熟各宜论》）
3.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而软坚，用醋注肝而住痛。（清·顾松园《顾氏医镜·论治大纲》）
4.升降浮沉则顾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四时用药例》）
5.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素问·宣明五气篇》）
6.生者气锐而先行，熟者气纯而和缓。（清·吴谦等《医宗金鉴·小承气汤集注》）
7.半夏有三禁，渴家汗家血家是也。（明·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春温夏热病大法》）
8.附子无姜不热。（清·黄宫绣《本草求真·干姜》）
9.石膏非大剂则无效。（清·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伤寒兼有伏热证》）
10.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升降浮沉》）
11.一味丹参，功同四物。（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丹参》）
十六、临床疾病
1.治暑之法，清心利小便最好。（明·王纶《明医杂著·暑病》）
2.久咳不已，必须补脾土以生肺金。（清·程国彭《医学心悟·咳嗽》）
3.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素问·咳论》）
4.治咳嗽者，治痰为先；治痰者，下气为上。（金·张元素《活法机要·咳嗽证》）
5.喘病之因，在肺为实，在肾为虚。（清·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喘》）
6.肺病者，喘息鼻胀。（《灵枢·五阅五使》）
7.肺胀者，虚满而喘咳。（《灵枢·胀论》）
8.实喘责在肺，虚喘责在肾。（清·石寿棠《医原·闻声须察阴阳论》）
9.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明·虞抟《医学正传·哮喘》）
10.血不养心，则神浮而悸。（清·唐宗海《血证论·惊悸》）
11.呕吐伤胃，泄泻伤脾。（丁甘仁《丁甘仁医案·痉症》）
12.病深者，其声哕。（《素问·宝命全形论》）
13.致呃之因，总由气逆。（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呃逆》）
14.疸久不愈则补脾。（清·林佩琴《类证治裁·黄疸》）
15.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汉·张机《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
16.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汉·张机《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
17.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18.水谷分则泻自止。（明·张介宾《景岳全书·泄泻》）
19.白痢者，属乎气；赤痢者，属乎血。（清·汪宏《望诊遵经·大便望法提纲》）
20.初痢多属湿热，久痢多属虚寒。（清·李馥垣《医理汇精·痢疾》）
21.先滞后利者易治，先利后滞者难治。（清·吴瑭《温病条辨·湿温》）
22.无痰不作眩。（元·朱震亨《丹溪必法·头眩》）
23.无虚不能作眩，当以治虚为主。（明·张介宾《景岳全书·眩晕》）
24.善治风者，以气理之。（明·戴思恭《证治要诀·中风》）
25.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汉·张机《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
26.治阳水用攻用散，治阴水用温用补。（清·吴谦等《医宗金鉴·桂苓术甘汤按》）
27.诸有水肿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汉·张机《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
28.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汉·张机《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29.稠浊者为痰，清稀者为饮。（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痰饮》）
30.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痰饮》）
31.吐下之余，定无完气。（清·尤怡《金匮要略心典·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32.暴衄则治须凉泻，久衄则治须滋养。（清·林佩琴《类证治裁·衄血》）
33.近血病在腑，远血病在脏。（丁甘仁《丁甘仁医案·便血》）
34.盗汗为阴虚，自汗为阳虚。（清·江涵暾《笔花医镜·盗汗自汗》）
35.闭塞不通谓之痹。（清·李用梓《证治汇补·痹症》）
36.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素问·痹论》）
37.癫属阴，狂属阳，癫多喜而狂多怒。（元·朱震亨《丹溪心法·癫狂》）
38.狂为痰火盛实，癫为心血不足。（明·孙一奎《赤水玄珠全集·癫狂痫门》）
39.重阳者狂，重阴者癫。（《难经·二十难》）
40.胃不和则卧不安。（《素问·逆调论》）
41.夫虚劳者，五劳六极七伤是也。（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虚劳候》）
42.消渴之患，常始于微而成于著，始于胃而极于肺肾。（清·喻昌《医门法律·消渴门》）
43.痿多虚，痹多实。（清·吴谦等《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
44.木火郁于中焦，脘痛嘈杂。（清·叶桂《未刻本叶氏医案》）
45.蛔得酸则静，得辛则伏，得苦则下。（清·吴谦等《医宗金鉴·乌梅丸集注》）
46.痈疽原是火毒生，经络阻隔气血凝。（清·吴谦等《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
47.诸痛为实，诸痒为虚，诸痈为阳，诸疽为阴。（清·高秉钧《疡科心得集·疡科调治心法略义》）
48.治妇人之疾，先须调经。（明·陈文昭《陈素庵妇科补解·调经论》）
49.儿科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气也。（清·吴瑭《温病条辨·儿科用药论》）
50.热盛生痰，痰盛生惊，惊盛生风，风盛发搐。（宋·杨士瀛《仁斋小儿方论》）
51.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灵枢·海论》）
52.新聋多热，少阳阳明火盛也；旧聋多虚，少阴肾气不足也。（清·李用粹《证治汇补·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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