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观小学】9月24日下午，为了帮助教师们提高多媒体教学软件操作技术和办公自动化水平，江苏南通挂职支教毛永峰副校长《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讲座在城固县上元观小学开展。
讲座中，毛永峰详细介绍了信息技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产生的背景及意义，以及如何在网络中下载、导入、新建课件。他表示，后面将对学校希沃黑板使用和学校机器人社团工作给予精心的培训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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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画里看苏轼的“朋友圈”】
9月1日至10月30日，“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31日，在展览的新闻发布会后记者有幸先睹为快。
展现苏轼的千古风流
苏轼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不但在诗文、书画等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同时因其高雅的生活品味与豁达的人生态度，而使其散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苏轼的艺术与思想乃至生活情趣都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他本人也成为备受景仰的文人典范。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苏轼的传世书法佳作，还藏有部分重要的苏轼师友作品，以及大量受到苏轼影响和能够反映其艺术思想的相关艺术珍品。藏品的时代跨度从北宋至近现代，类别涵盖书画、碑帖、器物、古籍善本等，在藏品的整体数量、质量和丰富性上都具有一定优势。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表示，此次故宫博物院举办以文物为载体、以展现苏轼艺术造诣与其人格风范的展览，尚属首次。她介绍，本次展览的展品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还得到了天津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共展出78件（套）文物精品。展品以具有代表性的高质量文物为主，并兼顾了文物种类的多样性，在保证学术性的前提下突出了展览的观赏性，力求从多角度勾勒出生动立体的苏轼形象。
苏轼和他的朋友们
展览通过苏轼及其师友的作品，展现苏轼的交游圈与他所处的时代。正如展览名“千古风流人物”，此次展览还展出了大量苏轼同时代文人创作的书画。
通过展厅墙上的示意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苏轼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巨匠辈出的时代。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这些与他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都是名垂千古的文史大家；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王诜等，这些他的门生及友人亦为宋代文化星空中璀璨的明星。
展厅入口不远，便看到欧阳修的《灼艾帖》。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入京参加贡举，欧阳修是主考官。据传，当时他看到苏轼的文章相当精彩，暗自猜测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之作，为“避嫌”，就将之定为第二名。于是，苏轼只因欧阳修的“清廉”而与状元擦肩而过。但二人的师生关系就此定下，且情谊甚好。
宋四家“苏黄米蔡”的作品也罕见地同场展出。其中，黄庭坚的《君宜帖》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寒食帖》题跋外，黄庭坚唯一一件直接提及苏轼的墨迹。他在该信末尾附言称“东坡诸书一借”。米芾《盛制帖》是米芾早年的作品，字势飞动、笔墨清润，反映了米芾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
蔡襄的为人与书法都是苏轼极为推崇的。苏轼称赞其书法“独步当世”“本朝第一”。展柜里的《京居帖》，是蔡襄写给友人的一封问候信札。前半部分以行书为主，后面逐渐转为草书，从中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蔡襄在这两种书体上的高超造诣。
苏轼的颜值几何
苏轼（苏东坡）长什么样？展览用不同的方式让观众一窥究竟。
画像最清晰的当属明代的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这幅苏轼笠屐像所据粉本传为苏轼友人李公麟之作。苏轼晚年被贬海南时，曾在访友途中遇雨，他向农人借来斗笠和木屐，农人争相笑看，而苏轼坦然处之。此图表现苏轼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生活态度，此类笠屐像也成为后世在描绘苏轼形象时的一种经典范式。此画是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亮相。
宋人《赤壁图页》再现了苏轼泛舟赤壁的场景。此图取南宋时期流行的“一角半边”式构图，以类似特写镜头描绘了苏轼与友人泛舟于赤壁之下的情景，并着力表现了水纹，显示出这一时期赤壁题材绘画与“水图”相结合的特点。存世另有两件同题作品与此出于一稿，仅在细节描绘上略有区别，现分别收藏于美国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代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之“竹院品古”》描绘了苏轼的另一面。据策展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馆员郁文韬介绍，由于后人对苏轼的仰慕，很多逸事也被附会在苏轼身上。北宋时文人士大夫盛行品鉴古玩，苏轼及其友人王诜、李公麟、米芾等以鉴古知名。当明代晚期古玩鉴赏之风重兴之时，便出现了一种以“东坡品古”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仇英这幅便是其一。图中描绘了三位文士在庭院中一同品鉴古玩字画的场景，其中一人的衣冠状貌与苏轼相近。
读懂苏轼的不同方式
作为一代文豪，苏轼最为后人称道的当然是其文学造诣，而其诗文因极具画面感而成为后代书画家超爱的创作母题。比如他两次游赤壁，不仅催生了《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两篇经典佳作，也成为历代艺术创作的题材。展出的文徵明的《前后赤壁赋》卷、沈度的《赤壁赋册》、宋人的《赤壁图页》、钱穀的《后赤壁图扇页》等，均反映出创作者对于文本的不同理解。
苏轼本人亦是书法家，师从前人，又有独创，是宋代书法“尚意”新风的实践者。本次展出的《治平帖》卷，是苏轼书写的一封信札，内容主要是委托乡僧照管坟茔之事。根据帖后赵孟、文徵明、王穉登三人题跋可知，这是苏轼于北宋熙宁年间在京师时所作，苏轼时年三十余岁。赵孟称其“字画风流韵胜”，是珍贵的苏轼早年书法墨迹。
《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则是“苏轼书法由早年步入中年的佳作”。郁文韬介绍，这个合卷是苏轼写给陈慥（音“造”）的两封书札。《新岁展庆帖》是相约陈慥与李常（字公择）同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之事；《人来得书帖》是为陈慥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慥所作。陈慥字季常，晚年隐于黄州。苏轼被贬黄州时，与他往来频繁，友谊深厚。
苏轼在绘画理论上亦颇有建树，他开创的“士夫画”理论，使中国绘画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北宋著名画家王诜，亦是苏轼好友。他的传世名作《渔村小雪图》，创作于他被贬之后。画中以其独创的笔法描绘山间水岸边雪后初霁的景色，将渔人劳作与文人幽赏等场景置于同一自然环境中，表现出作者向往山林隐逸的情怀。这件画作将苏轼所倡导的文人韵致融入其中。画卷后有乾隆皇帝与群臣唱和诗十余首，均以苏轼为王诜《烟江叠嶂图》所作的长歌为韵。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苏轼与王诜的艺文交往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
9月1日至10月30日，“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31日，在展览的新闻发布会后记者有幸先睹为快。
展现苏轼的千古风流
苏轼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不但在诗文、书画等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同时因其高雅的生活品味与豁达的人生态度，而使其散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苏轼的艺术与思想乃至生活情趣都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他本人也成为备受景仰的文人典范。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苏轼的传世书法佳作，还藏有部分重要的苏轼师友作品，以及大量受到苏轼影响和能够反映其艺术思想的相关艺术珍品。藏品的时代跨度从北宋至近现代，类别涵盖书画、碑帖、器物、古籍善本等，在藏品的整体数量、质量和丰富性上都具有一定优势。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表示，此次故宫博物院举办以文物为载体、以展现苏轼艺术造诣与其人格风范的展览，尚属首次。她介绍，本次展览的展品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还得到了天津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共展出78件（套）文物精品。展品以具有代表性的高质量文物为主，并兼顾了文物种类的多样性，在保证学术性的前提下突出了展览的观赏性，力求从多角度勾勒出生动立体的苏轼形象。
苏轼和他的朋友们
展览通过苏轼及其师友的作品，展现苏轼的交游圈与他所处的时代。正如展览名“千古风流人物”，此次展览还展出了大量苏轼同时代文人创作的书画。
通过展厅墙上的示意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苏轼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巨匠辈出的时代。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这些与他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都是名垂千古的文史大家；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王诜等，这些他的门生及友人亦为宋代文化星空中璀璨的明星。
展厅入口不远，便看到欧阳修的《灼艾帖》。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入京参加贡举，欧阳修是主考官。据传，当时他看到苏轼的文章相当精彩，暗自猜测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之作，为“避嫌”，就将之定为第二名。于是，苏轼只因欧阳修的“清廉”而与状元擦肩而过。但二人的师生关系就此定下，且情谊甚好。
宋四家“苏黄米蔡”的作品也罕见地同场展出。其中，黄庭坚的《君宜帖》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寒食帖》题跋外，黄庭坚唯一一件直接提及苏轼的墨迹。他在该信末尾附言称“东坡诸书一借”。米芾《盛制帖》是米芾早年的作品，字势飞动、笔墨清润，反映了米芾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
蔡襄的为人与书法都是苏轼极为推崇的。苏轼称赞其书法“独步当世”“本朝第一”。展柜里的《京居帖》，是蔡襄写给友人的一封问候信札。前半部分以行书为主，后面逐渐转为草书，从中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蔡襄在这两种书体上的高超造诣。
苏轼的颜值几何
苏轼（苏东坡）长什么样？展览用不同的方式让观众一窥究竟。
画像最清晰的当属明代的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这幅苏轼笠屐像所据粉本传为苏轼友人李公麟之作。苏轼晚年被贬海南时，曾在访友途中遇雨，他向农人借来斗笠和木屐，农人争相笑看，而苏轼坦然处之。此图表现苏轼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生活态度，此类笠屐像也成为后世在描绘苏轼形象时的一种经典范式。此画是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亮相。
宋人《赤壁图页》再现了苏轼泛舟赤壁的场景。此图取南宋时期流行的“一角半边”式构图，以类似特写镜头描绘了苏轼与友人泛舟于赤壁之下的情景，并着力表现了水纹，显示出这一时期赤壁题材绘画与“水图”相结合的特点。存世另有两件同题作品与此出于一稿，仅在细节描绘上略有区别，现分别收藏于美国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代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之“竹院品古”》描绘了苏轼的另一面。据策展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馆员郁文韬介绍，由于后人对苏轼的仰慕，很多逸事也被附会在苏轼身上。北宋时文人士大夫盛行品鉴古玩，苏轼及其友人王诜、李公麟、米芾等以鉴古知名。当明代晚期古玩鉴赏之风重兴之时，便出现了一种以“东坡品古”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仇英这幅便是其一。图中描绘了三位文士在庭院中一同品鉴古玩字画的场景，其中一人的衣冠状貌与苏轼相近。
读懂苏轼的不同方式
作为一代文豪，苏轼最为后人称道的当然是其文学造诣，而其诗文因极具画面感而成为后代书画家超爱的创作母题。比如他两次游赤壁，不仅催生了《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两篇经典佳作，也成为历代艺术创作的题材。展出的文徵明的《前后赤壁赋》卷、沈度的《赤壁赋册》、宋人的《赤壁图页》、钱穀的《后赤壁图扇页》等，均反映出创作者对于文本的不同理解。
苏轼本人亦是书法家，师从前人，又有独创，是宋代书法“尚意”新风的实践者。本次展出的《治平帖》卷，是苏轼书写的一封信札，内容主要是委托乡僧照管坟茔之事。根据帖后赵孟、文徵明、王穉登三人题跋可知，这是苏轼于北宋熙宁年间在京师时所作，苏轼时年三十余岁。赵孟称其“字画风流韵胜”，是珍贵的苏轼早年书法墨迹。
《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则是“苏轼书法由早年步入中年的佳作”。郁文韬介绍，这个合卷是苏轼写给陈慥（音“造”）的两封书札。《新岁展庆帖》是相约陈慥与李常（字公择）同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之事；《人来得书帖》是为陈慥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慥所作。陈慥字季常，晚年隐于黄州。苏轼被贬黄州时，与他往来频繁，友谊深厚。
苏轼在绘画理论上亦颇有建树，他开创的“士夫画”理论，使中国绘画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北宋著名画家王诜，亦是苏轼好友。他的传世名作《渔村小雪图》，创作于他被贬之后。画中以其独创的笔法描绘山间水岸边雪后初霁的景色，将渔人劳作与文人幽赏等场景置于同一自然环境中，表现出作者向往山林隐逸的情怀。这件画作将苏轼所倡导的文人韵致融入其中。画卷后有乾隆皇帝与群臣唱和诗十余首，均以苏轼为王诜《烟江叠嶂图》所作的长歌为韵。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苏轼与王诜的艺文交往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金陵儒宗汪士铎（下）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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