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细究起来却像无底深渊一样的问题，当你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周围的一切似乎开始陌生和不可思议，很多人开始怀疑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这也包括那些伟大的科学家。科学虽然处在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仍然有许多从客观角度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当科学无法解释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现象时，人们就开始从神学的角度去解释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现象，于是很多人对科学和神学二者各信一半。就连从事科学研究... 网页链接
所有尝试着预测中国经济走向反面或表现不好的人都错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大的趋势是非常强的。今天看来，新兴市场国家今年的GDP会超过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GDP会占世界一半，这个增长趋势是继续存在的。学者往往过度解读很多东西，但企业本身不能听过度的解读，我们还要具体的生产经营，按照过度的解读那什么都不能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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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历史君#【为什么古代伟人的出现，总伴随着某种天象的发生？看司马迁怎么说】在历史学家的研究范畴当中，“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根本性的课题。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记录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一些事情，还要弄清楚历史走向背后的真正原因，并且，还要对历史后来的发展轨迹，做出一定程度的预示。
而在这里面，有一个被人们尊崇为学问，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关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人员有很多，但是，这其中名气最大的还要属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当中，司马迁对鸿门宴这件事，可谓是毫不吝啬其笔墨。
根据记载，当时的项羽拥兵40万，而刘邦这边只有区区的10万人，兵力的悬殊不可谓不大，所以，根据兵力方面的对比，刘邦没有赢项羽的机会。项羽当时的亚父范增曾一再告诫项羽：“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所以，要尽早除掉刘邦，不然，此人日后必成大患。”
也许是范增当时的预感太超前，项羽最终没有在鸿门宴上对刘邦下手，而历史的结局大家也都知道：刘邦最终成为了大汉天子，而项羽最后饮恨乌江。司马迁将这段历史史实，与“究天人之际”结合到了一起，仔细读史记原著的时候，笔者对此深有体会。司马迁总结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意思是：总是先看到上天形现，而后人间随之出现景象。
研究天人之际则要紧密的结合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要深入的研究人们对于“天”的尊崇。曾经在深入研读《公羊春秋》时候，对于董仲舒关于“天人之应”的诸多讨论，有了一些感悟，可以说，他的思想对司马迁有相当大的影响。
《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严敬天威”等说法。如果，我们能从真正的意义上对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于生态和自然态度以及珍视。
《韩诗外传》卷七写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如果，从这个方面谈“究天人之际”，我们可以发现：它极度的接近，我们现在谈的“环保”。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尊崇英雄主义的历史时期，当时的进取精神以及开放的风格，这些特点十分显著，这个历史时期是人类文明的大跨步时代。
这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思维极度的活跃，在创造方面收获颇丰。可以说，当时的人们在思想上的追求以及视野的宽阔性上，都是后人难以追赶的。其中，关于“天人”和“古今”的关系，是当时乃至后来人都十分关注的一个命题。
汉武帝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公孙弘也曾经言及“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淮南子·泰族》写道：“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淮南子·要略》也有“埒略衰世古今之变”“通古今之论”“经古今之道”，以及“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之说。
从这些方面综合看来，司马迁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论述，带有一定程度的历史文化意识，并且，具有旗帜鲜明的时代特征。
毋庸置疑，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者，他关于历史的思考，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他在其著作中所表现的真知灼见，更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认真思考的。而司马迁因为在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上与当时的统治者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李陵之祸爆发，最终，激怒汉武帝惨遭腐刑之苦。但是，他对历史的看法，以及对历史研究得出的硕果，对同时代及后来人的影响都很深远。
“天”、“人”、“古”、“今”对当时的统治者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当然，这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史记》中，“天示”、“神示”、“梦遇”、“奇遇”、“预言”等等，司马迁对于“究天人之际”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使客观世界上不可预测和可预测的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
司马迁的这种观念，使得许多历史史实里的真实原因变得愈加神秘，改变历史走向的不再是人，而是神灵，是神灵在主宰着这一切。然而，笔者乃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的信徒，虽然，是《史记》的忠实读者，但是，关于司马迁的一些见解，笔者实在是不敢苟同。
历史固然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是，并不需要神怪与灵异，这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本意。
参考资料：
【《公羊春秋》、《史记·项羽本纪》、《史记·五帝本纪》、《淮南子·要略》】
而在这里面，有一个被人们尊崇为学问，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关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人员有很多，但是，这其中名气最大的还要属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当中，司马迁对鸿门宴这件事，可谓是毫不吝啬其笔墨。
根据记载，当时的项羽拥兵40万，而刘邦这边只有区区的10万人，兵力的悬殊不可谓不大，所以，根据兵力方面的对比，刘邦没有赢项羽的机会。项羽当时的亚父范增曾一再告诫项羽：“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所以，要尽早除掉刘邦，不然，此人日后必成大患。”
也许是范增当时的预感太超前，项羽最终没有在鸿门宴上对刘邦下手，而历史的结局大家也都知道：刘邦最终成为了大汉天子，而项羽最后饮恨乌江。司马迁将这段历史史实，与“究天人之际”结合到了一起，仔细读史记原著的时候，笔者对此深有体会。司马迁总结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意思是：总是先看到上天形现，而后人间随之出现景象。
研究天人之际则要紧密的结合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要深入的研究人们对于“天”的尊崇。曾经在深入研读《公羊春秋》时候，对于董仲舒关于“天人之应”的诸多讨论，有了一些感悟，可以说，他的思想对司马迁有相当大的影响。
《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严敬天威”等说法。如果，我们能从真正的意义上对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于生态和自然态度以及珍视。
《韩诗外传》卷七写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如果，从这个方面谈“究天人之际”，我们可以发现：它极度的接近，我们现在谈的“环保”。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尊崇英雄主义的历史时期，当时的进取精神以及开放的风格，这些特点十分显著，这个历史时期是人类文明的大跨步时代。
这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思维极度的活跃，在创造方面收获颇丰。可以说，当时的人们在思想上的追求以及视野的宽阔性上，都是后人难以追赶的。其中，关于“天人”和“古今”的关系，是当时乃至后来人都十分关注的一个命题。
汉武帝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公孙弘也曾经言及“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淮南子·泰族》写道：“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淮南子·要略》也有“埒略衰世古今之变”“通古今之论”“经古今之道”，以及“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之说。
从这些方面综合看来，司马迁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论述，带有一定程度的历史文化意识，并且，具有旗帜鲜明的时代特征。
毋庸置疑，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者，他关于历史的思考，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他在其著作中所表现的真知灼见，更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认真思考的。而司马迁因为在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上与当时的统治者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李陵之祸爆发，最终，激怒汉武帝惨遭腐刑之苦。但是，他对历史的看法，以及对历史研究得出的硕果，对同时代及后来人的影响都很深远。
“天”、“人”、“古”、“今”对当时的统治者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当然，这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史记》中，“天示”、“神示”、“梦遇”、“奇遇”、“预言”等等，司马迁对于“究天人之际”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使客观世界上不可预测和可预测的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
司马迁的这种观念，使得许多历史史实里的真实原因变得愈加神秘，改变历史走向的不再是人，而是神灵，是神灵在主宰着这一切。然而，笔者乃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的信徒，虽然，是《史记》的忠实读者，但是，关于司马迁的一些见解，笔者实在是不敢苟同。
历史固然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是，并不需要神怪与灵异，这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本意。
参考资料：
【《公羊春秋》、《史记·项羽本纪》、《史记·五帝本纪》、《淮南子·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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