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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武侯区江安河畔宜居水岸公园的蜀宫琴台#精彩武侯# ，占地面积约2000m²。通过四维度+五项目， 呈现出以成都文化历史与自然资源为核心的一座仿益州园林式古建文创馆。
因地制宜以“国乐”为核心，通过演绎的艺术形式，蜀宫汉服、蜀宫演绎、蜀宫学堂、蜀宫休闲、蜀宫文创等来传播传统文化，为大家带来沉浸式的古风体验。#这个冬天这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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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袁清茂出席2021竹叶青产业战略发展大会】
中宏网山西12月21日电 12月19日，以“健康潮起 竹梦飞扬”为主题的2021竹叶青产业战略发展大会在太原召开。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清茂出席大会并讲话，汾酒总经理谭忠豹致辞。公司领导高志武、杨波、杨建峰、常建伟、刘卫华、高明、张春生，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大会，全国竹叶青经销商、跨界合作伙伴以“线上+线下”的方式聆听了大会。
大会上，袁清茂作题为《健康潮起 乘势而上 奋力打造山西特色竹叶青健康产业集群》的讲话，首先他代表汾酒集团向全国各地经销商、合作伙伴们以及市场一线的竹叶青员工一年来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并用“站得高、做得新、找得准、聚得拢”四个词肯定了竹叶青产业公司一年来取得的优异业绩。
第一个词是“站得高”。在山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林武书记把大健康产业作为山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目标是要实现千亿规模的集群发展。从顶层设计上把竹叶青摆到大健康产业的高站位上，高度地契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度地符合山西对未来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布局，这是竹叶青深刻把握发展机遇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个词是“做得新”。一方面，新在从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出发，不断对提取、配制等技术创新，对产品更新换代。另一方面，新在不断推进产供销研一体化工作，逐步构建以酒产业链为基础，酒产业链和健康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新供应链，更快获得健康相关产业的赋能。
第三个词是“找得准”。竹叶青找准了市场中的独特定位。从名扬1500多年的历史中，从汾酒酿造技艺和竹叶青泡制技艺的两大非遗技艺中，从八项国家专利中，凝结出了“健康国酒”的品牌定位。一个品牌有着上乘的品质，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独一无二的健康价值，可以说想象空间无限。
第四个词是“聚得拢”。竹叶青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正是因为把“共赢”的理念摆在突出的位置，把经销商的困难当成是自己的困难，才得到了全国经销商、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我相信，有开放的胸怀，有顽强的拼劲，没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也没有什么事业不能开拓。
袁清茂指出，下一步竹叶青大健康产业要在五个方面做到“更上层楼”。
更高站位，打造山西特色健康产业集群
山西是国内最适合发展大健康产业的省份之一，主要有三点：一是山西省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中药材资源富足，有坚实的健康产业基础。二是山西省狠抓产业转型，深入实施千亿产业培育工程，其中之一便是打造千亿级大健康产业，这是有良好的政策支持。三是随着省内大规划、大建设，培育了一大批文旅康养项目，并正在提档升级，有集群发展需求。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站位，以更高的视野去谋划未来，把竹叶青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摆在国家和山西在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中，积极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紧紧抓住机遇，加快推进竹叶青产供销研一体化进程。同时，在上下游积极寻求健康产业链的合作机遇，吸引健康相关领域的优质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竹叶青健康产业集群。
更深改革，争做国企深化改革“排头兵”
12月16日到17日，山西省委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国有企业要苦练内功。当前，竹叶青的体量还不够大，但这恰恰给深化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空间。竹叶青产业公司组建了一支以年轻化、高学历人才为主力军的营销队伍，在组织和机制创新上，大踏步迈出了市场化的步伐，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是竹叶青深化改革的优势所在。竹叶青的改革创新，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管理、用人、激励等方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引领人、激励人、支撑人的机制上进行持续创新，让竹叶青的年轻人们充分释放自己的激情与梦想，让青春活力成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最强动力。
更准定位，紧抓消费需求抢占心智
竹叶青要抓好政策和改革势能，更要抓看得见的需求与看不见的“心智”。不管处于任何周期、任何阶段，需求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当前，新消费崛起，根本就在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所致。谁能满足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满足消费者的心智诉求，提供更高品质服务，谁就能掌握发展的密码。当前，消费趋势新旧交替，市场处于“良币驱逐劣币”的关键节点，要继续紧盯市场的需求，坚持中高档酒发展定位，做精产品和服务，持续响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心智诉求，关注供给侧与需求侧在双向互动过程中激发出的机会，与广大经销商朋友一起，提供更高品质、更符合需求、更好体验的产品、服务。
更活文化，厚植自然健康文化根基
竹叶青与汾酒都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无价资产。但是，深厚的文化一定要转化为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才能不辜负大家对竹叶青的巨大期望。要坚持文化引领，深挖文化内涵，让竹叶青的文化活起来，讲好竹叶青的故事，去思考“天人合一”的健康文化内核如何展示出来，如何传播开来，如何深入人心。要从产品销售思维进一步上升到文化营销思维，发展具有丰富体验感的健康文化传播体系，通过鲜活体验感的打造，让消费者爱上自然健康的竹叶青产品和服务，从而厚植竹叶青大健康的文化根基和消费根基。
更强党建，坚持党建引领转型升级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目前，竹叶青正在从酒产业向大健康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践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的政治担当和具体行动。竹叶青产业公司党委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深化党建工作与生产、营销工作的融合发展，在市场一线、生产一线、科研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同时，要特别强化干部队伍的建设，面向广大年轻员工，构建好健康产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支撑。
袁清茂表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汾酒集团将紧紧抓住山西打造千亿级大健康产业的重大机遇，以更高站位、更深改革、更准定位、更活文化、更强党建，创新开拓竹叶青健康消费升级的大市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也将与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合作伙伴一道，做强竹叶青品牌价值，拓宽竹叶青产业新路，共创竹叶青健康集群，为开启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再展新作为，再显新担当。
谭忠豹向大会致辞，他表示2021年是汾酒集团“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竹叶青品牌发展最关键、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竹叶青产业公司勇于尝试、敢于探索，践行“健康国酒”的战略规划，充分依托“民族品牌”和“草本健康”两大优势基因，助力竹叶青品牌高端定位以及品牌年轻化形象打造。拓宽了新的推广渠道，拔高了竹叶青品牌价值，扩大了露酒品类的消费边界，创造了优秀的销售业绩，蹚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路径。回顾过去，既有成绩，也有遗憾；立足当前，既有压力，也有机遇；展望未来，既有动力，也有信心。
竹叶青酒的发展，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无论何时，我们将竹叶青酒打造成为“健康国酒”的目标不会动摇，我们为消费者精酿美酒，使之成为“美好生活必需品”的目标不会动摇，我们与合作伙伴和衷共济、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不会动摇，让我们一起拿出干劲，鼓足力气，用大格局、大手笔、大胸怀、努力实现竹叶青酒品牌价值的强势回归。面向未来，竹叶青将与各经销商一起共同携手，凝聚产业发展大势之底气、创新强国浪潮之底气，活态文化传承之底气，共同开启“健康常在、竹叶长青”的美好图景。
在本次大会上，高志武宣读了对2021年竹叶青全国优秀经销商、合作伙伴的表彰决定，集团公司领导为获奖代表进行颁奖，获奖经销商代表、优秀省区经理代表作发言。
杨波作竹叶青发展报告。在报告中对竹叶青未来的发展路径，进行了“三个公开”：一是公开竹叶青的商业模式，即“一个纲领为使命、四大本质做文化、三大法宝蹚新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以“竹叶青”品牌为龙头的山西特色大健康产业集群；二是公开竹叶青明年的布局，深化“传统盘+创新盘”的创新与协同，并全面拓展华南、华东等南方市场；三是公开竹叶青定制化服务，竹叶青设立“青享创新中心”，为中高端合作伙伴，提供营销模式、人力资源、会员系统、文化产品等“五大定制”服务。
会议由汾酒副总经理杨建峰主持。
行知探索文化发展集团董事长、玄奘之路品牌创始人曲向东作为大会特邀嘉宾发言，并为“竹叶青戈17战队”授旗，竹叶青将继续邀请全国消费者、经销商、合作伙伴，共同踏上戈壁大漠重塑自我的旅程，去追寻为生命赋能的高贵追求。
平安集团平安健康与竹叶青产业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平安健康主打“保险+服务”的模式，与竹叶青一样，正在由产品销售逐渐向“产品+服务”的模式转型升级。双方将共同探索针对中高端圈层的嵌入式会员服务，创新拓展服务美好健康生活需要的跨界新模式。
通过竹叶青“健康国酒”品牌定位和中高端产品的打造，加上健康服务资源的跨界整合，激发了全国各领域合作伙伴的加入。碧桂园服务集团、北京中科信商业、盛世大唐投资集团、深圳百大健康等企业，在大会现场与竹叶青产业公司进行了签约。
会议结束后，袁清茂、谭忠豹等公司领导与经销商一同合影留念。（图/文 汾酒融媒体中心）
（编辑：白帆审核：卫华锋）
中宏网山西12月21日电 12月19日，以“健康潮起 竹梦飞扬”为主题的2021竹叶青产业战略发展大会在太原召开。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清茂出席大会并讲话，汾酒总经理谭忠豹致辞。公司领导高志武、杨波、杨建峰、常建伟、刘卫华、高明、张春生，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大会，全国竹叶青经销商、跨界合作伙伴以“线上+线下”的方式聆听了大会。
大会上，袁清茂作题为《健康潮起 乘势而上 奋力打造山西特色竹叶青健康产业集群》的讲话，首先他代表汾酒集团向全国各地经销商、合作伙伴们以及市场一线的竹叶青员工一年来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并用“站得高、做得新、找得准、聚得拢”四个词肯定了竹叶青产业公司一年来取得的优异业绩。
第一个词是“站得高”。在山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林武书记把大健康产业作为山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目标是要实现千亿规模的集群发展。从顶层设计上把竹叶青摆到大健康产业的高站位上，高度地契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度地符合山西对未来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布局，这是竹叶青深刻把握发展机遇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个词是“做得新”。一方面，新在从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出发，不断对提取、配制等技术创新，对产品更新换代。另一方面，新在不断推进产供销研一体化工作，逐步构建以酒产业链为基础，酒产业链和健康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新供应链，更快获得健康相关产业的赋能。
第三个词是“找得准”。竹叶青找准了市场中的独特定位。从名扬1500多年的历史中，从汾酒酿造技艺和竹叶青泡制技艺的两大非遗技艺中，从八项国家专利中，凝结出了“健康国酒”的品牌定位。一个品牌有着上乘的品质，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独一无二的健康价值，可以说想象空间无限。
第四个词是“聚得拢”。竹叶青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正是因为把“共赢”的理念摆在突出的位置，把经销商的困难当成是自己的困难，才得到了全国经销商、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我相信，有开放的胸怀，有顽强的拼劲，没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也没有什么事业不能开拓。
袁清茂指出，下一步竹叶青大健康产业要在五个方面做到“更上层楼”。
更高站位，打造山西特色健康产业集群
山西是国内最适合发展大健康产业的省份之一，主要有三点：一是山西省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中药材资源富足，有坚实的健康产业基础。二是山西省狠抓产业转型，深入实施千亿产业培育工程，其中之一便是打造千亿级大健康产业，这是有良好的政策支持。三是随着省内大规划、大建设，培育了一大批文旅康养项目，并正在提档升级，有集群发展需求。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站位，以更高的视野去谋划未来，把竹叶青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摆在国家和山西在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中，积极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紧紧抓住机遇，加快推进竹叶青产供销研一体化进程。同时，在上下游积极寻求健康产业链的合作机遇，吸引健康相关领域的优质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竹叶青健康产业集群。
更深改革，争做国企深化改革“排头兵”
12月16日到17日，山西省委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国有企业要苦练内功。当前，竹叶青的体量还不够大，但这恰恰给深化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空间。竹叶青产业公司组建了一支以年轻化、高学历人才为主力军的营销队伍，在组织和机制创新上，大踏步迈出了市场化的步伐，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是竹叶青深化改革的优势所在。竹叶青的改革创新，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管理、用人、激励等方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引领人、激励人、支撑人的机制上进行持续创新，让竹叶青的年轻人们充分释放自己的激情与梦想，让青春活力成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最强动力。
更准定位，紧抓消费需求抢占心智
竹叶青要抓好政策和改革势能，更要抓看得见的需求与看不见的“心智”。不管处于任何周期、任何阶段，需求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当前，新消费崛起，根本就在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所致。谁能满足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满足消费者的心智诉求，提供更高品质服务，谁就能掌握发展的密码。当前，消费趋势新旧交替，市场处于“良币驱逐劣币”的关键节点，要继续紧盯市场的需求，坚持中高档酒发展定位，做精产品和服务，持续响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心智诉求，关注供给侧与需求侧在双向互动过程中激发出的机会，与广大经销商朋友一起，提供更高品质、更符合需求、更好体验的产品、服务。
更活文化，厚植自然健康文化根基
竹叶青与汾酒都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无价资产。但是，深厚的文化一定要转化为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才能不辜负大家对竹叶青的巨大期望。要坚持文化引领，深挖文化内涵，让竹叶青的文化活起来，讲好竹叶青的故事，去思考“天人合一”的健康文化内核如何展示出来，如何传播开来，如何深入人心。要从产品销售思维进一步上升到文化营销思维，发展具有丰富体验感的健康文化传播体系，通过鲜活体验感的打造，让消费者爱上自然健康的竹叶青产品和服务，从而厚植竹叶青大健康的文化根基和消费根基。
更强党建，坚持党建引领转型升级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目前，竹叶青正在从酒产业向大健康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践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的政治担当和具体行动。竹叶青产业公司党委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深化党建工作与生产、营销工作的融合发展，在市场一线、生产一线、科研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同时，要特别强化干部队伍的建设，面向广大年轻员工，构建好健康产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支撑。
袁清茂表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汾酒集团将紧紧抓住山西打造千亿级大健康产业的重大机遇，以更高站位、更深改革、更准定位、更活文化、更强党建，创新开拓竹叶青健康消费升级的大市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也将与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合作伙伴一道，做强竹叶青品牌价值，拓宽竹叶青产业新路，共创竹叶青健康集群，为开启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再展新作为，再显新担当。
谭忠豹向大会致辞，他表示2021年是汾酒集团“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竹叶青品牌发展最关键、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竹叶青产业公司勇于尝试、敢于探索，践行“健康国酒”的战略规划，充分依托“民族品牌”和“草本健康”两大优势基因，助力竹叶青品牌高端定位以及品牌年轻化形象打造。拓宽了新的推广渠道，拔高了竹叶青品牌价值，扩大了露酒品类的消费边界，创造了优秀的销售业绩，蹚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路径。回顾过去，既有成绩，也有遗憾；立足当前，既有压力，也有机遇；展望未来，既有动力，也有信心。
竹叶青酒的发展，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无论何时，我们将竹叶青酒打造成为“健康国酒”的目标不会动摇，我们为消费者精酿美酒，使之成为“美好生活必需品”的目标不会动摇，我们与合作伙伴和衷共济、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不会动摇，让我们一起拿出干劲，鼓足力气，用大格局、大手笔、大胸怀、努力实现竹叶青酒品牌价值的强势回归。面向未来，竹叶青将与各经销商一起共同携手，凝聚产业发展大势之底气、创新强国浪潮之底气，活态文化传承之底气，共同开启“健康常在、竹叶长青”的美好图景。
在本次大会上，高志武宣读了对2021年竹叶青全国优秀经销商、合作伙伴的表彰决定，集团公司领导为获奖代表进行颁奖，获奖经销商代表、优秀省区经理代表作发言。
杨波作竹叶青发展报告。在报告中对竹叶青未来的发展路径，进行了“三个公开”：一是公开竹叶青的商业模式，即“一个纲领为使命、四大本质做文化、三大法宝蹚新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以“竹叶青”品牌为龙头的山西特色大健康产业集群；二是公开竹叶青明年的布局，深化“传统盘+创新盘”的创新与协同，并全面拓展华南、华东等南方市场；三是公开竹叶青定制化服务，竹叶青设立“青享创新中心”，为中高端合作伙伴，提供营销模式、人力资源、会员系统、文化产品等“五大定制”服务。
会议由汾酒副总经理杨建峰主持。
行知探索文化发展集团董事长、玄奘之路品牌创始人曲向东作为大会特邀嘉宾发言，并为“竹叶青戈17战队”授旗，竹叶青将继续邀请全国消费者、经销商、合作伙伴，共同踏上戈壁大漠重塑自我的旅程，去追寻为生命赋能的高贵追求。
平安集团平安健康与竹叶青产业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平安健康主打“保险+服务”的模式，与竹叶青一样，正在由产品销售逐渐向“产品+服务”的模式转型升级。双方将共同探索针对中高端圈层的嵌入式会员服务，创新拓展服务美好健康生活需要的跨界新模式。
通过竹叶青“健康国酒”品牌定位和中高端产品的打造，加上健康服务资源的跨界整合，激发了全国各领域合作伙伴的加入。碧桂园服务集团、北京中科信商业、盛世大唐投资集团、深圳百大健康等企业，在大会现场与竹叶青产业公司进行了签约。
会议结束后，袁清茂、谭忠豹等公司领导与经销商一同合影留念。（图/文 汾酒融媒体中心）
（编辑：白帆审核：卫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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