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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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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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子源
当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业务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经济日报记者从北京银保监局获悉，其辖内2020年全年新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同比提高30%；浙江银保监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其辖内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86.39亿元，较2019年底增长47.42%，高于同期贷款平均增速32.04个百分点。
对于拥有多项知识产权的科创企业来说，如何促进“知产”有效转变为“资产”？其中，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作用日益凸显。但记者调查发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推进过程中仍有诸多“绊脚石”——作为质押物，知识产权的价值如何评估？一旦企业无法偿还贷款，银行如何将知识产权处置、变现？评估价值高达300万元的知识产权为何最终只能变现20万元？为此，记者对北京市、浙江省的相关情况展开了调查。
价值评估难点何解
众所周知，若从银行获得贷款，借款人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方式，通常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保证担保三种，银行在担保物价值的基础上，综合多重因素考量最终确定贷款额度。但与房产等抵押物相比，知识产权等质押物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评估价值”。
由谁来评估？现状是，因专业度高，绝大多数银行工作人员并不具备评估能力，因此需要借助外部机构。但记者调查发现，评估机构的收费价格较高，通常是最终评估价值的2%至3%，有的甚至高达5%至6%。若企业知识产权的最终估值为300万元，银行按照约30%的质押率放款100万元，企业则需要支付至少6万元的评估费用，这无形中会抬高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
为了减少企业支出，有不少银行采用“自评估”模式，但实际上也是与外部评估机构合作，只是后者不收取评估费。“评估机构之所以免费，是因为通过与银行合作，评估机构能够了解到哪些企业拥有哪些专利，进而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企业后续的专利年费代缴、新项目申报等提供服务，相当于为自己获客。”浙江某城市商业银行相关负责人说。
但这种“互惠互利”模式并非长久之计。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作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浙江省台州市率先发力，台州银保监分局已和台州市知识产权人才库、专家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培训各银行知识产权评估基础人才232人次。
“通过发起远程评估、集中评估等方式，免费获取知识产权评估参考价，并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产权开展自评估，免除第三方评估环节、免收评估费用。”台州银保监分局局长曹光群说，截至2020年末，台州市通过自评估方式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占比达79%，较2019年提升了28个百分点，节约评估费用近3000万元。
但是，如果评估不准确怎么办？这也是制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的一大障碍。“从实践看，知识产权质押的增信效用较低，属于弱担保、类信用贷款，银行为了防范风险大多选择追加抵押物，如要求企业拿出未抵押房产等。”某国有大行北京分行公司金融部负责人说，该行纯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在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中的占比不超过20%。
“为了解决以上痛点，我们的思路是产品‘打包’、提升质押比例，如‘专利+商标’混合质押。”曹光群说，截至2020年末，在台州市新发放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中，43.7%的贷款将知识产权质押作为唯一的担保方式，较2019年提高20.5个百分点。
处置流转体系待完善
除了评估难，知识产权质押登记耗时长、处置流转难等问题也阻碍着相关业务推进。
多家受访企业坦言，如果涉及专利权，在当地的知识产权局办理相关质押手续即可，用时较短，通常为一周。但如果涉及版权，其质押手续耗时长，需要去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过程长达一个月至两个月。“有时候着急用钱，真的等不了两个月。”
但让台州市莱恩克警报器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良仁欣喜的是，他的公司通过“专利权+商标权”混合质押方式，获得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分行200万元贷款，“从银行客户经理联系，到完成材料准备、合同填写、质押登记等一系列流程，只用了3天时间”。王良仁说。原来，台州市正在推进“跑一次”提升融资便利行动，开通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绿色通道，通过网上办理、异地网点联动办理等方式，为客户代办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目前，商标权质押融资全流程办理时间最短缩减至1个工作日，专利权质押融资全流程办理时间缩短至3个工作日。
此外，北京银保监局已协同相关部门，探索在“北京市首贷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中心”，将评估、质押登记等纳入其中，力争实现“一站式”办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贷前管理的估值、登记等一系列问题外，针对贷后管理，一旦发生企业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银行处置、变现质押物也较为困难。
“估值300万元的知识产权，最后只能变现20万元或者30万元，但银行放款却是100万元，这其中70万元至80万元的贷款损失怎么办？”多位银行负责人在受访时表示，由于尚未建立可持续、商业化的知识产权交易流转市场，质押物处置难，无法覆盖信贷风险。
因此，多位业内人士建议，应重点完善知识产权质押的处置流转体系，提高知识产权交易的活跃度，畅通知识产权交易信息流通；与此同时，降低法律因素、时间因素、市场因素等不确定因素在其交易过程中的影响程度。
风险分担需“几家抬”
正因为处置难、风险控制难，银行的一线工作人员“内生动力弱”，若不进一步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银行的积极性将会被大幅挫伤。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一是持续推动“尽职免责”落地，解除银行一线人员的后顾之忧；二是用好贴息贴费政策；三是丰富风险补偿渠道。
目前，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四部门已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关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的若干措施》，鼓励银行进一步建立健全符合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特点的内部“尽职免责”机制，对经办人员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已经尽职履责的，实行免责；同时，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银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不良率高出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含）以内的，可不作为监管部门监管评级和银行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
“此外，要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财政引领作用，丰富风险补偿渠道。”浙江银保监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辖内已有多市出台了风险资金池等专项政策，其中，杭州市已设立3000万元的专利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用于补偿专利质押融资服务政策性担保产生的风险损失；嘉兴市按照30万元以内每户40%贴息补偿；台州市则设立了3500万元的专项资金池，对符合条件的知识产权质押损失类贷款实施风险补偿。
“台州市已推动将贷款贴息、保险贴费纳入全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应用范围。”曹光群说，对各银行机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最高按实收利息的20%进行补助，对各保险机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保证保险按年度保费的25%进行补助，对投保非融资类知识产权保险的企业，给予30%的保费补助。截至2020年末，台州市已累计发放各类贴息贴费近2000万元。
来源：经济日报 https://t.cn/A65yKq6y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究竟#卡在哪#
本报记者 郭子源
当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业务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经济日报记者从北京银保监局获悉，其辖内2020年全年新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同比提高30%；浙江银保监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其辖内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86.39亿元，较2019年底增长47.42%，高于同期贷款平均增速32.04个百分点。
对于拥有多项知识产权的科创企业来说，如何促进“知产”有效转变为“资产”？其中，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作用日益凸显。但记者调查发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推进过程中仍有诸多“绊脚石”——作为质押物，知识产权的价值如何评估？一旦企业无法偿还贷款，银行如何将知识产权处置、变现？评估价值高达300万元的知识产权为何最终只能变现20万元？为此，记者对北京市、浙江省的相关情况展开了调查。
价值评估难点何解
众所周知，若从银行获得贷款，借款人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方式，通常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保证担保三种，银行在担保物价值的基础上，综合多重因素考量最终确定贷款额度。但与房产等抵押物相比，知识产权等质押物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评估价值”。
由谁来评估？现状是，因专业度高，绝大多数银行工作人员并不具备评估能力，因此需要借助外部机构。但记者调查发现，评估机构的收费价格较高，通常是最终评估价值的2%至3%，有的甚至高达5%至6%。若企业知识产权的最终估值为300万元，银行按照约30%的质押率放款100万元，企业则需要支付至少6万元的评估费用，这无形中会抬高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
为了减少企业支出，有不少银行采用“自评估”模式，但实际上也是与外部评估机构合作，只是后者不收取评估费。“评估机构之所以免费，是因为通过与银行合作，评估机构能够了解到哪些企业拥有哪些专利，进而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企业后续的专利年费代缴、新项目申报等提供服务，相当于为自己获客。”浙江某城市商业银行相关负责人说。
但这种“互惠互利”模式并非长久之计。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作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浙江省台州市率先发力，台州银保监分局已和台州市知识产权人才库、专家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培训各银行知识产权评估基础人才232人次。
“通过发起远程评估、集中评估等方式，免费获取知识产权评估参考价，并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产权开展自评估，免除第三方评估环节、免收评估费用。”台州银保监分局局长曹光群说，截至2020年末，台州市通过自评估方式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占比达79%，较2019年提升了28个百分点，节约评估费用近3000万元。
但是，如果评估不准确怎么办？这也是制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的一大障碍。“从实践看，知识产权质押的增信效用较低，属于弱担保、类信用贷款，银行为了防范风险大多选择追加抵押物，如要求企业拿出未抵押房产等。”某国有大行北京分行公司金融部负责人说，该行纯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在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中的占比不超过20%。
“为了解决以上痛点，我们的思路是产品‘打包’、提升质押比例，如‘专利+商标’混合质押。”曹光群说，截至2020年末，在台州市新发放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中，43.7%的贷款将知识产权质押作为唯一的担保方式，较2019年提高20.5个百分点。
处置流转体系待完善
除了评估难，知识产权质押登记耗时长、处置流转难等问题也阻碍着相关业务推进。
多家受访企业坦言，如果涉及专利权，在当地的知识产权局办理相关质押手续即可，用时较短，通常为一周。但如果涉及版权，其质押手续耗时长，需要去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过程长达一个月至两个月。“有时候着急用钱，真的等不了两个月。”
但让台州市莱恩克警报器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良仁欣喜的是，他的公司通过“专利权+商标权”混合质押方式，获得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分行200万元贷款，“从银行客户经理联系，到完成材料准备、合同填写、质押登记等一系列流程，只用了3天时间”。王良仁说。原来，台州市正在推进“跑一次”提升融资便利行动，开通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绿色通道，通过网上办理、异地网点联动办理等方式，为客户代办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目前，商标权质押融资全流程办理时间最短缩减至1个工作日，专利权质押融资全流程办理时间缩短至3个工作日。
此外，北京银保监局已协同相关部门，探索在“北京市首贷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中心”，将评估、质押登记等纳入其中，力争实现“一站式”办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贷前管理的估值、登记等一系列问题外，针对贷后管理，一旦发生企业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银行处置、变现质押物也较为困难。
“估值300万元的知识产权，最后只能变现20万元或者30万元，但银行放款却是100万元，这其中70万元至80万元的贷款损失怎么办？”多位银行负责人在受访时表示，由于尚未建立可持续、商业化的知识产权交易流转市场，质押物处置难，无法覆盖信贷风险。
因此，多位业内人士建议，应重点完善知识产权质押的处置流转体系，提高知识产权交易的活跃度，畅通知识产权交易信息流通；与此同时，降低法律因素、时间因素、市场因素等不确定因素在其交易过程中的影响程度。
风险分担需“几家抬”
正因为处置难、风险控制难，银行的一线工作人员“内生动力弱”，若不进一步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银行的积极性将会被大幅挫伤。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一是持续推动“尽职免责”落地，解除银行一线人员的后顾之忧；二是用好贴息贴费政策；三是丰富风险补偿渠道。
目前，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四部门已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关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的若干措施》，鼓励银行进一步建立健全符合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特点的内部“尽职免责”机制，对经办人员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已经尽职履责的，实行免责；同时，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银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不良率高出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含）以内的，可不作为监管部门监管评级和银行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
“此外，要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财政引领作用，丰富风险补偿渠道。”浙江银保监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辖内已有多市出台了风险资金池等专项政策，其中，杭州市已设立3000万元的专利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用于补偿专利质押融资服务政策性担保产生的风险损失；嘉兴市按照30万元以内每户40%贴息补偿；台州市则设立了3500万元的专项资金池，对符合条件的知识产权质押损失类贷款实施风险补偿。
“台州市已推动将贷款贴息、保险贴费纳入全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应用范围。”曹光群说，对各银行机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最高按实收利息的20%进行补助，对各保险机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保证保险按年度保费的25%进行补助，对投保非融资类知识产权保险的企业，给予30%的保费补助。截至2020年末，台州市已累计发放各类贴息贴费近2000万元。
来源：经济日报 https://t.cn/A65yKq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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