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历史名人#【饶斌：牵头在十堰山沟里建起汽车城】“中国汽车工业之父”饶斌。对于“中国汽车工业之父”饶斌，十堰人民怀有一份深厚的感情。1964年，饶斌牵头负责在十堰筹建二汽，整整15年时间，他带领二汽人在茫茫荒山之中建起一座汽车城，使二汽、十堰市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回顾饶斌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令人敬佩的：他是一位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的“白面书生”；他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解放”“东风”“红旗”的企业家；他是一位力排众议，让轿车走进寻常百姓之家的改革者……
饶斌参与二汽建设。
不停“跨界”，“白面书生”与中国汽车结缘
翻看饶斌一生的履历，可以看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在跟中国汽车工业结缘之前，学医出生的他曾担任过市长、大学校长等诸多职务。
饶斌，原名饶鸿熹，1913年出生于吉林市三道码头附近的白旗屯。祖父饶炳文曾在清朝为官，先后担任山西盐运使和吉林官银号督办。祖父去世后，饶斌随父母移居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愿望。
1930年冬，饶斌考入“满洲医科大学”，回到东北。一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群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学生流亡到北平（今北京），经与政府磋商，全部转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饶斌也在其中。入学后，饶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加入共青团。同年，他所在的组织遭到破坏，被迫前往青岛投奔兄长。1935年夏，饶斌又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医学院。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既无法安心读书，又无法轰轰烈烈地革命。一年后，他得知红军已到达陕北，便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决心去延安参加革命。
抗战期间，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中共静乐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中共晋西北八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中央选派大批干部挺进东北，饶斌和妻子张矛就在其中。
回到东北后，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抚顺地委、市委书记，中共吉林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等职务。
饶斌跟汽车结缘的机遇来自于中国要建设汽车厂。1950年初，我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当时商谈的援助项目包括建设一个年产3万辆的中型卡车制造厂。当年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成立汽车筹备组，任命郭力为组长。1952年，重工业部任命郭力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郭力上任之后，要求在地方请人做厂长，而自己让贤，这就是著名的“厂长请厂长”。郭力认为建设一汽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援，调一位熟悉东北情况的干部当厂长，能够加快工程进展。因此，他向中央提出派一名熟悉东北情况、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同志来当厂长。当时，饶斌是东北财经学院的院长，但他很羡慕那些在基层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于是申请去一汽工作。
饶斌的任命过程在《中国汽车报》《长春日报》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当时，政治局讨论一汽厂长任命时，毛主席询问过饶斌的情况：‘他是不是在哈尔滨市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列席会议的一机部副部长段君毅回答是，毛主席就问：‘他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主席点点头。”
任命通过，饶斌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在这里。1952年，饶斌受命领导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二汽开工典礼大会。
半路出家，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
虽是半路出家，但饶斌领导一汽仅用3年时间就在长春市南郊的一片荒野上建起一座汽车城。1956年10月15日，举办了隆重的建厂祝捷大会。建成后的一汽，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安装各种设备7552台（套），铁路专用线27.9公里，道路17.2万平方米，总投资5.94亿元，全部建筑和安装工程鉴定为“良”。
当汽车从装配线试装下线时，汽车用什么命名？这个问题立即送到中央政治局议定。中央领导确定叫“解放”牌，并请毛主席题写车名。毛主席挥毫写下“解放”字样，工厂立即做出模子铸成后，镶在车头。
1958年5月，一汽试制出第一辆“东风”牌轿车，5月21日将样车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高兴地说：“我终于坐上了中国人自己造的小汽车。”消息传到一汽，广大职工受到很大鼓舞。事后饶斌等厂领导讨论，真正要解决中央领导乘坐国产小汽车问题，还必须集中力量研制高级轿车。厂里有关部门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工作，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于同年7月份试制出来。
1959年国庆，新一批“红旗”高级轿车“露脸”了，其中6辆车参加游行，两辆车作为阅兵车参加了阅兵式活动。此后，“红旗”轿车不断改进，解决技术难题，产品水平不断提高。饶斌说：“红旗轿车试制成功，为一汽争光，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经过“东风”与“红旗”轿车的试制，饶斌觉得一个工厂需要研究产品的机构。经工厂请求，1957年设在北京的汽车拖拉机研究所的所有人员与设备迁到长春。1958年底，全所人员458人、固定资产3155万元正式移交给一汽，这就是长春汽车研究所的前身，从此一汽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
当年的荒山经过几十年建设，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汽车城。
组建二汽，采取“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优势力量
39岁到47岁是人生的黄金期，饶斌把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一汽。1959年底，中央决定调饶斌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饶斌从1952年筹建一汽，到1960年离开一汽，整整工作了8个年头。在这8年里，一汽初步形成一个以载货汽车为主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和科研基地。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只有一个汽车制造厂，这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1964年，二汽建设被提上了日程。中央经过酝酿，决定由饶斌负责筹建二汽。
当年11月下旬，饶斌到北京报到，全力投入筹办工作中。一汽是前苏联帮助设计并派专家帮助完成建设的，而饶斌的决心是，把二汽建设成为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
厂址选定十堰后，饶斌把专业厂的同志组成几个大片，分赴各个山沟调查研究，做好工厂设计前的准备工作。饶斌白天看地形，丈量土地；晚上调查、了解人民生产生活情况，还要绘出草图，写出调查报告。冬季，鄂西北山区很冷，冷风吹进屋，盖两床被子还冷。屋里很少生炉子，更没有暖气，有时发些木炭取暖。职工穿着棉衣棉裤还觉得冷，而老乡们往往下身是两条单裤、一双布鞋，没有袜子。尽管如此，广大干部职工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二汽的建设中。
二汽筹办之初，除一机部、汽车工业公司指派的人外，只有饶斌算是二汽的人了。因此，他经常夹个棕色大皮包，到处奔波，找同志研究创建二汽的问题，当时人们戏称他为“皮包公司”。
当时，建设二汽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因为有了建设一汽的经验，饶斌制定“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一汽等有关工厂的骨干力量承包、建设二汽，并以采用国产设备为主、适当引进部分国外先进设备的思路建设二汽，这个建厂思路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挺过苦难，在十堰奋战十余载
二汽的建设过程困难重重，饶斌个人也经历了很多苦难，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肩负起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使命，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饶斌个人的问题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毛主席视察湖北省工作时说：“康世恩、饶斌都是有专长的人，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让他们出来工作。”被调离的饶斌又回到二汽的建设工地。
1969年9月23日，第一辆东风EQ140载重车在二汽试制成功。同年12月30日，第一辆三吨半军用越野车也在二汽试制出来。
1977年10月6日，中央决定将饶斌调回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但饶斌希望继续留在二汽，因此他申请再干两年。当时，二汽另一位主要领导黄正夏向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汇报：“中央10月6日要求饶斌回到一机部工作，但并没有提到免去原职，我们从十堰二汽革命和生产建设需要出发，希望明确饶斌仍兼任十堰二汽党委书记原职。”最后，饶斌又如愿回到二汽，他决定建设民用载重汽车生产基地。很快，这个“早出车、出好车”的愿望就在十堰的土地上实现，结束了我国载重汽车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1979年，为二汽奋斗15年的饶斌回到北京，任第一机械部部长兼汽车总局局长。他大力推动我国机械工业扩大服务领域，提高产品质量，创新产品品种，提高经济效益，使机械工业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1987年8月29日，饶斌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
回顾饶斌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令人敬佩的：他是一位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的“白面书生”；他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解放”“东风”“红旗”的企业家；他是一位力排众议，让轿车走进寻常百姓之家的改革者……
饶斌参与二汽建设。
不停“跨界”，“白面书生”与中国汽车结缘
翻看饶斌一生的履历，可以看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在跟中国汽车工业结缘之前，学医出生的他曾担任过市长、大学校长等诸多职务。
饶斌，原名饶鸿熹，1913年出生于吉林市三道码头附近的白旗屯。祖父饶炳文曾在清朝为官，先后担任山西盐运使和吉林官银号督办。祖父去世后，饶斌随父母移居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愿望。
1930年冬，饶斌考入“满洲医科大学”，回到东北。一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群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学生流亡到北平（今北京），经与政府磋商，全部转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饶斌也在其中。入学后，饶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加入共青团。同年，他所在的组织遭到破坏，被迫前往青岛投奔兄长。1935年夏，饶斌又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医学院。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既无法安心读书，又无法轰轰烈烈地革命。一年后，他得知红军已到达陕北，便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决心去延安参加革命。
抗战期间，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中共静乐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中共晋西北八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中央选派大批干部挺进东北，饶斌和妻子张矛就在其中。
回到东北后，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抚顺地委、市委书记，中共吉林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等职务。
饶斌跟汽车结缘的机遇来自于中国要建设汽车厂。1950年初，我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当时商谈的援助项目包括建设一个年产3万辆的中型卡车制造厂。当年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成立汽车筹备组，任命郭力为组长。1952年，重工业部任命郭力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郭力上任之后，要求在地方请人做厂长，而自己让贤，这就是著名的“厂长请厂长”。郭力认为建设一汽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援，调一位熟悉东北情况的干部当厂长，能够加快工程进展。因此，他向中央提出派一名熟悉东北情况、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同志来当厂长。当时，饶斌是东北财经学院的院长，但他很羡慕那些在基层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于是申请去一汽工作。
饶斌的任命过程在《中国汽车报》《长春日报》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当时，政治局讨论一汽厂长任命时，毛主席询问过饶斌的情况：‘他是不是在哈尔滨市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列席会议的一机部副部长段君毅回答是，毛主席就问：‘他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主席点点头。”
任命通过，饶斌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在这里。1952年，饶斌受命领导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二汽开工典礼大会。
半路出家，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
虽是半路出家，但饶斌领导一汽仅用3年时间就在长春市南郊的一片荒野上建起一座汽车城。1956年10月15日，举办了隆重的建厂祝捷大会。建成后的一汽，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安装各种设备7552台（套），铁路专用线27.9公里，道路17.2万平方米，总投资5.94亿元，全部建筑和安装工程鉴定为“良”。
当汽车从装配线试装下线时，汽车用什么命名？这个问题立即送到中央政治局议定。中央领导确定叫“解放”牌，并请毛主席题写车名。毛主席挥毫写下“解放”字样，工厂立即做出模子铸成后，镶在车头。
1958年5月，一汽试制出第一辆“东风”牌轿车，5月21日将样车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高兴地说：“我终于坐上了中国人自己造的小汽车。”消息传到一汽，广大职工受到很大鼓舞。事后饶斌等厂领导讨论，真正要解决中央领导乘坐国产小汽车问题，还必须集中力量研制高级轿车。厂里有关部门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工作，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于同年7月份试制出来。
1959年国庆，新一批“红旗”高级轿车“露脸”了，其中6辆车参加游行，两辆车作为阅兵车参加了阅兵式活动。此后，“红旗”轿车不断改进，解决技术难题，产品水平不断提高。饶斌说：“红旗轿车试制成功，为一汽争光，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经过“东风”与“红旗”轿车的试制，饶斌觉得一个工厂需要研究产品的机构。经工厂请求，1957年设在北京的汽车拖拉机研究所的所有人员与设备迁到长春。1958年底，全所人员458人、固定资产3155万元正式移交给一汽，这就是长春汽车研究所的前身，从此一汽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
当年的荒山经过几十年建设，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汽车城。
组建二汽，采取“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优势力量
39岁到47岁是人生的黄金期，饶斌把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一汽。1959年底，中央决定调饶斌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饶斌从1952年筹建一汽，到1960年离开一汽，整整工作了8个年头。在这8年里，一汽初步形成一个以载货汽车为主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和科研基地。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只有一个汽车制造厂，这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1964年，二汽建设被提上了日程。中央经过酝酿，决定由饶斌负责筹建二汽。
当年11月下旬，饶斌到北京报到，全力投入筹办工作中。一汽是前苏联帮助设计并派专家帮助完成建设的，而饶斌的决心是，把二汽建设成为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
厂址选定十堰后，饶斌把专业厂的同志组成几个大片，分赴各个山沟调查研究，做好工厂设计前的准备工作。饶斌白天看地形，丈量土地；晚上调查、了解人民生产生活情况，还要绘出草图，写出调查报告。冬季，鄂西北山区很冷，冷风吹进屋，盖两床被子还冷。屋里很少生炉子，更没有暖气，有时发些木炭取暖。职工穿着棉衣棉裤还觉得冷，而老乡们往往下身是两条单裤、一双布鞋，没有袜子。尽管如此，广大干部职工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二汽的建设中。
二汽筹办之初，除一机部、汽车工业公司指派的人外，只有饶斌算是二汽的人了。因此，他经常夹个棕色大皮包，到处奔波，找同志研究创建二汽的问题，当时人们戏称他为“皮包公司”。
当时，建设二汽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因为有了建设一汽的经验，饶斌制定“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一汽等有关工厂的骨干力量承包、建设二汽，并以采用国产设备为主、适当引进部分国外先进设备的思路建设二汽，这个建厂思路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挺过苦难，在十堰奋战十余载
二汽的建设过程困难重重，饶斌个人也经历了很多苦难，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肩负起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使命，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饶斌个人的问题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毛主席视察湖北省工作时说：“康世恩、饶斌都是有专长的人，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让他们出来工作。”被调离的饶斌又回到二汽的建设工地。
1969年9月23日，第一辆东风EQ140载重车在二汽试制成功。同年12月30日，第一辆三吨半军用越野车也在二汽试制出来。
1977年10月6日，中央决定将饶斌调回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但饶斌希望继续留在二汽，因此他申请再干两年。当时，二汽另一位主要领导黄正夏向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汇报：“中央10月6日要求饶斌回到一机部工作，但并没有提到免去原职，我们从十堰二汽革命和生产建设需要出发，希望明确饶斌仍兼任十堰二汽党委书记原职。”最后，饶斌又如愿回到二汽，他决定建设民用载重汽车生产基地。很快，这个“早出车、出好车”的愿望就在十堰的土地上实现，结束了我国载重汽车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1979年，为二汽奋斗15年的饶斌回到北京，任第一机械部部长兼汽车总局局长。他大力推动我国机械工业扩大服务领域，提高产品质量，创新产品品种，提高经济效益，使机械工业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1987年8月29日，饶斌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
#我是绿洲创作者#自制有拉花的咖啡 整天都是忙忙碌碌，只有晚上是属于自己的静谧时光。今早的咖啡☕拉花没有做好，晚上再给自己重新做一杯。不小心奶泡打的有点厚了，好在出来的效果还可以！点上香薰蜡烛，好好享受这一刻！
明早要去体检，不免有些忐忑，而且大冷天的，一大早还要饿着肚子去，实在是挺痛苦的[允悲]好在可以趁机休息一天，也是挺不错的[嘻嘻] https://t.cn/A6qAWR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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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十堰特色农产品发展路径①郧阳红薯一“宝”独大】地理概念上，北纬30°线及其周边，是一片神奇的黄金地带：生态原始，奇观众多，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十堰，就是这条黄金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生态价值突破十万亿。这里的好山好水，孕育出了大批特色农产品。前不久在福州市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粮食交易大会上，我市企业参展的红薯粉、橄榄油、贡米、杂粮等农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3天卖出300多万元。今起，本报推出“探寻十堰特色农产品发展路径”系列报道，助力十堰特色农产品走出深闺、走向全国。https://t.cn/A6GjAf0s
曾几何时，很多人对郧阳“三大宝”耳熟能详：苞谷、红薯、龙须草。
随着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三大宝”之一的龙须草已淡出人们的记忆，而作为曾经的主粮，人们还对苞谷和红薯存留着特殊的情怀，特别是不断走向深加工的红薯，已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它的传统认知，成为很多家庭餐桌的“座上宾”。
投资少效益高
郧阳红薯在全市一家独大
初冬时节，郧阳区梅铺集镇附近，一个叫西湾的小地方，丰收的景象与众不同。
从深秋开始，一辆辆板车、摩托车、三轮车、四轮小货车满载着红薯，纷纷从四面八方的乡村公路驶向西湾。
过磅、卸货、结账，梅铺镇高沟村村民罗富华老两口今年已经连续第9天来这里卖红薯了。每天都在数钱，丰收的喜悦挂在他们的脸上。
罗富华说，他和老伴儿今年种了3亩多地的红薯，一共要收获5000多公斤，按现价0.66元1公斤计算，尽管价格比去年低一点，也要收入三四千元，比种其他农作物的收成好多了。
记者了解到，罗富华家已连续种了十几年红薯，每年都定点卖向这里，前后收入保守估计也有五六万元了。他感慨道：“以前种红薯就是自己吃一点，剩下的喂猪了，没想到现在竟成了我们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红薯投资少、亩产高、加工增值空间大，一亩红薯的收入相当于4亩玉米的经济效益。”梅铺镇党委书记徐维锋告诉记者，该镇农户几乎家家种红薯，种植面积近3万亩。
大量收购红薯的是湖北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候升春。候升春是山东省梁山县人，15年前，在老家研发红薯加工设备的他，企业年产值已达千万元，成为很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对象。
梅铺镇因为土质特别、光照较长，特别盛产淀粉含量较高的红薯，候升春与这里有生意往来。劲道十足的红薯粉条是当地的特产，很多人都喜欢吃，候升春也爱这一口。但当地红薯粉条的生产都由手工小作坊完成，小打小闹，不成规模，这让候升春从中看到了商机。
2004年，候升春作为郧阳区的招商引资对象，落户梅铺镇，专攻红薯产业，以“运营公司化、种植规模化、生产机械化、销售市场化、产品品牌化”的思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产业。
经过15年的发展，该公司目前在郧阳区形成了6万亩红薯订单基地，年收购红薯10万吨以上，使得郧阳区的红薯产业在全市一家独大。这种名为“商薯19”的红薯，是杂交高产品种，皮色深红，肉色较白，淀粉含量达23%到25%。因其口感上好，被农民誉为“栗子香”。
“有多少，收多少。”在该公司淀粉加工厂，候升春指着堆积如山的红薯告诉记者,“预计今年要收购1.5万吨红薯，已收购了350多万公斤，已加工了250多万公斤，每天生产红薯粉三四万公斤。”
清洗、粉碎、过虑、沉淀……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公司的红薯粉生产全是机械化作业，一片繁忙。
用途广不愁销，红薯产业前景广阔
“郧阳三合汤，三天不吃想得慌。”这种曾上过央视《舌尖上的中国》节目的美食，最主要的食材就是红薯粉条。据说，很多老牌郧阳三合汤快餐店，一年要卖掉5000多公斤红薯粉条。
其实，这只是红薯粉的众多吃法之一。在很多酒店和市民的菜单上，都有它的存在：红薯凉粉、酸菜炒粉条、鸡蛋粉条汤、粉条炒肉末、粉条包子、凉拌粉条……
老郧阳人黄忠斌说，现在这些用红薯粉做成的美食虽然很常见，但在几十年前，可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那时，红薯虽是粗粮，却是山区人民的主食，能靠它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只有少数富人才舍得把它加工成红薯粉，再在寒冬时节制作成手工粉条，因此数量极其有限。而今完全不一样了，各种不同品种的红薯，除了作为健康食品走上市民餐桌，还被加工成红薯淀粉，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
的确，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红薯粉条的消费市场越来越大。以湖北省红薯粉产量最大的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从2015年到2019年，平均每年销售红薯粉条150万公斤。目前，销量还在不断上升，预计今年要突破200万公斤。
“因为不愁销，我们实现了零库存，说明市场的需求还很大。”候升春高兴地说，“今年双11前的十来天，我们的‘老郧梅’红薯粉条线上销售就达到10万公斤，线下销售5万公斤。”
这么大的产销量，如果靠传统手工方法在冬天制作肯定不行，怎么办？候升春自有办法——通过改进工艺，机械化流水线作业，实现了一年四季随时可以加工粉条的目标。
其实，红薯粉的用途不只是用来加工粉条，还可以用作食品原料和药品包装材料。候升春说，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每年生产的红薯粉，除了一大半加工成粉条销售，还有一小半卖给了制药厂和食品生产企业，他们用来加工胶囊或作为火腿肠的主要配料。
此外，提取淀粉之后的红薯残渣，还可以被酒厂或饲料厂进行生态利用。所以，红薯被纳入郧阳“三大宝”，也就不难理解了。
政策好起点高，亿元产业指日可待
厂房占地从17亩到37亩，基地从几十亩到几万亩；从梦想一人发家到带动上万家致富，销路从老郧阳延伸到北上广，直至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售收入从几十万元到3000万元……湖北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已成为十堰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产品先后通过QS认证，获得A级绿色食品证书。
这是一名山东汉子在一个小村镇创造的红薯产业奇迹。站在新的起点上，候升春又在如何谋划未来？
“我这一生，只想当个‘红薯王’，把红薯品种改良好，把红薯粉产品做得更加丰富。”候升春信心满满，“10月22日至24日，我参加了郧阳区的农业‘十四五’编制规划座谈会。规划提出，郧阳区未来五年还要大力发展红薯产业，育苗基地从600亩扩大到2000亩，种植面积从6万亩扩大到10万亩，年产值过亿元，让红薯产业带动更多的郧阳人致富奔小康。”
候升春表示，因为政府的引导和政策的支持，他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接下来，公司将在长岭工业新区崛起一座占地70亩的现代化新工厂，目前正在规划建设中。未来，公司将在这里提高产学研水平，把郧阳红薯粉打造成可随身携带、即开即食的美食，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我现在也是郧阳人了，要一心为郧阳发展着想。”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安下心来做好红薯产业，候升春已举家从山东梁山搬到郧阳区，落户梅铺镇。
郧阳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红薯具有适应性强、易于管理、加工转化后效益增值大等特点。自引进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以来，郧阳区江北多个乡镇走上“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路子，建立了红薯育苗和红薯产品加工基地，免费为红薯种植户提供红薯种苗，邀请专家对农户进行种植技术指导，提供订单农业保护性收购等一条龙服务，让红薯种植户后顾无忧。
郧阳区红薯种植规模稳步扩大，产业效益逐步凸显，成为亿元产业指日可待。
曾几何时，很多人对郧阳“三大宝”耳熟能详：苞谷、红薯、龙须草。
随着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三大宝”之一的龙须草已淡出人们的记忆，而作为曾经的主粮，人们还对苞谷和红薯存留着特殊的情怀，特别是不断走向深加工的红薯，已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它的传统认知，成为很多家庭餐桌的“座上宾”。
投资少效益高
郧阳红薯在全市一家独大
初冬时节，郧阳区梅铺集镇附近，一个叫西湾的小地方，丰收的景象与众不同。
从深秋开始，一辆辆板车、摩托车、三轮车、四轮小货车满载着红薯，纷纷从四面八方的乡村公路驶向西湾。
过磅、卸货、结账，梅铺镇高沟村村民罗富华老两口今年已经连续第9天来这里卖红薯了。每天都在数钱，丰收的喜悦挂在他们的脸上。
罗富华说，他和老伴儿今年种了3亩多地的红薯，一共要收获5000多公斤，按现价0.66元1公斤计算，尽管价格比去年低一点，也要收入三四千元，比种其他农作物的收成好多了。
记者了解到，罗富华家已连续种了十几年红薯，每年都定点卖向这里，前后收入保守估计也有五六万元了。他感慨道：“以前种红薯就是自己吃一点，剩下的喂猪了，没想到现在竟成了我们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红薯投资少、亩产高、加工增值空间大，一亩红薯的收入相当于4亩玉米的经济效益。”梅铺镇党委书记徐维锋告诉记者，该镇农户几乎家家种红薯，种植面积近3万亩。
大量收购红薯的是湖北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候升春。候升春是山东省梁山县人，15年前，在老家研发红薯加工设备的他，企业年产值已达千万元，成为很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对象。
梅铺镇因为土质特别、光照较长，特别盛产淀粉含量较高的红薯，候升春与这里有生意往来。劲道十足的红薯粉条是当地的特产，很多人都喜欢吃，候升春也爱这一口。但当地红薯粉条的生产都由手工小作坊完成，小打小闹，不成规模，这让候升春从中看到了商机。
2004年，候升春作为郧阳区的招商引资对象，落户梅铺镇，专攻红薯产业，以“运营公司化、种植规模化、生产机械化、销售市场化、产品品牌化”的思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产业。
经过15年的发展，该公司目前在郧阳区形成了6万亩红薯订单基地，年收购红薯10万吨以上，使得郧阳区的红薯产业在全市一家独大。这种名为“商薯19”的红薯，是杂交高产品种，皮色深红，肉色较白，淀粉含量达23%到25%。因其口感上好，被农民誉为“栗子香”。
“有多少，收多少。”在该公司淀粉加工厂，候升春指着堆积如山的红薯告诉记者,“预计今年要收购1.5万吨红薯，已收购了350多万公斤，已加工了250多万公斤，每天生产红薯粉三四万公斤。”
清洗、粉碎、过虑、沉淀……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公司的红薯粉生产全是机械化作业，一片繁忙。
用途广不愁销，红薯产业前景广阔
“郧阳三合汤，三天不吃想得慌。”这种曾上过央视《舌尖上的中国》节目的美食，最主要的食材就是红薯粉条。据说，很多老牌郧阳三合汤快餐店，一年要卖掉5000多公斤红薯粉条。
其实，这只是红薯粉的众多吃法之一。在很多酒店和市民的菜单上，都有它的存在：红薯凉粉、酸菜炒粉条、鸡蛋粉条汤、粉条炒肉末、粉条包子、凉拌粉条……
老郧阳人黄忠斌说，现在这些用红薯粉做成的美食虽然很常见，但在几十年前，可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那时，红薯虽是粗粮，却是山区人民的主食，能靠它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只有少数富人才舍得把它加工成红薯粉，再在寒冬时节制作成手工粉条，因此数量极其有限。而今完全不一样了，各种不同品种的红薯，除了作为健康食品走上市民餐桌，还被加工成红薯淀粉，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
的确，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红薯粉条的消费市场越来越大。以湖北省红薯粉产量最大的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从2015年到2019年，平均每年销售红薯粉条150万公斤。目前，销量还在不断上升，预计今年要突破200万公斤。
“因为不愁销，我们实现了零库存，说明市场的需求还很大。”候升春高兴地说，“今年双11前的十来天，我们的‘老郧梅’红薯粉条线上销售就达到10万公斤，线下销售5万公斤。”
这么大的产销量，如果靠传统手工方法在冬天制作肯定不行，怎么办？候升春自有办法——通过改进工艺，机械化流水线作业，实现了一年四季随时可以加工粉条的目标。
其实，红薯粉的用途不只是用来加工粉条，还可以用作食品原料和药品包装材料。候升春说，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每年生产的红薯粉，除了一大半加工成粉条销售，还有一小半卖给了制药厂和食品生产企业，他们用来加工胶囊或作为火腿肠的主要配料。
此外，提取淀粉之后的红薯残渣，还可以被酒厂或饲料厂进行生态利用。所以，红薯被纳入郧阳“三大宝”，也就不难理解了。
政策好起点高，亿元产业指日可待
厂房占地从17亩到37亩，基地从几十亩到几万亩；从梦想一人发家到带动上万家致富，销路从老郧阳延伸到北上广，直至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售收入从几十万元到3000万元……湖北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已成为十堰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产品先后通过QS认证，获得A级绿色食品证书。
这是一名山东汉子在一个小村镇创造的红薯产业奇迹。站在新的起点上，候升春又在如何谋划未来？
“我这一生，只想当个‘红薯王’，把红薯品种改良好，把红薯粉产品做得更加丰富。”候升春信心满满，“10月22日至24日，我参加了郧阳区的农业‘十四五’编制规划座谈会。规划提出，郧阳区未来五年还要大力发展红薯产业，育苗基地从600亩扩大到2000亩，种植面积从6万亩扩大到10万亩，年产值过亿元，让红薯产业带动更多的郧阳人致富奔小康。”
候升春表示，因为政府的引导和政策的支持，他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接下来，公司将在长岭工业新区崛起一座占地70亩的现代化新工厂，目前正在规划建设中。未来，公司将在这里提高产学研水平，把郧阳红薯粉打造成可随身携带、即开即食的美食，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我现在也是郧阳人了，要一心为郧阳发展着想。”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安下心来做好红薯产业，候升春已举家从山东梁山搬到郧阳区，落户梅铺镇。
郧阳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红薯具有适应性强、易于管理、加工转化后效益增值大等特点。自引进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以来，郧阳区江北多个乡镇走上“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路子，建立了红薯育苗和红薯产品加工基地，免费为红薯种植户提供红薯种苗，邀请专家对农户进行种植技术指导，提供订单农业保护性收购等一条龙服务，让红薯种植户后顾无忧。
郧阳区红薯种植规模稳步扩大，产业效益逐步凸显，成为亿元产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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