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日,或许是我这一生值得回味的一天,因为疫情防控工作,去单位,一路上被执勤人员检查三次,一次让我回去“现在还没有拐点……回去吧”…;上午八点十五分单位大门依旧锁着,卖菜送菜的都开始忙碌中,丝毫不畏惧中风险地区疫情的肆掠……;一天处理一位23日因为天然气公司值班回来,不允许车辆和人进入小区……;,收到了来自省中医研究院…,还有来自碑林区政送来的213份免费蔬菜……,从晚上九点半到十点半…,发出了156份……;回家的路上,没有行人,只有闪着灯光的j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过……;路过丈八北路电光园……突然感觉到一种害怕……;收到来自朋友一句……不要害怕……辛苦了,2022年第一天还收到许多朋友的问候和祝福……! https://t.cn/R2WxdDX
《傲娇小可爱遇到了人才瓶颈》(2)
胡锦矗在“成都基地成立30年”宣传片中强调,“人才和技术”是决定它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傲娇小可爱比我们清楚,自家人才短缺该怎么解决。在下只能尝试着指出两点他们未必认识到的局限。
1、行政化不利于“保护+研究”。卧龙6位局级领导中,5位来自林业行政系统,只有排名第6的李德生是专家型卧龙班底。这个迹象表明,“卧龙中心”从正科跃为正局的一个代价是行政化。行政的运作逻辑是“效率”。前一把手刚到任,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强调“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书记对待工作的态度真的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急,有时一件事情长时间没有进展,他能急出一头大汗来。”页122)
然而,“保护+研究”需要的恰恰是时间和耐心,张和民带领的科研班子,十年磨一剑才解决了繁育“三难”,又花了十多年做圈养和野生的双向交流(放归和引种)。但后期,随着“中心”取得的功劳越来越大,国家给的奖赏也越来越多(级别提高),“保护+研究”被戴上了“行政化”的枷锁,科研人被驱赶着赛跑,去做“短平快”、能迅速量化和见业绩的项目,其结果就是“以熊为本”的诸多善举被抛弃(包括爱心饲养),“高瞻远瞩”变成了只看眼前三寸。
这跟侯某-欧文斯在放归和盛、倩倩的问题上发生冲突的逻辑是一样的。一个追求效率、业绩,另一个当成研究和事业——不惜花几年、十几年,陪伴倩倩走向野外(最终能否放归都无所谓,意义只在于给倩倩提供另一种选择的机会。这在中国人看来,实在过于奢侈和浪费——怎能没有结果,没结果我能证明什么?)
【参考资料,张志忠、张和民:《大熊猫的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胡锦矗在“成都基地成立30年”宣传片中强调,“人才和技术”是决定它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傲娇小可爱比我们清楚,自家人才短缺该怎么解决。在下只能尝试着指出两点他们未必认识到的局限。
1、行政化不利于“保护+研究”。卧龙6位局级领导中,5位来自林业行政系统,只有排名第6的李德生是专家型卧龙班底。这个迹象表明,“卧龙中心”从正科跃为正局的一个代价是行政化。行政的运作逻辑是“效率”。前一把手刚到任,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强调“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书记对待工作的态度真的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急,有时一件事情长时间没有进展,他能急出一头大汗来。”页122)
然而,“保护+研究”需要的恰恰是时间和耐心,张和民带领的科研班子,十年磨一剑才解决了繁育“三难”,又花了十多年做圈养和野生的双向交流(放归和引种)。但后期,随着“中心”取得的功劳越来越大,国家给的奖赏也越来越多(级别提高),“保护+研究”被戴上了“行政化”的枷锁,科研人被驱赶着赛跑,去做“短平快”、能迅速量化和见业绩的项目,其结果就是“以熊为本”的诸多善举被抛弃(包括爱心饲养),“高瞻远瞩”变成了只看眼前三寸。
这跟侯某-欧文斯在放归和盛、倩倩的问题上发生冲突的逻辑是一样的。一个追求效率、业绩,另一个当成研究和事业——不惜花几年、十几年,陪伴倩倩走向野外(最终能否放归都无所谓,意义只在于给倩倩提供另一种选择的机会。这在中国人看来,实在过于奢侈和浪费——怎能没有结果,没结果我能证明什么?)
【参考资料,张志忠、张和民:《大熊猫的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荐书#六折【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定价48 六折28.8
一部近代史即一部翻译文化史,我们现在既定的很多观念和价值观,都来自于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强烈冲撞。
我觉得,问题的复杂性倒不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国与国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异,或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的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困境,它使我们无法离开有关国民性的话语去探讨国民性(的本质),或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的本质),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的真实)。这些话题要么是禅宗式的不可言说,要么就必须进入一个既定的历史话语,此外别无选择。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不然的话,知识将永远和我们捉迷藏。 ——刘禾
刘禾运用了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如《红楼梦》、刘三姐的传说,以及老舍、鲁迅、萧红的小说,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跨语际“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解读线索。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察了新词语、新概念的兴起、代谢和在本国语言中发展的过程,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
在今天,“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应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对这一类的问题展开思考。 https://t.cn/A6GiPU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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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近代史即一部翻译文化史,我们现在既定的很多观念和价值观,都来自于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强烈冲撞。
我觉得,问题的复杂性倒不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国与国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异,或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的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困境,它使我们无法离开有关国民性的话语去探讨国民性(的本质),或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的本质),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的真实)。这些话题要么是禅宗式的不可言说,要么就必须进入一个既定的历史话语,此外别无选择。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不然的话,知识将永远和我们捉迷藏。 ——刘禾
刘禾运用了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如《红楼梦》、刘三姐的传说,以及老舍、鲁迅、萧红的小说,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跨语际“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解读线索。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察了新词语、新概念的兴起、代谢和在本国语言中发展的过程,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
在今天,“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应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对这一类的问题展开思考。 https://t.cn/A6GiPU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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