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取代中国成耐克最大制造国#
老话题了，制造业外移把很多人吓得不轻，但细究起来，想取代中国的产业地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们也太小看中国的实力了。
我们都知道，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低端制造业利润很低，有“一亿件短袖换一架飞机”的说法，所以基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把不太赚钱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去，比如说：
50年代美国把纺织和钢铁产业转移到日本。
70年代日本把玩具和服装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
90年代中国又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低端产业。
基本一个国家从承接低端制造业到转移低端制造业，经历的时间大概也就是20-30年之间，因为随着20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均收入的提升，用人成本会直线飙升，而资本是趋利的，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就会自动把这些产业转移到用人成本更低的国家。
所以我国自从2008年之后，就出现了制造业外移的现象，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搬离中国，前往东南亚和印度，到了2019年的时候，孟加拉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服装生产基地，越南成了耐克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当时无数人在网上叫衰，说中国也会出现产业空心化，说随着产业的不断外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不保之类的话，基本就是对前途非常悲观。
当然，他们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和美国、日本情况不同的是，美国日本是在拥有了优势高端产业之后，才开始淘汰落后产能的，比如说美国自己有汽车、航天、电子产业，日本也发展起来了汽车和电子产业，更重要的是，美日两国人口都比较少，依靠这些高端产业足以解决大部分国民的就业问题。
但中国不一样，第一，我们的产业转移出现在我们的产业升级尚未完成之前，我们没能建立起系统的高端制造业盈利群，也就是说，我们国内还不能稳定地提供大量的高收入岗位，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感觉高收入的工作很难找。
第二，我国的人口数量比日本和美国多太多了，就算完成了产业升级，能不能彻底不依靠低端制造业?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低端制造业是绝对不能彻底转移出中国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嫌工厂里面一个月3000多的工资低，所以叫嚣着应该关闭这些工资低的工厂，但是我告诉你，就拿我的老家湖北来说，如果现在有人能提供100万个工资3000的工作岗位，整个湖北政府都会把你供起来。
所以，把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彻底搬出中国，至少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沿海地区看不上的那些低收入岗位，在中西部地区，可能就是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因此，如果你足够细心，应该就能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国家正在积极引导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富士康落户郑州。
除了这种跨省份的搬迁之外，各省内部之间也在进行产业重新配置，比如说我的老家湖北，从好几年前开始，就有大量的服装厂、化工厂从武汉市区搬到周边县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为武汉的产业升级腾出空间，第二，为周边县市解决就业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还是很有前瞻性的，知道要阻止制造业外迁的这种趋势，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原因主要有两点：
1.制造业外迁是一种时代趋势，随着用人成本的上升，资本会自动去到用人成本最低的地方，国内工资3000嫌低，越南工资1500，孟加拉国工资1000都能满足，你是老板，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选，所以，强如美帝，天天喊制造业回流，有用么？
2.低端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工资比较低，而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于提升收入的需求很大，所以政府一方面是要保住制造业，另一方面又要想办法提升老百姓收入，这项工作确实不太好做。
前面我说当下我国一个重要问题是：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
如果你听不懂，我用更通俗的话和你讲：
1. 没有了低端制造业，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2. 保留了低端制造业，如何稳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
你先不要着急说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我很清楚，只是为了告诉看不清时代局势的朋友一个道理——在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难的！毕竟关系到14亿人的衣食住行问题，只能不断摸索，最终才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1. 低端制造业到底保留多少？
2. 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内哪里？
3. 高端产业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崛起？
我们总说现在是转型期，是改革阵痛期，其实就是因为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方面高端产业还没崛起，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低端制造业外移，所以放大了国内的就业问题，才让很多人感觉到日子不太好过。
特朗普之所以在2018年发起贸易战，其实就是看准了我国的这个挣扎期，所以想通过贸易战进一步放大我们国内的问题，事实上他的目的也达成了一部分，虽然美国自己国内也承受了损失，但由于贸易战的影响，2019年中国南方的工厂可以说是经历了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如果你家里有做生意的，你随便找个人问问就清楚了。
本来这种局面会困扰我国很长时间，没想到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疫情爆发了，印度、东南亚工业体系瘫痪，全世界75亿人的需求却没有消失，所以大量的工厂开始搬回中国，中国以一国之力供应全世界，及时的遏制住了制造业外移的这种趋势。
而且疫情已经爆发了接近2年了，现在东南亚和印度还在不停地传出这样的消息：
越南停产，上亿双耐克鞋无法交货。
东南亚发生罢工游行，工厂无法开工。
印度疫情期间产品不达标，买方拒绝验收。
如果你是全球的资本投资人，你会怎么考虑自己的投资方向？
而且除了疫情的影响，中国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就是标题说的杀手锏，那就是中国的产业集群优势。
前段时间北京周报社的《对话太平洋》节目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一个来自欧美的嘉宾直言：“中国劳动力可不便宜，比印度尼西亚、越南贵多了，比印度和孟加拉也要贵，很多外企之所以选择留在中国，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十分发达；第二个原因是制造商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原材料、组装厂、零部件销售集群化，极大的降低了整个产品的生产成本，任何一家厂家，想单独离开这个产业链都很困难。”
也就是说，很多人只看到工资成本，觉得印度工资1500，中国工资5000，所以外资必然选择印度，但是很多人不清楚，一个产品，从原材料到加工成成品，中间有很多复杂的步骤，可能会涉及到100个原材料供应商，200个加工厂，300个组装测试工厂、以及10个品牌销售公司，在中国，这条产业链也许全部集中于珠三角或者长三角，所以从运输到各厂之间沟通都十分便捷，极大的降低了中间成本。
可一旦其中有一个工厂转移到了印度，运输成本和信息沟通成本就会直接翻倍，花钱多是一回事，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直接影响产品的交付，所以即便中国人工成本更贵，但很多外资企业依然愿意留在中国。
有人说，那难道越南和印度就不能把整个产业集群都学过去么？
首先，中国是14亿人口，其中至少有10亿人是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工业化人口，比整个东南亚的人口都多，越南一个国家承接不了中国的产业链。
第二，印度人口确实够多，但是基建落后，国内文盲多，而中国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向社会输出了超过1亿的大专以上文凭的高学历人才，而且中国每年还在源源不断的诞生新的工程师，这种人才供给速度，印度短时间内不可能跟上。
所以，东南亚和印度想彻底取代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绝对不是三五年能做到的事，如果你有过研究，就会发现，我国转移到越南的产业基本都是像服装和鞋子这种工序简单的产业，一旦工序复杂，比如说手机电脑，这种会涉及到几十家不同厂家配合的产业，越南就承接不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我国可以高枕无忧，疫情的出现的确为我国争取到了几年时间，但这种局面不会永远存在，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一方面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引导低端制造业向我国西部转移，帮助我国尽快走出现在的挣扎期，等到有一天我国完成了新的产业布局，整个局面都会焕然一新。
很多人总是担心印度会不会在承接产业之后崛起，我说实话，等到印度制造业发展起来的那一天，全球可能已经出现了新的科技革命，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大规模普及，到那时候，20亿印度人可能不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负担。
#微博新知博主##我国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老话题了，制造业外移把很多人吓得不轻，但细究起来，想取代中国的产业地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们也太小看中国的实力了。
我们都知道，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低端制造业利润很低，有“一亿件短袖换一架飞机”的说法，所以基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把不太赚钱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去，比如说：
50年代美国把纺织和钢铁产业转移到日本。
70年代日本把玩具和服装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
90年代中国又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低端产业。
基本一个国家从承接低端制造业到转移低端制造业，经历的时间大概也就是20-30年之间，因为随着20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均收入的提升，用人成本会直线飙升，而资本是趋利的，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就会自动把这些产业转移到用人成本更低的国家。
所以我国自从2008年之后，就出现了制造业外移的现象，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搬离中国，前往东南亚和印度，到了2019年的时候，孟加拉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服装生产基地，越南成了耐克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当时无数人在网上叫衰，说中国也会出现产业空心化，说随着产业的不断外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不保之类的话，基本就是对前途非常悲观。
当然，他们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和美国、日本情况不同的是，美国日本是在拥有了优势高端产业之后，才开始淘汰落后产能的，比如说美国自己有汽车、航天、电子产业，日本也发展起来了汽车和电子产业，更重要的是，美日两国人口都比较少，依靠这些高端产业足以解决大部分国民的就业问题。
但中国不一样，第一，我们的产业转移出现在我们的产业升级尚未完成之前，我们没能建立起系统的高端制造业盈利群，也就是说，我们国内还不能稳定地提供大量的高收入岗位，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感觉高收入的工作很难找。
第二，我国的人口数量比日本和美国多太多了，就算完成了产业升级，能不能彻底不依靠低端制造业?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低端制造业是绝对不能彻底转移出中国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嫌工厂里面一个月3000多的工资低，所以叫嚣着应该关闭这些工资低的工厂，但是我告诉你，就拿我的老家湖北来说，如果现在有人能提供100万个工资3000的工作岗位，整个湖北政府都会把你供起来。
所以，把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彻底搬出中国，至少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沿海地区看不上的那些低收入岗位，在中西部地区，可能就是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因此，如果你足够细心，应该就能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国家正在积极引导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富士康落户郑州。
除了这种跨省份的搬迁之外，各省内部之间也在进行产业重新配置，比如说我的老家湖北，从好几年前开始，就有大量的服装厂、化工厂从武汉市区搬到周边县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为武汉的产业升级腾出空间，第二，为周边县市解决就业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还是很有前瞻性的，知道要阻止制造业外迁的这种趋势，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原因主要有两点：
1.制造业外迁是一种时代趋势，随着用人成本的上升，资本会自动去到用人成本最低的地方，国内工资3000嫌低，越南工资1500，孟加拉国工资1000都能满足，你是老板，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选，所以，强如美帝，天天喊制造业回流，有用么？
2.低端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工资比较低，而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于提升收入的需求很大，所以政府一方面是要保住制造业，另一方面又要想办法提升老百姓收入，这项工作确实不太好做。
前面我说当下我国一个重要问题是：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
如果你听不懂，我用更通俗的话和你讲：
1. 没有了低端制造业，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2. 保留了低端制造业，如何稳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
你先不要着急说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我很清楚，只是为了告诉看不清时代局势的朋友一个道理——在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难的！毕竟关系到14亿人的衣食住行问题，只能不断摸索，最终才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1. 低端制造业到底保留多少？
2. 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内哪里？
3. 高端产业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崛起？
我们总说现在是转型期，是改革阵痛期，其实就是因为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方面高端产业还没崛起，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低端制造业外移，所以放大了国内的就业问题，才让很多人感觉到日子不太好过。
特朗普之所以在2018年发起贸易战，其实就是看准了我国的这个挣扎期，所以想通过贸易战进一步放大我们国内的问题，事实上他的目的也达成了一部分，虽然美国自己国内也承受了损失，但由于贸易战的影响，2019年中国南方的工厂可以说是经历了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如果你家里有做生意的，你随便找个人问问就清楚了。
本来这种局面会困扰我国很长时间，没想到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疫情爆发了，印度、东南亚工业体系瘫痪，全世界75亿人的需求却没有消失，所以大量的工厂开始搬回中国，中国以一国之力供应全世界，及时的遏制住了制造业外移的这种趋势。
而且疫情已经爆发了接近2年了，现在东南亚和印度还在不停地传出这样的消息：
越南停产，上亿双耐克鞋无法交货。
东南亚发生罢工游行，工厂无法开工。
印度疫情期间产品不达标，买方拒绝验收。
如果你是全球的资本投资人，你会怎么考虑自己的投资方向？
而且除了疫情的影响，中国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就是标题说的杀手锏，那就是中国的产业集群优势。
前段时间北京周报社的《对话太平洋》节目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一个来自欧美的嘉宾直言：“中国劳动力可不便宜，比印度尼西亚、越南贵多了，比印度和孟加拉也要贵，很多外企之所以选择留在中国，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十分发达；第二个原因是制造商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原材料、组装厂、零部件销售集群化，极大的降低了整个产品的生产成本，任何一家厂家，想单独离开这个产业链都很困难。”
也就是说，很多人只看到工资成本，觉得印度工资1500，中国工资5000，所以外资必然选择印度，但是很多人不清楚，一个产品，从原材料到加工成成品，中间有很多复杂的步骤，可能会涉及到100个原材料供应商，200个加工厂，300个组装测试工厂、以及10个品牌销售公司，在中国，这条产业链也许全部集中于珠三角或者长三角，所以从运输到各厂之间沟通都十分便捷，极大的降低了中间成本。
可一旦其中有一个工厂转移到了印度，运输成本和信息沟通成本就会直接翻倍，花钱多是一回事，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直接影响产品的交付，所以即便中国人工成本更贵，但很多外资企业依然愿意留在中国。
有人说，那难道越南和印度就不能把整个产业集群都学过去么？
首先，中国是14亿人口，其中至少有10亿人是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工业化人口，比整个东南亚的人口都多，越南一个国家承接不了中国的产业链。
第二，印度人口确实够多，但是基建落后，国内文盲多，而中国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向社会输出了超过1亿的大专以上文凭的高学历人才，而且中国每年还在源源不断的诞生新的工程师，这种人才供给速度，印度短时间内不可能跟上。
所以，东南亚和印度想彻底取代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绝对不是三五年能做到的事，如果你有过研究，就会发现，我国转移到越南的产业基本都是像服装和鞋子这种工序简单的产业，一旦工序复杂，比如说手机电脑，这种会涉及到几十家不同厂家配合的产业，越南就承接不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我国可以高枕无忧，疫情的出现的确为我国争取到了几年时间，但这种局面不会永远存在，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一方面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引导低端制造业向我国西部转移，帮助我国尽快走出现在的挣扎期，等到有一天我国完成了新的产业布局，整个局面都会焕然一新。
很多人总是担心印度会不会在承接产业之后崛起，我说实话，等到印度制造业发展起来的那一天，全球可能已经出现了新的科技革命，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大规模普及，到那时候，20亿印度人可能不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负担。
#微博新知博主##我国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荐读 |# 新冠疫情将如何结束#？Omicron提供了终局预测（via 美联社/ 翻译 纽约时间）——
疫情最终会结束，即使Omicron正在使这场疫情何时结束的问题复杂化。但这并不像按动电灯开关那样简单：世界必须学会与一种不会消失的病毒共存。
具有超强传染性的Omicron突变将新发病例数推至历史新高，并造成混乱。但这一次，我们并不是2020再来一次，完全要从零开始。
疫苗对严重并发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即使它们不能总是预防轻微的感染。Omicron似乎不像一些早期变种那样致命。而那些感染后并康复的人未来将对仍在传播的其他形式的病毒具有一些新的保护——也许下一个突变也会出现。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传染病专家艾伯特·柯（Albert Ko）博士说，最新的病毒变体是对我们敲响的一记警钟，它在提醒我们，“除非我们真正认真对待”，否则类似的情况将继续发生。
他说：“新冠病毒肯定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永远无法根除或消除新冠，所以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世界究竟能忍受多久持续的新冠疾病和死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我们不会再到2019年了，”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尔贾（Amesh Adalja）博士说。“我们必须让人们考虑风险承受能力。”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希望以一种“不会破坏社会和经济”的方式控制这种病毒。
美国已经发出信号，表明它正在走向新常态。拜登政府表示，有足够的工具，包括疫苗加强针、新的药物和口罩，来应对哪怕是Omicron这种传染烈度的威胁，而无需像疫情早期那样陷入停摆。美国CDC刚刚将新冠患者必须隔离的时间缩短到5天，因为研究表明感染者在在早期的传染性最强。
印度让我们看到了新冠达到稳定水平是什么样子。印度南部基督教医学院前病毒学主任T·雅各布·约翰（T. Jacob John）博士说，直到最近，每天报告的病例数在6个月里一直保持在1万例以下，但这只是在早期的Delta变种造成了“难以计算的巨大生命损失”之后。
Omicron现在又在推动病例的上升，该国将在1月份为一线工人推出疫苗加强针。但约翰指出，其他地方病，如流感和麻疹，也会周期性地导致疫情爆发，而在Omicron之后，新冠疫情也会时不时地爆发。
Omicron的突变极大，因此疫苗或先前感染带来的保持被大打折扣。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威廉·莫斯博士（William Moss）预计，“这种病毒能够实现如此大的进化飞跃，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极限”， “我不认为新变种能无休止地循环下去。”https://t.cn/A6JAkoii
疫情最终会结束，即使Omicron正在使这场疫情何时结束的问题复杂化。但这并不像按动电灯开关那样简单：世界必须学会与一种不会消失的病毒共存。
具有超强传染性的Omicron突变将新发病例数推至历史新高，并造成混乱。但这一次，我们并不是2020再来一次，完全要从零开始。
疫苗对严重并发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即使它们不能总是预防轻微的感染。Omicron似乎不像一些早期变种那样致命。而那些感染后并康复的人未来将对仍在传播的其他形式的病毒具有一些新的保护——也许下一个突变也会出现。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传染病专家艾伯特·柯（Albert Ko）博士说，最新的病毒变体是对我们敲响的一记警钟，它在提醒我们，“除非我们真正认真对待”，否则类似的情况将继续发生。
他说：“新冠病毒肯定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永远无法根除或消除新冠，所以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世界究竟能忍受多久持续的新冠疾病和死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我们不会再到2019年了，”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尔贾（Amesh Adalja）博士说。“我们必须让人们考虑风险承受能力。”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希望以一种“不会破坏社会和经济”的方式控制这种病毒。
美国已经发出信号，表明它正在走向新常态。拜登政府表示，有足够的工具，包括疫苗加强针、新的药物和口罩，来应对哪怕是Omicron这种传染烈度的威胁，而无需像疫情早期那样陷入停摆。美国CDC刚刚将新冠患者必须隔离的时间缩短到5天，因为研究表明感染者在在早期的传染性最强。
印度让我们看到了新冠达到稳定水平是什么样子。印度南部基督教医学院前病毒学主任T·雅各布·约翰（T. Jacob John）博士说，直到最近，每天报告的病例数在6个月里一直保持在1万例以下，但这只是在早期的Delta变种造成了“难以计算的巨大生命损失”之后。
Omicron现在又在推动病例的上升，该国将在1月份为一线工人推出疫苗加强针。但约翰指出，其他地方病，如流感和麻疹，也会周期性地导致疫情爆发，而在Omicron之后，新冠疫情也会时不时地爆发。
Omicron的突变极大，因此疫苗或先前感染带来的保持被大打折扣。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威廉·莫斯博士（William Moss）预计，“这种病毒能够实现如此大的进化飞跃，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极限”， “我不认为新变种能无休止地循环下去。”https://t.cn/A6JAkoii
程实：“滞胀”格局中的裂变与新生 ——全球经济2021年回顾与2022年展望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外汇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本文系央行主管《中国外汇》杂志2022年第一期细新年论坛特稿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2021年，世界进入新冠疫情常态化的新阶段，新供给冲击成为主导宏观经济演化的主线逻辑，“滞胀”风险逐渐显现。展望2022年，全球“滞胀”格局进一步固化，经济复苏有序推进但难以恢复疫前水平，通胀的延续性和破坏力不容小觑，全球供应链渐进恢复，数字经济加速进化，成为升维竞争的核心要义。尽管新供给冲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宏观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与恶化，短期复苏路径更趋曲折与分化，但长期政策方向却更加清晰。
一、2021年全球经济回顾：“滞胀”风险显现
新冠疫情引致的“新供给冲击”已于2021年成形，并成为诠释全球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作为近40年来第三大“新供给冲击”，新冠疫情的影响日趋复杂，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推升全局性通胀压力，形成了宏观经济领域最尴尬的“滞胀”格局。
从“滞”的角度来看，新供给冲击降低了经济信心、压制了消费意愿、增加了投资困难，并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提升，进而削弱了经济复苏的内生动能。2021年，全球经济虽然实现了疫情初步缓解后的强势反弹，但疫情反复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下行压力。从疫情前状态、惯性增长水平和潜在增长水平三个维度进行对比，全球经济尚未做到“恢复正常”，近七成经济体的实际基本面尚未恢复到疫情前常规水平。后因新变种毒株蔓延、疫情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2021年7月的预测值6%下调至5.9%。对于各经济体而言，疫情防控成效、疫苗接种比例和供应链自洽能力则构成了复苏分水岭。疫情持续蔓延加剧了阵营、区域和国别的结构性分化，全球经济的K型复苏明显。疫情防控成效较好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有力，对大宗商品需求升温，扩大了供需失衡，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起到了决定性的激化作用。而疫情防控状况频出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大宗商品供给方面更显力不从心，这种强烈对比加速了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上涨。资源出口型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但生产链条在疫情下的深度受创对其起到相对更大的增长拖累效应。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两大驱动引擎中美而言，由于其产业链相对完备、疫情防控成效较好、且政策应对更为有效，其经济增长韧性进一步显现。
从“胀”的角度来看，新供给冲击依循从生产到消费、从外部到内部、从短期到长期的影响路径，全面推升全球物价总水平。2021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前三季度能源和非能源价格指数分别上涨68.5%和14.5%，以生产者价格（PPI）飙升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通胀成为全球经济不平衡复苏的主要特征之一。2021年前三季度，美国制成品生产者价格、原材料生产者价格指数年化变动分别高达13.8%和46.3%，远超“滞胀”十年的均值。物价上涨的行业螺旋正悄然形成，尤其是在供应链上下游的恢复和重塑过程中，信贷扩张、宏观政策、极端气候以及地缘政治都继续影响供应链的中间成本。PPI向CPI的传导在部分区域也已完成，疫情敏感度高的通胀项目与疫情敏感度低的通胀项目相互之间的影响正在强化。当欧美国家疫情得到控制后，主要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并未顺利实现同步回落。相反，旺盛的需求端开始支持商品及服务价格继续保持在高位。美国11月CPI同比增长6.8%，是自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核心CPI增幅也创近30年最高水平。非典型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下的“价格-工资”螺旋加速有迹可循，美国11月非农数据大幅低于市场预期，但从劳动参与率却创下自2020年3月以来新高水平，就业市场的持续复苏，带动了工资上涨，从而加剧了工资与价格螺旋上涨的动力。持续的通胀已经开始抑制个人消费支出，加速弱化私人消费的增长动力，其中美国零售数据大幅下滑，服务消费复苏放缓，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自2021年8月以来开始显著下滑，高通胀的负面影响持续突出。
二、2022年全球经济展望：复苏有序推进
2021年已经接近尾声，疫情尚未消退，宏观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复苏来之不易。展望2022年，全球经济依然深陷新供给冲击引致的“滞胀”泥沼，复苏有序推进但增速放缓难以恢复疫前水平，物价稳定遭到长期破坏，通胀虽不是恶性的但也不是暂时的，全球供应链开始渐进恢复，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加速进化，元宇宙将引领思想变革。
复苏有序推进，但难以恢复疫前水平。我们用IMF的WEO基础数据库进行了测算，在全球191个有统计的经济体里，2020年有84%的经济体GDP总量低于疫情前（2019年），2021年这一数字降低至53%，2022年有望进一步降低至23%，表明复工复产持续在更大范围内获得成效，但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全球仅15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高于历史平均增速（1980-2019年），全球93%的经济体经济增长依旧弱于趋势水平。全球经济体K型复苏的分化效应进一步放大，中美“稳定双核”的作用持续彰显。金砖五国2022年经济增速较2021年的下滑程度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2022年的经济增速都有望达到5%左右。新冠疫情仍是2022年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同时也是最大的上行风险，复苏不确定性广泛存在。随着新型变种毒株蔓延，如果新冠疫情出现意料之外的剧烈反复，则新供给冲击可能会掀起第二轮高潮并将延续更长时间，则全球经济会再度陷入困顿。但疫情也有可能突然消失或随着特效药的面世，全球经济解封，生产要素得以顺畅流动，供应链有望快速修复，将带来经济增长的上行空间。
详情链接：https://t.cn/A6JAK18I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外汇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本文系央行主管《中国外汇》杂志2022年第一期细新年论坛特稿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2021年，世界进入新冠疫情常态化的新阶段，新供给冲击成为主导宏观经济演化的主线逻辑，“滞胀”风险逐渐显现。展望2022年，全球“滞胀”格局进一步固化，经济复苏有序推进但难以恢复疫前水平，通胀的延续性和破坏力不容小觑，全球供应链渐进恢复，数字经济加速进化，成为升维竞争的核心要义。尽管新供给冲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宏观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与恶化，短期复苏路径更趋曲折与分化，但长期政策方向却更加清晰。
一、2021年全球经济回顾：“滞胀”风险显现
新冠疫情引致的“新供给冲击”已于2021年成形，并成为诠释全球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作为近40年来第三大“新供给冲击”，新冠疫情的影响日趋复杂，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推升全局性通胀压力，形成了宏观经济领域最尴尬的“滞胀”格局。
从“滞”的角度来看，新供给冲击降低了经济信心、压制了消费意愿、增加了投资困难，并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提升，进而削弱了经济复苏的内生动能。2021年，全球经济虽然实现了疫情初步缓解后的强势反弹，但疫情反复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下行压力。从疫情前状态、惯性增长水平和潜在增长水平三个维度进行对比，全球经济尚未做到“恢复正常”，近七成经济体的实际基本面尚未恢复到疫情前常规水平。后因新变种毒株蔓延、疫情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2021年7月的预测值6%下调至5.9%。对于各经济体而言，疫情防控成效、疫苗接种比例和供应链自洽能力则构成了复苏分水岭。疫情持续蔓延加剧了阵营、区域和国别的结构性分化，全球经济的K型复苏明显。疫情防控成效较好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有力，对大宗商品需求升温，扩大了供需失衡，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起到了决定性的激化作用。而疫情防控状况频出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大宗商品供给方面更显力不从心，这种强烈对比加速了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上涨。资源出口型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但生产链条在疫情下的深度受创对其起到相对更大的增长拖累效应。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两大驱动引擎中美而言，由于其产业链相对完备、疫情防控成效较好、且政策应对更为有效，其经济增长韧性进一步显现。
从“胀”的角度来看，新供给冲击依循从生产到消费、从外部到内部、从短期到长期的影响路径，全面推升全球物价总水平。2021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前三季度能源和非能源价格指数分别上涨68.5%和14.5%，以生产者价格（PPI）飙升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通胀成为全球经济不平衡复苏的主要特征之一。2021年前三季度，美国制成品生产者价格、原材料生产者价格指数年化变动分别高达13.8%和46.3%，远超“滞胀”十年的均值。物价上涨的行业螺旋正悄然形成，尤其是在供应链上下游的恢复和重塑过程中，信贷扩张、宏观政策、极端气候以及地缘政治都继续影响供应链的中间成本。PPI向CPI的传导在部分区域也已完成，疫情敏感度高的通胀项目与疫情敏感度低的通胀项目相互之间的影响正在强化。当欧美国家疫情得到控制后，主要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并未顺利实现同步回落。相反，旺盛的需求端开始支持商品及服务价格继续保持在高位。美国11月CPI同比增长6.8%，是自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核心CPI增幅也创近30年最高水平。非典型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下的“价格-工资”螺旋加速有迹可循，美国11月非农数据大幅低于市场预期，但从劳动参与率却创下自2020年3月以来新高水平，就业市场的持续复苏，带动了工资上涨，从而加剧了工资与价格螺旋上涨的动力。持续的通胀已经开始抑制个人消费支出，加速弱化私人消费的增长动力，其中美国零售数据大幅下滑，服务消费复苏放缓，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自2021年8月以来开始显著下滑，高通胀的负面影响持续突出。
二、2022年全球经济展望：复苏有序推进
2021年已经接近尾声，疫情尚未消退，宏观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复苏来之不易。展望2022年，全球经济依然深陷新供给冲击引致的“滞胀”泥沼，复苏有序推进但增速放缓难以恢复疫前水平，物价稳定遭到长期破坏，通胀虽不是恶性的但也不是暂时的，全球供应链开始渐进恢复，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加速进化，元宇宙将引领思想变革。
复苏有序推进，但难以恢复疫前水平。我们用IMF的WEO基础数据库进行了测算，在全球191个有统计的经济体里，2020年有84%的经济体GDP总量低于疫情前（2019年），2021年这一数字降低至53%，2022年有望进一步降低至23%，表明复工复产持续在更大范围内获得成效，但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全球仅15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高于历史平均增速（1980-2019年），全球93%的经济体经济增长依旧弱于趋势水平。全球经济体K型复苏的分化效应进一步放大，中美“稳定双核”的作用持续彰显。金砖五国2022年经济增速较2021年的下滑程度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2022年的经济增速都有望达到5%左右。新冠疫情仍是2022年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同时也是最大的上行风险，复苏不确定性广泛存在。随着新型变种毒株蔓延，如果新冠疫情出现意料之外的剧烈反复，则新供给冲击可能会掀起第二轮高潮并将延续更长时间，则全球经济会再度陷入困顿。但疫情也有可能突然消失或随着特效药的面世，全球经济解封，生产要素得以顺畅流动，供应链有望快速修复，将带来经济增长的上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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