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业限制，原本是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规则利器，但滥签现象和权责之间的模糊地带，也让它成为许多打工人职业生涯中的隐形“大坑”。 年底了，跳槽旺季来临。但一纸竞业限制协议，让现单位成为了很多打工人无法说走就走的围城。因竞业限制，张悦然对是否从某互联网大厂辞职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她在10月份从运营岗位正式离职。HR对她启动了竞业限制，半年内，她每月可以领到原公司发放的竞业补偿金，数额是前一年总工资平摊到月之后的30%，但同时，她无法到协议所列的8家竞品公司工作，若违反，她需要赔偿24个月的薪酬作为违约金。竞业限制是劳动法中的重要内容，是对离职员工去向的一种限制，是企业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手段之一。按照劳动法规定，竞业限制只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三类员工。然而现如今，很多企业为了管理方便，要求所有新入职员工签署竞业限制协议，已成为常规流程。这导致竞业协议“滥签”现象普遍，纠纷频繁发生。王珂就因竞业限制协议和前公司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她不满公司让她签署了竞业限制协议却不发放补偿金，因而发起劳动仲裁。公司后来却反诉王珂违反竞业限制，要求赔偿违约金50万元。非必要的竞业限制，让“打工人”陷入困惑。竞业限制到底限什么？签还是不签？会给未来换工作带来什么影响？可以要求原公司发放竞业补偿吗？在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职场人对竞业协议的讨论。 非核心人员也要签竞业协议？在通过劳动仲裁拿到前公司发的竞业补偿金后，王珂被前公司反告了，理由是她违反了竞业限制。王珂的前东家是北京一家主营网络安全的公司，她此前担任美工一职。入职时，她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今年3月，她从该公司离职，在家待业近3个月，期间未收到公司发放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向法律援助咨询过相关事宜后，5月，王珂对原公司提起劳动仲裁，希望公司能遵守竞业限制规则，补发她这段时间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对此，原公司辩称，在王珂离职时，公司已向她明确，公司不会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视同竞业限制协议自动解除。8月时，公司还向王珂发去了一份关于竞业限制的补充说明通知，称“在离职时已告知对你没有竞业限制，公司不会支付补偿款，则视同自动解除竞业限制。且你的岗位仅为低端美工类职位，根本没有竞业限制必要。对此你都是明知的。”让非核心人员也签竞业限制协议，是目前大多数公司的普遍做法。因为人员流动性增加，为了避免有漏网之鱼，全签署是更方便，且看起来更加万无一失的做法，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滥签”之下，做好启动约定很重要星汉云法务创始人曹立森律师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前来咨询与竞业协议相关的问题，但很多公司并不太了解竞业限制协议，“问的问题比较粗浅，普遍问的都是怎么签、签了怎么履行，但一旦因为竞业的问题对簿公堂，这其中涉及的问题就复杂、专业得多。”仅竞业是否启动这个问题，就让很多企业以及员工疑惑。这也是王珂和前东家之间的竞业限制纠纷的起因——王珂觉得自己签了协议，加上履行了限制义务，就应该拿到竞业补偿；公司却认为虽然签过了协议，但在离职时已经口头告知解除，没有发动限制也就不需要补偿。曹立森根据自己接触过的公司估算，真正启动竞业限制的比例并不高,“按公司算的话，我接触过的公司里，有5%曾经向签署过竞业限制协议的员工启动过限制；但如果按单个公司对签署过协议的员工启动的数量算，还到不了5%，也就是说，公司让100个员工都签了竞业限制协议，可能最后一个都没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没有在协议中约定好启动竞业限制的细节，就容易产生纠纷。 11月，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做出了仲裁决定，对王珂的主张予以支持。根据王珂提供的裁决书，仲裁委认为，王珂的前公司虽主张已向王珂告知无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在王珂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仲裁委对该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而选择采信王珂。此外，原公司未提交反证，反驳王珂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的主张，因此仲裁委采信王珂。仲裁委最终裁决，前公司应支付王珂从今年3月19日到4月30日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2827.59元。关于补偿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六条就经济补偿标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曹立森介绍，竞业限制是否启动，主动权在企业手上，因为竞业限制本身，就是为了保护公司利益而诞生，“但关键是你要做好约定”。“如果你没有相应的有效约定，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公司不发动竞业限制，但没有跟离职员工做好有效约定，离职员工转行了，根据自己曾经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向原公司要求发放竞业限制补偿金，这种情况，法院或是仲裁部门会支持离职员工的诉求。” 被公司反诉违约，索赔50万公司享有启动主动权，另一方面，员工也享有法定解除权。曹立森告诉记者，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3个月的期限，即在竞业限制启动的情况下，公司应按时向离职员工发放竞业补偿金，最迟不超过3个月，一旦超过此期限，则员工有权向原公司提出解除竞业限制。但这个时间点中的交叉地带，让事情变得复杂。“公司超过3个月没给补偿，但如果员工在这3个月内到竞品公司工作了，那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公司不付竞业限制补偿金了，直接起诉员工承担违反竞业限制的责任。”曹立森说。这跟王珂在仲裁成功后的遭遇有相似之处。在仲裁结果出来后，王珂接到了仲裁庭的电话，“公司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我支付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50万，理由是我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待业几个月后，王珂先后入职过两家公司，“一家是普通业务公司，还有一家是物联网公司。”王珂也无法准确判断，它们和最早离职的那家公司，是不是竞争对手。“经营范围有重合，都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之类的，但它们属于不同行业。”王珂没想到，自己通过仲裁主张发放竞业补偿金的做法，竟然为原公司反过来主张自己违反竞业限制提供了便利。她拿不定主意，想放弃那笔不足3000元的补偿金，甚至希望原公司的竞业限制协议如其早前主张一样，不曾启动。11月30日，王珂到北京市海淀区的劳动仲裁庭领取了原公司申请仲裁的材料。她对案件接下来的走向不甚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她把材料的部分内容拍了照，关键信息打了码，发到了小红书，并配文“太难了”。 被动的打工人在经历这件事之前，王珂对竞业限制不甚了解，她不知道存在相关的制度，对协议里的条款也不大关注，“只记得入职的时候，老板拿了一堆文件让我签字。”直到她从原公司离职后，在一次法律援助中听说了竞业限制补偿金，她才想起自己曾签过一个叫竞业限制协议的东西。王珂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前公司发起的仲裁。更重要的是，对她来说，无论最后结果如何，竞业限制引起的一系列纠纷所花费的金钱和时间成本，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前公司补发给她的竞业限制补偿金。王珂甚至后悔自己此前对公司提起了劳动仲裁。 曹立森这些年接触了很多对竞业限制有疑问的公司和个人，他发现，职场人最关心的点，并不在于补偿金。“非常少人会问到赔偿金相关的问题，他们大多更关心怎样才能规避掉竞业限制，顺利找到新工作去上班。”而到了真正对簿公堂，大多数跟竞业限制有关的诉讼，都由企业发起，“10个案子中企业作为原告的有8个。”而这些企业的诉求，也并非重点关注违反赔偿本身。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世栈律师，代理了深圳一些由公司发起的竞业限制相关诉讼。他告诉记者，竞业限制相关的案件原告要胜诉的难度不小，因为存在取证难的问题，但企业仍然会选择提告一些违反竞业限制的员工，主要是出于警示的目的。“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员工可能不会太把竞业限制当一回事。”郭世栈观察，一般来说，企业在做完一两起竞业限制案件后，员工至少会在两三年内比较“消停”，不会有明显的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出现。曹立森认为，在竞业限制这件事上，员工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大部分竞业协议的签订都是按照企业要求去签的，员工很少有议价的权利。我给很多企业做法律顾问，企业会对保密协议、竞业协议提出各种需求，但我从没听说过哪个公司提到，员工要求针对各类协议哪些要调整。”曹立森建议，一旦因为竞业限制协议的问题员工和企业对簿公堂，在法庭对抗的过程中，员工可以审查规章制度的程序合法性。“因为竞业限制这块，有的是单独签竞业协议，有的则是公司通过规章制度里的条款来规范的。如果是单独签了竞业限制协议，因为是员工本人签的，这种很难再有议价的余地，但如果公司只是在员工手册里有一章，要求员工有竞业限制义务，这种情况建议员工去审查规章制度，看它的程序是不是合法。因为这类制度跟员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按照法律规定，这种制度应当履行相应的民主程序。”民主程序，即公司拟定的规章制度草案，要先发征求意见稿征求员工的意见，接着，公司要听取意见，可能需要与工会或员工代表沟通，之后再把定稿下发。“北京这边的法院，目前，10个案子里可能有2个法官会考虑，公司有没有履行民主程序，如果没有，就可能直接导致制度无效。如果说这个制度无效，那对于员工的竞业要求也就自然无效了。”曹立森说。离职至今已有两个多月，张悦然仍在待业，还没开始找工作，“限制和补偿金的影响都有，但主要还是想先缓一缓。”王珂则在最近告诉记者，她已和原公司达成和解，她删掉了小红书上一些关于她和原公司纠纷过程的帖子。“我放弃要补偿金，对方放弃要违约金。”

陈律师执业多年，主办刑事案件，接受全国各地的刑事案件的委托，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律师会见，申请取保候审，无罪或罪轻辩护，申请再审，代理刑事附带民事，接受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等刑事法律服务。

为维护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事实和法律，在法庭辩论中，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要求从轻、减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从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执业期间共办理过各种刑事案件近百件，积累了丰富的刑事辩护经验，数次大案要案的辩护工作，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曾为多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做过无罪辩护，获得成功，数名被告人被无罪释放。办理过的刑事案件，绝大多数被告人经辩护后都得到从轻或减轻处罚。

擅长办理重大、疑难刑事案件，善于攻克辩护难关，对重大、疑难刑事案件常常能从细节入手，找到突破口，冲出证据重围，灵活运用法律，切中案件要害，拿出独特的分析和辩护意见，使被告人化险为夷。在庭审质证和辩论方面，经过多年的实战和总结，炉火纯青，技巧娴熟，庭审效果好，社会反响强烈，受到当事人及其家属亲属的一致好评.

陈律师在您面临刑事纠纷束手无策时，为正在遭受不白之冤或身陷囹圄希望得到法律救济的犯罪嫌疑人即您的亲人提供专业的法律帮助。大限度的维护你的亲人的合法权益。 https://t.cn/RBS4O7q

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攀升，窥见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市场结构变化

过去的2021年，对于处在新能源汽车赛道奔跑的车企而言，无疑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

“补贴时代”的新能源汽车已经转换到“市场时代”，消费端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自我需求以及心仪产品的认知建立，已经得以完善。加之涌现出的特斯拉、比亚迪、小鹏、蔚来、理想及哪吒等不断搅动格局变化的强势品牌出现，一切看似仍在朝着颇为正向的良性循环所进发。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90亿辆，其中汽车2.97亿辆；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4.76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39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92.14%。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678万辆，占汽车总量的2.28%。

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55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81.53%。从新注册登记情况看，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87.1万辆，同比增加119.9万辆，增长178.49%。其中，三季度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76.7万辆，同比增加46.6万辆，增长154%。

我国新能源汽车正在高速发展。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产销快速增长，与传统燃油车走势形成强烈差异化的特征，实现对燃油车市场的替代效应，并拉动车市向新能源化转型的步伐。

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首次突破35万辆，创历史新高；10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到32.1万辆，同比增长141.1%，环比下降3.9%。1-10月新能源车零售213.9万辆，同比增长191.9%。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在不出现特殊情况或突发问题的情况下，今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很有可能突破300万辆。

随着巨大的量变，质变也在同时发生。

10月，新能源车厂商批发渗透率18.6%，1-10月渗透率14.3%，较2020年5.8%的渗透率提升明显。更为令人感到惊喜的是，10月自主品牌中的新能源渗透率达到更高的30%。

双碳战略的实施、气候变化的加剧、环境环保意识的增加，都在催生新能源车在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期。从1月的数据可以看到，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才5%-6%，随后逐月升高，10月已经达到20%。那么20%是什么概念？代表着我们提前4年完成了‘十四五’规划里提及2025年新能源车占比到20%左右的目标。

按这样发展势头，未来五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的新能源汽车销售年均增速将在30%以上，2035年基本实现“电动化”转型不会成为预言。到2025年底，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规模将超过2000万辆（按8年使用期计算），2021-2025年期间，脱离原厂质保期进入售后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将超过1500万辆。

但是目前，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体系非常不完善，不能适应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要求。今天的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还重复着4S店主导汽车售后服务市场，独立售后服务作为补充的过去故事。无论在技术路线、产品结构、运营模式上，还是在检测维修、维护保养、服务设施、设备工具等方面，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都需要与时俱进的提升。

传统的以4S店为主的汽车服务体系开展新能源售后业务已经出现了较多困境。首先，前期投入较大，成本压力上升，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其次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单车产值的定期保养、检测/频次低，且进厂台次规模有限，这也直接导致传统经销商会陷入窘迫的没有盈利的局面。

而以多品牌汽车维修服务为主的独立售后体系，由于面临技术支持、专业人才、配件供应等多方面的限制和制约，在面对以电化学、电学、电子、信息等复合型技术构成的新能源汽车进行检测、维修、保养服务时，以往所积累的传统内燃机汽车服务经验、技术能力和人才队伍，已经无法适应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后的基础要求。

仅以服务人才举例，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预测》，2020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人才缺口已达68万人，到2025年缺口将达到103万人。

以动力电池、电驱动、电控、为核心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对售后服务企业和运营模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从市场反馈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据行业调研数据反馈，新能源汽车用户在售后服务过程中反应强烈的痛点主要包括：售后服务不便利（专业网点少、网点远，服务等待时间过长），维修成本高（三电零配件以换代修，检测维修费用贵、不透明），后市场服务能力弱（综合维修厂、二手车企业无主机厂和零部件品牌授权，缺乏专业技术支持，服务人员不具备新能源汽车专业技能，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等问题。

在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提升空间大、售后服务体系不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缺、整体维修能力弱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目前新能源汽车的售后服务市场，整体上呈现出“客户需求旺盛，市场空间大，但企业服务能力弱“的局面。

仅以新能源汽车保险市场举例，根据相关汽车保险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保费规模将高达4700亿元，保险维修规模至少将超过3500亿元。

但由于目前新能源汽车4S店数量少、三电系统维修能力薄弱，多品牌汽车维修服务为主的独立售后体系企业“电动化“转型慢、技术服务体系未形成，导致大多数汽车售后企业都未能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高速成长中获得发展红利。

可喜的是市场主体的各方都在寻找破解难题的实践路径，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传统的整车主机厂尝试着销服分离模式，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模式有别于传统燃油车，他们将4S店的功能进行了拆分，建立了以客户开发为主要功能的城市体验店，建立了针对核心部件维修的维修中心，设立了新车交付中心，日常保养则依托强大的社会维修体系来完成。

造车新势力企业以直营和代理为代表的渠道模式创新，构建区别于传统4S模式的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网络格局。围绕销售、服务、充电等业务，衍生出体验中心、交付中心、服务中心、钣喷中心及充电站等不同功能的场所，实现渠道模式和售后模式的双创新，实质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网络不再局限于4S模式。

独立售后的维修连锁企业也在布局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华胜集团携手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双方优势，共同为新能源车主提供更好的电力供给、电池检测、维修等服务。

途虎与极狐汽车合作，双方围绕新能源车主“用车、养车、复购”全流程和全周期需求，构建一站式新能源车售后生态圈，同时途虎也已经宣布联合胜牌、道达尔推出相关产品及服务。还有天猫养车。近期也着手布局新能源汽车售后业务，店里设置了专享工位等。

更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汽车服务连锁新势力的出现，有代表性是“电动工坊”。“电动工坊”是科波拉汽车咨询服务（青岛）有限公司推出的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品牌。该公司通过携手多家国内主流动力电池厂商、新能源车企、维修服务企业和保险公司，力争用2年时间，建立覆盖国内主要城市的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检测维修网络和面向企业客户的专业化服务。

用技术赋能、品牌赋能、人才服务、业务导入和运营支持等手段，全面扶持和帮助500家以上传统汽修企业率先实现”电动化“服务转型，努力打造符合2021-2035新能源产业规划预期的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基础支撑，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及车主提供便捷、专业、高效及成本更趋合理的创新服务。

目前，“电动工坊“新能源汽车检测维修服务网络，已完成在国内部分城市的试点，在今年年底前，将全面启动面向国内多城市合作网络的开发建设。

这个市场也吸引了以博世车联为代表的国外汽车售后服务连锁的进入，博世目前已基于电动化需求推出了便携式模组维护仪等一系列诊断设备，延展了新能源车用配件产品，依托博世集团在自动驾驶及新能源车领域的专长、博世汽车售后在新能源车领域的优势，为维修企业提供新能源车的专业维修培训服务，为维修企业创造新的价值。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市场主体的各方已经看到新能源车售后服务市场在中国的未来，这些市场实践主体会改变当前燃油车售后服务市场结构。主机厂主导的4S店售后服务市场的垄断和独立售后渠道的弱小乱差，十几年来都制约汽车售后服务市场的发展。

新的市场结构支持的汽车维修行业转型升级和提升服务质量是广大车主和政府的多年期待。汽车的销售和服务分离，有利于弱化整车主机厂在售后服务市场主导作用，有利于售后服务市场的服务模式的创新。

多样化的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市场，有利于公平竞争。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攀升带动的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市场结构变化，让我们对中国汽车产业充满信心。

特别声明：本文系汽配圈微信公众号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