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首歌走进宝鸡（下）上篇：https://t.cn/A65i0hd7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一件残酷的事情就是，在进口超市花了24块买了四个装在透明高逼格盒子里光鲜亮丽的黄桃，回到家激动的打开准备吃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在我们看不到的视角用防摔网包裹的半边是烂掉的。扔进垃圾桶之余顿时对其它三个好感全无，并不想吃它们。
更残酷的事情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朋友发的小广告，公婆家中自种黄桃最后一批6斤起卖90元送到家。广告倒是从几天前就在朋友圈开始循环出现了，起初是觉得挺烦。可就在这某一刻，突然就去联系了。晚上达达送到家中，打开一盒，包装简陋。吃一个，清脆香甜，优秀。
如此，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更残酷的事情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朋友发的小广告，公婆家中自种黄桃最后一批6斤起卖90元送到家。广告倒是从几天前就在朋友圈开始循环出现了，起初是觉得挺烦。可就在这某一刻，突然就去联系了。晚上达达送到家中，打开一盒，包装简陋。吃一个，清脆香甜，优秀。
如此，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甜瓜熟了，钱袋鼓了” 看朱家涧村如何“骑着蜗牛追宝马”】央广网天津6月22日消息（记者刘阳）6月17日，最后一批甜瓜从国务院挂牌督战的深度贫困村朱家涧村运到了天津市武清区，自此朱家涧的17.2万斤的滞销甜瓜都有了销路。甜瓜熟了，村民的钱袋鼓了，朱家涧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走出窑洞住上楼房 困难村生活不困难
朱家涧村位于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王村镇，一年前村里的居民还居住在大山深处的窑洞内，从村头到村尾只有一条13里地的羊肠小道，村民每天从山下挑水，只有站在山头才能打电话，种植的大葱、辣椒运输出去根本卖不上价……山景虽美，路途遥遥，崎岖的山路滞囿了朱家涧的发展。
2019年3月新建整村4幢安置楼建成，6月朱家涧村整村村民全部搬迁至山脚下，住上了楼房。据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镇党委副书记、挂职泾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袁志兴介绍，投入资金修缮朱家涧移民新村，包括配套完善水、电、天然气、通讯等必要设施，安装太阳能路灯16盏。今年计划投资1513.51万元，实施14个巩固提升项目。
66岁的朱秉说：“刚开始村里让搬出去心里‘一疙瘩’，住了半辈子的窑洞，这下山吃啥、喝啥？”朱秉的疑问也是所有朱家涧村民的疑问，搬走后，山上的地怎么办、靠什么生活、山脚下到底好不好……这些都让村民心生疑虑。老村长朱存录一遍遍和村民说：“从天津来了县干部，带着我们大棚种菜，肯定有保障。”
搬迁的时候，驻村干部放弃休息时间帮助朱秉记搬家让他犹记在心，朱秉说：“搬迁的时候他们都不睡觉，就帮我们搬迁，我家三个窑洞换了三间房，下了山还给我安排在口罩厂工作，一个月能拿到两千多元，老伴在镇里保洁也有收入，现在好得很。”
村民李海玲一下山就喜欢上了新楼房，她告诉记者，以前家里每天挑水就要挑5次，每次走山路来回1小时，也没有网络，打电话还得站在山头；现在在家里就能洗澡，也能连上网络了，家里有天然气，楼下就有大马路，特别便利。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科学种植促增收
村民下山了如何营收成为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镇党委副书记、挂职泾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袁志兴的头等大事。他说，农民收入一方面得回归土地，另一方面需要给无法种植的村民通过土地流转、扶贫车间、合作社入股等方式获得收入。
目前，天津市武清区帮扶建成1座日光温室种植棚、235座钢架大棚，种植西红柿、甜瓜、辣椒等。袁志兴介绍，王村镇朱家涧村设施蔬菜园区主要采取三种方式经营：一是贫困户自主经营。由34户贫困户自主种植68棚，其中辣椒12棚、甜瓜24棚、其他蔬菜32棚，预计棚均年收入3000元以上；二是非贫困户流转经营。由本村部分非贫困户流转经营39户贫困户的78座钢架大棚，种植辣椒6棚，甜瓜25棚，其他蔬菜47棚，每个大棚贫困户可获得流转收入1000元；三是合作社帮带经营。对11户有种植意愿但无经营能力的贫困户，以钢架大棚和菜苗、肥料等前期投入资金入股绿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协议统一经营。对帮带经营的24座钢架大棚，计划种植辣椒6棚、甜瓜4棚、其他蔬菜14棚，按棚均2500元收益的70%向贫困户分红，进一步增加贫困户收入。
今年天津市武清区派出3名农业专家，在田间地头解决村民种植难题。
4月初，天津市武清区农业农村委专家肖建中带着同事王晖来到了朱家涧。原本计划帮扶1个月就回家，组织上突然要求再延期2个月，要把武清经验更为彻底留在帮扶地。6月19日，肖建中在泾川县成立工作室实打实将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留下一批懂农活儿的技术员。
“我们都不愁的，虽然以前没种过甜瓜，有问题田间地头就能找到专家。”李海玲笑着说。而她不知道那群田间地头的专家抛家舍业来到千里外，只为了与老乡一起奔小康。为了让村民快速掌握种植方法，天津市武清区定期开展各类培训，而老肖和小王也组建了种植户微信群，只要有种植问题就可以在群里直接沟通，通过照片以及现场查看，第一时间解决问题，遇到疑难杂症，老肖也会通过在线咨询服务平台“津科帮扶”联络天津科技人才智库，专家一同会诊。
王晖说：“因为村民没种过甜瓜，以为花多瓜多就是好事，而甜瓜往往是抢快，早成熟、果形状好、果实大才能卖上好价钱。刚开始很多老农不愿意整枝打杈，后来发现其他村民收益高，慢慢地，大家也都听从我们指导，科学种植了。”
老村长朱存录的微信名是“骑着蜗牛追宝马”，老村长生于此、长于此，对家乡致富的心愿如此坚定。朱存录看着大棚蔬菜，激动地说：“外头来的干部都在帮我们村搞建设，我们也得加把劲跟上队伍。”
签下这笔“大买卖”的袁副县长也没停歇，联系物流、研究仓储……他说：“帮扶是咱们一家子的事，泾川是武清区的帮扶对象，就是兄弟单位，齐心聚力奔小康才是大事。”
去年在村集体带领下，李海玲家脱了贫，她在自家的大棚里摘了两个甜瓜，笑呵呵地说：“昨天就卖了300多块，甜瓜熟了，赚钱了，我现在日子过得比瓜甜！”
https://t.cn/A6LWSq5r
走出窑洞住上楼房 困难村生活不困难
朱家涧村位于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王村镇，一年前村里的居民还居住在大山深处的窑洞内，从村头到村尾只有一条13里地的羊肠小道，村民每天从山下挑水，只有站在山头才能打电话，种植的大葱、辣椒运输出去根本卖不上价……山景虽美，路途遥遥，崎岖的山路滞囿了朱家涧的发展。
2019年3月新建整村4幢安置楼建成，6月朱家涧村整村村民全部搬迁至山脚下，住上了楼房。据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镇党委副书记、挂职泾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袁志兴介绍，投入资金修缮朱家涧移民新村，包括配套完善水、电、天然气、通讯等必要设施，安装太阳能路灯16盏。今年计划投资1513.51万元，实施14个巩固提升项目。
66岁的朱秉说：“刚开始村里让搬出去心里‘一疙瘩’，住了半辈子的窑洞，这下山吃啥、喝啥？”朱秉的疑问也是所有朱家涧村民的疑问，搬走后，山上的地怎么办、靠什么生活、山脚下到底好不好……这些都让村民心生疑虑。老村长朱存录一遍遍和村民说：“从天津来了县干部，带着我们大棚种菜，肯定有保障。”
搬迁的时候，驻村干部放弃休息时间帮助朱秉记搬家让他犹记在心，朱秉说：“搬迁的时候他们都不睡觉，就帮我们搬迁，我家三个窑洞换了三间房，下了山还给我安排在口罩厂工作，一个月能拿到两千多元，老伴在镇里保洁也有收入，现在好得很。”
村民李海玲一下山就喜欢上了新楼房，她告诉记者，以前家里每天挑水就要挑5次，每次走山路来回1小时，也没有网络，打电话还得站在山头；现在在家里就能洗澡，也能连上网络了，家里有天然气，楼下就有大马路，特别便利。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科学种植促增收
村民下山了如何营收成为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镇党委副书记、挂职泾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袁志兴的头等大事。他说，农民收入一方面得回归土地，另一方面需要给无法种植的村民通过土地流转、扶贫车间、合作社入股等方式获得收入。
目前，天津市武清区帮扶建成1座日光温室种植棚、235座钢架大棚，种植西红柿、甜瓜、辣椒等。袁志兴介绍，王村镇朱家涧村设施蔬菜园区主要采取三种方式经营：一是贫困户自主经营。由34户贫困户自主种植68棚，其中辣椒12棚、甜瓜24棚、其他蔬菜32棚，预计棚均年收入3000元以上；二是非贫困户流转经营。由本村部分非贫困户流转经营39户贫困户的78座钢架大棚，种植辣椒6棚，甜瓜25棚，其他蔬菜47棚，每个大棚贫困户可获得流转收入1000元；三是合作社帮带经营。对11户有种植意愿但无经营能力的贫困户，以钢架大棚和菜苗、肥料等前期投入资金入股绿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协议统一经营。对帮带经营的24座钢架大棚，计划种植辣椒6棚、甜瓜4棚、其他蔬菜14棚，按棚均2500元收益的70%向贫困户分红，进一步增加贫困户收入。
今年天津市武清区派出3名农业专家，在田间地头解决村民种植难题。
4月初，天津市武清区农业农村委专家肖建中带着同事王晖来到了朱家涧。原本计划帮扶1个月就回家，组织上突然要求再延期2个月，要把武清经验更为彻底留在帮扶地。6月19日，肖建中在泾川县成立工作室实打实将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留下一批懂农活儿的技术员。
“我们都不愁的，虽然以前没种过甜瓜，有问题田间地头就能找到专家。”李海玲笑着说。而她不知道那群田间地头的专家抛家舍业来到千里外，只为了与老乡一起奔小康。为了让村民快速掌握种植方法，天津市武清区定期开展各类培训，而老肖和小王也组建了种植户微信群，只要有种植问题就可以在群里直接沟通，通过照片以及现场查看，第一时间解决问题，遇到疑难杂症，老肖也会通过在线咨询服务平台“津科帮扶”联络天津科技人才智库，专家一同会诊。
王晖说：“因为村民没种过甜瓜，以为花多瓜多就是好事，而甜瓜往往是抢快，早成熟、果形状好、果实大才能卖上好价钱。刚开始很多老农不愿意整枝打杈，后来发现其他村民收益高，慢慢地，大家也都听从我们指导，科学种植了。”
老村长朱存录的微信名是“骑着蜗牛追宝马”，老村长生于此、长于此，对家乡致富的心愿如此坚定。朱存录看着大棚蔬菜，激动地说：“外头来的干部都在帮我们村搞建设，我们也得加把劲跟上队伍。”
签下这笔“大买卖”的袁副县长也没停歇，联系物流、研究仓储……他说：“帮扶是咱们一家子的事，泾川是武清区的帮扶对象，就是兄弟单位，齐心聚力奔小康才是大事。”
去年在村集体带领下，李海玲家脱了贫，她在自家的大棚里摘了两个甜瓜，笑呵呵地说：“昨天就卖了300多块，甜瓜熟了，赚钱了，我现在日子过得比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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