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天台宗第十八代祖师临海市东掖山白莲讲寺神照本如大师略传
神照本如大师（981或982年～1050或1051年），族姓林氏，乃四明句章（今宁波慈溪）人。
初受业剃度于本郡国宁寺（今宁波鄞州区国宁寺），后依止天台宗十七祖四明知礼法智大师座下，为知礼大师座下三位最出色弟子之一，修为高深，敏慧博知，不仅广受世人称颂，也普受同门的尊重。《佛祖统纪·本如传》赞其“初依法智，于千众中，有少俊声，史典词翰有法则，为世所爱。”
据《释门正统》所载，本如大师初依止知礼大师时，曾向知礼大师“请益经王义”，知礼大师回答说：“为我作三年监院，却向汝道。”本如大师即谨遵知礼大师旨意，勤勤恳恳履行职责，一心一意服务常住。
待三年期满，又向其师请益，其时知礼大师厉声一喝，复呼云：本如。师豁然有悟，即说颂曰：“处处逢归路，头头复故乡；本来成现事，何必待思量！”知礼大师直下印可说：“向来若为汝说，岂有今日？”
本如大师虽是天台宗僧人，属于教下，然考本如大师悟道的经历，则其悟处实与禅宗门下，别无二致，这完全可以从他的这首悟道偈中看得出来。
北宋宋真宗祥符四年（1011 年），遵式大师应杭州刺史薛颜之命，入主灵山精庐（古天竺寺）。不久灵山忏讲不绝，法务繁忙，四远来归的繁荣境况，使他再无暇旁顾东掖山弘法事务，故遵式大师专程赴知礼大师会下，求其举荐才俊，继席东掖。
关于此一求荐情节，《佛祖统纪》记载云：“祥符四年（1011 年），慈云（遵式大师）迁灵山，亲往法智（知礼大师）会下，求可为继。法智（知礼大师）曰：当于众中自择之。慈云（遵式大师）阅视至师（本如大师），即云：斯人可也。”
本如大师旋即被遵式大师“授以东山学者”。自始本如大师即在东掖山能仁寺大开法筵，历三十年，众常五六百。在此期间，先后宣说《妙法莲华经》、《涅槃经》、《金光明经》、《观无量寿经》、《请观音经》、《摩诃止观》、《观心论》、《金刚錍》、《观音别行玄记》等经论，皆讲解了六、七遍。
本如大师勤于讲说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修忏，尝集百僧修法华忏，长达一年，瑞验屡见，北宋庆历二年（1042）七月，驸马李遵勗（xù）奏请朝廷，宋仁宗感念其德，赐“神照法师”之号及紫衣袈裟，并智者之教文四千五百卷，以资讲说。
本如大师除讲忏之外，其晚年则专行净土，慕庐山之风，与丞相章郇公及诸贤于能仁寺西南隅，结白莲社，一心念佛，宋仁宗钦其道，遂赐“白莲庵院”匾额。
白莲庵院始由本如大师结屋为庵，仅六七年遂成巨剎。后乃以能仁（寺）山林三分其一，指岭为界，以供白莲庵院樵薪。据《佛祖统纪》云：“（本如大师）尝于寺西南隅，见一虎睡，以杖击之曰：此非汝睡处。虎俛（fǔ俯）首而去，后于虎卧处结屋为菴，归闲其中。”
关于白莲庵院，除为虎卧奇特之地外，另尚别有神奇故事。据《佛祖统纪》云：“先是有五通神居于此，师每禅坐，必连床升行空中，师未尝问。一日，五神请曰：师既踞吾居，乞于此向山冈，建祠塑像，已备泥在山矣。师往视冈上，有新泥一垛，以之塑像无所余。”
本如大师也圆寂辞世于白莲庵院，但关于其辞世具体年份，宋代天台宗学者所作史籍记载却存有异说。其中，南宋宗鉴法师编撰的《释门正统》卷六，认为本如大师圆寂于皇祐二年（1050年）；成书稍晚，由南宋志磬法师编撰的《佛祖统纪》卷十二，则认为是皇祐三年（1051年），两者相较仅差一年。虽成书较早的《释门正统》所载似更为可靠，但也不足以证明《佛祖统纪》的记载有误，所以本如大师圆寂于公元1050年或公元1051年似皆有可能。
若按《佛祖统纪》记载，本如大师逝于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及世寿70岁来推算，其应出生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而若按《释门正统》所载，其寂于皇祐二年来推算，则其当生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至于二书皆谓大师“腊五十三”，到底是僧腊，还是戒腊，则难以判定。
本如大师圆寂前后，曾出现诸多祥瑞异象，据《佛祖统纪》云：“皇祐三年（1051年），五月十八日微疾，即升座说法，与众诀别。其夕，法堂藏阁、方丈栋梁皆折，锺鼓击之无声。江上渔人见云端有僧，西向而去。诘旦，右脇安庠而逝，时天气盛热，异香非常。明年（1052年）三月，塔全身于寺北，门人启钥，视尊容如生，爪发俱长，有大莲华，产于塔前。”故后天台宗诗僧梵才大师祭文有“圆寂经岁，肉体如生”语。
《释门正统》云：“师轻乐财施，弘教为己任，敝衾坏衲，裕然以老。”仅此一言，可说是对本如大师一生最为客观的评价了。
本如大师著有《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二卷及《仁王忏仪》，后者今已不存。《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则注释至十种境界时停笔，后由其高弟处咸大师续而全之，镂版施印达万卷，此书现存于《卍续藏》第35卷之中。
本如大师一生嗣法弟子甚多，著名者如法真处咸、神悟处谦、楂庵有严、天台元璪、承天择仁、永嘉元掺、天台宝织、杭州义全、台州怀雅、承天法宝等诸师。
本如大师一生另尚显有诸多神异境界，如据《佛祖统纪》所载：“师尝于天台邑中，为众施戒，方秉羯磨，忽有光明，自智者塔、国清寺、赤城山，交射于法座之上。”“又因供千佛、饭一千贫人，置华于席下，佛座华应不萎而反萎，贫人座华应萎而反不萎，举众为之叹异。”
附 记：
问宣子记曰：（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春，住山鉴堂谓：师塔当方丈后，狃（niǔ）于风水非宜之说，将迁之。破土数寸，香气袭人，棺上产莲华一茎，光明奕奕。暨发函，慈颜俨然，须发长垂，衣被不坏，舍利满龛，一众惊叹，于是亟掩藏之。
镜菴论之曰：法师血肉之身，衣被之饰，在土二百年而不坏，非夫戒定慧三昧之力所持，畴能若是。人或以轻发祖塔，咎鉴堂者，非夫假此日之启视之，曷足以知法师正报亲依、坚固不坏之瑞？为此举者，其祖冥使之乎(《观经疏》以华座观为亲依，今以衣被例之)。
神照本如大师（981或982年～1050或1051年），族姓林氏，乃四明句章（今宁波慈溪）人。
初受业剃度于本郡国宁寺（今宁波鄞州区国宁寺），后依止天台宗十七祖四明知礼法智大师座下，为知礼大师座下三位最出色弟子之一，修为高深，敏慧博知，不仅广受世人称颂，也普受同门的尊重。《佛祖统纪·本如传》赞其“初依法智，于千众中，有少俊声，史典词翰有法则，为世所爱。”
据《释门正统》所载，本如大师初依止知礼大师时，曾向知礼大师“请益经王义”，知礼大师回答说：“为我作三年监院，却向汝道。”本如大师即谨遵知礼大师旨意，勤勤恳恳履行职责，一心一意服务常住。
待三年期满，又向其师请益，其时知礼大师厉声一喝，复呼云：本如。师豁然有悟，即说颂曰：“处处逢归路，头头复故乡；本来成现事，何必待思量！”知礼大师直下印可说：“向来若为汝说，岂有今日？”
本如大师虽是天台宗僧人，属于教下，然考本如大师悟道的经历，则其悟处实与禅宗门下，别无二致，这完全可以从他的这首悟道偈中看得出来。
北宋宋真宗祥符四年（1011 年），遵式大师应杭州刺史薛颜之命，入主灵山精庐（古天竺寺）。不久灵山忏讲不绝，法务繁忙，四远来归的繁荣境况，使他再无暇旁顾东掖山弘法事务，故遵式大师专程赴知礼大师会下，求其举荐才俊，继席东掖。
关于此一求荐情节，《佛祖统纪》记载云：“祥符四年（1011 年），慈云（遵式大师）迁灵山，亲往法智（知礼大师）会下，求可为继。法智（知礼大师）曰：当于众中自择之。慈云（遵式大师）阅视至师（本如大师），即云：斯人可也。”
本如大师旋即被遵式大师“授以东山学者”。自始本如大师即在东掖山能仁寺大开法筵，历三十年，众常五六百。在此期间，先后宣说《妙法莲华经》、《涅槃经》、《金光明经》、《观无量寿经》、《请观音经》、《摩诃止观》、《观心论》、《金刚錍》、《观音别行玄记》等经论，皆讲解了六、七遍。
本如大师勤于讲说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修忏，尝集百僧修法华忏，长达一年，瑞验屡见，北宋庆历二年（1042）七月，驸马李遵勗（xù）奏请朝廷，宋仁宗感念其德，赐“神照法师”之号及紫衣袈裟，并智者之教文四千五百卷，以资讲说。
本如大师除讲忏之外，其晚年则专行净土，慕庐山之风，与丞相章郇公及诸贤于能仁寺西南隅，结白莲社，一心念佛，宋仁宗钦其道，遂赐“白莲庵院”匾额。
白莲庵院始由本如大师结屋为庵，仅六七年遂成巨剎。后乃以能仁（寺）山林三分其一，指岭为界，以供白莲庵院樵薪。据《佛祖统纪》云：“（本如大师）尝于寺西南隅，见一虎睡，以杖击之曰：此非汝睡处。虎俛（fǔ俯）首而去，后于虎卧处结屋为菴，归闲其中。”
关于白莲庵院，除为虎卧奇特之地外，另尚别有神奇故事。据《佛祖统纪》云：“先是有五通神居于此，师每禅坐，必连床升行空中，师未尝问。一日，五神请曰：师既踞吾居，乞于此向山冈，建祠塑像，已备泥在山矣。师往视冈上，有新泥一垛，以之塑像无所余。”
本如大师也圆寂辞世于白莲庵院，但关于其辞世具体年份，宋代天台宗学者所作史籍记载却存有异说。其中，南宋宗鉴法师编撰的《释门正统》卷六，认为本如大师圆寂于皇祐二年（1050年）；成书稍晚，由南宋志磬法师编撰的《佛祖统纪》卷十二，则认为是皇祐三年（1051年），两者相较仅差一年。虽成书较早的《释门正统》所载似更为可靠，但也不足以证明《佛祖统纪》的记载有误，所以本如大师圆寂于公元1050年或公元1051年似皆有可能。
若按《佛祖统纪》记载，本如大师逝于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及世寿70岁来推算，其应出生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而若按《释门正统》所载，其寂于皇祐二年来推算，则其当生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至于二书皆谓大师“腊五十三”，到底是僧腊，还是戒腊，则难以判定。
本如大师圆寂前后，曾出现诸多祥瑞异象，据《佛祖统纪》云：“皇祐三年（1051年），五月十八日微疾，即升座说法，与众诀别。其夕，法堂藏阁、方丈栋梁皆折，锺鼓击之无声。江上渔人见云端有僧，西向而去。诘旦，右脇安庠而逝，时天气盛热，异香非常。明年（1052年）三月，塔全身于寺北，门人启钥，视尊容如生，爪发俱长，有大莲华，产于塔前。”故后天台宗诗僧梵才大师祭文有“圆寂经岁，肉体如生”语。
《释门正统》云：“师轻乐财施，弘教为己任，敝衾坏衲，裕然以老。”仅此一言，可说是对本如大师一生最为客观的评价了。
本如大师著有《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二卷及《仁王忏仪》，后者今已不存。《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则注释至十种境界时停笔，后由其高弟处咸大师续而全之，镂版施印达万卷，此书现存于《卍续藏》第35卷之中。
本如大师一生嗣法弟子甚多，著名者如法真处咸、神悟处谦、楂庵有严、天台元璪、承天择仁、永嘉元掺、天台宝织、杭州义全、台州怀雅、承天法宝等诸师。
本如大师一生另尚显有诸多神异境界，如据《佛祖统纪》所载：“师尝于天台邑中，为众施戒，方秉羯磨，忽有光明，自智者塔、国清寺、赤城山，交射于法座之上。”“又因供千佛、饭一千贫人，置华于席下，佛座华应不萎而反萎，贫人座华应萎而反不萎，举众为之叹异。”
附 记：
问宣子记曰：（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春，住山鉴堂谓：师塔当方丈后，狃（niǔ）于风水非宜之说，将迁之。破土数寸，香气袭人，棺上产莲华一茎，光明奕奕。暨发函，慈颜俨然，须发长垂，衣被不坏，舍利满龛，一众惊叹，于是亟掩藏之。
镜菴论之曰：法师血肉之身，衣被之饰，在土二百年而不坏，非夫戒定慧三昧之力所持，畴能若是。人或以轻发祖塔，咎鉴堂者，非夫假此日之启视之，曷足以知法师正报亲依、坚固不坏之瑞？为此举者，其祖冥使之乎(《观经疏》以华座观为亲依，今以衣被例之)。
图1-6的颜色，漆得可真难看，没法更难看了[汗]。尤其什锦窗，我不相信原本是这配色。
中国古典审美的水准极高的，很高明。虽也常用正红正绿等高饱和度颜色，但绝不是简单粗暴地大红配大绿。[吐]
翻评论，看到图2。确实，他说得对的：上下联还左右挂反了。也从侧面说明，该园林管理方就是啥都不懂、审美还很差的人地瞎来。
中国古典审美的水准极高的，很高明。虽也常用正红正绿等高饱和度颜色，但绝不是简单粗暴地大红配大绿。[吐]
翻评论，看到图2。确实，他说得对的：上下联还左右挂反了。也从侧面说明，该园林管理方就是啥都不懂、审美还很差的人地瞎来。
“黄帝”考源
据王国维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但他不同意郭璞认为帝俊就是帝舜的说法[13](P412-413)；而郭沫若先生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既是帝喾，又是帝舜，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实为一人（神）之分化，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总结说：“知帝俊为帝喾又知帝俊为帝舜，则帝舜实即帝喾”[14](P225)，又说：“其在殷人则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而已。更约言之，则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14](P226)后来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观点，他说：“王氏根据这些论证断定帝俊即是帝喾，亦即卜辞上的‘高祖夒’，而同时否认帝俊之为帝舜。王氏的考证自然较郭璞更进一境，但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15](P326)，又说：“总之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夒’，夒因音变而为喾为俈，又因形误而为夋为俊，夋、俊又由音变而为舜，后世儒者根据古代传说伪造古史，遂误帝俊、帝舜、帝喾为三人，这是明白地可以断言的。”[15](P327)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老却不认为黄帝与帝俊有什么关系，他说：“帝俊在《山海经》中为至上神之‘帝’，与黄帝并无血族的关系。”[14] (P223)
那么，《山海经》中的“黄帝”是否与帝俊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番考证，根据《海经》的本文和相关文献可以知道，黄帝和帝俊实为一人（神），兹引于下：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1]
后来读《古史辨》第七册（上），见杨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才知道我的看法杨宽先生早就有过论述了，他说：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而《大荒东经》云：‘黄帝生禺猇’，朱起凤《辞通》云：‘猇乃号之讹，然则帝俊即黄帝之别名矣。’（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说是也。案《大荒东经》云：‘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郭注：‘即禺强也。’《海外北经》又云：‘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京’、‘强’乃声之侈弇，则禺京即禺强，则禺猇亦即禺号，而黄帝亦即帝俊也。帝俊本为殷之上帝，亦即舜，郭沫若已明证之，则黄帝之即上帝与舜又审矣。《路史注》称《董氏钱谱》引《世本》言‘少昊，黄帝之子，名契。’按《左·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是少皞又名摯，摯、契本亦声之转（从郭沫若说），摯、契据《史记·五帝本纪》、《殷本纪》皆帝喾所生，而《世本》书等又谓黄帝之子，是黄帝又即帝喾，帝喾即帝俊，本殷之上帝也。”[5]( P198)
笔者所论仅就《海经》本文而言，杨先生所论则颇多旁证，然的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同：《山海经》中所说的“黄帝”就是“帝俊（喾、舜）”。
《国语·鲁语上》引展禽的一段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说法当是春秋时代的观点，此时人们已经对上古历史不甚了了，已经不能知道黄帝就是帝喾、帝舜，因此发生了此等混乱，而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殷人禘喾”，还残留着帝舜就是帝喾的影子。但是由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明白：虞、夏、商、周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
《陈侯因齐镦》铭文中称“高祖黄帝”，陈（田）齐本出于妫姓，为帝舜之后，学者有解释此言“高祖黄帝”是因为帝舜也是黄帝之后，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高祖者，远祖也。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4](P179)其实大谬不然，帝舜就是黄帝，所谓“高祖黄帝”也就是“高祖舜”。
舜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重华”，《楚辞·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大戴礼记·帝系》（亦即《世本·帝系姓》）里也说：“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其根据来源不详。然战国时代多为一些古帝王加了一些很令人费解的名称，如说帝尧名“放勋”（当来自《尧典》），大禹曰“文命”（当来自《大禹谟》），而帝舜名“重华”来历不明，虽然《古文尚书》本《舜典》里有“重华协于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可靠。但是舜名“重华”这个事儿一定是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华”也是木星（古称岁星）的名字。在西方一些古国，多把木星视为至上神之星，如古巴比伦认为木星是马尔杜克，古希腊认为是宙斯，古罗马认为是朱庇特，都是至上神，而中国古代木星就一命“重华”，《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认为帝舜是岁星（木星）之神。
楚人的至上神曰“东皇太一”，见《楚辞·九歌》。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他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有问题，“东皇太一”不应该读为“东皇、太一”，而应该读为“东、皇太一”。“太一”也作“泰一”，就是上帝，《史记·天官书》正义说得很明白：“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很怀疑“太一”就是“帝”字的缓音所变），则“皇太一”的意思和“皇帝”全同。“东皇太一”就是“东方的伟大上帝”，故《东皇太一》中称之为“上皇”。这应该是指岁星，因为古人认为岁星是居于东方的，如《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而岁星之神即重华，亦即帝舜，故所谓“东皇太一”其实就是帝舜，也就是黄帝——把木星视为至上神的显示，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总之，黄帝故事以《山海经》之记载为最早，而《山海经》中的黄帝即上帝，亦即帝俊、帝喾、帝舜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他是虞、夏、商、周共同尊奉的高祖上帝，这个完全可以断言。
五、卜辞中的“高祖夒”
殷墟卜辞中有“高祖”名“夒”者，合称“高祖夒”，其字甲骨文写作“ ”（《合集》10067），为一猿猱形，王国维释为“夒”，即“猱”之本字，今学界多从之。但是这个考释是有问题的。
卜辞中自有用为动物猿猱字之“夒”，作“ ”（《合集》21102），它与高祖之名用字基本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祖名字手爪向上，而动物名字手爪向下，二者绝不混淆。手爪向下的字，卜辞言田猎的时候“获”之，则释为猿夒之“夒”固无问题；而高祖之名字，显然非“夒”。而且帝喾之“喾”古音溪母觉部，“夒”为泥母幽部，根据古音通假的惯例，两个字声母相同或相近（双声、旁纽双声）通假的可能性最大，即使是不同韵部也有通假的可能；而如果声母差距较大，即使是同韵部也难通假。“夒”为泥母字，舌头音；“喾”为溪母字，喉音，二者声母差距很大，故言“喾”是“夒”之音转，可知其难。于省吾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以读憂（忧）较为合理，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喾之喾与憂也同音。”[3](P1499引)
按：金文中用此手爪向上的字为“憂”，如《无忧卣》、《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容庚《金文编》解释“憂”字是“象以手掩面之形”[16]( P384)。按：于、容二先生之说得之，卜辞这个高祖名之字实际上就是“憂”之本字，象夒以手掩面忧惧之形，不当释为“夒”，王国维的考释不正确。其憂惧字不用人形而夒形者，盖古人造字，不徒要象其形、会其义，还要谐其声，“憂”字从“夒”作，正为谐其声，二字古音同幽部也。
“憂”古音影母幽部，“喾”为溪母觉部，影溪旁纽、幽觉对转，故“憂”可音变为“喾”。而后或依形隶定此字为“夋”，《帝王世纪》言“帝喾名夋”，确有古传为依据，于《山海经》则作“俊”，后更音变为“舜”（同文部）。
同时，卜辞中高祖之名还有一种写法是“ ”（《合集》33276），象夒反持戌（斧钺之象形）拄于身后。关于这个字，学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这个字象夒持戌反拄于身后，乃会其依靠之义，同时亦从夒的声，即“靠”之本字。“靠”字古音溪母幽部，与“憂”为旁纽双声、同部叠韵，故卜辞中一写作“憂”，一写作“靠”，以其音近之故；“靠”、“喾”均从告声，同溪母双声，幽觉对转叠韵，故此亦即喾也[17]。郭沫若认为：
“（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舜、喾以前，伏羲、神农之属，可无论矣。”[18](P362)
这个说法可算揭破了一个古史上的秘密，那就是：可能直到西周时期，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人物（或神）还是黄帝或帝喾（舜），根本没有比他时代更早或地位更高的人（神）了；伏羲、神农之类就是有，也当都是在他之后或之下，断然不会早于或高于他。后来的传说中，黄帝之前又有了许多古帝王，均当出于后人之追加附益，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意思：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早、越详细；越是后出的人物，排列的次序越是靠前，譬犹集薪，后来者居上。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在三代人心目中这个上帝帝喾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有的人，是他们能追述到的最远古的祖先，自己就是他的后代，因而称之为“高祖”，郭沫若就指出：“由上所论足见殷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15](P324-325)在上古三代人心目中，自己的祖先死后都要登天为神，而自己的最高祖先自然就是最高的神，于是就把当成上帝，所谓至上神，他们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崇拜是融为一体的，故上帝即高祖，高祖即上帝，概念一也。
到了殷末周初的时候，特别是周代，对上帝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逐渐分离，因而上帝逐渐退化为一个高居于上天的神灵，成了“天”的化身，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郭沫若认为上帝的概念“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15](P324)顾颉刚先生就“帝”与“天”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说：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曰：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所在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故单言之曰‘上帝’、‘上天’、‘皇帝’、‘皇天’，合而言之则曰‘皇天上帝’。”[4](P176)
他说“帝”就是“天”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周代的文献，因为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
据王国维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但他不同意郭璞认为帝俊就是帝舜的说法[13](P412-413)；而郭沫若先生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既是帝喾，又是帝舜，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实为一人（神）之分化，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总结说：“知帝俊为帝喾又知帝俊为帝舜，则帝舜实即帝喾”[14](P225)，又说：“其在殷人则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而已。更约言之，则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14](P226)后来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观点，他说：“王氏根据这些论证断定帝俊即是帝喾，亦即卜辞上的‘高祖夒’，而同时否认帝俊之为帝舜。王氏的考证自然较郭璞更进一境，但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15](P326)，又说：“总之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夒’，夒因音变而为喾为俈，又因形误而为夋为俊，夋、俊又由音变而为舜，后世儒者根据古代传说伪造古史，遂误帝俊、帝舜、帝喾为三人，这是明白地可以断言的。”[15](P327)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老却不认为黄帝与帝俊有什么关系，他说：“帝俊在《山海经》中为至上神之‘帝’，与黄帝并无血族的关系。”[14] (P223)
那么，《山海经》中的“黄帝”是否与帝俊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番考证，根据《海经》的本文和相关文献可以知道，黄帝和帝俊实为一人（神），兹引于下：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1]
后来读《古史辨》第七册（上），见杨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才知道我的看法杨宽先生早就有过论述了，他说：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而《大荒东经》云：‘黄帝生禺猇’，朱起凤《辞通》云：‘猇乃号之讹，然则帝俊即黄帝之别名矣。’（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说是也。案《大荒东经》云：‘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郭注：‘即禺强也。’《海外北经》又云：‘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京’、‘强’乃声之侈弇，则禺京即禺强，则禺猇亦即禺号，而黄帝亦即帝俊也。帝俊本为殷之上帝，亦即舜，郭沫若已明证之，则黄帝之即上帝与舜又审矣。《路史注》称《董氏钱谱》引《世本》言‘少昊，黄帝之子，名契。’按《左·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是少皞又名摯，摯、契本亦声之转（从郭沫若说），摯、契据《史记·五帝本纪》、《殷本纪》皆帝喾所生，而《世本》书等又谓黄帝之子，是黄帝又即帝喾，帝喾即帝俊，本殷之上帝也。”[5]( P198)
笔者所论仅就《海经》本文而言，杨先生所论则颇多旁证，然的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同：《山海经》中所说的“黄帝”就是“帝俊（喾、舜）”。
《国语·鲁语上》引展禽的一段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说法当是春秋时代的观点，此时人们已经对上古历史不甚了了，已经不能知道黄帝就是帝喾、帝舜，因此发生了此等混乱，而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殷人禘喾”，还残留着帝舜就是帝喾的影子。但是由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明白：虞、夏、商、周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
《陈侯因齐镦》铭文中称“高祖黄帝”，陈（田）齐本出于妫姓，为帝舜之后，学者有解释此言“高祖黄帝”是因为帝舜也是黄帝之后，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高祖者，远祖也。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4](P179)其实大谬不然，帝舜就是黄帝，所谓“高祖黄帝”也就是“高祖舜”。
舜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重华”，《楚辞·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大戴礼记·帝系》（亦即《世本·帝系姓》）里也说：“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其根据来源不详。然战国时代多为一些古帝王加了一些很令人费解的名称，如说帝尧名“放勋”（当来自《尧典》），大禹曰“文命”（当来自《大禹谟》），而帝舜名“重华”来历不明，虽然《古文尚书》本《舜典》里有“重华协于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可靠。但是舜名“重华”这个事儿一定是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华”也是木星（古称岁星）的名字。在西方一些古国，多把木星视为至上神之星，如古巴比伦认为木星是马尔杜克，古希腊认为是宙斯，古罗马认为是朱庇特，都是至上神，而中国古代木星就一命“重华”，《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认为帝舜是岁星（木星）之神。
楚人的至上神曰“东皇太一”，见《楚辞·九歌》。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他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有问题，“东皇太一”不应该读为“东皇、太一”，而应该读为“东、皇太一”。“太一”也作“泰一”，就是上帝，《史记·天官书》正义说得很明白：“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很怀疑“太一”就是“帝”字的缓音所变），则“皇太一”的意思和“皇帝”全同。“东皇太一”就是“东方的伟大上帝”，故《东皇太一》中称之为“上皇”。这应该是指岁星，因为古人认为岁星是居于东方的，如《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而岁星之神即重华，亦即帝舜，故所谓“东皇太一”其实就是帝舜，也就是黄帝——把木星视为至上神的显示，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总之，黄帝故事以《山海经》之记载为最早，而《山海经》中的黄帝即上帝，亦即帝俊、帝喾、帝舜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他是虞、夏、商、周共同尊奉的高祖上帝，这个完全可以断言。
五、卜辞中的“高祖夒”
殷墟卜辞中有“高祖”名“夒”者，合称“高祖夒”，其字甲骨文写作“ ”（《合集》10067），为一猿猱形，王国维释为“夒”，即“猱”之本字，今学界多从之。但是这个考释是有问题的。
卜辞中自有用为动物猿猱字之“夒”，作“ ”（《合集》21102），它与高祖之名用字基本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祖名字手爪向上，而动物名字手爪向下，二者绝不混淆。手爪向下的字，卜辞言田猎的时候“获”之，则释为猿夒之“夒”固无问题；而高祖之名字，显然非“夒”。而且帝喾之“喾”古音溪母觉部，“夒”为泥母幽部，根据古音通假的惯例，两个字声母相同或相近（双声、旁纽双声）通假的可能性最大，即使是不同韵部也有通假的可能；而如果声母差距较大，即使是同韵部也难通假。“夒”为泥母字，舌头音；“喾”为溪母字，喉音，二者声母差距很大，故言“喾”是“夒”之音转，可知其难。于省吾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以读憂（忧）较为合理，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喾之喾与憂也同音。”[3](P1499引)
按：金文中用此手爪向上的字为“憂”，如《无忧卣》、《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容庚《金文编》解释“憂”字是“象以手掩面之形”[16]( P384)。按：于、容二先生之说得之，卜辞这个高祖名之字实际上就是“憂”之本字，象夒以手掩面忧惧之形，不当释为“夒”，王国维的考释不正确。其憂惧字不用人形而夒形者，盖古人造字，不徒要象其形、会其义，还要谐其声，“憂”字从“夒”作，正为谐其声，二字古音同幽部也。
“憂”古音影母幽部，“喾”为溪母觉部，影溪旁纽、幽觉对转，故“憂”可音变为“喾”。而后或依形隶定此字为“夋”，《帝王世纪》言“帝喾名夋”，确有古传为依据，于《山海经》则作“俊”，后更音变为“舜”（同文部）。
同时，卜辞中高祖之名还有一种写法是“ ”（《合集》33276），象夒反持戌（斧钺之象形）拄于身后。关于这个字，学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这个字象夒持戌反拄于身后，乃会其依靠之义，同时亦从夒的声，即“靠”之本字。“靠”字古音溪母幽部，与“憂”为旁纽双声、同部叠韵，故卜辞中一写作“憂”，一写作“靠”，以其音近之故；“靠”、“喾”均从告声，同溪母双声，幽觉对转叠韵，故此亦即喾也[17]。郭沫若认为：
“（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舜、喾以前，伏羲、神农之属，可无论矣。”[18](P362)
这个说法可算揭破了一个古史上的秘密，那就是：可能直到西周时期，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人物（或神）还是黄帝或帝喾（舜），根本没有比他时代更早或地位更高的人（神）了；伏羲、神农之类就是有，也当都是在他之后或之下，断然不会早于或高于他。后来的传说中，黄帝之前又有了许多古帝王，均当出于后人之追加附益，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意思：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早、越详细；越是后出的人物，排列的次序越是靠前，譬犹集薪，后来者居上。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在三代人心目中这个上帝帝喾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有的人，是他们能追述到的最远古的祖先，自己就是他的后代，因而称之为“高祖”，郭沫若就指出：“由上所论足见殷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15](P324-325)在上古三代人心目中，自己的祖先死后都要登天为神，而自己的最高祖先自然就是最高的神，于是就把当成上帝，所谓至上神，他们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崇拜是融为一体的，故上帝即高祖，高祖即上帝，概念一也。
到了殷末周初的时候，特别是周代，对上帝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逐渐分离，因而上帝逐渐退化为一个高居于上天的神灵，成了“天”的化身，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郭沫若认为上帝的概念“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15](P324)顾颉刚先生就“帝”与“天”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说：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曰：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所在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故单言之曰‘上帝’、‘上天’、‘皇帝’、‘皇天’，合而言之则曰‘皇天上帝’。”[4](P176)
他说“帝”就是“天”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周代的文献，因为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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