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还能东山再起吗#说实在，看到俞敏洪所公布的新东方的业绩，让人最大的感觉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新东方当前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其所必须要解决的转型问题呢？
首先，当前新东方处于一个压力非常巨大的转型发展时期，这其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因为新东方本身之前的业务模式可以说是抓住了整个中国教育产业发展的风口，从而一飞冲天，实现了全面的扩张，但是同样问题也很明确，就是在政策宏观环境发生改变之后，新东方原先的业务模式实际上是不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的，也就必然有巨大的风险。俞敏洪选择及时止损，将新东方的很多不符合规范的业务直接清退，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的调整优化，实际上这也是算是亡羊补牢的一种举动，从目前来说，虽然新东方可以说是元气大伤，但是至少还是留存了一些种子生存下来了，这算是新东方在不幸之中的万幸。
其次，从目前新东方的发展角度来看，之前新东方的整体做法基本上就是想方设法的推动自身进行全面的发展，将不合规的业务抓紧清退，降低自己业务规范过程中所必须要支付的过高成本，从而能够让新东方不至于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从这个目标角度来看，俞敏洪的所作所为其实还算是不错的，甚至部分算是成功的，至少当前新东方生存下来了，而且新东方本身的转型和业绩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无论是大学生教育还是海外教育，或多或少，其实还是有发展的空间，新东方如果在这方面进一步发展的话，虽然很有可能并不一定能达到之前的规模，但是成为一家小而美的公司还是很有可能的。
第三，对于俞敏洪当前的直播带货来说，我们可以说俞敏洪的直播带货首秀，并没有真正找准套路，相比于罗永浩的直播带货而言，实际上还是差了太远，所以从直播带货的角度来看，新东方还是一个摸索阶段，目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体系，而且在当前市场正在转型发展的大时期之中，俞敏洪选择直播带货，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实际上更多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我们可以说俞敏洪过得相当不容易，至少生存下来了，已经算是不错的事情了，只是未来如何还是要给新东方一些时间。
首先，当前新东方处于一个压力非常巨大的转型发展时期，这其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因为新东方本身之前的业务模式可以说是抓住了整个中国教育产业发展的风口，从而一飞冲天，实现了全面的扩张，但是同样问题也很明确，就是在政策宏观环境发生改变之后，新东方原先的业务模式实际上是不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的，也就必然有巨大的风险。俞敏洪选择及时止损，将新东方的很多不符合规范的业务直接清退，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的调整优化，实际上这也是算是亡羊补牢的一种举动，从目前来说，虽然新东方可以说是元气大伤，但是至少还是留存了一些种子生存下来了，这算是新东方在不幸之中的万幸。
其次，从目前新东方的发展角度来看，之前新东方的整体做法基本上就是想方设法的推动自身进行全面的发展，将不合规的业务抓紧清退，降低自己业务规范过程中所必须要支付的过高成本，从而能够让新东方不至于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从这个目标角度来看，俞敏洪的所作所为其实还算是不错的，甚至部分算是成功的，至少当前新东方生存下来了，而且新东方本身的转型和业绩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无论是大学生教育还是海外教育，或多或少，其实还是有发展的空间，新东方如果在这方面进一步发展的话，虽然很有可能并不一定能达到之前的规模，但是成为一家小而美的公司还是很有可能的。
第三，对于俞敏洪当前的直播带货来说，我们可以说俞敏洪的直播带货首秀，并没有真正找准套路，相比于罗永浩的直播带货而言，实际上还是差了太远，所以从直播带货的角度来看，新东方还是一个摸索阶段，目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体系，而且在当前市场正在转型发展的大时期之中，俞敏洪选择直播带货，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实际上更多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我们可以说俞敏洪过得相当不容易，至少生存下来了，已经算是不错的事情了，只是未来如何还是要给新东方一些时间。
#越南取代中国成耐克最大制造国#
老话题了，制造业外移把很多人吓得不轻，但细究起来，想取代中国的产业地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们也太小看中国的实力了。
我们都知道，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低端制造业利润很低，有“一亿件短袖换一架飞机”的说法，所以基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把不太赚钱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去，比如说：
50年代美国把纺织和钢铁产业转移到日本。
70年代日本把玩具和服装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
90年代中国又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低端产业。
基本一个国家从承接低端制造业到转移低端制造业，经历的时间大概也就是20-30年之间，因为随着20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均收入的提升，用人成本会直线飙升，而资本是趋利的，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就会自动把这些产业转移到用人成本更低的国家。
所以我国自从2008年之后，就出现了制造业外移的现象，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搬离中国，前往东南亚和印度，到了2019年的时候，孟加拉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服装生产基地，越南成了耐克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当时无数人在网上叫衰，说中国也会出现产业空心化，说随着产业的不断外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不保之类的话，基本就是对前途非常悲观。
当然，他们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和美国、日本情况不同的是，美国日本是在拥有了优势高端产业之后，才开始淘汰落后产能的，比如说美国自己有汽车、航天、电子产业，日本也发展起来了汽车和电子产业，更重要的是，美日两国人口都比较少，依靠这些高端产业足以解决大部分国民的就业问题。
但中国不一样，第一，我们的产业转移出现在我们的产业升级尚未完成之前，我们没能建立起系统的高端制造业盈利群，也就是说，我们国内还不能稳定地提供大量的高收入岗位，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感觉高收入的工作很难找。
第二，我国的人口数量比日本和美国多太多了，就算完成了产业升级，能不能彻底不依靠低端制造业?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低端制造业是绝对不能彻底转移出中国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嫌工厂里面一个月3000多的工资低，所以叫嚣着应该关闭这些工资低的工厂，但是我告诉你，就拿我的老家湖北来说，如果现在有人能提供100万个工资3000的工作岗位，整个湖北政府都会把你供起来。
所以，把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彻底搬出中国，至少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沿海地区看不上的那些低收入岗位，在中西部地区，可能就是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因此，如果你足够细心，应该就能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国家正在积极引导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富士康落户郑州。
除了这种跨省份的搬迁之外，各省内部之间也在进行产业重新配置，比如说我的老家湖北，从好几年前开始，就有大量的服装厂、化工厂从武汉市区搬到周边县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为武汉的产业升级腾出空间，第二，为周边县市解决就业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还是很有前瞻性的，知道要阻止制造业外迁的这种趋势，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原因主要有两点：
1.制造业外迁是一种时代趋势，随着用人成本的上升，资本会自动去到用人成本最低的地方，国内工资3000嫌低，越南工资1500，孟加拉国工资1000都能满足，你是老板，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选，所以，强如美帝，天天喊制造业回流，有用么？
2.低端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工资比较低，而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于提升收入的需求很大，所以政府一方面是要保住制造业，另一方面又要想办法提升老百姓收入，这项工作确实不太好做。
前面我说当下我国一个重要问题是：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
如果你听不懂，我用更通俗的话和你讲：
1. 没有了低端制造业，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2. 保留了低端制造业，如何稳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
你先不要着急说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我很清楚，只是为了告诉看不清时代局势的朋友一个道理——在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难的！毕竟关系到14亿人的衣食住行问题，只能不断摸索，最终才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1. 低端制造业到底保留多少？
2. 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内哪里？
3. 高端产业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崛起？
我们总说现在是转型期，是改革阵痛期，其实就是因为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方面高端产业还没崛起，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低端制造业外移，所以放大了国内的就业问题，才让很多人感觉到日子不太好过。
特朗普之所以在2018年发起贸易战，其实就是看准了我国的这个挣扎期，所以想通过贸易战进一步放大我们国内的问题，事实上他的目的也达成了一部分，虽然美国自己国内也承受了损失，但由于贸易战的影响，2019年中国南方的工厂可以说是经历了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如果你家里有做生意的，你随便找个人问问就清楚了。
本来这种局面会困扰我国很长时间，没想到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疫情爆发了，印度、东南亚工业体系瘫痪，全世界75亿人的需求却没有消失，所以大量的工厂开始搬回中国，中国以一国之力供应全世界，及时的遏制住了制造业外移的这种趋势。
而且疫情已经爆发了接近2年了，现在东南亚和印度还在不停地传出这样的消息：
越南停产，上亿双耐克鞋无法交货。
东南亚发生罢工游行，工厂无法开工。
印度疫情期间产品不达标，买方拒绝验收。
如果你是全球的资本投资人，你会怎么考虑自己的投资方向？
而且除了疫情的影响，中国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就是标题说的杀手锏，那就是中国的产业集群优势。
前段时间北京周报社的《对话太平洋》节目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一个来自欧美的嘉宾直言：“中国劳动力可不便宜，比印度尼西亚、越南贵多了，比印度和孟加拉也要贵，很多外企之所以选择留在中国，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十分发达；第二个原因是制造商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原材料、组装厂、零部件销售集群化，极大的降低了整个产品的生产成本，任何一家厂家，想单独离开这个产业链都很困难。”
也就是说，很多人只看到工资成本，觉得印度工资1500，中国工资5000，所以外资必然选择印度，但是很多人不清楚，一个产品，从原材料到加工成成品，中间有很多复杂的步骤，可能会涉及到100个原材料供应商，200个加工厂，300个组装测试工厂、以及10个品牌销售公司，在中国，这条产业链也许全部集中于珠三角或者长三角，所以从运输到各厂之间沟通都十分便捷，极大的降低了中间成本。
可一旦其中有一个工厂转移到了印度，运输成本和信息沟通成本就会直接翻倍，花钱多是一回事，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直接影响产品的交付，所以即便中国人工成本更贵，但很多外资企业依然愿意留在中国。
有人说，那难道越南和印度就不能把整个产业集群都学过去么？
首先，中国是14亿人口，其中至少有10亿人是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工业化人口，比整个东南亚的人口都多，越南一个国家承接不了中国的产业链。
第二，印度人口确实够多，但是基建落后，国内文盲多，而中国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向社会输出了超过1亿的大专以上文凭的高学历人才，而且中国每年还在源源不断的诞生新的工程师，这种人才供给速度，印度短时间内不可能跟上。
所以，东南亚和印度想彻底取代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绝对不是三五年能做到的事，如果你有过研究，就会发现，我国转移到越南的产业基本都是像服装和鞋子这种工序简单的产业，一旦工序复杂，比如说手机电脑，这种会涉及到几十家不同厂家配合的产业，越南就承接不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我国可以高枕无忧，疫情的出现的确为我国争取到了几年时间，但这种局面不会永远存在，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一方面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引导低端制造业向我国西部转移，帮助我国尽快走出现在的挣扎期，等到有一天我国完成了新的产业布局，整个局面都会焕然一新。
很多人总是担心印度会不会在承接产业之后崛起，我说实话，等到印度制造业发展起来的那一天，全球可能已经出现了新的科技革命，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大规模普及，到那时候，20亿印度人可能不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负担。
#微博新知博主##我国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老话题了，制造业外移把很多人吓得不轻，但细究起来，想取代中国的产业地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们也太小看中国的实力了。
我们都知道，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低端制造业利润很低，有“一亿件短袖换一架飞机”的说法，所以基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把不太赚钱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去，比如说：
50年代美国把纺织和钢铁产业转移到日本。
70年代日本把玩具和服装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
90年代中国又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低端产业。
基本一个国家从承接低端制造业到转移低端制造业，经历的时间大概也就是20-30年之间，因为随着20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均收入的提升，用人成本会直线飙升，而资本是趋利的，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就会自动把这些产业转移到用人成本更低的国家。
所以我国自从2008年之后，就出现了制造业外移的现象，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搬离中国，前往东南亚和印度，到了2019年的时候，孟加拉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服装生产基地，越南成了耐克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当时无数人在网上叫衰，说中国也会出现产业空心化，说随着产业的不断外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不保之类的话，基本就是对前途非常悲观。
当然，他们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和美国、日本情况不同的是，美国日本是在拥有了优势高端产业之后，才开始淘汰落后产能的，比如说美国自己有汽车、航天、电子产业，日本也发展起来了汽车和电子产业，更重要的是，美日两国人口都比较少，依靠这些高端产业足以解决大部分国民的就业问题。
但中国不一样，第一，我们的产业转移出现在我们的产业升级尚未完成之前，我们没能建立起系统的高端制造业盈利群，也就是说，我们国内还不能稳定地提供大量的高收入岗位，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感觉高收入的工作很难找。
第二，我国的人口数量比日本和美国多太多了，就算完成了产业升级，能不能彻底不依靠低端制造业?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低端制造业是绝对不能彻底转移出中国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嫌工厂里面一个月3000多的工资低，所以叫嚣着应该关闭这些工资低的工厂，但是我告诉你，就拿我的老家湖北来说，如果现在有人能提供100万个工资3000的工作岗位，整个湖北政府都会把你供起来。
所以，把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彻底搬出中国，至少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沿海地区看不上的那些低收入岗位，在中西部地区，可能就是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因此，如果你足够细心，应该就能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国家正在积极引导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富士康落户郑州。
除了这种跨省份的搬迁之外，各省内部之间也在进行产业重新配置，比如说我的老家湖北，从好几年前开始，就有大量的服装厂、化工厂从武汉市区搬到周边县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为武汉的产业升级腾出空间，第二，为周边县市解决就业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还是很有前瞻性的，知道要阻止制造业外迁的这种趋势，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原因主要有两点：
1.制造业外迁是一种时代趋势，随着用人成本的上升，资本会自动去到用人成本最低的地方，国内工资3000嫌低，越南工资1500，孟加拉国工资1000都能满足，你是老板，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选，所以，强如美帝，天天喊制造业回流，有用么？
2.低端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工资比较低，而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于提升收入的需求很大，所以政府一方面是要保住制造业，另一方面又要想办法提升老百姓收入，这项工作确实不太好做。
前面我说当下我国一个重要问题是：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
如果你听不懂，我用更通俗的话和你讲：
1. 没有了低端制造业，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2. 保留了低端制造业，如何稳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
你先不要着急说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我很清楚，只是为了告诉看不清时代局势的朋友一个道理——在制造业外移和产业升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难的！毕竟关系到14亿人的衣食住行问题，只能不断摸索，最终才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1. 低端制造业到底保留多少？
2. 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内哪里？
3. 高端产业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崛起？
我们总说现在是转型期，是改革阵痛期，其实就是因为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方面高端产业还没崛起，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低端制造业外移，所以放大了国内的就业问题，才让很多人感觉到日子不太好过。
特朗普之所以在2018年发起贸易战，其实就是看准了我国的这个挣扎期，所以想通过贸易战进一步放大我们国内的问题，事实上他的目的也达成了一部分，虽然美国自己国内也承受了损失，但由于贸易战的影响，2019年中国南方的工厂可以说是经历了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如果你家里有做生意的，你随便找个人问问就清楚了。
本来这种局面会困扰我国很长时间，没想到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疫情爆发了，印度、东南亚工业体系瘫痪，全世界75亿人的需求却没有消失，所以大量的工厂开始搬回中国，中国以一国之力供应全世界，及时的遏制住了制造业外移的这种趋势。
而且疫情已经爆发了接近2年了，现在东南亚和印度还在不停地传出这样的消息：
越南停产，上亿双耐克鞋无法交货。
东南亚发生罢工游行，工厂无法开工。
印度疫情期间产品不达标，买方拒绝验收。
如果你是全球的资本投资人，你会怎么考虑自己的投资方向？
而且除了疫情的影响，中国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就是标题说的杀手锏，那就是中国的产业集群优势。
前段时间北京周报社的《对话太平洋》节目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一个来自欧美的嘉宾直言：“中国劳动力可不便宜，比印度尼西亚、越南贵多了，比印度和孟加拉也要贵，很多外企之所以选择留在中国，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十分发达；第二个原因是制造商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原材料、组装厂、零部件销售集群化，极大的降低了整个产品的生产成本，任何一家厂家，想单独离开这个产业链都很困难。”
也就是说，很多人只看到工资成本，觉得印度工资1500，中国工资5000，所以外资必然选择印度，但是很多人不清楚，一个产品，从原材料到加工成成品，中间有很多复杂的步骤，可能会涉及到100个原材料供应商，200个加工厂，300个组装测试工厂、以及10个品牌销售公司，在中国，这条产业链也许全部集中于珠三角或者长三角，所以从运输到各厂之间沟通都十分便捷，极大的降低了中间成本。
可一旦其中有一个工厂转移到了印度，运输成本和信息沟通成本就会直接翻倍，花钱多是一回事，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直接影响产品的交付，所以即便中国人工成本更贵，但很多外资企业依然愿意留在中国。
有人说，那难道越南和印度就不能把整个产业集群都学过去么？
首先，中国是14亿人口，其中至少有10亿人是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工业化人口，比整个东南亚的人口都多，越南一个国家承接不了中国的产业链。
第二，印度人口确实够多，但是基建落后，国内文盲多，而中国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向社会输出了超过1亿的大专以上文凭的高学历人才，而且中国每年还在源源不断的诞生新的工程师，这种人才供给速度，印度短时间内不可能跟上。
所以，东南亚和印度想彻底取代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绝对不是三五年能做到的事，如果你有过研究，就会发现，我国转移到越南的产业基本都是像服装和鞋子这种工序简单的产业，一旦工序复杂，比如说手机电脑，这种会涉及到几十家不同厂家配合的产业，越南就承接不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我国可以高枕无忧，疫情的出现的确为我国争取到了几年时间，但这种局面不会永远存在，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一方面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引导低端制造业向我国西部转移，帮助我国尽快走出现在的挣扎期，等到有一天我国完成了新的产业布局，整个局面都会焕然一新。
很多人总是担心印度会不会在承接产业之后崛起，我说实话，等到印度制造业发展起来的那一天，全球可能已经出现了新的科技革命，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大规模普及，到那时候，20亿印度人可能不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负担。
#微博新知博主##我国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创刊50周年访谈丨孙延勋：我与《暖通空调》征文——尚能记得起的一些往事
撰稿：孙延勋（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暖通空调专业退休人员）
为庆祝杂志创刊50周年， 《暖通空调》正在征文，作为该杂志全程的老读者，也想趁着以前的一些记录和残存的一点记忆，写出以下不一定准确的文字，算是凑凑热闹吧，文中写得不对的地方，请看到此文的读者多多包涵。
声明一句:本文当需要提到某人时，都将直呼其名，并无不恭之意。
（一）
我同《暖通空调》的结缘是从这本杂志的前身开始的，这就是1964年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月刊《建筑译丛▪采暖通风和电气设备》（以下简称《建筑译丛》）。该建筑译丛的文章均系翻译或编译自国外暖通空调制冷方面的杂志，主要是英文，例如美国的《供暖、管道与空气调节》（Heating Piping and Air Conditioning），例如俄文的《给水与卫生工程》（Водоснабжение и Санитарная Техника）等，很少有其他语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德（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即东德和西德）尚未统一，但从当时的内部报刊《参考消息》披露的有限信息中已经知道西德的科技比较发达，产品比较精良，因此就很注意《建筑译丛》中是否会有译自德语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出现。说来也算凑巧，1972年，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任教的吴元炜讲师(以下简称吴老师)有机会返回北京照顾生病的母亲，同期在《建筑译丛》编辑部兼职，当时的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情报研究所非常器重他的高校专业背景和良好的外语功底，致使他不久就成了《建筑译丛》的事实上的负责人，并且一做就是很多年。
到了1975年，杂志升格为《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以下简称《暖通空调》），在浏览《暖通空调》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位名叫李宏谋的人懂德语，并且在1975年第1期暖通空调中看到了1篇摘译自西德杂志《供暖通风空调与房屋建造技术》（Heizung Lüfting Klimatechnik Haustechnik）的文章，译者恰恰就是已经入职原建筑科学研究院情报所暖通室任德文翻译的李宏谋。出于对德国在HVAC专业科技和产品的关注，我很希望认识这位李先生并向他请教。不久，我在出差北京时就通过吴老师的介绍认识了这位李宏谋。见面之后才知道他很年轻，是在部队中做德文翻译的退役军人。出于我对德文暖通空调专业文献的兴趣和他对暖通空调专业名词术语恰当翻译的追求，我们俩很快成了书信朋友，在通信中一起交流、探讨双方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好多年，而且这期间一有出差北京的机会，我必定会去车公庄大街19号拜访他。
但世事难料、生命无常，现实不幸应了“人们永远无法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句话，没有几年的工夫，他就突发重症迅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英年早逝，令人扼腕！2020年6月12日吴老师也走了，天国没有病痛，更没有死亡，愿他们在那里永享安乐时光！
（二）
杂志办刊的过程中，个人觉得有些时间节点可以提一提，有些往事可以说一说，当然这些都是我亲历的、能记得的、少量的，但远非全部。
我们现在所说的50周年，是从1971年创刊的《建筑技术通讯》算起的，到了1975年， 《建筑技术通讯》开始按建筑结构、施工技术、建筑设计、给水排水和暖通空调等5个专业分开出刊，于是诞生了《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分册。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逐渐深入，很多杂志，主要是和电子计算机相关的杂志，开始摸索着是否可以参照国外杂志刊登广告的做法大胆地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结果发现并没有受到上级的批评和警告，更谈不到处罚，而读者却因为额外得到了若干产品的免费信息大为满意，于是这些率先趟出一条路的杂志就开始毫无顾忌地刊登广告并且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由于我当时正在进行计算机编程工作，很关心电子计算机方面的杂志，于是也就顺便看到了这些杂志上的广告信息，觉得我们的杂志也可以效仿一下，于是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当时的杂志负责人郑远非(《暖通空调》当前的名誉主编王曙明的前任)，并且给她寄了几本有关的杂志，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观察，我们的杂志也终于开始刊登广告了，这应该是1980年的事，我个人也因为作出这点小小的贡献而暗暗高兴了一阵子。
1985年9月，我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国家标准局(NBS)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即现在的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在这个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里竟然看到了我们的《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杂志，这让我感到惊讶和兴奋，高兴之余，当即将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郑远非，并且建议她在每一篇文章中加上英文译名和英文摘要以利于国际交流。可惜因为一些原因，这个事情被拖了下来，直到1995年才得以实现并一直持续至今(注：原期刊目次上有文章标题的英译，后来增加了英文摘要)。
为了将杂志办得更有权威、更有档次、更有代表性，撰稿、审稿、改稿的质量更高，《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希望邀请国内行业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办刊工作，以便随时得到他们的学术指导、把握办刊方向、及时报导行业的最新成果，于是决定建立编审委员会。第1届编委会会议于1986年12月在北京西城区文兴东街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即现在的国谊宾馆)召开，这是个带有标志性的事件，值得在我们的刊物发展史中写上一笔，也应该是值得我们铭记的一件事。由于是首届，编辑部还特意给大家准备了纪念品，是一匹唐三彩的骏马，被我视为珍品转送给我属马并做暖通空调设计工作的儿子，至今一直摆放在他家的显眼位置上。1991年，《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更名为《暖通空调》， 但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模式却一直延续下来。截至2018年，编委会已经召开了14届，编委会的构成和组成人员的层级及代表性，与第1届编委会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完整版请关注公众号：hvac1971）
撰稿：孙延勋（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暖通空调专业退休人员）
为庆祝杂志创刊50周年， 《暖通空调》正在征文，作为该杂志全程的老读者，也想趁着以前的一些记录和残存的一点记忆，写出以下不一定准确的文字，算是凑凑热闹吧，文中写得不对的地方，请看到此文的读者多多包涵。
声明一句:本文当需要提到某人时，都将直呼其名，并无不恭之意。
（一）
我同《暖通空调》的结缘是从这本杂志的前身开始的，这就是1964年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月刊《建筑译丛▪采暖通风和电气设备》（以下简称《建筑译丛》）。该建筑译丛的文章均系翻译或编译自国外暖通空调制冷方面的杂志，主要是英文，例如美国的《供暖、管道与空气调节》（Heating Piping and Air Conditioning），例如俄文的《给水与卫生工程》（Водоснабжение и Санитарная Техника）等，很少有其他语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德（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即东德和西德）尚未统一，但从当时的内部报刊《参考消息》披露的有限信息中已经知道西德的科技比较发达，产品比较精良，因此就很注意《建筑译丛》中是否会有译自德语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出现。说来也算凑巧，1972年，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任教的吴元炜讲师(以下简称吴老师)有机会返回北京照顾生病的母亲，同期在《建筑译丛》编辑部兼职，当时的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情报研究所非常器重他的高校专业背景和良好的外语功底，致使他不久就成了《建筑译丛》的事实上的负责人，并且一做就是很多年。
到了1975年，杂志升格为《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以下简称《暖通空调》），在浏览《暖通空调》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位名叫李宏谋的人懂德语，并且在1975年第1期暖通空调中看到了1篇摘译自西德杂志《供暖通风空调与房屋建造技术》（Heizung Lüfting Klimatechnik Haustechnik）的文章，译者恰恰就是已经入职原建筑科学研究院情报所暖通室任德文翻译的李宏谋。出于对德国在HVAC专业科技和产品的关注，我很希望认识这位李先生并向他请教。不久，我在出差北京时就通过吴老师的介绍认识了这位李宏谋。见面之后才知道他很年轻，是在部队中做德文翻译的退役军人。出于我对德文暖通空调专业文献的兴趣和他对暖通空调专业名词术语恰当翻译的追求，我们俩很快成了书信朋友，在通信中一起交流、探讨双方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好多年，而且这期间一有出差北京的机会，我必定会去车公庄大街19号拜访他。
但世事难料、生命无常，现实不幸应了“人们永远无法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句话，没有几年的工夫，他就突发重症迅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英年早逝，令人扼腕！2020年6月12日吴老师也走了，天国没有病痛，更没有死亡，愿他们在那里永享安乐时光！
（二）
杂志办刊的过程中，个人觉得有些时间节点可以提一提，有些往事可以说一说，当然这些都是我亲历的、能记得的、少量的，但远非全部。
我们现在所说的50周年，是从1971年创刊的《建筑技术通讯》算起的，到了1975年， 《建筑技术通讯》开始按建筑结构、施工技术、建筑设计、给水排水和暖通空调等5个专业分开出刊，于是诞生了《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分册。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逐渐深入，很多杂志，主要是和电子计算机相关的杂志，开始摸索着是否可以参照国外杂志刊登广告的做法大胆地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结果发现并没有受到上级的批评和警告，更谈不到处罚，而读者却因为额外得到了若干产品的免费信息大为满意，于是这些率先趟出一条路的杂志就开始毫无顾忌地刊登广告并且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由于我当时正在进行计算机编程工作，很关心电子计算机方面的杂志，于是也就顺便看到了这些杂志上的广告信息，觉得我们的杂志也可以效仿一下，于是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当时的杂志负责人郑远非(《暖通空调》当前的名誉主编王曙明的前任)，并且给她寄了几本有关的杂志，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观察，我们的杂志也终于开始刊登广告了，这应该是1980年的事，我个人也因为作出这点小小的贡献而暗暗高兴了一阵子。
1985年9月，我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国家标准局(NBS)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即现在的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在这个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里竟然看到了我们的《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杂志，这让我感到惊讶和兴奋，高兴之余，当即将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郑远非，并且建议她在每一篇文章中加上英文译名和英文摘要以利于国际交流。可惜因为一些原因，这个事情被拖了下来，直到1995年才得以实现并一直持续至今(注：原期刊目次上有文章标题的英译，后来增加了英文摘要)。
为了将杂志办得更有权威、更有档次、更有代表性，撰稿、审稿、改稿的质量更高，《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希望邀请国内行业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办刊工作，以便随时得到他们的学术指导、把握办刊方向、及时报导行业的最新成果，于是决定建立编审委员会。第1届编委会会议于1986年12月在北京西城区文兴东街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即现在的国谊宾馆)召开，这是个带有标志性的事件，值得在我们的刊物发展史中写上一笔，也应该是值得我们铭记的一件事。由于是首届，编辑部还特意给大家准备了纪念品，是一匹唐三彩的骏马，被我视为珍品转送给我属马并做暖通空调设计工作的儿子，至今一直摆放在他家的显眼位置上。1991年，《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更名为《暖通空调》， 但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模式却一直延续下来。截至2018年，编委会已经召开了14届，编委会的构成和组成人员的层级及代表性，与第1届编委会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完整版请关注公众号：hvac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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