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指诈骗# 【诈骗团伙提供“吸粉引流”服务被警方“一窝端”】
“你好，我是××证券公司业务员，公司股票专家专门为客户推荐‘牛股’！”“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加你微信，拉你进微信群……”如果你恰好对股票感兴趣，接到这样的电话，是否心动？然而，心动背后却暗藏诈骗陷阱。其实，给你打电话的“业务员”，是在为诈骗分子提供“引流”违法犯罪活动。
李某某与张某某是老朋友了，都已年过半百，而且都住在大庆市龙凤区。虽已到知命之年，但两人还是总在一起琢磨“赚大钱”。一次偶然机会，李某某在微信群中发现一门“生意”，有人自称是做股票推荐公司的，需要雇用大量话务员帮忙拉客户，说白了就是需要话务员打电话介绍“客户”入微信群。一来二去，李某某弄清了这门“生意”：只要手底下有话务员，然后帮对方拉人，也就是吸粉引流，成功后就能赚提成。“我有一门好生意，咱俩一起干吧。”李某某随后找来张某某，说起了想找他一起吸粉引流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张罗了起来。两人进入这一行后，李某某与多个上游犯罪团伙联系，大都是网络电诈犯罪团伙。双方通过网上一些冷门软件联系，“业务”内容并不复杂，上游团伙成批提供手机号码，李某某与张某某收到手机号码后下发给手底下的话务员，话务员拨打电话开始拉人。
为将“生意”做大，李某某与张某某两人还租下了专门的办公地点，然后四处招兵买马。“招聘话务员，居家轻松赚钱，月入过万……”两人通过微信群、QQ群发布招聘广告，利用各种噱头，招聘大量话务员。前来应聘的，大多为女性。“你们就负责给公司拉客户，只要拽进微信群，就有提成……”许多人来应聘话务员时，李某某都这样告诉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招聘，李某某两人的“团队”不断壮大，很快便发展到了数十人。团伙成员之间并不认识，在家就能拨打电话干活，所以李某某手底下的话务员分散在城市各处，其中有在家帮人看孩子的保姆，还有到处干兼职打零工的女子。这些话务员每天都在李某某等人的指挥下，不停拨打电话，为了赚钱，帮助上游电诈团伙吸粉引流。
李某某这个团伙吸粉引流的手段是什么？首先，李某某从上游团伙处获得成批的手机号，行话叫“料子”，之后将“料子”下发给手下的话务员。这些话务员拿到手机号后，开始挨个拨打……“我是××证券公司业务员，咱们公司的股票专家为客服推荐‘牛股’！”“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加你微信拉你入群，你可以进咱们的专业群了解一下……”话务员一般都是冒充证券公司业务员，向受害人介绍有专家推荐“牛股”，稳赚不赔。这些“话术”全都是上游团伙教李某某的，李某某学会后再“培训”话务员。话务员想方设法将受害人拽进微信群后还不算完，因为吸粉引流成功是有“考核”标准的，只有全部完成，他们才能够拿到提成。
怎么才算吸粉引流成功？首先，微信加好友截图、成功入群一天之内不退群截图、支付宝实名截图，有了这三张截图，就能从上游团伙拿到提成了。每成功吸粉一人，李某某等人拿到的提成是150元-180元，手底下的话务员提成为100元-150元。李某某团伙中的一些话务员，每天都要拨打数百个电话。
李某某这一团伙分工明确，而且层级清晰。为首的是李某某与张某某，两人还雇了一名财务人员陈某某，话务员分为6个组，每个组都有组长。陈某某负责对话务员吸粉引流进行核算与统计，以及为话务员开工资。话务员各组组长不仅自己每天打电话吸粉，而且还负责监督手下话务员。
那么，“吸”进来的人会经历什么？李某某、张某某这一团伙就是负责吸粉引流，当受害人被拽进微信群后，会由境外犯罪团伙接手，准备开始对这些人进行诈骗。比如，引诱人去赌博网站、骗人去刷单等等，许多人防骗意识不强，就会掉进无底洞。而吸粉引流是网络电信诈骗的第一步，李某某这一团伙不知将多少人推进了“火坑”。
去年10月中旬，大庆市公安局网警分局民警在对本地黑灰产线索进行梳理时，发现了这个以推荐“牛股”吸粉引流的犯罪团伙，网警分局发现该线索后，指令专人对该犯罪团伙进行侦查。龙凤公安分局接到线索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以李某某、张某某为首，以陈某某、6个话务组长为管理人员的有组织大型电信诈骗黑灰产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后，龙凤公安分局抽调60余名精干警力进行了抓捕，在抓捕前，专案组针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进行了详细的落地调研，并制订了周密的抓捕计划。专案组将干警分为15个抓捕组，10个审讯组，为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安全，还专门成立了看押组、信息采集组以及案件审核组，随后展开抓捕。
去年12月9日，在网警分局支持下，龙凤公安分局成功将以李某某、张某某为首的吸粉引流犯罪团伙成员26人抓捕归案，起获涉案手机80余部、电脑4台，总体涉案金额100余万元。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对从2021年年初以来，以团伙方式进行吸粉引流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龙凤公安分局针对实际犯罪情况对该团伙内21人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你好，我是××证券公司业务员，公司股票专家专门为客户推荐‘牛股’！”“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加你微信，拉你进微信群……”如果你恰好对股票感兴趣，接到这样的电话，是否心动？然而，心动背后却暗藏诈骗陷阱。其实，给你打电话的“业务员”，是在为诈骗分子提供“引流”违法犯罪活动。
李某某与张某某是老朋友了，都已年过半百，而且都住在大庆市龙凤区。虽已到知命之年，但两人还是总在一起琢磨“赚大钱”。一次偶然机会，李某某在微信群中发现一门“生意”，有人自称是做股票推荐公司的，需要雇用大量话务员帮忙拉客户，说白了就是需要话务员打电话介绍“客户”入微信群。一来二去，李某某弄清了这门“生意”：只要手底下有话务员，然后帮对方拉人，也就是吸粉引流，成功后就能赚提成。“我有一门好生意，咱俩一起干吧。”李某某随后找来张某某，说起了想找他一起吸粉引流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张罗了起来。两人进入这一行后，李某某与多个上游犯罪团伙联系，大都是网络电诈犯罪团伙。双方通过网上一些冷门软件联系，“业务”内容并不复杂，上游团伙成批提供手机号码，李某某与张某某收到手机号码后下发给手底下的话务员，话务员拨打电话开始拉人。
为将“生意”做大，李某某与张某某两人还租下了专门的办公地点，然后四处招兵买马。“招聘话务员，居家轻松赚钱，月入过万……”两人通过微信群、QQ群发布招聘广告，利用各种噱头，招聘大量话务员。前来应聘的，大多为女性。“你们就负责给公司拉客户，只要拽进微信群，就有提成……”许多人来应聘话务员时，李某某都这样告诉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招聘，李某某两人的“团队”不断壮大，很快便发展到了数十人。团伙成员之间并不认识，在家就能拨打电话干活，所以李某某手底下的话务员分散在城市各处，其中有在家帮人看孩子的保姆，还有到处干兼职打零工的女子。这些话务员每天都在李某某等人的指挥下，不停拨打电话，为了赚钱，帮助上游电诈团伙吸粉引流。
李某某这个团伙吸粉引流的手段是什么？首先，李某某从上游团伙处获得成批的手机号，行话叫“料子”，之后将“料子”下发给手下的话务员。这些话务员拿到手机号后，开始挨个拨打……“我是××证券公司业务员，咱们公司的股票专家为客服推荐‘牛股’！”“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加你微信拉你入群，你可以进咱们的专业群了解一下……”话务员一般都是冒充证券公司业务员，向受害人介绍有专家推荐“牛股”，稳赚不赔。这些“话术”全都是上游团伙教李某某的，李某某学会后再“培训”话务员。话务员想方设法将受害人拽进微信群后还不算完，因为吸粉引流成功是有“考核”标准的，只有全部完成，他们才能够拿到提成。
怎么才算吸粉引流成功？首先，微信加好友截图、成功入群一天之内不退群截图、支付宝实名截图，有了这三张截图，就能从上游团伙拿到提成了。每成功吸粉一人，李某某等人拿到的提成是150元-180元，手底下的话务员提成为100元-150元。李某某团伙中的一些话务员，每天都要拨打数百个电话。
李某某这一团伙分工明确，而且层级清晰。为首的是李某某与张某某，两人还雇了一名财务人员陈某某，话务员分为6个组，每个组都有组长。陈某某负责对话务员吸粉引流进行核算与统计，以及为话务员开工资。话务员各组组长不仅自己每天打电话吸粉，而且还负责监督手下话务员。
那么，“吸”进来的人会经历什么？李某某、张某某这一团伙就是负责吸粉引流，当受害人被拽进微信群后，会由境外犯罪团伙接手，准备开始对这些人进行诈骗。比如，引诱人去赌博网站、骗人去刷单等等，许多人防骗意识不强，就会掉进无底洞。而吸粉引流是网络电信诈骗的第一步，李某某这一团伙不知将多少人推进了“火坑”。
去年10月中旬，大庆市公安局网警分局民警在对本地黑灰产线索进行梳理时，发现了这个以推荐“牛股”吸粉引流的犯罪团伙，网警分局发现该线索后，指令专人对该犯罪团伙进行侦查。龙凤公安分局接到线索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以李某某、张某某为首，以陈某某、6个话务组长为管理人员的有组织大型电信诈骗黑灰产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后，龙凤公安分局抽调60余名精干警力进行了抓捕，在抓捕前，专案组针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进行了详细的落地调研，并制订了周密的抓捕计划。专案组将干警分为15个抓捕组，10个审讯组，为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安全，还专门成立了看押组、信息采集组以及案件审核组，随后展开抓捕。
去年12月9日，在网警分局支持下，龙凤公安分局成功将以李某某、张某某为首的吸粉引流犯罪团伙成员26人抓捕归案，起获涉案手机80余部、电脑4台，总体涉案金额100余万元。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对从2021年年初以来，以团伙方式进行吸粉引流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龙凤公安分局针对实际犯罪情况对该团伙内21人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刚看舵爷发了过老下棋的图。
歙县雄村竹山书院附近，原有座“江南棋院”。
2004年6月，老张在雄村拍竹山书院，刚支起脚架，一位70多岁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老人主动走来搭话：“你是聂（摄）影的人，你应该到我家去拍拍。我家的房子是过旭初照故宫棋院设计的，名字也是因他们两兄弟取的，叫江南棋院。“
老张听到”故宫棋院“与”过旭初“就收了脚架，跟老人走了。
一路上老人向老张介绍了自己家的情况：老人叫曹印川，雄村曹氏后裔，父亲是早年支持修建徽杭公路的领头徽商，家里的这栋宅子是很精美的，想留下来。
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图1的景致。
走近些，老人告诉老张：“你们不来拍，再过三天就看不见了”。
老张追问：”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拆“。
老人无奈地回答:“孙子在上海打工，找了女朋友，要结婚没有新房。”
老张从小厅上了二楼，外表看来很华丽的两层楼房，内部却已破烂不堪，只是有些结构确实独特（在此卖个关子，可以自行前往博物馆观看、了解）拍了几张照片，老张便下了楼。
在楼上，老张又听曹老提及这栋宅子是打算拆卖，他担心卖出去就不是整体了，但现在又不得不拆。
因觉拆了太可惜，老张下楼后，便又重复对曹老说：“这房子拆了太可惜！”
曹老答：“没办法，孙子和孙媳妇不愿意住。”
老张继续问：“卖给谁。”
曹老很难过的回复：“文物贩子。2万块，这石桌石凳明天就搬走了。”
老张听说明天就要搬走一部分，立刻拿出纸笔开始询问曹老家以及这栋宅子的历史，希望回去后能作为“论据”说服文化局收走，放入博物馆内。
雄村曹氏的历史自不必多说，徽班进京的联系以及备受争议的曹振镛是歙县一代“通识”。
曹老补充的家族史是最为重要的：曹老先生这支，祖辈四代经商，商号遍及杭州、上海、天津。曹老父亲在上海经营‘怡源批发’商号，这栋屋子便是父亲建的。1951年曹家家厂被统一充公。劳改4年后，父亲被释放回到徽州，此时，祖上所有房屋都已分给了农民。与棋院紧联着的一幢三层楼清代老宅便是祖屋，被分给了八户农民居住（产权问题一直是徽州古建难以顺利保护的阻力之一），此外，歙县古城的曹氏二宅也是他们家的，航步头还有曹家大院（远不止这些，不再赘述），说完老屋，曹老又告诉老张：
“我父亲曹霆声，20年代就参与了屯溪到杭州修建公路的工程，工程刚拟定的时候，他便主动出资30万大洋，随后又在1946年主动集资四千万，创办了歙县医院与紫阳书院。雄村这幢老房子是我家唯一用于居住的房子，这幢老屋应该是‘徽商’最后的历史见证。我本来是不想拆的，又有什么法子！以前，过旭初兄弟都常在这所院子里下棋。土改时，我父亲与堂兄13人将浮财、金银、玉石近百斤，商务影印《四库全书》共计一万册（120箱），一齐上缴国库”。
曹老所说的这些，确也被地方资料印证属实。
老人滔滔不绝的叙述时，神情黯然，老张立刻电话联系了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倪国华，将老屋情况简叙一遍后，倪局长当即便答应”第二天叫文物科的人来看看。“
文物科用了几天时间完成全面评估后，市博物馆根据评估，以5万元价格收购了这幢老屋，并做出计划，准备将它搬至博物馆内（现在这座江南棋院依旧被藏于博物馆中，对公众开放）。
9月的一天，曹老人带着一瓶洋酒，到屯溪找老张，两人聊了很多。
2005年老人眼疾，老张去医院看望曹老，曹人又和老张聊了很久。之后因太忙，且当时不像现在，老人们都有微信，老张与老人的联系也渐渐减少。
2008年7月，老张再次来到雄村准备拜访曹印川老人，当找到江南棋院老宅地时，发现此处已经竖起了一幢水泥造的小洋楼，大门紧锁。
老张向邻居打听，邻居告诉老张，曹印川两年前已经去世，儿子和孙子现在都在上海打工，房子空在这，没人住。
老张这才想起一年前曹老的儿子曾经给他打过一通电话，说是父亲有些东西要给老张看。但老张终年跑徽州，若非紧要的事情，是很难特意赶去特定村里的。
电话里，曹老的儿子没说曹老去世的事，大概也是曹老临终前的嘱咐。
徽州的这些老人，很怕给人添麻烦，我外公去世时也是如此，不让告知帮过自己的人，害怕说了别人要专程赶来，给人添麻烦。
这次之后，老张除了联系各村老人，还尽可能与老人邻居取得联系，避免不能送这最后一程。
曹老想让老张看的，是一套由他写的，关于他的一生的回忆录。
也许不能出版，但总有人看过，知道。
图3、4、5便是曹家祖宅，但因产权问题，多年未能成功保护。
图6是雄村竹山书院，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的传胪，科举二甲第一名，官至户部尚书，对于京剧形成有极大影响的“庆升班”便是由他带到京城的私家戏班。曹振镛的曾祖父曹堇饴为盐商，他临终前的遗愿只有一个：“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曹堇饴死后，两个儿子遵从父命，拿出大笔银两在雄村修建了族立书院：竹山书院。
竹山书院有一条规定：每一位中举的后人都要在书院种一棵桂花树，这些桂花树至今仍直立在书院中。
以下在曹老的回忆录里提及的，后经考证均属实：
曹老父辈于1929年出资在家乡建造了从篁墩到歙县西门外的一段长20公里的公路。
1932年，安徽、浙江两省发起建造徽杭公路。在此之前，虽有水路相通，但”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水路下浙江容易（顺风顺水也得四天），由浙江入徽则显艰难（民国年间还有大量盗匪劫财杀人，我在微博更新过不赘述），加之徽州秋冬季为旱期，两地相通只能跋山涉水走半个多月。徽商若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修徽杭公路。
但民国年间，安徽省财政困难，徽州又多是山路（图8为徽州古道），修建费用极高。
歙县县长石国柱便赶到上海，求助先前独资为家乡修过路的曹氏兄弟，最终，双方就修路达成协议：
曹氏兄弟对于他们独资完成的徽杭公路路段，享有15年的专营权；
曹氏兄弟需要负责徽杭公路（杭州段已通）建造中的筹款、设计和施工等一切事宜；
除了施工工程费用外，公路路基购买费30万银元，由曹氏兄弟开设在杭州的文新恒绸缎丝织厂拿出15万，并以该厂固定资产担保向浙江兴业银行借款10万，再加上上海怡大纸号（曹家开设）的5万凑齐。
1933年顺利通车，1934年，曹家专门成立徽杭公路鸿飞汽车运输公司专营货运（客运承包给了程君瑞）。对于使用徽杭公路的其他车辆，一律实行收费通行的制度，大卡车每车5元，小包车每车2元，因此，曹氏兄弟下属鸿飞公司有了65辆汽车。
1937年7月，刚建成运营4年的徽杭公路因屡遭日寇轰炸而毁坏，鸿飞公司的65辆汽车交由国民党抗日，抗战结束后，曹家托关系才找回8辆汽车。
#流动的故乡#
歙县雄村竹山书院附近，原有座“江南棋院”。
2004年6月，老张在雄村拍竹山书院，刚支起脚架，一位70多岁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老人主动走来搭话：“你是聂（摄）影的人，你应该到我家去拍拍。我家的房子是过旭初照故宫棋院设计的，名字也是因他们两兄弟取的，叫江南棋院。“
老张听到”故宫棋院“与”过旭初“就收了脚架，跟老人走了。
一路上老人向老张介绍了自己家的情况：老人叫曹印川，雄村曹氏后裔，父亲是早年支持修建徽杭公路的领头徽商，家里的这栋宅子是很精美的，想留下来。
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图1的景致。
走近些，老人告诉老张：“你们不来拍，再过三天就看不见了”。
老张追问：”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拆“。
老人无奈地回答:“孙子在上海打工，找了女朋友，要结婚没有新房。”
老张从小厅上了二楼，外表看来很华丽的两层楼房，内部却已破烂不堪，只是有些结构确实独特（在此卖个关子，可以自行前往博物馆观看、了解）拍了几张照片，老张便下了楼。
在楼上，老张又听曹老提及这栋宅子是打算拆卖，他担心卖出去就不是整体了，但现在又不得不拆。
因觉拆了太可惜，老张下楼后，便又重复对曹老说：“这房子拆了太可惜！”
曹老答：“没办法，孙子和孙媳妇不愿意住。”
老张继续问：“卖给谁。”
曹老很难过的回复：“文物贩子。2万块，这石桌石凳明天就搬走了。”
老张听说明天就要搬走一部分，立刻拿出纸笔开始询问曹老家以及这栋宅子的历史，希望回去后能作为“论据”说服文化局收走，放入博物馆内。
雄村曹氏的历史自不必多说，徽班进京的联系以及备受争议的曹振镛是歙县一代“通识”。
曹老补充的家族史是最为重要的：曹老先生这支，祖辈四代经商，商号遍及杭州、上海、天津。曹老父亲在上海经营‘怡源批发’商号，这栋屋子便是父亲建的。1951年曹家家厂被统一充公。劳改4年后，父亲被释放回到徽州，此时，祖上所有房屋都已分给了农民。与棋院紧联着的一幢三层楼清代老宅便是祖屋，被分给了八户农民居住（产权问题一直是徽州古建难以顺利保护的阻力之一），此外，歙县古城的曹氏二宅也是他们家的，航步头还有曹家大院（远不止这些，不再赘述），说完老屋，曹老又告诉老张：
“我父亲曹霆声，20年代就参与了屯溪到杭州修建公路的工程，工程刚拟定的时候，他便主动出资30万大洋，随后又在1946年主动集资四千万，创办了歙县医院与紫阳书院。雄村这幢老房子是我家唯一用于居住的房子，这幢老屋应该是‘徽商’最后的历史见证。我本来是不想拆的，又有什么法子！以前，过旭初兄弟都常在这所院子里下棋。土改时，我父亲与堂兄13人将浮财、金银、玉石近百斤，商务影印《四库全书》共计一万册（120箱），一齐上缴国库”。
曹老所说的这些，确也被地方资料印证属实。
老人滔滔不绝的叙述时，神情黯然，老张立刻电话联系了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倪国华，将老屋情况简叙一遍后，倪局长当即便答应”第二天叫文物科的人来看看。“
文物科用了几天时间完成全面评估后，市博物馆根据评估，以5万元价格收购了这幢老屋，并做出计划，准备将它搬至博物馆内（现在这座江南棋院依旧被藏于博物馆中，对公众开放）。
9月的一天，曹老人带着一瓶洋酒，到屯溪找老张，两人聊了很多。
2005年老人眼疾，老张去医院看望曹老，曹人又和老张聊了很久。之后因太忙，且当时不像现在，老人们都有微信，老张与老人的联系也渐渐减少。
2008年7月，老张再次来到雄村准备拜访曹印川老人，当找到江南棋院老宅地时，发现此处已经竖起了一幢水泥造的小洋楼，大门紧锁。
老张向邻居打听，邻居告诉老张，曹印川两年前已经去世，儿子和孙子现在都在上海打工，房子空在这，没人住。
老张这才想起一年前曹老的儿子曾经给他打过一通电话，说是父亲有些东西要给老张看。但老张终年跑徽州，若非紧要的事情，是很难特意赶去特定村里的。
电话里，曹老的儿子没说曹老去世的事，大概也是曹老临终前的嘱咐。
徽州的这些老人，很怕给人添麻烦，我外公去世时也是如此，不让告知帮过自己的人，害怕说了别人要专程赶来，给人添麻烦。
这次之后，老张除了联系各村老人，还尽可能与老人邻居取得联系，避免不能送这最后一程。
曹老想让老张看的，是一套由他写的，关于他的一生的回忆录。
也许不能出版，但总有人看过，知道。
图3、4、5便是曹家祖宅，但因产权问题，多年未能成功保护。
图6是雄村竹山书院，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的传胪，科举二甲第一名，官至户部尚书，对于京剧形成有极大影响的“庆升班”便是由他带到京城的私家戏班。曹振镛的曾祖父曹堇饴为盐商，他临终前的遗愿只有一个：“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曹堇饴死后，两个儿子遵从父命，拿出大笔银两在雄村修建了族立书院：竹山书院。
竹山书院有一条规定：每一位中举的后人都要在书院种一棵桂花树，这些桂花树至今仍直立在书院中。
以下在曹老的回忆录里提及的，后经考证均属实：
曹老父辈于1929年出资在家乡建造了从篁墩到歙县西门外的一段长20公里的公路。
1932年，安徽、浙江两省发起建造徽杭公路。在此之前，虽有水路相通，但”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水路下浙江容易（顺风顺水也得四天），由浙江入徽则显艰难（民国年间还有大量盗匪劫财杀人，我在微博更新过不赘述），加之徽州秋冬季为旱期，两地相通只能跋山涉水走半个多月。徽商若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修徽杭公路。
但民国年间，安徽省财政困难，徽州又多是山路（图8为徽州古道），修建费用极高。
歙县县长石国柱便赶到上海，求助先前独资为家乡修过路的曹氏兄弟，最终，双方就修路达成协议：
曹氏兄弟对于他们独资完成的徽杭公路路段，享有15年的专营权；
曹氏兄弟需要负责徽杭公路（杭州段已通）建造中的筹款、设计和施工等一切事宜；
除了施工工程费用外，公路路基购买费30万银元，由曹氏兄弟开设在杭州的文新恒绸缎丝织厂拿出15万，并以该厂固定资产担保向浙江兴业银行借款10万，再加上上海怡大纸号（曹家开设）的5万凑齐。
1933年顺利通车，1934年，曹家专门成立徽杭公路鸿飞汽车运输公司专营货运（客运承包给了程君瑞）。对于使用徽杭公路的其他车辆，一律实行收费通行的制度，大卡车每车5元，小包车每车2元，因此，曹氏兄弟下属鸿飞公司有了65辆汽车。
1937年7月，刚建成运营4年的徽杭公路因屡遭日寇轰炸而毁坏，鸿飞公司的65辆汽车交由国民党抗日，抗战结束后，曹家托关系才找回8辆汽车。
#流动的故乡#
【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