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的唐代碗身上，能看出盛唐文化有多么丰富吗？】
碗作为今日最常用的饮食器皿之一，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陶碗主要用于饮水和盛食，以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红陶碗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距今约7000年）。自战国以后碗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生活器皿，东汉以后逐渐发展为瓷碗，形制也逐渐开始变化。
到唐代时，碗已经成为了生产量最大的一种陶瓷日用器皿。唐代是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从材质上看，唐代时期的碗可分为瓷碗、金属碗和木碗，从外观上看，口大底小、碗底有足这两个特征始终没有太大变化，此从形制上对古代各个时期的碗进行断代便有很大的难度。
一般首先从碗足的变化来进行断代，从初唐到五代时期碗底的足有明显的变化，碗底由饼底演化成为圈足，经历了饼底、玉璧、圈底（足）三个变化阶段，在碗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且各个类型的流行时期基本对应着初唐、中唐至晚唐和晚唐五代这三个阶段。
这一特征对考古断代也有重要意义，是一个极富特征的指标。所以研究、探讨唐代碗底的特征就具有双重意义——既能梳理碗的形制变化又能对古碗进行断代，其次是从器物表面纹饰进行断代，最后是从制法的不同入手，分析唐代碗的具体年代。下面以材质不同进行分类，分别对唐代瓷、金属和木碗的特征做一简介。
唐代瓷碗
一、形体特征
从外观来看，唐代碗的高度与口径（直径）进本一致，器物非常圆润，体现出丰腴之美，且各种不同用途的碗皆要比其他时期的尺寸偏大，体现了唐代的雍容大气。如河南巩义黄冶窑烧制的碗，制作精良，敞口、浅腹、圈足，通体圆润，碗内外皆施黑釉。
二、碗底特征
1、碗底（圈足）底部不施釉
唐代的碗底不施釉，已被学术界认同，从现在所发现的器物及残片观察，亦未见有碗底施釉的现象，这与唐代烧制技术有关。唐代著名窑址主要有长沙窑、邢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均采用支钉支烧，施釉为三彩或者钴蓝釉，流动性较强，为避免通体施釉后流淌至底部，将碗底和烧至器物粘连，所以碗底不施釉，碗底部施釉，一般常见于宋代及之后的碗底。至宋代烧制技术改善，故此施釉至碗底部圈足。常见唐代碗的施釉一般至碗底以上三至四厘米处。这样在支烧时即是有部分流釉现象，也不至于黏连。
2、快轮制作痕迹明显
无论是早期的饼底，还是晚期的圈足，唐代碗底的璇纹（快轮制作痕迹）都十分明显。唐代的碗底，一般都是另行制作后黏贴于碗底部，看上去较为独立，且大多经过修整，未见有一次性成型而不加修整的情况，表明唐代对于器物碗底的制作仍不成熟。所以唐代碗底一般未有批次生产的痕迹。碗底虽然经过大量摩擦，而快轮制作痕迹仍然清晰，说明制作的独立性和负责性。
3、碗中下部及底部经过多次加工
唐代器物已经普遍使用快轮制造，拉坯制作的痕迹明显，但碗体中下部和碗底部常常有多次加工的修制痕迹，这在民窑烧制器物中尤其明显，反映出制造技艺并非十分成熟，在拉坯成型后，还需再一次进行修整。从器物表面划痕来看，多用到旋切修饰，以达到光滑圆润的效果。
三、饼底、玉璧底与圈底（足）细节
1、饼底
饼底，顾名思义就是如形状如饼，呈扁圆形，也称平底。饼底的底部平整无坑凹有利于器物的稳定，在制造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采用饼底可方便观察器物底部是否水平，因此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绝大多数盛食器、盛水器都采用了这种厚实的平底，直到初唐亦是如此。唐代碗的饼底与碗本身皆独立制造，然后在入窑烧制之前黏连在一起，存在少量搭配错位和不匹配的现象，再由工匠手工修制合格，随后入窑烧制。但饼底较厚，有时黏连不紧会掉落，或导致碗底“生烧”。
2、玉璧底
碗的“玉璧底”流行于中唐至晚唐时期，实际上就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用刀旋切中心而成，因为与商周时期的玉璧形制相似，故称“玉璧底”，玉璧底实际是由饼底演化而来，经过饼底的加工。相较于饼底，玉璧底更加美观，在实际使用时效果与饼底一致。
由饼底加工制作玉璧底时，明显可见用道具旋切痕迹，且在玉璧的圆心上，一般留有一个小型突起，为刀具扎痕的旋切中心，而圆心突起四周逐渐深，鉴于手工旋切存在误差，玉璧一般呈外款内窄的形式，每个碗底的“玉璧”中心环也难见完全相同、一致的。由饼底发展成“玉璧底”，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首先，碗底旋切成孔状可以节约材料；其次，可以减轻碗自身的重量，使用时更加轻便；最后，在支烧时有利于碗底受热，避免产生“夹生”现象。
3、圈底（足）
圈底（足），就是在底部承制一个圆形圈来托器身。该形制出现于晚唐时期，随后大行其道数千年，至今陶瓷饮食器物底部仍采用 圈底（足）。其制作方法与玉璧底基本一致，也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旋切而来。但此时工匠已采用新型切刀，旋切手法亦非常精熟，故此可以应用于大面积器物底部的饼底旋切，去掉的部分形成圈足。五代以后随着制造技术发展，圈底（足）已经直接制作成型，不必再贴附饼底后再进行加工，简化了工艺。
唐代金属碗
一、金属碗形体特征
唐代人胸怀博大，吸引许多外国人来，尤其是金银制品，很多由西域工匠直接制造，在唐代金银碗既可以作为杯子使用，也可以作为碗使用，兼具食具与饮具的用途，但主要作为酒具使用。从外观上看，与同时期西域风格相似，兼有唐文化风格，一般花口弧腹圈足，足部外撇，器壁厚度适中，在整个唐代形制变化不大。
二、金属碗制造工艺及特征
唐代的金银碗制作工序主要有六个步骤：
第一是制作碗体，将金银融化成水浇筑或制成厚薄一直的金属板，再用力捶打圆形扁平银盘的中心形成碗底，随后在砧板上旋转拉高碗壁，反复捶打和淬火，使其柔韧性增强，再放在轮盘上钣金塑形；
第二个步骤是制作圈足，唐代的金银器均使用圈足，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节约材料，金银贵金属价值不菲，材料难得，仅为皇室贵族或高官使用，圈足由金银条握圈制造；
第三步是加工内外壁纹饰，将金粉与水银混合，涂抹在需要的区域上，加热让水银蒸发，留下金膜，在需要装饰的区域采用镶嵌工艺将金银花进行吻合安装；
第四步是焊接，即将碗底和碗体进行焊接；焊接完成后进行抛光，以增加器物光泽度，同时修整毛刺和微小形变。
从制造步骤来看，唐代金属器物执照以钣金定型，碗足与碗身之间的焊缝技术高超，并伴有切削工艺。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唐代金银器有：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中央官府作坊的代表作，其腹壁大面积装饰莲瓣纹，穿插团花与鸳鸯，饱含着唐代的艺术风格。葡萄龙凤纹银碗，外壁满饰葡萄纹、卷草纹间有鹦鹉、狮子等，衬以鱼子纹地。
一般来说，唐代金属碗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圈足和碗体的焊接，在这二者之间有焊接痕迹，而后世金属器皿已采取通体一次浇铸成型工艺；二是圈足制造工艺，均采取金属条握圈形成。
唐代木碗
一、形体特征
唐代的木碗在造型上极尽模仿金银器，这也反应出唐代的时尚与潮流。碗口沿部分稍稍外翻、碗底为圈足，而且圈足底部外撇，体现出完美的丰腴流线美感。不但对后世木碗的造型有深远影响、甚至流传至今，仍是流行畅销的生活用品之一。
二、制作工艺及特征
其制作与传统木器制作方法基本相似，首先选取木胎，然后用刀在木胎上进行旋刻，挖出多余部分。木碗成型后再进行髹漆，因为木雕工艺在唐代早已发展成熟，因此唐代木碗制造没有任何技术障碍。
唐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多项革新，这也给今天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唐代的瓷器制造经历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足部的变化上，唐代以瓷碗为主，经历了饼底、玉璧底、圈足的发展阶段，最终定型为圈足，并成为后世一直流行的形制，颜色以“南青北白”为主基调。
而金属碗则以圈足为主要特点，因为制造技艺来源于西域，采用捶打、焊接工艺，但花纹装饰仍体现出大唐风范，这也是唐代兼容包并社会风气的体现，在这种空前繁荣的交流融合环境下，吸取了诸多从外族文明，使金银器制造工艺突飞猛进的发展，迅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木碗的制作技法则与前代进本无异，且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外形上以模仿同时期的金银器碗为主，同时采取髹漆工艺。总之，唐代的各种碗可谓是盛唐技术文化鼎盛的物质化代表之一。#出道吧新星##这就是中国风#
碗作为今日最常用的饮食器皿之一，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陶碗主要用于饮水和盛食，以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红陶碗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距今约7000年）。自战国以后碗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生活器皿，东汉以后逐渐发展为瓷碗，形制也逐渐开始变化。
到唐代时，碗已经成为了生产量最大的一种陶瓷日用器皿。唐代是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从材质上看，唐代时期的碗可分为瓷碗、金属碗和木碗，从外观上看，口大底小、碗底有足这两个特征始终没有太大变化，此从形制上对古代各个时期的碗进行断代便有很大的难度。
一般首先从碗足的变化来进行断代，从初唐到五代时期碗底的足有明显的变化，碗底由饼底演化成为圈足，经历了饼底、玉璧、圈底（足）三个变化阶段，在碗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且各个类型的流行时期基本对应着初唐、中唐至晚唐和晚唐五代这三个阶段。
这一特征对考古断代也有重要意义，是一个极富特征的指标。所以研究、探讨唐代碗底的特征就具有双重意义——既能梳理碗的形制变化又能对古碗进行断代，其次是从器物表面纹饰进行断代，最后是从制法的不同入手，分析唐代碗的具体年代。下面以材质不同进行分类，分别对唐代瓷、金属和木碗的特征做一简介。
唐代瓷碗
一、形体特征
从外观来看，唐代碗的高度与口径（直径）进本一致，器物非常圆润，体现出丰腴之美，且各种不同用途的碗皆要比其他时期的尺寸偏大，体现了唐代的雍容大气。如河南巩义黄冶窑烧制的碗，制作精良，敞口、浅腹、圈足，通体圆润，碗内外皆施黑釉。
二、碗底特征
1、碗底（圈足）底部不施釉
唐代的碗底不施釉，已被学术界认同，从现在所发现的器物及残片观察，亦未见有碗底施釉的现象，这与唐代烧制技术有关。唐代著名窑址主要有长沙窑、邢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均采用支钉支烧，施釉为三彩或者钴蓝釉，流动性较强，为避免通体施釉后流淌至底部，将碗底和烧至器物粘连，所以碗底不施釉，碗底部施釉，一般常见于宋代及之后的碗底。至宋代烧制技术改善，故此施釉至碗底部圈足。常见唐代碗的施釉一般至碗底以上三至四厘米处。这样在支烧时即是有部分流釉现象，也不至于黏连。
2、快轮制作痕迹明显
无论是早期的饼底，还是晚期的圈足，唐代碗底的璇纹（快轮制作痕迹）都十分明显。唐代的碗底，一般都是另行制作后黏贴于碗底部，看上去较为独立，且大多经过修整，未见有一次性成型而不加修整的情况，表明唐代对于器物碗底的制作仍不成熟。所以唐代碗底一般未有批次生产的痕迹。碗底虽然经过大量摩擦，而快轮制作痕迹仍然清晰，说明制作的独立性和负责性。
3、碗中下部及底部经过多次加工
唐代器物已经普遍使用快轮制造，拉坯制作的痕迹明显，但碗体中下部和碗底部常常有多次加工的修制痕迹，这在民窑烧制器物中尤其明显，反映出制造技艺并非十分成熟，在拉坯成型后，还需再一次进行修整。从器物表面划痕来看，多用到旋切修饰，以达到光滑圆润的效果。
三、饼底、玉璧底与圈底（足）细节
1、饼底
饼底，顾名思义就是如形状如饼，呈扁圆形，也称平底。饼底的底部平整无坑凹有利于器物的稳定，在制造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采用饼底可方便观察器物底部是否水平，因此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绝大多数盛食器、盛水器都采用了这种厚实的平底，直到初唐亦是如此。唐代碗的饼底与碗本身皆独立制造，然后在入窑烧制之前黏连在一起，存在少量搭配错位和不匹配的现象，再由工匠手工修制合格，随后入窑烧制。但饼底较厚，有时黏连不紧会掉落，或导致碗底“生烧”。
2、玉璧底
碗的“玉璧底”流行于中唐至晚唐时期，实际上就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用刀旋切中心而成，因为与商周时期的玉璧形制相似，故称“玉璧底”，玉璧底实际是由饼底演化而来，经过饼底的加工。相较于饼底，玉璧底更加美观，在实际使用时效果与饼底一致。
由饼底加工制作玉璧底时，明显可见用道具旋切痕迹，且在玉璧的圆心上，一般留有一个小型突起，为刀具扎痕的旋切中心，而圆心突起四周逐渐深，鉴于手工旋切存在误差，玉璧一般呈外款内窄的形式，每个碗底的“玉璧”中心环也难见完全相同、一致的。由饼底发展成“玉璧底”，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首先，碗底旋切成孔状可以节约材料；其次，可以减轻碗自身的重量，使用时更加轻便；最后，在支烧时有利于碗底受热，避免产生“夹生”现象。
3、圈底（足）
圈底（足），就是在底部承制一个圆形圈来托器身。该形制出现于晚唐时期，随后大行其道数千年，至今陶瓷饮食器物底部仍采用 圈底（足）。其制作方法与玉璧底基本一致，也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旋切而来。但此时工匠已采用新型切刀，旋切手法亦非常精熟，故此可以应用于大面积器物底部的饼底旋切，去掉的部分形成圈足。五代以后随着制造技术发展，圈底（足）已经直接制作成型，不必再贴附饼底后再进行加工，简化了工艺。
唐代金属碗
一、金属碗形体特征
唐代人胸怀博大，吸引许多外国人来，尤其是金银制品，很多由西域工匠直接制造，在唐代金银碗既可以作为杯子使用，也可以作为碗使用，兼具食具与饮具的用途，但主要作为酒具使用。从外观上看，与同时期西域风格相似，兼有唐文化风格，一般花口弧腹圈足，足部外撇，器壁厚度适中，在整个唐代形制变化不大。
二、金属碗制造工艺及特征
唐代的金银碗制作工序主要有六个步骤：
第一是制作碗体，将金银融化成水浇筑或制成厚薄一直的金属板，再用力捶打圆形扁平银盘的中心形成碗底，随后在砧板上旋转拉高碗壁，反复捶打和淬火，使其柔韧性增强，再放在轮盘上钣金塑形；
第二个步骤是制作圈足，唐代的金银器均使用圈足，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节约材料，金银贵金属价值不菲，材料难得，仅为皇室贵族或高官使用，圈足由金银条握圈制造；
第三步是加工内外壁纹饰，将金粉与水银混合，涂抹在需要的区域上，加热让水银蒸发，留下金膜，在需要装饰的区域采用镶嵌工艺将金银花进行吻合安装；
第四步是焊接，即将碗底和碗体进行焊接；焊接完成后进行抛光，以增加器物光泽度，同时修整毛刺和微小形变。
从制造步骤来看，唐代金属器物执照以钣金定型，碗足与碗身之间的焊缝技术高超，并伴有切削工艺。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唐代金银器有：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中央官府作坊的代表作，其腹壁大面积装饰莲瓣纹，穿插团花与鸳鸯，饱含着唐代的艺术风格。葡萄龙凤纹银碗，外壁满饰葡萄纹、卷草纹间有鹦鹉、狮子等，衬以鱼子纹地。
一般来说，唐代金属碗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圈足和碗体的焊接，在这二者之间有焊接痕迹，而后世金属器皿已采取通体一次浇铸成型工艺；二是圈足制造工艺，均采取金属条握圈形成。
唐代木碗
一、形体特征
唐代的木碗在造型上极尽模仿金银器，这也反应出唐代的时尚与潮流。碗口沿部分稍稍外翻、碗底为圈足，而且圈足底部外撇，体现出完美的丰腴流线美感。不但对后世木碗的造型有深远影响、甚至流传至今，仍是流行畅销的生活用品之一。
二、制作工艺及特征
其制作与传统木器制作方法基本相似，首先选取木胎，然后用刀在木胎上进行旋刻，挖出多余部分。木碗成型后再进行髹漆，因为木雕工艺在唐代早已发展成熟，因此唐代木碗制造没有任何技术障碍。
唐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多项革新，这也给今天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唐代的瓷器制造经历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足部的变化上，唐代以瓷碗为主，经历了饼底、玉璧底、圈足的发展阶段，最终定型为圈足，并成为后世一直流行的形制，颜色以“南青北白”为主基调。
而金属碗则以圈足为主要特点，因为制造技艺来源于西域，采用捶打、焊接工艺，但花纹装饰仍体现出大唐风范，这也是唐代兼容包并社会风气的体现，在这种空前繁荣的交流融合环境下，吸取了诸多从外族文明，使金银器制造工艺突飞猛进的发展，迅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木碗的制作技法则与前代进本无异，且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外形上以模仿同时期的金银器碗为主，同时采取髹漆工艺。总之，唐代的各种碗可谓是盛唐技术文化鼎盛的物质化代表之一。#出道吧新星##这就是中国风#
【知者乐水，孔子眼中的水】在《道德经》中，老子高度赞美水，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还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老子看来，水利万物而不争，善于处下守弱，故能几道为王，以柔克刚，简直就是道的化身。#每天读国学#
那么，曾经向老子问道的孔子，又是怎样看待水的呢？孔子说“知者乐水”，《孟子·离娄下》也记载有人曾对孟子说：“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似乎孔子也很喜欢水，曾经赞美过水。今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孔子眼中的水吧。
“知者乐水”乐的是什么？
说起孔子对于水的看法，相信大家都会想起“知者乐水”这句话。《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阐述了他对仁者、智者的独到体悟。对于乐水乐山之别，朱熹注释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所说不无道理。
孔子固然是以仁者自期的，但生前似乎不敢以仁者自许。孔子曾经对学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不过，倘若有人称许孔子为智者，或许他不会拒绝。《中庸》中记载孔子说：“好学近乎知。”而孔子对于自己的好学，似乎是充满自信的，他曾经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那么如此好学的孔子，自认为近乎“知者”，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那么孔子这位“知者”为何“乐水”呢？
这在《论语》中似乎不易找到答案。前面提到《孟子·离娄下》中有人对孟子说孔子曾极力赞美水，并问孔子为何这样赞美水，孟子回答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意思是说，真正的君子之学，就像有源之水，日积月累，循序渐进，而不能像夏天的暴雨，声势巨大，但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君子认为是耻辱之事。这是孟子对孔子“乐水”的解释。
而在《荀子》之中，我们看到一段更为直接地解释孔子“乐水”的材料。《荀子·宥坐》中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大意是说，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为什么君子见到大水要观赏一番，孔子说：“水遍生万物而无所作为，像德。水总是流向卑下之处，曲曲折折也必定遵循这个道理，像义。水浩浩荡荡而永不停息，像道。如果决口让水流走，水立即奔泻而出，如响应声，涌向百仞深渊也毫不惧怕，就像勇敢。注入量器，水面总是很平，像法度。水装满器皿就会溢出，不必用概去刮，像公正无私。水柔弱而能渗入细微之地，像是明察秋毫。什么东西放进水中一洗，出来就干干净净，好像善于教化。就算经历百转千回，也必定向东流去，好像意志坚定。所以君子见了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孔子在水中发现了如此之多的美德，怎么能不“乐水”呢？
有趣的是，与《荀子·宥坐》的记载类似，《说苑·杂言》中也有一段孔子论水的记载。发问的也是子贡，孔子的回答则略有不同。孔子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与《荀子·宥坐》的记载相比，水的德性特征更为明显，增加了“仁”“智”“贞”，而去掉了偏于道家色彩的“道”，整体更具儒家色彩，显示了西汉“独尊儒术”之后的思想印迹。
我们不禁想，《孟子》书中那人所提到 “仲尼亟称于水”，或许正是指《荀子·宥坐》所记载的这段孔子赞美水的话。而孔子之所以“乐水”，乐的正是水的德性之美。
“子在川上”感悟的是什么？
不过，孔子面对水，并不仅仅是理智地思考水的德性之美，而且曾发出过深沉的人生感喟。《论语·子罕》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尽管朱熹注释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认为这里是一种哲理的领悟与表达，但正如编纂《论语集释》的程树德所说，“宋儒解经，每有过深之弊”，这里朱熹的注释就未免求之过深了。
宋儒之前，人们对这段感慨的理解没有什么歧义，认为就是指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正如皇侃《论语义疏》中说：“孔子在川水之上，见川流迅迈，未尝停止，故叹人年往去，亦复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昼夜’也。”皇侃又引孙绰说：“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时已晏矣，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也。”认为这是孔子感慨时光飞逝，眼看自己年老，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孙绰的解读是不无道理的，孔子晚年确多有衰老之叹。如《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感慨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如《论语·子罕》中孔子也感慨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在这里，孔子更像是一位面对流水的抒情诗人，站在人生乃至历史的长河边发出浩叹。而这似乎也成为后世中国诗人的一个心结，我们在六朝时谢朓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在盛唐时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北宋时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名句之中，仍然可以听到这种感慨的回响。
如果将老子与孔子对水的观察对照起来看，我们发现，老子对于水的领悟是“以物观物”式的，领悟的是哲理；孔子对于水的领悟则是“以我观物”式的，既有道德的寄托，也有人生的感慨。当然，这只是老子与孔子思维异同的一端，要想更深入地老子、孔子乃至道家、儒家的思想异同，就需要更深入地研读《道德经》《论语》等经典，温故而知新。
那么，曾经向老子问道的孔子，又是怎样看待水的呢？孔子说“知者乐水”，《孟子·离娄下》也记载有人曾对孟子说：“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似乎孔子也很喜欢水，曾经赞美过水。今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孔子眼中的水吧。
“知者乐水”乐的是什么？
说起孔子对于水的看法，相信大家都会想起“知者乐水”这句话。《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阐述了他对仁者、智者的独到体悟。对于乐水乐山之别，朱熹注释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所说不无道理。
孔子固然是以仁者自期的，但生前似乎不敢以仁者自许。孔子曾经对学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不过，倘若有人称许孔子为智者，或许他不会拒绝。《中庸》中记载孔子说：“好学近乎知。”而孔子对于自己的好学，似乎是充满自信的，他曾经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那么如此好学的孔子，自认为近乎“知者”，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那么孔子这位“知者”为何“乐水”呢？
这在《论语》中似乎不易找到答案。前面提到《孟子·离娄下》中有人对孟子说孔子曾极力赞美水，并问孔子为何这样赞美水，孟子回答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意思是说，真正的君子之学，就像有源之水，日积月累，循序渐进，而不能像夏天的暴雨，声势巨大，但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君子认为是耻辱之事。这是孟子对孔子“乐水”的解释。
而在《荀子》之中，我们看到一段更为直接地解释孔子“乐水”的材料。《荀子·宥坐》中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大意是说，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为什么君子见到大水要观赏一番，孔子说：“水遍生万物而无所作为，像德。水总是流向卑下之处，曲曲折折也必定遵循这个道理，像义。水浩浩荡荡而永不停息，像道。如果决口让水流走，水立即奔泻而出，如响应声，涌向百仞深渊也毫不惧怕，就像勇敢。注入量器，水面总是很平，像法度。水装满器皿就会溢出，不必用概去刮，像公正无私。水柔弱而能渗入细微之地，像是明察秋毫。什么东西放进水中一洗，出来就干干净净，好像善于教化。就算经历百转千回，也必定向东流去，好像意志坚定。所以君子见了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孔子在水中发现了如此之多的美德，怎么能不“乐水”呢？
有趣的是，与《荀子·宥坐》的记载类似，《说苑·杂言》中也有一段孔子论水的记载。发问的也是子贡，孔子的回答则略有不同。孔子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与《荀子·宥坐》的记载相比，水的德性特征更为明显，增加了“仁”“智”“贞”，而去掉了偏于道家色彩的“道”，整体更具儒家色彩，显示了西汉“独尊儒术”之后的思想印迹。
我们不禁想，《孟子》书中那人所提到 “仲尼亟称于水”，或许正是指《荀子·宥坐》所记载的这段孔子赞美水的话。而孔子之所以“乐水”，乐的正是水的德性之美。
“子在川上”感悟的是什么？
不过，孔子面对水，并不仅仅是理智地思考水的德性之美，而且曾发出过深沉的人生感喟。《论语·子罕》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尽管朱熹注释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认为这里是一种哲理的领悟与表达，但正如编纂《论语集释》的程树德所说，“宋儒解经，每有过深之弊”，这里朱熹的注释就未免求之过深了。
宋儒之前，人们对这段感慨的理解没有什么歧义，认为就是指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正如皇侃《论语义疏》中说：“孔子在川水之上，见川流迅迈，未尝停止，故叹人年往去，亦复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昼夜’也。”皇侃又引孙绰说：“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时已晏矣，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也。”认为这是孔子感慨时光飞逝，眼看自己年老，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孙绰的解读是不无道理的，孔子晚年确多有衰老之叹。如《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感慨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如《论语·子罕》中孔子也感慨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在这里，孔子更像是一位面对流水的抒情诗人，站在人生乃至历史的长河边发出浩叹。而这似乎也成为后世中国诗人的一个心结，我们在六朝时谢朓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在盛唐时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北宋时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名句之中，仍然可以听到这种感慨的回响。
如果将老子与孔子对水的观察对照起来看，我们发现，老子对于水的领悟是“以物观物”式的，领悟的是哲理；孔子对于水的领悟则是“以我观物”式的，既有道德的寄托，也有人生的感慨。当然，这只是老子与孔子思维异同的一端，要想更深入地老子、孔子乃至道家、儒家的思想异同，就需要更深入地研读《道德经》《论语》等经典，温故而知新。
#早安心语[超话]##孕期日记#
临近中秋节，医生让提前做个胎监
小家伙今天真够调皮的
学会了捉迷藏，几次监测挪地方[允悲]
折腾了一个小时，为娘屁股都坐麻了[允悲]
真的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小生命的灵动啊
和生过的妈妈坐在一起探讨生一胎的经验，不知道到眼前自己会是什么样，反正顺其自然就好
只是这体重要继续好好控制，馒头碳水多的看来还是不能多吃[泪]
昨天吃的馒头，喝的米糊，吃的菜，体重有些快
孕期真的是伤不起啊[允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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