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天下的孙权，却因为目光短浅，错过了唯一能够夺取天下的机会！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赖国考（四）：古赖国属地的历史变迁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我将古赖国属地的变迁胪陈如下：
一、赖国（？——前538年）
赖国始封时间不清楚，大概在西周时期。因其弱小依附于吴国，是吴国的附庸。周景王七年（前538）灭于楚，赖子播迁，迁徙情况不详。赖国的活动除了赖子向楚灵王投降，其他未见文献记载。
二、濑渚邑（前538年——前221年）
赖国灭亡后，楚灵王没有来得及“迁许于赖”，其地当年冬天十一月就被吴国收复。因赖子迁走，这里不再是赖子采邑，吴国将其变为属县，改为濑渚邑（县）。《万历溧水县志》：“溧水，春秋时属吴，名濑渚邑。”又曰，“鲁昭公四年，楚伐吴，遂灭赖。赖，即今之濑也。”濑渚邑的前身是古赖国，“地仍其旧，则名亦仍其赖而已”（《万历溧水县志·邑名》）。
濑渚邑，又作濑渚县。南宋《景定建康志》引《滕（胜）公庙记》：“固城，吴时濑渚县也。”邑，亦县也，是县的别称。春秋时期，诸侯大国常将掠夺来的土地赏给亲近侍卫及有功大臣，而有些边远地区的小国，被灭掉后就改设为县，进行直接管理。最初的县都设在边远地带。最早在领地内设县管理的是楚国，吴国及一些大国也继起效仿。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东周时期，含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在某些大国里通行起来，‘楚灭九国，改设九县’。”赖国变成濑渚邑（县），管理制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是历史的进步。
改“赖”为“濑”，大概是因为这里是水乡泽国，地曰濑渚；水曰濑水，或曰濑湖。《辞源》：“渚，水中小块陆地，水边亦曰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溧水，即永阳江之上源，大江之水南汇于此，江上有渚曰濑渚。”赖国改为濑渚邑，地名非常写实。
春秋末期，濑渚地区极不平静，经常硝烟弥漫，战争一直不得消停，濑渚邑今天属吴，明天属楚。为躲避楚国的攻击，吴国曾将县邑迁到陵平山下（今溧阳境内），改为陵平邑。
周景王十六年（前529年），楚国攻打吴国，败吴军，取陵平邑，改为平陵邑，赖地属楚。
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伍子胥伐楚，烧固城，大败楚军，赖地回归吴国。
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勾践灭吴，赖地为越国所有。
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楚国灭掉越国，赖地在楚国境内。楚怀王时，楚国使用阴谋手段，派召滑到越国为相，制造了越国的内乱，趁机占有了濑湖地区，打开了进攻越国的大门，进一步控制了整个江东地区。
范环对楚怀王曰，“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南察濑湖而野江东。”——《战国策·楚策》
楚国人一直视濑渚地区为战略要地，欲把这里作为进攻吴国、越国的跳板，以实现控制江东的目的。“察濑湖而野江东”是楚国几代人的梦想，从楚灵王的灭赖国，到楚怀王的取濑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此后一百多年里，赖地一直为楚国领地。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赖地属秦。
三、 溧阳县（前221年——591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管理。设溧阳县，属鄣郡。溧阳，因境内的溧水而得名。溧水，就是古代的中江，亦名濑水。山南水北为阳，县在溧水北面，故曰溧阳，古人也有称溧阳为濑阳。
《辞源》：“溧水，水名，在江苏溧阳县，也作陵水，一名濑水，又名永阳江。即《汉书·地理志》所谓中江。《史记》六六《伍子胥传》：‘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江即溧水。源出安徽芜湖县，东流经高淳、溧阳、宜兴入荆溪，东注太湖。自东坝既成，又改由芜湖西出长江。
秦、汉时溧阳县的治所在固城，古赖国在溧阳境内。
四、 溧水县（591年——1493年）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大将韩擒虎、贺若弼分别从朱雀门、西掖门打进建康城，焚烧城楼，拆毁城墙，建康城变成一片废墟，他们要把这个六朝金粉之地变成耕牧之区。为了消除陈在江南统治的影响，隋王朝对陈辖地的行政区重新规划调整：废掉了丹阳郡；撤掉建康县，将建康县、秣陵县、同夏县并入江宁县。废掉丹阳县，分割溧阳县；将丹阳县东境与溧阳县的西北境合并为溧水县。隋朝开皇十一年（591年）溧水建县，属蒋州。原来在溧阳西北境的古赖国，自隋朝开皇十一年，便划入溧水县境内。历隋、唐、宋、元、明，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留存了近千年。
五、 高淳县（1493年—— ）
弘治五年十二月（1493年1月），析溧水县西南七乡置高淳县，属应天府。原在溧水县南九十里的固城归入高淳县，自此古赖国在高淳县境内。高淳县，今为高淳区，属南京市。
结 束 语
一、方志记载与《春秋》《左传》《史记》等古文献的叙事是相契合的。
《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斗韦龟、公子弃疾修筑赖城事，这从方志收录的古固城资料中得到了印证。古固城究竟原为吴所筑，还是楚所筑，我们已无法弄清；公子弃疾是新建赖国城，还是修缮古固城，我们也无法断定，但古赖国修筑了城邑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不仅有史传、方志的记载，还有古固城遗址作为证据。固城见载于《左传》，春秋时期它已名著史册，古固城就是赖国城，这是可信的史实。
《左传》叙事表明赖国在吴、楚边境，且邻近朱方，而固城镇正当其地。固城镇今在苏皖交界处，南接宣城、广德，西邻芜湖、巢湖，东连溧阳、宜兴，此地正是春秋时吴、楚相邻的中间地带。固城镇与丹徒距离也不甚遥远，1983年之前溧阳县、溧水县、高淳县、丹徒县同属镇江地区，都归镇江行政公署管辖。固城距离丹徒仅 120公里，徒步也就三五天行程。如此之近的距离，当年楚灵王克朱方后“遂灭赖”，这是完全可行的。固城的地理位置与《左传》叙事是相契合的。
如果说《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溧水县志》这类郡县方志，记载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可能囿于地域之见，而《太平寰宇记》是北宋的全国地理总志，《南畿志》是留都南京所辖应天府及江淮南北十三府、四州的地理总志，都是汇聚了全国优秀的历史、地理学者编纂的。这些志书，包括官修的《一统志》，都言之凿凿说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我想这些专家学者总不会捕风捉影凭空杜撰；方志中记载的古固城史料总不会是不加考证的空穴来风！
二、溧阳、溧水的得名留有古赖国的痕迹
《公羊传》《榖梁传》将“灭赖”写作“灭厉”，“厉”与“溧”今天读音完全相同。不过，古代“厉”读若“赖”，《战国策》“豫让又漆身而为厉”，“厉”也读“赖”。是否古代“溧”也读“赖”呢？极有可能。今天溧水方言读“溧”为入声，高淳方言“溧、赖”发音相近。南朝陶弘景《真诰》“夫至珍者，万乘不能激其名，投金溧女是也”，唐李白《濑水贞义女碑》“还吴雪耻，投金濑沚”。陶弘景笔下的“投金溧”，就是李白文中的“投金濑”。溧即濑，溧水即濑水，“溧”与“濑”古代同源同义，直到今天发音仍然相近。
由赖而濑，由濑而溧，地名虽然变化了，但变化中有因袭，在新地名中保留某些原地名的元素，以示其渊源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秦朝的溧阳，隋朝的溧水，其县名仍留有濑渚邑，甚至古赖国的痕迹，只是古赖国渐行渐远，这些痕迹被磨灭得不易觉察罢了。
溧阳市、溧水区、高淳区三地的历史均开篇于春秋时期的古赖国，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三地同根同源，其历史文化都植根于古赖国，而我们对于古赖国的历史知之甚少，我写此文的目的，是想引起大家对古赖国探讨的兴趣。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我将古赖国属地的变迁胪陈如下：
一、赖国（？——前538年）
赖国始封时间不清楚，大概在西周时期。因其弱小依附于吴国，是吴国的附庸。周景王七年（前538）灭于楚，赖子播迁，迁徙情况不详。赖国的活动除了赖子向楚灵王投降，其他未见文献记载。
二、濑渚邑（前538年——前221年）
赖国灭亡后，楚灵王没有来得及“迁许于赖”，其地当年冬天十一月就被吴国收复。因赖子迁走，这里不再是赖子采邑，吴国将其变为属县，改为濑渚邑（县）。《万历溧水县志》：“溧水，春秋时属吴，名濑渚邑。”又曰，“鲁昭公四年，楚伐吴，遂灭赖。赖，即今之濑也。”濑渚邑的前身是古赖国，“地仍其旧，则名亦仍其赖而已”（《万历溧水县志·邑名》）。
濑渚邑，又作濑渚县。南宋《景定建康志》引《滕（胜）公庙记》：“固城，吴时濑渚县也。”邑，亦县也，是县的别称。春秋时期，诸侯大国常将掠夺来的土地赏给亲近侍卫及有功大臣，而有些边远地区的小国，被灭掉后就改设为县，进行直接管理。最初的县都设在边远地带。最早在领地内设县管理的是楚国，吴国及一些大国也继起效仿。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东周时期，含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在某些大国里通行起来，‘楚灭九国，改设九县’。”赖国变成濑渚邑（县），管理制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是历史的进步。
改“赖”为“濑”，大概是因为这里是水乡泽国，地曰濑渚；水曰濑水，或曰濑湖。《辞源》：“渚，水中小块陆地，水边亦曰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溧水，即永阳江之上源，大江之水南汇于此，江上有渚曰濑渚。”赖国改为濑渚邑，地名非常写实。
春秋末期，濑渚地区极不平静，经常硝烟弥漫，战争一直不得消停，濑渚邑今天属吴，明天属楚。为躲避楚国的攻击，吴国曾将县邑迁到陵平山下（今溧阳境内），改为陵平邑。
周景王十六年（前529年），楚国攻打吴国，败吴军，取陵平邑，改为平陵邑，赖地属楚。
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伍子胥伐楚，烧固城，大败楚军，赖地回归吴国。
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勾践灭吴，赖地为越国所有。
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楚国灭掉越国，赖地在楚国境内。楚怀王时，楚国使用阴谋手段，派召滑到越国为相，制造了越国的内乱，趁机占有了濑湖地区，打开了进攻越国的大门，进一步控制了整个江东地区。
范环对楚怀王曰，“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南察濑湖而野江东。”——《战国策·楚策》
楚国人一直视濑渚地区为战略要地，欲把这里作为进攻吴国、越国的跳板，以实现控制江东的目的。“察濑湖而野江东”是楚国几代人的梦想，从楚灵王的灭赖国，到楚怀王的取濑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此后一百多年里，赖地一直为楚国领地。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赖地属秦。
三、 溧阳县（前221年——591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管理。设溧阳县，属鄣郡。溧阳，因境内的溧水而得名。溧水，就是古代的中江，亦名濑水。山南水北为阳，县在溧水北面，故曰溧阳，古人也有称溧阳为濑阳。
《辞源》：“溧水，水名，在江苏溧阳县，也作陵水，一名濑水，又名永阳江。即《汉书·地理志》所谓中江。《史记》六六《伍子胥传》：‘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江即溧水。源出安徽芜湖县，东流经高淳、溧阳、宜兴入荆溪，东注太湖。自东坝既成，又改由芜湖西出长江。
秦、汉时溧阳县的治所在固城，古赖国在溧阳境内。
四、 溧水县（591年——1493年）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大将韩擒虎、贺若弼分别从朱雀门、西掖门打进建康城，焚烧城楼，拆毁城墙，建康城变成一片废墟，他们要把这个六朝金粉之地变成耕牧之区。为了消除陈在江南统治的影响，隋王朝对陈辖地的行政区重新规划调整：废掉了丹阳郡；撤掉建康县，将建康县、秣陵县、同夏县并入江宁县。废掉丹阳县，分割溧阳县；将丹阳县东境与溧阳县的西北境合并为溧水县。隋朝开皇十一年（591年）溧水建县，属蒋州。原来在溧阳西北境的古赖国，自隋朝开皇十一年，便划入溧水县境内。历隋、唐、宋、元、明，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留存了近千年。
五、 高淳县（1493年—— ）
弘治五年十二月（1493年1月），析溧水县西南七乡置高淳县，属应天府。原在溧水县南九十里的固城归入高淳县，自此古赖国在高淳县境内。高淳县，今为高淳区，属南京市。
结 束 语
一、方志记载与《春秋》《左传》《史记》等古文献的叙事是相契合的。
《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斗韦龟、公子弃疾修筑赖城事，这从方志收录的古固城资料中得到了印证。古固城究竟原为吴所筑，还是楚所筑，我们已无法弄清；公子弃疾是新建赖国城，还是修缮古固城，我们也无法断定，但古赖国修筑了城邑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不仅有史传、方志的记载，还有古固城遗址作为证据。固城见载于《左传》，春秋时期它已名著史册，古固城就是赖国城，这是可信的史实。
《左传》叙事表明赖国在吴、楚边境，且邻近朱方，而固城镇正当其地。固城镇今在苏皖交界处，南接宣城、广德，西邻芜湖、巢湖，东连溧阳、宜兴，此地正是春秋时吴、楚相邻的中间地带。固城镇与丹徒距离也不甚遥远，1983年之前溧阳县、溧水县、高淳县、丹徒县同属镇江地区，都归镇江行政公署管辖。固城距离丹徒仅 120公里，徒步也就三五天行程。如此之近的距离，当年楚灵王克朱方后“遂灭赖”，这是完全可行的。固城的地理位置与《左传》叙事是相契合的。
如果说《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溧水县志》这类郡县方志，记载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可能囿于地域之见，而《太平寰宇记》是北宋的全国地理总志，《南畿志》是留都南京所辖应天府及江淮南北十三府、四州的地理总志，都是汇聚了全国优秀的历史、地理学者编纂的。这些志书，包括官修的《一统志》，都言之凿凿说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我想这些专家学者总不会捕风捉影凭空杜撰；方志中记载的古固城史料总不会是不加考证的空穴来风！
二、溧阳、溧水的得名留有古赖国的痕迹
《公羊传》《榖梁传》将“灭赖”写作“灭厉”，“厉”与“溧”今天读音完全相同。不过，古代“厉”读若“赖”，《战国策》“豫让又漆身而为厉”，“厉”也读“赖”。是否古代“溧”也读“赖”呢？极有可能。今天溧水方言读“溧”为入声，高淳方言“溧、赖”发音相近。南朝陶弘景《真诰》“夫至珍者，万乘不能激其名，投金溧女是也”，唐李白《濑水贞义女碑》“还吴雪耻，投金濑沚”。陶弘景笔下的“投金溧”，就是李白文中的“投金濑”。溧即濑，溧水即濑水，“溧”与“濑”古代同源同义，直到今天发音仍然相近。
由赖而濑，由濑而溧，地名虽然变化了，但变化中有因袭，在新地名中保留某些原地名的元素，以示其渊源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秦朝的溧阳，隋朝的溧水，其县名仍留有濑渚邑，甚至古赖国的痕迹，只是古赖国渐行渐远，这些痕迹被磨灭得不易觉察罢了。
溧阳市、溧水区、高淳区三地的历史均开篇于春秋时期的古赖国，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三地同根同源，其历史文化都植根于古赖国，而我们对于古赖国的历史知之甚少，我写此文的目的，是想引起大家对古赖国探讨的兴趣。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语言学和哲学的关系异常紧密。在语言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前，语言一直是哲学的思辨领域，也就是说，那时的语言研究寓于哲学研究之中。语言学在成为独立学科之后，也始终离不开哲学的牵引，可以说哲学的发展指引着语言学的发展方向。正如罗宾斯（R. H. Robins）所言，“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探索语言学理论和流派的哲学渊源，有利于认清语言学与哲学的紧密联系，对未来的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哲学本体论阶段的语言探索 哲学研究在本体论阶段主要探讨世界的本源问题，与之相对，语言研究集中于谈论语言的本质，如对语法的研究、词源的探讨等。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语言工具论，出现了自然派和约定派的论争，这可以看作象似性和任意性的雏形。而诡辩学的出现，则推动了修辞学、诗学的研究。 中世纪是经院哲学的天下，世界被认为由上帝所造，语言自然也被认为出自上帝之手。经院哲学以苛细烦琐、泥古守旧而著称，虽有悬空不实、故作深奥之嫌，但以其追源穷理的哲学精神来探索语法学，亦有触及语言本质的论断，13世纪问世的《思辨语法》便是这一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因共相问题而出现的唯名论与唯理论之争，其实也就是任意性和象似性之争的又一早期版本。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高举人文主义旗帜，关注人的作用，动摇了中世纪神学的无上权威。相应地，在语言教学中，开始采用人文的方法教授古典希腊文文本和拉丁文文本。人文知识的基础是语言修养，古典语言被视为基础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被纳入所有学校的课程。能否读懂古典文献，是判断一个人文主义者是否具有研究能力的主要标准。正是这一思想，导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异常重视对古典语言的研究。 哲学认识论阶段的语言研究 16世纪到19世纪在西方哲学史上被称为认识论阶段，其哲学研究主要有两条进路：经验论和唯理论。受机械唯物论哲学观的影响，雅柯布·格林（J. Grimm）通过考察多种语言的音变踪迹，将音变的描述精细化、条理化，提炼出简明的规则，使语言学日益趋近自然科学。他提出的音变规律后来被命名为“格林定律”（Grimm’s Law），该理论使语言研究突破了传统语文学的藩篱，朝现代语言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样受机械唯物论影响的卡尔·维尔纳（K.Verner）为追求严密的方法，解决“格林定律”的例外情况，发现了重音在发生音变时的作用，这一发现很快被命名为“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 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其进化论思想不仅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迅速传播开来，语言学也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热衷于进化论思想的语言学家提出了“语言机体论”，把各种语言视为自然的有机体，认为其发生、发展、成长、衰亡完全取决于自然规律的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受唯理论哲学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提出了“普遍唯理语法”，认为理性是语言运作的根本原因，语法是“唯理的”，人们应该用科学的理性思维来探索语言。此外，笛卡尔的理念天赋说是笛卡尔哲学甚至整个唯理论哲学的基础，这一哲学思想对语言学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后来20世纪出现的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说之中。 语言论转向后的语言学研究 到了20世纪，哲学发生语言论转向，认为所有哲学问题都归因于语言问题。这使语言与哲学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密。20世纪上半叶的逻辑实证主义导致了形式语义学的出现；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起，导致了社会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产生；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论、行为论则催生了语言学上的刺激反应论意义观；在20世纪下半叶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下，语言学迎来了语用学这一全新分支。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把语言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学科时，正是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兴起的时候，索氏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可以说是受到了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结构主义在人类学、心理学、文艺理论等诸多领域亦得以广泛应用，且对英美分析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理论。 曾在20世纪下半叶引起轰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主要受惠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唯理论以及17世纪所建立的“普遍唯理语法”。语言和理性一样，都是人类天赋。正是一种天赋的“语言获得机制”（LAD）使人们能够产出无限的语言表达。《普遍唯理语法》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哲学催生出的作品，备受乔姆斯基的青睐，影响了生成语言学的“普遍语法”（UG）的产生和发展。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后现代哲学的影响下，作为对转换生成语法的全方位反动的认知语言学应运而生。认知语言学并非是某一位创始人提出的语言学流派，也没有统一的精神领袖，而是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学学者所具有的相同的基本理论主张的合流。后现代哲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反传统”，多层次全方位地对现代哲学思维进行了发难，相应地，认知语言学对主流的转换生成语法进行了全方位的反动。后现代哲学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提倡范畴边界的模糊性，这在认知语言学中体现为语言学各种理论对原型范畴观的坚持。后现代哲学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中心主义”，注重差异性、特殊性，关注他者、弱小、边缘、局部、次要、偶然等。认知语言学的语法研究则是从关注边缘语言现象入手，再由边缘进入中心，提出了著名的构式语法理论。 纵览语言学和哲学简史，我们发现，语言学尤其是当代语言学，均是在哲学的浸淫中产生的。从古至今，各种语言学思想和流派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哲学烙印。语言研究者如果不了解语言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就不能达到对语言学理论的透彻理解，其语言学研究也将难以深入。一方面，哲学能为语言学研究拓宽视野，加大语言学研究的深度。如果仅仅沉溺于语言学研究自身范围，我们可能看不到自身研究的局限性，也不能对语言学研究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因而不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哲学能为语言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哲学是自然科学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益于语言学的研究，还能为语言学的未来发展指引方向。 然而，就国内的语言学研究现状而言，许嘉璐先生曾指出：“千百年来，中国的语言研究，缺乏理性的思维和理论的建设。”“大约从乾嘉时代起，语言学家们几乎忘了哲学。”由此可见，扩大语言研究者的哲学视野是中国语言研究的当务之急。对语言研究者来说，了解哲学的各个流派，知晓其中的基本观点，对开阔视野、打开思路、明确领域都是不无裨益的。我们不但要了解西方哲学理论，亦要挖掘中国哲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宝藏，以期更好地指引我们的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 彭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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