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中国最美的100首情诗[心]
君若扬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曹植《明月上高楼》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自云宕子妻。
夫行逾十载，贱妾常独栖。
念君过于渴，思君剧于饥。
君作高山柏，妾为浊水泥。
北风行萧萧，烈烈入吾耳。
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
浮沈各异路，会合当何谐。
愿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
君怀常不开，贱妾当何依。
恩情中道绝，流止任东西。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读曹植《明月上高楼》，感受诗人心中万千愁苦。
《明月上高楼》，曹植以怨妇诗的手法来表达自己对兄长疏远排斥的苦闷，其中的伤感哀怨可见一斑。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明月高照时，妇人独倚高楼，那流光洒落在她身上，心里是对丈夫的无限思念。只浅浅一句关于景致的描写，便将妇人那缱绻忧伤的思绪渲染得十分细腻真切。由这些意象引起的遐思纷飞，使得妇人心中更加哀伤。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清尘水泥一浮一沉，它们永远都处于不同的位置难以相融，注定无法在一起，这一句运用“比”的手法，将丈夫比作高高在上的“清尘”，而自己则是低下尘埃的水泥，两者相差太远注定难以交汇。
最后一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将妇人心中的坚贞之意刻画得非常真切，为了见夫君一面，她不惜化作西南风，化入君中怀，字字句句都透露出了曹植坚定忠贞的情谊。
我想我是同情曹植的，虽然他的确犯过一些过错，但是正如《七步诗》中所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如手足，如此残忍地相互斗争也确实违背了亲情的初衷。
当然关于他们兄弟俩的明争暗斗，或许只有身处其间才能真实体会到那种折磨，没有谁愿意与手足相残，除非事情的确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权利地位不惜舍弃另外一些东西，这就得看我们如何去做取舍了。
思妇被夫君遗弃，而曹植遭受兄长的遗弃，他心中郁郁难言，唯剩下西风凋残，心事残缺。我还是希望亲情是纯粹的，不会因为外界的背叛而分道扬镳，毕竟骨血之亲是无法更改的，我们都不应该擅自违背上天宿定的这份血缘。
赏析
曹植的诗歌，一般皆以建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正值年少气盛之际，以洋溢的才华令人侧目外，更因此受尽了父亲疼爱。曹操对这个「每见进难问，应声而对」的儿子，是「特见宠爱」 的。于是这个时期的曹植，过的是富贵无忧的公子哥儿的生活，诗歌里也就充满着少年人的雄心壮志及趾高气扬的意味，＜白马篇＞可作代表。而本来凭着出色的天赋与才华，曹植极有可能继承其父的霸业，只可惜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终于渐渐使曹操对他丧失信心。相反的，曹植的同父异母的兄长曹丕却自重自持，虽然才华光芒皆稍逊其弟，但曹操考量「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三国志＞）。
曹操的逝世，是一代风云的终结，同时也是曹植生命中的转折点。曹丕继位以后，对这个一度曾是王位准继承者的弟弟十分防备。他不只把曹植分封至京城以外，使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甚至还设了「监国使者」，以防其弟图谋不轨，威胁本身的地位。人们耳熟能详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说的正是曹植在曹丕的胁迫下，所作的一首哀泣骨肉相残的诗歌。这首诗歌真正的渊源不可考究，流传的版本亦有不同，出于曹植之手的可能性也很低，可是从这首诗里，还是得以见出曹丕兄弟间相互争斗猜忌确属事实。
曹植满腔抱负无处施展，而手足胞兄对自己处处防范，不禁令曹植心灰意懒。被压制受监视的结果，令他后期所作诗歌多倾向于感伤哀怨一类，而以弃妇自比更是其诗歌的特色之一。除了这首＜七哀＞，其他如＜浮萍篇＞、＜杂诗＞等诗里皆有怨妇形象的运用。怨妇形象的运用，可以追溯至《诗经》。《诗经》里的女性有两种形象，一是窈窕贤淑的美女如＜关雎＞；另一类则是现实中的弃妇，例如＜卫风．氓＞。到了楚辞，女子常常是一种美好的象征，用来代指美好的品性又或是借喻君主。此后的《古诗十九首》里，怨妇的形象更是运用得很普遍，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但这里面的思妇怨妇以写实居多。而发展到建安时期，诗文里的女子形象则是真实的弃妇形象与用作托讽的象喻两者兼而有之。曹植这首＜七哀＞里的弃妇，就是用作象喻的。
曹植一直是有政治野心、期盼成就丰功事业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就说：「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应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种致君为国的理想，不仅是曹植个人的志向，同时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风气反映。建安时代时局动荡不安，曹操的雄才豪行、英伟气势，在当时的建安文士间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带动了一股求取建功立业的风潮。曹植就是如此深受乃父与整个时代风潮的熏染，汲汲渴望能「名编壮士籍」、「捐躯赴国难」（＜白马篇＞）。
可是抱着成就功名期盼的臣子，如果不能获得君主的赏识任用，那便全无施展才能抱负之机，没有办法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样的君臣关系，就彷佛那个时代全心托靠男性的女子，一朝被夫君离弃，那就是没了依傍的怨妇，失去生存的价值以及生命的重心。曹植此时已自知功名无望，于是将满腔哀怨寄托在和他具备相同情感的怨妇的愁苦里。
刘履评＜七哀诗＞道「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 。此话实在总括了＜七哀＞此诗的内容思想。七哀，李冶《古今注》谓人有七情，今哀戚太盛，喜、怒、乐、哀、恶、欲皆无，唯有一哀，故谓之七哀 。这样阐释七哀题旨的旨意，可说非常确切合适。七情失其六，唯余一哀，这份哀伤弥漫整体，本来应有七情之别如今同为一哀，十分突显了哀伤之厚重。《文选》就将本篇归入哀伤一类，而本诗的确是笼罩在浓浓的哀戚伤痛里。
＜七哀＞开头两句用的是托物起兴的手法。明月在中国诗歌传统里，往往起着触发怀想相思的作用 ，比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光月夜，常常会撩起诗人绵绵不尽的思绪，勾起心中思念怪挂怀的人或事。所以当皎洁的明月照着高楼，清澄的月光如徘徊不止的流水轻轻晃动着，伫立在高楼上登高望远的思妇，在月光的沐浴下伤叹着无尽哀愁。曹植接着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牵引出怨妇幽幽地叙述悲苦的身世，这同时也是曹植牵动了对自己崎岖境遇的感慨。从明月撩动心事到引述内心苦闷，曹植写得流畅自然，不着痕迹，难怪能成为「建安绝唱」。
君若扬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曹植《明月上高楼》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自云宕子妻。
夫行逾十载，贱妾常独栖。
念君过于渴，思君剧于饥。
君作高山柏，妾为浊水泥。
北风行萧萧，烈烈入吾耳。
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
浮沈各异路，会合当何谐。
愿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
君怀常不开，贱妾当何依。
恩情中道绝，流止任东西。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读曹植《明月上高楼》，感受诗人心中万千愁苦。
《明月上高楼》，曹植以怨妇诗的手法来表达自己对兄长疏远排斥的苦闷，其中的伤感哀怨可见一斑。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明月高照时，妇人独倚高楼，那流光洒落在她身上，心里是对丈夫的无限思念。只浅浅一句关于景致的描写，便将妇人那缱绻忧伤的思绪渲染得十分细腻真切。由这些意象引起的遐思纷飞，使得妇人心中更加哀伤。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清尘水泥一浮一沉，它们永远都处于不同的位置难以相融，注定无法在一起，这一句运用“比”的手法，将丈夫比作高高在上的“清尘”，而自己则是低下尘埃的水泥，两者相差太远注定难以交汇。
最后一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将妇人心中的坚贞之意刻画得非常真切，为了见夫君一面，她不惜化作西南风，化入君中怀，字字句句都透露出了曹植坚定忠贞的情谊。
我想我是同情曹植的，虽然他的确犯过一些过错，但是正如《七步诗》中所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如手足，如此残忍地相互斗争也确实违背了亲情的初衷。
当然关于他们兄弟俩的明争暗斗，或许只有身处其间才能真实体会到那种折磨，没有谁愿意与手足相残，除非事情的确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权利地位不惜舍弃另外一些东西，这就得看我们如何去做取舍了。
思妇被夫君遗弃，而曹植遭受兄长的遗弃，他心中郁郁难言，唯剩下西风凋残，心事残缺。我还是希望亲情是纯粹的，不会因为外界的背叛而分道扬镳，毕竟骨血之亲是无法更改的，我们都不应该擅自违背上天宿定的这份血缘。
赏析
曹植的诗歌，一般皆以建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正值年少气盛之际，以洋溢的才华令人侧目外，更因此受尽了父亲疼爱。曹操对这个「每见进难问，应声而对」的儿子，是「特见宠爱」 的。于是这个时期的曹植，过的是富贵无忧的公子哥儿的生活，诗歌里也就充满着少年人的雄心壮志及趾高气扬的意味，＜白马篇＞可作代表。而本来凭着出色的天赋与才华，曹植极有可能继承其父的霸业，只可惜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终于渐渐使曹操对他丧失信心。相反的，曹植的同父异母的兄长曹丕却自重自持，虽然才华光芒皆稍逊其弟，但曹操考量「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三国志＞）。
曹操的逝世，是一代风云的终结，同时也是曹植生命中的转折点。曹丕继位以后，对这个一度曾是王位准继承者的弟弟十分防备。他不只把曹植分封至京城以外，使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甚至还设了「监国使者」，以防其弟图谋不轨，威胁本身的地位。人们耳熟能详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说的正是曹植在曹丕的胁迫下，所作的一首哀泣骨肉相残的诗歌。这首诗歌真正的渊源不可考究，流传的版本亦有不同，出于曹植之手的可能性也很低，可是从这首诗里，还是得以见出曹丕兄弟间相互争斗猜忌确属事实。
曹植满腔抱负无处施展，而手足胞兄对自己处处防范，不禁令曹植心灰意懒。被压制受监视的结果，令他后期所作诗歌多倾向于感伤哀怨一类，而以弃妇自比更是其诗歌的特色之一。除了这首＜七哀＞，其他如＜浮萍篇＞、＜杂诗＞等诗里皆有怨妇形象的运用。怨妇形象的运用，可以追溯至《诗经》。《诗经》里的女性有两种形象，一是窈窕贤淑的美女如＜关雎＞；另一类则是现实中的弃妇，例如＜卫风．氓＞。到了楚辞，女子常常是一种美好的象征，用来代指美好的品性又或是借喻君主。此后的《古诗十九首》里，怨妇的形象更是运用得很普遍，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但这里面的思妇怨妇以写实居多。而发展到建安时期，诗文里的女子形象则是真实的弃妇形象与用作托讽的象喻两者兼而有之。曹植这首＜七哀＞里的弃妇，就是用作象喻的。
曹植一直是有政治野心、期盼成就丰功事业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就说：「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应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种致君为国的理想，不仅是曹植个人的志向，同时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风气反映。建安时代时局动荡不安，曹操的雄才豪行、英伟气势，在当时的建安文士间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带动了一股求取建功立业的风潮。曹植就是如此深受乃父与整个时代风潮的熏染，汲汲渴望能「名编壮士籍」、「捐躯赴国难」（＜白马篇＞）。
可是抱着成就功名期盼的臣子，如果不能获得君主的赏识任用，那便全无施展才能抱负之机，没有办法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样的君臣关系，就彷佛那个时代全心托靠男性的女子，一朝被夫君离弃，那就是没了依傍的怨妇，失去生存的价值以及生命的重心。曹植此时已自知功名无望，于是将满腔哀怨寄托在和他具备相同情感的怨妇的愁苦里。
刘履评＜七哀诗＞道「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 。此话实在总括了＜七哀＞此诗的内容思想。七哀，李冶《古今注》谓人有七情，今哀戚太盛，喜、怒、乐、哀、恶、欲皆无，唯有一哀，故谓之七哀 。这样阐释七哀题旨的旨意，可说非常确切合适。七情失其六，唯余一哀，这份哀伤弥漫整体，本来应有七情之别如今同为一哀，十分突显了哀伤之厚重。《文选》就将本篇归入哀伤一类，而本诗的确是笼罩在浓浓的哀戚伤痛里。
＜七哀＞开头两句用的是托物起兴的手法。明月在中国诗歌传统里，往往起着触发怀想相思的作用 ，比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光月夜，常常会撩起诗人绵绵不尽的思绪，勾起心中思念怪挂怀的人或事。所以当皎洁的明月照着高楼，清澄的月光如徘徊不止的流水轻轻晃动着，伫立在高楼上登高望远的思妇，在月光的沐浴下伤叹着无尽哀愁。曹植接着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牵引出怨妇幽幽地叙述悲苦的身世，这同时也是曹植牵动了对自己崎岖境遇的感慨。从明月撩动心事到引述内心苦闷，曹植写得流畅自然，不着痕迹，难怪能成为「建安绝唱」。
【在诗意的大地行走——书写中国的世界遗产城市】
【著书者说】
中国历史城市数量之多、特色之鲜明，举世闻名。这些城市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城市格局、众多名胜古迹，或雄浑方正，或灵动舒展，或虽弹丸之地却贯通世界，或经战争之乱却屹立千年。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在中国众多的历史城市中，有四座城的老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澳门历史城区和厦门鼓浪屿。为了细细讲述这些世界遗产的故事，便有了这本我与周俭教授编著的《世界遗产在中国历史城市》。在梳理这些城市的生命脉络时，我发现，它们不仅拥有鲜明的城市景观，更蕴藏着东方哲思以及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它们的厚度和温度，值得仔细诉说。
融东方哲思
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思想与古代占据我国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密切相关。
儒家提倡礼教、伦理、秩序，因此在城市格局上，基本尊崇《周礼》的思想——根据城市的等级、发展水平等确定相应的城市规模、形式和公共设施体系。此外，儒家思想中“居中不偏”的思想，则反映在城市对中轴对称的追求上，大到整个城池，小到民居院落，中国人将对社会秩序的追求，细致地反映在对空间“秩序感”的追求上。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建筑、园林、民居院落那样体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存在。”李约瑟所说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思想，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取向。《易经·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阐释道：“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也就是说，人类做事情必须首先尊重自然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方得成功，反之则会劳而无获。这种与西方传统文化秉持的“主客二分”完全不同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且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礼制中庸”的建城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城市中非常好地互相配合着，构建出一个个既有秩序、又追求宜居的中国城市。
以平遥古城为例，建城伊始，它就作为中原地带的建制城市而存在，因而充分体现了中庸思想，“合院严正，楼阁巍峨”。在城市选址、民居院落、城市景观方面，它又体现出“山环水绕，自然形胜”等思想。
丽江古城，则是在比较艰苦的自然环境下，由商业贸易集镇发展而来，因此在大的格局上首先利用了山水等自然要素。随着后期中央政府统治的加强，在城市布局以及民居院落中，亦体现出规制的作用。
澳门历史城区、厦门鼓浪屿的中国人街区以及民居院落也无不体现出这两种思想的影响。
汇四海所长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之处，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中国的四个世界遗产城市，虽然在起源、历史发展、物质形态等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是它们都能以开放的胸襟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从而形成富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平遥古城的商帮，在走南闯北中累积了财富和经验，也开阔了视野，从而创造性地开设了“票号”这一中国最早的金融汇兑系统。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而为地域文化和朴素宗教思想的传播创造了契机。市楼金井、河桥野望、清虚仙迹、书院弦歌……能工巧匠云集，造就了精彩纷呈的平遥古城。
丽江古城是滇川藏大三角民族文化交汇之地，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纳西族先民吸纳汉、藏、白等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居庐骈集，萦坡带谷”“四通八达，回环连贯”，丽江的形制与格局充分利用了地形之利，建筑则体现出儒、释、道并存的特色与风格。
澳门历史城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16世纪，澳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传教士、商人的跨海国际航行，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澳门历史城区中保留着的葡萄牙和中国风格的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公共建筑，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建筑和技术影响力的交融。
鼓浪屿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当地华人、来自多国的外国居民和还乡华侨共同融合，形成的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社区。伴随“天风海涛”的万国来潮，各种价值观念在那里交汇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都体现在鼓浪屿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肌理中。
存文脉之久
与单体的建筑遗产不同，世界遗产城市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既有显性的物质形态的呈现，又有隐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叠加。
它们是世界上各个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城市型聚落，是集体智慧的体现，也是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定社会结构或者经济分工和联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也创造了富有特色的物质空间：权力机构设施往往成为历史城市的重要构成要素，如衙署、庙宇、宗祠、教堂等；经济上的繁荣支撑了人们对理想人居模式的探求和实现，民居建筑成为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城的基础上规划设计新城是当时经济条件下的无奈选择，那么当下呢？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化趋同的浪潮中，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理念日趋国际化的背景下，想要保护独特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城市风格，显得尤为艰难。我们面临提升生活品质的艰巨任务，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对旧房屋的建筑质量进行维护、对杂乱的公共环境进行梳理、对缺乏的公共设施予以完善。但是，很多历史城市，或采用消极保护的方式对历史遗存置之不理，或采用大规模推倒重建的方式，伤害历史的文脉。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遗失，城市诗意景观的消逝。
在丽江，东巴经中说，人与“署”（自然界幻化的超自然精灵），本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后来贪婪的人类过分侵扰自然，污染河流、乱伐草木、滥杀野兽，冒犯了“署”，结果兄弟成了仇人，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洪水横流、百病丛生。人类在惊恐无奈中只好祈求神灵、东巴教祖师和大鹏神鸟来调解。最终，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约法三章：人类可以适当开垦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料和柴薪，但不可过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适当狩猎一些野兽，但不可过多；人类不能污染泉溪河湖、劈山炸石。在此前提下，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又重续旧好。这不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吗？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说，每种文明都是对某种挑战的反应。罗马人应对的挑战是如何维持其庞大的帝国，于是创立了近代“国家”的雏形。埃及人应对的是尼罗河环境的挑战，于是发明了一套完善的灌溉系统及相应的治理机构。如何应对新的人地矛盾的挑战，也考验着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明。
历史城市，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部分，也将启发我们今天的城市如何延续中国的诗意。因此，历史城市，需要我们一读再读，从它的形态，到它的肌理，至它的哲学。
来源：光明日报
【著书者说】
中国历史城市数量之多、特色之鲜明，举世闻名。这些城市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城市格局、众多名胜古迹，或雄浑方正，或灵动舒展，或虽弹丸之地却贯通世界，或经战争之乱却屹立千年。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在中国众多的历史城市中，有四座城的老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澳门历史城区和厦门鼓浪屿。为了细细讲述这些世界遗产的故事，便有了这本我与周俭教授编著的《世界遗产在中国历史城市》。在梳理这些城市的生命脉络时，我发现，它们不仅拥有鲜明的城市景观，更蕴藏着东方哲思以及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它们的厚度和温度，值得仔细诉说。
融东方哲思
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思想与古代占据我国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密切相关。
儒家提倡礼教、伦理、秩序，因此在城市格局上，基本尊崇《周礼》的思想——根据城市的等级、发展水平等确定相应的城市规模、形式和公共设施体系。此外，儒家思想中“居中不偏”的思想，则反映在城市对中轴对称的追求上，大到整个城池，小到民居院落，中国人将对社会秩序的追求，细致地反映在对空间“秩序感”的追求上。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建筑、园林、民居院落那样体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存在。”李约瑟所说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思想，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取向。《易经·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阐释道：“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也就是说，人类做事情必须首先尊重自然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方得成功，反之则会劳而无获。这种与西方传统文化秉持的“主客二分”完全不同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且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礼制中庸”的建城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城市中非常好地互相配合着，构建出一个个既有秩序、又追求宜居的中国城市。
以平遥古城为例，建城伊始，它就作为中原地带的建制城市而存在，因而充分体现了中庸思想，“合院严正，楼阁巍峨”。在城市选址、民居院落、城市景观方面，它又体现出“山环水绕，自然形胜”等思想。
丽江古城，则是在比较艰苦的自然环境下，由商业贸易集镇发展而来，因此在大的格局上首先利用了山水等自然要素。随着后期中央政府统治的加强，在城市布局以及民居院落中，亦体现出规制的作用。
澳门历史城区、厦门鼓浪屿的中国人街区以及民居院落也无不体现出这两种思想的影响。
汇四海所长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之处，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中国的四个世界遗产城市，虽然在起源、历史发展、物质形态等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是它们都能以开放的胸襟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从而形成富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平遥古城的商帮，在走南闯北中累积了财富和经验，也开阔了视野，从而创造性地开设了“票号”这一中国最早的金融汇兑系统。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而为地域文化和朴素宗教思想的传播创造了契机。市楼金井、河桥野望、清虚仙迹、书院弦歌……能工巧匠云集，造就了精彩纷呈的平遥古城。
丽江古城是滇川藏大三角民族文化交汇之地，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纳西族先民吸纳汉、藏、白等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居庐骈集，萦坡带谷”“四通八达，回环连贯”，丽江的形制与格局充分利用了地形之利，建筑则体现出儒、释、道并存的特色与风格。
澳门历史城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16世纪，澳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传教士、商人的跨海国际航行，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澳门历史城区中保留着的葡萄牙和中国风格的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公共建筑，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建筑和技术影响力的交融。
鼓浪屿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当地华人、来自多国的外国居民和还乡华侨共同融合，形成的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社区。伴随“天风海涛”的万国来潮，各种价值观念在那里交汇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都体现在鼓浪屿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肌理中。
存文脉之久
与单体的建筑遗产不同，世界遗产城市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既有显性的物质形态的呈现，又有隐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叠加。
它们是世界上各个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城市型聚落，是集体智慧的体现，也是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定社会结构或者经济分工和联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也创造了富有特色的物质空间：权力机构设施往往成为历史城市的重要构成要素，如衙署、庙宇、宗祠、教堂等；经济上的繁荣支撑了人们对理想人居模式的探求和实现，民居建筑成为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城的基础上规划设计新城是当时经济条件下的无奈选择，那么当下呢？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化趋同的浪潮中，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理念日趋国际化的背景下，想要保护独特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城市风格，显得尤为艰难。我们面临提升生活品质的艰巨任务，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对旧房屋的建筑质量进行维护、对杂乱的公共环境进行梳理、对缺乏的公共设施予以完善。但是，很多历史城市，或采用消极保护的方式对历史遗存置之不理，或采用大规模推倒重建的方式，伤害历史的文脉。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遗失，城市诗意景观的消逝。
在丽江，东巴经中说，人与“署”（自然界幻化的超自然精灵），本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后来贪婪的人类过分侵扰自然，污染河流、乱伐草木、滥杀野兽，冒犯了“署”，结果兄弟成了仇人，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洪水横流、百病丛生。人类在惊恐无奈中只好祈求神灵、东巴教祖师和大鹏神鸟来调解。最终，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约法三章：人类可以适当开垦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料和柴薪，但不可过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适当狩猎一些野兽，但不可过多；人类不能污染泉溪河湖、劈山炸石。在此前提下，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又重续旧好。这不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吗？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说，每种文明都是对某种挑战的反应。罗马人应对的挑战是如何维持其庞大的帝国，于是创立了近代“国家”的雏形。埃及人应对的是尼罗河环境的挑战，于是发明了一套完善的灌溉系统及相应的治理机构。如何应对新的人地矛盾的挑战，也考验着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明。
历史城市，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部分，也将启发我们今天的城市如何延续中国的诗意。因此，历史城市，需要我们一读再读，从它的形态，到它的肌理，至它的哲学。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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