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梗呛”，上海本地方言音译口头语，贬义形容词。形容于物，譬如大米、玉米之类的米面蔬果由于品种的关系与生长地土壤环境与气候方面的原因使然，于是其吃口没上海本地的米面蔬果吃口好，而是不酥不糯的有点儿“梗呛”。相比之下，这吃口差而不酥不糯的米叫“粳米”，玉米叫“客玉米”，高粮叫“客高粮”。形容于人或动物，则表示某人或某动物脾气躁，不太看人头和识时务，容易被惹毛，容易发火。脾气躁或火气大，这在上海本地方言里谓之“脾气草”，于是某人因为皮气草，就会被人讥之为“草狗”。不过，有时候在某动物名词的前面加“草”字时，这“草”字也代表本地或本土的意思。譬如“草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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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史通·言语》原文及翻译
刘知幾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1】，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原田是谋”，舆人【2】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而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唯王、宋著书【3】，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母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而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取材于唐•刘知幾《史通•言语》）
注释：【1】枢机，中心，关键。“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语出《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2】舆人：众人。【3】唯王、宋著书：王邵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二书分别记录南北朝时期元氏西魏和高氏北齐史事。
译文：
言辞一经内心发出，就关系到荣耀和耻辱，言辞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久远，可知修饰言辞以独自应对，是古人所重视的。上古时候，人们都质朴简略，当时的言语后人难以理解，须通过解释才能明白。因此要探究道理却记事简略而意义深刻，要考查文辞则言辞艰深而事理很明白。周代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特别重视应对辞令，语言委婉而切当，言辞流畅华美而不过分。
追寻战国以前，史书记载的言语都可以吟咏朗诵，这不是编写时修改的结果，实在是当时言语本身质朴优美的缘故。如何来核证呢？“山木”“辅车”，就是当时民间的谚语；“原田是谋”，是普通众人的吟咏。这些都是草野低贱之人的吟咏，尚且能如此温润和婉，何况身着朝服立于朝堂之上的人呢！由此可知当时人说出的话，被史官们载入了史册，虽然有所加工润色，但终究没有失去本色。但后来的作者，普遍没有远见，记载当时口语，很少能如实而书，反而仿效古人，表示自己考查了古事。因此使得周、秦时候的言辞出现于魏晋时代，而失去了天然的真实，现在和古代因此而混淆，真实与虚假由此而错乱。
只有王劭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叙述西魏元氏政权、北齐高氏政权的史事，直言不讳直书其事，力求体现直笔的原则，地方口语、世俗言谈，由此得以充分彰显。而当今的学者，都责难这二人之书言辞污浊不洁净，语言过于浅俗。其实当时语言的本质就是如此，却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到嫫母太丑，而归罪于明镜一样。近来有敦煌的张太素、中山的郞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学才能。郞余令著有《孝德传》，张太素著有《隋后略》。凡所编撰当今的语言，都仿照过去的文辞。如果选择言词可以仿效古代的才写，那些难以仿效古语记录的，就忽略不记，可以想象，被他们所遗弃的材料，能记得完吗？
江芊骂商臣说：“呀！贱人，难怪君王要废了你而立职为太子。”汉王对郦食其发怒说：“小子，你几乎坏了老子的事。”单固对杨康说：“老奴，你死得活该。”乐广赞叹卫玠说：“这是谁家生了这样的孩儿！”这些都是当时轻慢的语言，世俗粗野的说法。一定可以流传于口头，被人诵读，但世人都认为前面两句不失清雅，后面两句则特别拙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楚汉与今天相隔久远，事情已成为古事；魏晋与今天年代较近，语言还类似今天。已成为久远古事就称它文雅，还类似今天的就惊讶于它的质朴。天地永存，风俗不会固定不变，后人看今天，也就像今天看往昔。但作者都害怕写出今天的语言，却勇于仿效古代的语言，岂不糊涂吗！
善于治理国家政事的人，不选择被治理的对象而能治好，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能受到其教化；擅长修史的人，不选择事情而记载，所以语言无论美丑善恶，都能流传至后代。如果所记载的事情都不谬误，语言必定接近真实，几乎就可以与古人接近了，何止只得到古人废弃无用的事物呢！
刘知幾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1】，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原田是谋”，舆人【2】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而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唯王、宋著书【3】，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母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而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取材于唐•刘知幾《史通•言语》）
注释：【1】枢机，中心，关键。“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语出《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2】舆人：众人。【3】唯王、宋著书：王邵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二书分别记录南北朝时期元氏西魏和高氏北齐史事。
译文：
言辞一经内心发出，就关系到荣耀和耻辱，言辞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久远，可知修饰言辞以独自应对，是古人所重视的。上古时候，人们都质朴简略，当时的言语后人难以理解，须通过解释才能明白。因此要探究道理却记事简略而意义深刻，要考查文辞则言辞艰深而事理很明白。周代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特别重视应对辞令，语言委婉而切当，言辞流畅华美而不过分。
追寻战国以前，史书记载的言语都可以吟咏朗诵，这不是编写时修改的结果，实在是当时言语本身质朴优美的缘故。如何来核证呢？“山木”“辅车”，就是当时民间的谚语；“原田是谋”，是普通众人的吟咏。这些都是草野低贱之人的吟咏，尚且能如此温润和婉，何况身着朝服立于朝堂之上的人呢！由此可知当时人说出的话，被史官们载入了史册，虽然有所加工润色，但终究没有失去本色。但后来的作者，普遍没有远见，记载当时口语，很少能如实而书，反而仿效古人，表示自己考查了古事。因此使得周、秦时候的言辞出现于魏晋时代，而失去了天然的真实，现在和古代因此而混淆，真实与虚假由此而错乱。
只有王劭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叙述西魏元氏政权、北齐高氏政权的史事，直言不讳直书其事，力求体现直笔的原则，地方口语、世俗言谈，由此得以充分彰显。而当今的学者，都责难这二人之书言辞污浊不洁净，语言过于浅俗。其实当时语言的本质就是如此，却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到嫫母太丑，而归罪于明镜一样。近来有敦煌的张太素、中山的郞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学才能。郞余令著有《孝德传》，张太素著有《隋后略》。凡所编撰当今的语言，都仿照过去的文辞。如果选择言词可以仿效古代的才写，那些难以仿效古语记录的，就忽略不记，可以想象，被他们所遗弃的材料，能记得完吗？
江芊骂商臣说：“呀！贱人，难怪君王要废了你而立职为太子。”汉王对郦食其发怒说：“小子，你几乎坏了老子的事。”单固对杨康说：“老奴，你死得活该。”乐广赞叹卫玠说：“这是谁家生了这样的孩儿！”这些都是当时轻慢的语言，世俗粗野的说法。一定可以流传于口头，被人诵读，但世人都认为前面两句不失清雅，后面两句则特别拙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楚汉与今天相隔久远，事情已成为古事；魏晋与今天年代较近，语言还类似今天。已成为久远古事就称它文雅，还类似今天的就惊讶于它的质朴。天地永存，风俗不会固定不变，后人看今天，也就像今天看往昔。但作者都害怕写出今天的语言，却勇于仿效古代的语言，岂不糊涂吗！
善于治理国家政事的人，不选择被治理的对象而能治好，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能受到其教化；擅长修史的人，不选择事情而记载，所以语言无论美丑善恶，都能流传至后代。如果所记载的事情都不谬误，语言必定接近真实，几乎就可以与古人接近了，何止只得到古人废弃无用的事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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