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瓣属于食品原料还是非食品原料?】
申请人王某称：申请人于2020年8月22日通过挂号信投诉举报临海市某食品商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被申请人于2020年9月4日作出了回复。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根据农业部有机产品目录就认定违法事实不成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食品安全法》新的食品原料需要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安全性评估，才能作为普通食品原料，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目前没有批准桃花瓣作为普通食品原料的公告，就应当认定桃花瓣属于非食品原料。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回复书，责令被申请人依法立案查处违法行为。
本机关认为：本案中，申请人认为桃花属于非食品原料，但其提供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桃花”等物品问题的复函》（国卫办食品函〔2017〕808号）《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皖卫公〔2016〕44号）两个文件，只是明确桃花未列入“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和不是新食品原料，未给出桃花不能食用的明确结论。而《实施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产品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34号）产品编号396为可食桃花，国家认监委2019年发布的《有机产品认证目录》产品范围中也包含桃花。因此，被申请人认为桃花瓣属于普通食品原料，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其所作《举报回复书》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申请人要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回复书》，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王某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详情请看https://t.cn/A65wDACe
申请人王某称：申请人于2020年8月22日通过挂号信投诉举报临海市某食品商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被申请人于2020年9月4日作出了回复。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根据农业部有机产品目录就认定违法事实不成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食品安全法》新的食品原料需要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安全性评估，才能作为普通食品原料，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目前没有批准桃花瓣作为普通食品原料的公告，就应当认定桃花瓣属于非食品原料。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回复书，责令被申请人依法立案查处违法行为。
本机关认为：本案中，申请人认为桃花属于非食品原料，但其提供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桃花”等物品问题的复函》（国卫办食品函〔2017〕808号）《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皖卫公〔2016〕44号）两个文件，只是明确桃花未列入“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和不是新食品原料，未给出桃花不能食用的明确结论。而《实施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产品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34号）产品编号396为可食桃花，国家认监委2019年发布的《有机产品认证目录》产品范围中也包含桃花。因此，被申请人认为桃花瓣属于普通食品原料，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其所作《举报回复书》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申请人要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回复书》，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王某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详情请看https://t.cn/A65wDACe
【梧州：菜市场要划区域 免费给农民卖农产品】#认脸新规#农贸市场开办者应当在市场内划出不少于百分之五的区域作为自产农产品销售区，对在该区域出售自产农产品的农民，免收市场摊位租赁费。
这是来自《梧州市农贸市场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广西人大#该条例于3月26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批准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梧州市农贸市场管理条例》，由梧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广西人大履职现场#（930报道）
这是来自《梧州市农贸市场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广西人大#该条例于3月26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批准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梧州市农贸市场管理条例》，由梧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广西人大履职现场#（930报道）
中消协秘书长朱剑桥谈直播带货：最终要回归商品交易本质
1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朱剑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近两年，“直播带货”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成为新型消费模式，也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朱剑桥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中售卖三无产品、售后维权难等问题，参与销售的主体多元、责任不清晰是造成乱象的主要原因，要通过对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出台一些规章指导意见，甚至一些行业自律性的规范，给消费者、主播、平台等主体明确的指引，促进这一业态良性发展。
朱剑桥认为，从目前看，直播带货还是有生命力的，它虽然会带来一些挑战和问题，但经过一系列的规范之后，能更加良性发展，总体上会朝着一个让消费者更有获得感、更便利、更安全的方向发展，整个消费生活会越来越丰富有趣。
“无论什么样的业态、模式或者营销方式，手段变来变去，无非就是怎样更好地实现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对接。直播带货最终还是要回归商品交易的本质。”朱剑桥说。
直播带货弥补传统电商营销方式上的不足
新京报：
如何看待直播带货这一新业态？
朱剑桥：
直播带货作为一个新的营销方式，是随着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生事物，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直播带货最吸引人的是互动性、参与性，它弥补了传统线下销售和电商在营销方式上的不足，主播通过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来给消费者进行解读，实现人、货、场三要素的优化配置，满足了消费者在传统消费方式过程中得不到的体验和收获。
直播带货里的网红和明星，是这个领域标志性的营销方式，利用名人效应把流量转换为购买力，对于增加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真实全面的了解是有帮助的，也节省了时间成本。
新京报：
为什么2020年直播带货更为火爆？
朱剑桥：
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当传统电商和社交电商的红利到了瓶颈期，资本、平台、商家就把目光投向新的销售模式。
2020年的疫情是个催化剂，线下消费被限制，一些地方农产品滞销，传统渠道被阻断之后，直播变成了实现商品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这也是直播电商在去年为社会做的特殊贡献。
直播带货最大痛点是售后服务难保障
新京报：
直播带货存在哪些问题？
朱剑桥：
中消协在去年4月份发布了2020年1月至3月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总体而言，消费者对直播购物各个环节的满意度都未达到80分，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的担心情况相对突出。
新京报：
怎么看待直播带货中刷单、刷流量？
朱剑桥：
直播带货刷单、刷流量是一种比较恶劣的行为。直播电商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给消费者提供更直观全面的信息，现在最重要的这些数据几乎都是假的，严重误导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对商家也是一种伤害。
《电商法》里边规定，刷单炒信、虚假评价都是违法行为，同时引人误解也是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新京报：
平台应该怎样阻止刷单？
朱剑桥：
不确定平台能不能通过技术手段规避，但是平台至少要做这样的努力，要负起自律的责任，这也是维持直播带货业态良性成长的必要手段。
新京报：
从监管角度来说，怎么应对直播带货刷单？
朱剑桥：
肯定需要借助技术手段，不太容易主动发现，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刷单了。还是鼓励大家多举报，同时借助一些技术手段去主动发现，实现监管。
新京报：
直播带货最大的痛点在什么方面？
朱剑桥：
主要是售后服务难保障。直播带货参与销售的主体多元，责任不清晰，维权的时候不知道该找谁，这是造成消费者维权难的根本原因。消费者看着主播才买的，结果主播可能说，你是和淘宝、京东发生的交易，跟我无关。找旗舰店的销售者，他可能会说你是通过直播间引流来的，找平台，他可能又说我只是提供场地，你要先找主播。
规范直播带货 法律条款需进一步细化
新京报：
对于消费者来说，很难分清背后的主体责任，很多时候都还是认主播。怎么解决主体多元责任不清的问题？
朱剑桥：
目前相关法律法规是有的，只不过现在新的方式出来了，主体多了，需要相关职能部门通过细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把这些主体的责任对号入座明确下来。明确什么情况下主播承担代言人、销售者或者经营者的责任；短视频平台是不是应该承担电商法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责任主体明确下来了，消费者就知道该找谁了。
这样就可以让消费者在参与到直播间、完成购物行为的时候，能明确对应的主播是什么角色，在后续维权时，就知道采用什么方式去找谁维权。这些现在相关监管部门正在积极完善。
新京报：
现在哪些部门可以做出这些规范？
朱剑桥：
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文旅部门、广电部门等。另外一些行业组织也可以从自律角度上进行引导，像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广告协会等，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但有一些指引性。
新京报：
有没有必要制定垂直领域的法规？
朱剑桥：
从法律的角度上说，规范直播带货的法律条款并不空白。直播带货反映出来的问题，涉及电商经营模式各主体的责任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广告宣传行为规范问题，产品质量问题，都有相应的法律能覆盖。主要在法律适用性、针对性上，需要在规章和规范层面进行细化。
新京报：
中消协曾点名批评过一些明星带货主播，后续效果如何？
朱剑桥：
他们第一接受监督，第二请求指导，第三也反映他们的困惑，对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困扰。同时也都表达了很积极的愿望，想参与到我们对消费者的引导和对法律和消费知识的传播上来，也希望消费环境会更好，希望直播营销的这种业态会发展得越来越快。
我总体感觉这些从业者还是想做好，但面对新的业态，他们对相关规定、对自己角色的理解以及应承担的责任，可能还不是很清晰。
直播带货经过规范后能更加良性发展
新京报：
消费者怎么避开直播间套路，怎么维权？
朱剑桥：
消费者要理性购物，下单之前要确认商品的保障信息，不要贪便宜。
后续维权都有法定途径，先去找经营者或者主播进行沟通，这是最简便也是最好解决问题的。如果协商不了，还可以通过消协、时政热线来反映，也可以找有关行政部门进行投诉，数额比较大的话，还可以起诉。现在的年轻消费者也有很多自维权的方式，通过舆论、微博等，各种花式维权。我们建议维权还是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理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新京报：
职业打假人在维权中的行为是否可取？如何看待？
朱剑桥：
在消协眼里，只有消费者和非消费者，不论是职业打假人还是什么别的角色，只要是正当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我们就会维护。
净化消费环境，需要社会共治，没有哪一家可以包揽全部。管理涉及的方面太多了，需要参与治理的主体非常多，只有大家都积极发挥出作用，整个大环境才能够向好。光靠司法、行政监管部门、消协，是兜不住的。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去行使监督权利，维护自身的权益，真正起到净化市场效果，我觉得都是需要的。
新京报：
直播带货业态未来的走向是什么？
朱剑桥：
从目前看，直播带货还是有生命力的。它虽会带来一些挑战和问题，但经过一系列的规范之后，能更加良性发展，总体上会朝着一个让消费者更有获得感、更便利、更安全的方向发展，整个消费生活会越来越丰富有趣。
无论什么样的业态、模式或者营销方式，手段变来变去，无非就是怎么样更好地实现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对接，直播带货最终还是要回归商品交易的本质，也许5G时代来临、人工智能技术更进步、物联网更发达，能够使人、货、场的配置更有效、更安全，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方式，会让直播带货更完善、或者会取代直播带货，我觉得都有可能。
来源：中国消费者协会
1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朱剑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近两年，“直播带货”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成为新型消费模式，也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朱剑桥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中售卖三无产品、售后维权难等问题，参与销售的主体多元、责任不清晰是造成乱象的主要原因，要通过对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出台一些规章指导意见，甚至一些行业自律性的规范，给消费者、主播、平台等主体明确的指引，促进这一业态良性发展。
朱剑桥认为，从目前看，直播带货还是有生命力的，它虽然会带来一些挑战和问题，但经过一系列的规范之后，能更加良性发展，总体上会朝着一个让消费者更有获得感、更便利、更安全的方向发展，整个消费生活会越来越丰富有趣。
“无论什么样的业态、模式或者营销方式，手段变来变去，无非就是怎样更好地实现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对接。直播带货最终还是要回归商品交易的本质。”朱剑桥说。
直播带货弥补传统电商营销方式上的不足
新京报：
如何看待直播带货这一新业态？
朱剑桥：
直播带货作为一个新的营销方式，是随着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生事物，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直播带货最吸引人的是互动性、参与性，它弥补了传统线下销售和电商在营销方式上的不足，主播通过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来给消费者进行解读，实现人、货、场三要素的优化配置，满足了消费者在传统消费方式过程中得不到的体验和收获。
直播带货里的网红和明星，是这个领域标志性的营销方式，利用名人效应把流量转换为购买力，对于增加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真实全面的了解是有帮助的，也节省了时间成本。
新京报：
为什么2020年直播带货更为火爆？
朱剑桥：
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当传统电商和社交电商的红利到了瓶颈期，资本、平台、商家就把目光投向新的销售模式。
2020年的疫情是个催化剂，线下消费被限制，一些地方农产品滞销，传统渠道被阻断之后，直播变成了实现商品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这也是直播电商在去年为社会做的特殊贡献。
直播带货最大痛点是售后服务难保障
新京报：
直播带货存在哪些问题？
朱剑桥：
中消协在去年4月份发布了2020年1月至3月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总体而言，消费者对直播购物各个环节的满意度都未达到80分，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的担心情况相对突出。
新京报：
怎么看待直播带货中刷单、刷流量？
朱剑桥：
直播带货刷单、刷流量是一种比较恶劣的行为。直播电商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给消费者提供更直观全面的信息，现在最重要的这些数据几乎都是假的，严重误导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对商家也是一种伤害。
《电商法》里边规定，刷单炒信、虚假评价都是违法行为，同时引人误解也是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新京报：
平台应该怎样阻止刷单？
朱剑桥：
不确定平台能不能通过技术手段规避，但是平台至少要做这样的努力，要负起自律的责任，这也是维持直播带货业态良性成长的必要手段。
新京报：
从监管角度来说，怎么应对直播带货刷单？
朱剑桥：
肯定需要借助技术手段，不太容易主动发现，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刷单了。还是鼓励大家多举报，同时借助一些技术手段去主动发现，实现监管。
新京报：
直播带货最大的痛点在什么方面？
朱剑桥：
主要是售后服务难保障。直播带货参与销售的主体多元，责任不清晰，维权的时候不知道该找谁，这是造成消费者维权难的根本原因。消费者看着主播才买的，结果主播可能说，你是和淘宝、京东发生的交易，跟我无关。找旗舰店的销售者，他可能会说你是通过直播间引流来的，找平台，他可能又说我只是提供场地，你要先找主播。
规范直播带货 法律条款需进一步细化
新京报：
对于消费者来说，很难分清背后的主体责任，很多时候都还是认主播。怎么解决主体多元责任不清的问题？
朱剑桥：
目前相关法律法规是有的，只不过现在新的方式出来了，主体多了，需要相关职能部门通过细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把这些主体的责任对号入座明确下来。明确什么情况下主播承担代言人、销售者或者经营者的责任；短视频平台是不是应该承担电商法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责任主体明确下来了，消费者就知道该找谁了。
这样就可以让消费者在参与到直播间、完成购物行为的时候，能明确对应的主播是什么角色，在后续维权时，就知道采用什么方式去找谁维权。这些现在相关监管部门正在积极完善。
新京报：
现在哪些部门可以做出这些规范？
朱剑桥：
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文旅部门、广电部门等。另外一些行业组织也可以从自律角度上进行引导，像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广告协会等，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但有一些指引性。
新京报：
有没有必要制定垂直领域的法规？
朱剑桥：
从法律的角度上说，规范直播带货的法律条款并不空白。直播带货反映出来的问题，涉及电商经营模式各主体的责任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广告宣传行为规范问题，产品质量问题，都有相应的法律能覆盖。主要在法律适用性、针对性上，需要在规章和规范层面进行细化。
新京报：
中消协曾点名批评过一些明星带货主播，后续效果如何？
朱剑桥：
他们第一接受监督，第二请求指导，第三也反映他们的困惑，对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困扰。同时也都表达了很积极的愿望，想参与到我们对消费者的引导和对法律和消费知识的传播上来，也希望消费环境会更好，希望直播营销的这种业态会发展得越来越快。
我总体感觉这些从业者还是想做好，但面对新的业态，他们对相关规定、对自己角色的理解以及应承担的责任，可能还不是很清晰。
直播带货经过规范后能更加良性发展
新京报：
消费者怎么避开直播间套路，怎么维权？
朱剑桥：
消费者要理性购物，下单之前要确认商品的保障信息，不要贪便宜。
后续维权都有法定途径，先去找经营者或者主播进行沟通，这是最简便也是最好解决问题的。如果协商不了，还可以通过消协、时政热线来反映，也可以找有关行政部门进行投诉，数额比较大的话，还可以起诉。现在的年轻消费者也有很多自维权的方式，通过舆论、微博等，各种花式维权。我们建议维权还是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理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新京报：
职业打假人在维权中的行为是否可取？如何看待？
朱剑桥：
在消协眼里，只有消费者和非消费者，不论是职业打假人还是什么别的角色，只要是正当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我们就会维护。
净化消费环境，需要社会共治，没有哪一家可以包揽全部。管理涉及的方面太多了，需要参与治理的主体非常多，只有大家都积极发挥出作用，整个大环境才能够向好。光靠司法、行政监管部门、消协，是兜不住的。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去行使监督权利，维护自身的权益，真正起到净化市场效果，我觉得都是需要的。
新京报：
直播带货业态未来的走向是什么？
朱剑桥：
从目前看，直播带货还是有生命力的。它虽会带来一些挑战和问题，但经过一系列的规范之后，能更加良性发展，总体上会朝着一个让消费者更有获得感、更便利、更安全的方向发展，整个消费生活会越来越丰富有趣。
无论什么样的业态、模式或者营销方式，手段变来变去，无非就是怎么样更好地实现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对接，直播带货最终还是要回归商品交易的本质，也许5G时代来临、人工智能技术更进步、物联网更发达，能够使人、货、场的配置更有效、更安全，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方式，会让直播带货更完善、或者会取代直播带货，我觉得都有可能。
来源：中国消费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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