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吸欧气！#逛菜市场也能发现新物种#】“没准儿是个新种！”这句玩笑话，成了真。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来吸欧气！#逛菜市场也能发现新物种#】“没准儿是个新种！”这句玩笑话，成了真。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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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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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秋
丰子恺
我的年岁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两年了。不解达观的我，从这两个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与影响。虽然明明觉得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二十九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异，但“三十”这一个观念笼在头上，犹之张了一顶阳伞，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又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驱，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
实际，我两年来的心情与秋最容易调和而融合。这情形与从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欢喜杨柳与燕子。尤其欢喜初染鹅黄的嫩柳。我曾经名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屋”，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柳叶，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眉，想象这等眉的所有者的颜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与口。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正月二月之交，看见杨柳枝的线条上挂了细珠，带了隐隐的青色而“遥看近却无”的时候，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狂喜，这狂喜又立刻变成焦虑，似乎常常在说：“春来了！不要放过！赶快设法招待它，享乐它，永远留住它。”我读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经真心地感动，以为古人都太息一春的虚度。前车可鉴！到我手里决不放它空过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
那一天我总想有一种足以充分酬偿这佳节的举行。我准拟作诗、作画或痛饮、漫游。虽然大多不被实行，或实行而全无效果，反而中了酒，闹了事，换得了不快的回忆，但我总不灰心，总觉得春的可恋。我心中似乎只有知道春，别的三季在我都当作春的预备，或待春的休息时间，全然不曾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与意义。而对于秋，尤无感觉：因为夏连续在春的后面，在我可当作春的过剩；冬先行春的前面，在我可当作春的准备；独有与春全无关联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没有它的位置。
自从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也变成秋天了。然而情形与前不同：并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与焦灼。我只觉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直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暂时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而对于春，又并非像昔日对于秋的无感觉。我现在对于春非常厌恶。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繁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看到柳条上挂了隐隐的绿珠，桃枝上着了点点的红斑，最使我觉得可笑又可怜。我想唤醒一个花蕊来对它说：“啊！你也来反复这老调了！我眼看见你的无数的祖先，个个同你一样地出世，个个努力发展，争荣竞秀；不久没有一个不憔悴而化泥尘。你何苦也来反复这老调呢？如今你已长了这孽根，将来看你弄娇弄艳，装笑装颦，招致了蹂躏、摧残、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们的后尘！”
实际，迎送了三十几次的春来春去的人，对于花事早已看得厌倦，感觉已经麻木，热情已经冷却，决不会再像初见世面的青年少女为花的幻姿所诱惑而赞之叹之、怜之、惜之了。况且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过去的历史昭然地证明着这一点，无须我们再说。古来无数的诗人千篇一律地为伤春惜花费词，这种效颦也觉得可厌。假如要我对于世间的生荣死灭费一点词，我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对于死者的贪婪、愚昧与怯弱，后者的态度何等谦逊、悟达而伟大！我对于春与秋的舍取，也是为了这一点。
夏目漱石三十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至于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处暗亦多，欢浓之时愁亦重。”我现在对于这话也深抱同感；有时又觉得三十的特征不止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对于死的体感。青年们恋爱不遂的时候惯说生生死死，然而这不过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体感。犹之在饮冰挥扇的夏日，不能体感到围炉拥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们阅历了三十几度寒暑的人，在前几天的炎阳之下也无论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围炉、拥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种空虚的知识，不过晓得将来须有这些事而已，但是不能体感它们的滋味。须得入了秋天，炎阳逞尽了威势而渐渐退却，汗水浸胖了的肌肤渐渐收缩，身穿单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触法郎绒觉得快适的时候，于是围炉、拥衾、浴日等知识方能渐渐融入体验界中而化为体感。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状态便是这对于“死”的体感。以前我的思虑真疏浅！以为春可以常在人间，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没有想到死。又以为人生的意义只在于生，我的一生最有意义，似乎我是不会死的。直到现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鉴照，死的灵气钟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欢，是天地间反复过亿万次的老调，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与脱出而已。犹之罹了疯狂的人，病中的颠倒迷离何足计较？但求其去病而已。
我正要搁笔，忽然西窗外黑云弥漫，天际闪出一道电光，发出隐隐的雷声，骤然洒下一阵夹着冰雹的秋雨。啊！原来立秋过得不多天，秋心稚嫩而未曾老练，不免还有这种不调和的现象，可怕哉！
（我的读后感：原来凡人必是悲秋的，将老将死的难过原来在青春走后就开始了的。古人是30以后，现代人是40以后，身体会诚实告诉你行将就木的分秒都是活在当下的代价。
现在我每天弹琴三四次，每次一个小时左右，一曲流畅优美的旋律，一本好书，让飞快的老去时光变得美好了。反正我们都需要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害怕）
丰子恺
我的年岁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两年了。不解达观的我，从这两个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与影响。虽然明明觉得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二十九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异，但“三十”这一个观念笼在头上，犹之张了一顶阳伞，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又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驱，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
实际，我两年来的心情与秋最容易调和而融合。这情形与从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欢喜杨柳与燕子。尤其欢喜初染鹅黄的嫩柳。我曾经名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屋”，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柳叶，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眉，想象这等眉的所有者的颜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与口。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正月二月之交，看见杨柳枝的线条上挂了细珠，带了隐隐的青色而“遥看近却无”的时候，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狂喜，这狂喜又立刻变成焦虑，似乎常常在说：“春来了！不要放过！赶快设法招待它，享乐它，永远留住它。”我读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经真心地感动，以为古人都太息一春的虚度。前车可鉴！到我手里决不放它空过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
那一天我总想有一种足以充分酬偿这佳节的举行。我准拟作诗、作画或痛饮、漫游。虽然大多不被实行，或实行而全无效果，反而中了酒，闹了事，换得了不快的回忆，但我总不灰心，总觉得春的可恋。我心中似乎只有知道春，别的三季在我都当作春的预备，或待春的休息时间，全然不曾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与意义。而对于秋，尤无感觉：因为夏连续在春的后面，在我可当作春的过剩；冬先行春的前面，在我可当作春的准备；独有与春全无关联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没有它的位置。
自从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也变成秋天了。然而情形与前不同：并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与焦灼。我只觉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直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暂时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而对于春，又并非像昔日对于秋的无感觉。我现在对于春非常厌恶。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繁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看到柳条上挂了隐隐的绿珠，桃枝上着了点点的红斑，最使我觉得可笑又可怜。我想唤醒一个花蕊来对它说：“啊！你也来反复这老调了！我眼看见你的无数的祖先，个个同你一样地出世，个个努力发展，争荣竞秀；不久没有一个不憔悴而化泥尘。你何苦也来反复这老调呢？如今你已长了这孽根，将来看你弄娇弄艳，装笑装颦，招致了蹂躏、摧残、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们的后尘！”
实际，迎送了三十几次的春来春去的人，对于花事早已看得厌倦，感觉已经麻木，热情已经冷却，决不会再像初见世面的青年少女为花的幻姿所诱惑而赞之叹之、怜之、惜之了。况且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过去的历史昭然地证明着这一点，无须我们再说。古来无数的诗人千篇一律地为伤春惜花费词，这种效颦也觉得可厌。假如要我对于世间的生荣死灭费一点词，我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对于死者的贪婪、愚昧与怯弱，后者的态度何等谦逊、悟达而伟大！我对于春与秋的舍取，也是为了这一点。
夏目漱石三十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至于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处暗亦多，欢浓之时愁亦重。”我现在对于这话也深抱同感；有时又觉得三十的特征不止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对于死的体感。青年们恋爱不遂的时候惯说生生死死，然而这不过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体感。犹之在饮冰挥扇的夏日，不能体感到围炉拥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们阅历了三十几度寒暑的人，在前几天的炎阳之下也无论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围炉、拥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种空虚的知识，不过晓得将来须有这些事而已，但是不能体感它们的滋味。须得入了秋天，炎阳逞尽了威势而渐渐退却，汗水浸胖了的肌肤渐渐收缩，身穿单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触法郎绒觉得快适的时候，于是围炉、拥衾、浴日等知识方能渐渐融入体验界中而化为体感。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状态便是这对于“死”的体感。以前我的思虑真疏浅！以为春可以常在人间，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没有想到死。又以为人生的意义只在于生，我的一生最有意义，似乎我是不会死的。直到现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鉴照，死的灵气钟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欢，是天地间反复过亿万次的老调，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与脱出而已。犹之罹了疯狂的人，病中的颠倒迷离何足计较？但求其去病而已。
我正要搁笔，忽然西窗外黑云弥漫，天际闪出一道电光，发出隐隐的雷声，骤然洒下一阵夹着冰雹的秋雨。啊！原来立秋过得不多天，秋心稚嫩而未曾老练，不免还有这种不调和的现象，可怕哉！
（我的读后感：原来凡人必是悲秋的，将老将死的难过原来在青春走后就开始了的。古人是30以后，现代人是40以后，身体会诚实告诉你行将就木的分秒都是活在当下的代价。
现在我每天弹琴三四次，每次一个小时左右，一曲流畅优美的旋律，一本好书，让飞快的老去时光变得美好了。反正我们都需要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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