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留下来的人际交往小秘密：
1. 稍微一亲近就口无遮拦的毛病必须改。
2. 多把“你听懂了没”换成“我讲明白了没”。
3. 别人给你发消息一定要回，就算不想聊也可以告诉他，哪怕是用表情或者标点来委婉的表达，不回消息不是高冷，是没教养。
4. 不要试着用自己的秘密去交换一个朋友。
5. 不要以貌取人。
6. 圈子不同，不必强融。
7. 别把秘密告诉风，风会吹过整片森林。
8. 和谁都别熟的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音。语言很多时候都是假的，一起经历的才是真的。
9. 人前不应该说的话，背后也别说。
10. 用“谢谢你”代替“谢谢”，虽然只是多了一个字，但是诚恳很多很多。
11. 一个女生在男生堆里受欢迎，说明不了什么，如果在女生堆里玩的开，那是真厉害。
12. 一个整天笑嘻嘻的女生永远比一个忧郁的女生来得讨喜。
13. 别人在睡觉的时候要懂得安静。
14. 不要没经过同意就随便看别人手机。
15. 别人拿手机给你看照片的时候，你好好看着就行，不要手贱滑下一张。
16. 千万不要去认识你女友的闺蜜，因为她闺蜜不喜欢你，你们会分手，她闺蜜喜欢你，你们还是会分手。
17. 有两种人值得信任：二话不说借你钱的人，信守承诺还你钱的人。
18. 交浅别言深，情深别刻薄。
19. 麦兜说：有事情是要说出来的，不要等着对方去领悟，因为对方不是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等到最后只能是伤心和失望，尤其是感情。
20. 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21. 大多数人口中的”怎么了”只是满足好奇心，并没有要帮助你的意思。
22. 打破别人的喜悦这是一件很没礼貌的事情。你们应该都有体会。
23. 在拒绝这件事上，越简单越好，明明是别人需求自己帮忙，解释半天变成自己亏欠了别人的感觉，帮得上，想帮就帮，帮不上，就拒绝。人际交往，简单明了有时最恰当，懂得拒绝，才可以洒脱不纠结。
24. 哪怕你遇到高富帅白富美或者王思聪这样的小伙伴，人际关系永恒的定律就是平衡交易。永远别想着靠任何人。
25. 别人在跟你说他喜欢的东西时，希望你不要反驳，因为我们都很认真的在说，而你却说我们喜欢的东西有多么不好，你的直白，只是自私。
1. 稍微一亲近就口无遮拦的毛病必须改。
2. 多把“你听懂了没”换成“我讲明白了没”。
3. 别人给你发消息一定要回，就算不想聊也可以告诉他，哪怕是用表情或者标点来委婉的表达，不回消息不是高冷，是没教养。
4. 不要试着用自己的秘密去交换一个朋友。
5. 不要以貌取人。
6. 圈子不同，不必强融。
7. 别把秘密告诉风，风会吹过整片森林。
8. 和谁都别熟的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音。语言很多时候都是假的，一起经历的才是真的。
9. 人前不应该说的话，背后也别说。
10. 用“谢谢你”代替“谢谢”，虽然只是多了一个字，但是诚恳很多很多。
11. 一个女生在男生堆里受欢迎，说明不了什么，如果在女生堆里玩的开，那是真厉害。
12. 一个整天笑嘻嘻的女生永远比一个忧郁的女生来得讨喜。
13. 别人在睡觉的时候要懂得安静。
14. 不要没经过同意就随便看别人手机。
15. 别人拿手机给你看照片的时候，你好好看着就行，不要手贱滑下一张。
16. 千万不要去认识你女友的闺蜜，因为她闺蜜不喜欢你，你们会分手，她闺蜜喜欢你，你们还是会分手。
17. 有两种人值得信任：二话不说借你钱的人，信守承诺还你钱的人。
18. 交浅别言深，情深别刻薄。
19. 麦兜说：有事情是要说出来的，不要等着对方去领悟，因为对方不是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等到最后只能是伤心和失望，尤其是感情。
20. 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21. 大多数人口中的”怎么了”只是满足好奇心，并没有要帮助你的意思。
22. 打破别人的喜悦这是一件很没礼貌的事情。你们应该都有体会。
23. 在拒绝这件事上，越简单越好，明明是别人需求自己帮忙，解释半天变成自己亏欠了别人的感觉，帮得上，想帮就帮，帮不上，就拒绝。人际交往，简单明了有时最恰当，懂得拒绝，才可以洒脱不纠结。
24. 哪怕你遇到高富帅白富美或者王思聪这样的小伙伴，人际关系永恒的定律就是平衡交易。永远别想着靠任何人。
25. 别人在跟你说他喜欢的东西时，希望你不要反驳，因为我们都很认真的在说，而你却说我们喜欢的东西有多么不好，你的直白，只是自私。
企业刑事合规的前提是企业涉嫌犯罪，既然企业涉嫌犯罪就说明企业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条之规定，再具体到罪名就是符合刑法分则某个条文。既然符合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触犯了具体的罪名，自然也就具备了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打造矛盾化解“金钥匙”——吉林市探索公职律师参与社会治理新模式】
写在前面
近年来，中央深入推行公职律师制度，彰显了建设法治政府的坚定决心。2020年底，省委政法委召开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专项治理暨律师参与化解信访案件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充分发挥公职律师公益性的特殊作用，推动公职律师广泛参与化解信访案件工作，下大气力整治信访问题，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纠纷，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实际成效体现政法情怀、政法态度。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充分发挥公职律师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作用，吉林市率先试行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新模式，创新提出公职律师参与化解信访案件“六步工作法”。
吉林市率先试行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新模式，率先创办公益法律服务组织，这是一项创新之举，积极引导公职律师和公益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开创了我省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先河，勇于大胆探索、坚持先行先试，是促进法治建设提质增效的新尝试。
这是一项务实之举，通过壮大公职律师队伍，参与化解涉法涉诉矛盾纠纷，引导信访人依法表达诉求，是实现诉访分离的有力保障。既主动有为，又依法慎为，促进化解矛盾、定分止争，维护司法权威，有利于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法治化水平。
这是一项惠民之举，将涉法涉诉案件交由律师服务和引导群众走法律程序，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可以从源头上为百姓解决涉法诉求；是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维护百姓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谋惠民之策、行便民之举、解民生之忧，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
提高法治化水平
做依法维权的“推动者”
“实践证明，让群众信得过的人来参与化解工作，效果是最好的。”作为多年的法律工作者，吉林市律师协会会长修保对吉林市率先试行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新模式，进行了积极阐述。
修保说，公职律师作为懂法律、讲政策、党性强、政治站位高的专业人士，在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具有诸多优势。我省鼓励已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在职公务员加入公职律师队伍——
有利于引导信访群众依法维权。公职律师以法律服务者身份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更易取得群众信任，能更好地引导信访群众理性表达诉求、运用法律为自己发声。吉林市现有公职律师近300名，在全市律师队伍中比重近半。作为法律“明白人”，公职律师既向信访群众讲法明理，又督促政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解决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有利于促进人才全面发展。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既是为信访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也是提高自身法律业务素质、彰显社会责任的实践和锻炼。作为公职人员，公职律师具备为民解忧的主观能动性，愿意积极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这也是切实履行“为民解难、为党分忧”职责的直接体现。
有利于开辟信访案件化解新途径。公职律师的参与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化解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渠道，对于构建多元化解机制具有积极意义。充分发挥公职律师的独特优势，可以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法律诉求，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是推进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法治化治理的重要举措，是形成良好信访秩序的制度保障。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做和谐社会的“守护者”
不久前，通过公职律师和公益律师的义务代理服务，一起900多户业主为房产证信访案件走上了依法解决之路，这是我省首例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例。
吉林市在275名公职律师中选派了熟悉掌握房地产法律法规的公职律师代理此案，依法参与化解，开创了吉林省先例。公职律师在出庭代理中利用专业特长，同吉林市保民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的公益律师共同代理，为业主代表们打赢了一场场诉讼案件，得到近千名业主的广泛称赞。
“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派来为民解忧的律师……”阳光小镇业主代表感慨地说。
修保说，此类案件大多具有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性大、积案时间长等特点，如处理不当易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公职律师的参与化解，有效避免了矛盾激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实行由公益律师和公职律师引导并参与化解涉法信访的做法和方式，能从源头上将百分之九十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化解在基层。”修保说。
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能真正做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解决在当地，使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做群众利益的“捍卫者”
2012年3月，黑龙江某公司的销售人员姜某来到吉林市龙潭区大口钦满族镇艾屯村，向农民推销化肥，并与29户农民签订购货协议。次日，姜某将化肥送至农民家中，并在同年11月前收取了化肥款。2015年11月，29户农民却收到了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他们需向公司再支付一次化肥款及月息2%的欠款利息。
为帮助和引导农民按法定程序申诉再审，吉林市指派公职律师和公益律师为受害农民申诉，并将此案交由吉林市保民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办理，这也是全国首家专为信访人提供义务法律服务的民办纯公益法律服务组织。目前，在公职律师的参与化解下，此案重审开庭审理完毕，等待法院判决结果。
“作为农民我们不懂得运用法律去保护自己，现在有律师为我们法律援助，我们心里热乎乎的！”农民付满学激动地告诉记者。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司法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形式上是老百姓的法律诉求，核心是人民群众权益的维护和保障。公职律师充分运用丰富的工作经验、突出的专业优势和群众认可的方式说理调事、化解矛盾，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让老百姓的诉求回归法治轨道，让老百姓能维权、好维权、维好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利民、司法护民的直接体现，也是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人民权益的有力举措。”吉林市公职律师王春城如是说。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职律师正以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方式，做人民利益的坚定维护者，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声音
省政法委执法监督处副处长顾阳：
吉林省委政法委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提出探索试行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新模式。在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省委政法委将这项工作列为强基为民实践活动之一，推动吉林市委政法委及信访服务中心认真落实中央依法治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公职律师工作的意见》，依法依规探索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
这项工作有助于充分发挥公职律师职能作用，发展公职律师队伍，提高公职律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更好地发挥公职律师在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中的重要作用，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吉林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
为发挥律师队伍的职业优势，引导全市律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吉林市司法局先后成立了吉林市信访法律服务中心和吉林市律师代理申诉案件服务中心,积极提升化解矛盾纠纷能力。
今年以来，吉林市司法局在全市律师中择优选派20余名业务能力强、社会责任感高的律师到“两个中心”工作，并组建信访律师专家团，作为办理疑难案件的重要支撑。在开展咨询息访、代理息访、听证会息访、协调息访、公证息访的基础上，创新“1+1”接访、信访约访、涉法涉诉信访值班等方式方法，依法化解信访、申诉案件。在今年为民实践活动中，共办理信访案件302件，接待咨询2000余人次。
吉林市律师协会会长、吉林市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主任修保：
我国逐步建立对司法不服的申诉由律师代理制度，《律师法》也规定了律师有法律援助义务。
公职律师参与化解信访有三大好处和优势：一是公职律师是公务员中取得司法资格具有法律专业特长的法律工作者，且多数是党员，政治素质高；二是国家和政府不需要再支付法律服务费用，吉林市的实践证明，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不但不影响其正常工作，而且还能锻炼执业能力；三是深受信访百姓欢迎，彻底解决了这项公益事业长期号召、动员执业律师参与少的问题。（李婷丁美佳 冯荟羽）
写在前面
近年来，中央深入推行公职律师制度，彰显了建设法治政府的坚定决心。2020年底，省委政法委召开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专项治理暨律师参与化解信访案件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充分发挥公职律师公益性的特殊作用，推动公职律师广泛参与化解信访案件工作，下大气力整治信访问题，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纠纷，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实际成效体现政法情怀、政法态度。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充分发挥公职律师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作用，吉林市率先试行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新模式，创新提出公职律师参与化解信访案件“六步工作法”。
吉林市率先试行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新模式，率先创办公益法律服务组织，这是一项创新之举，积极引导公职律师和公益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开创了我省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先河，勇于大胆探索、坚持先行先试，是促进法治建设提质增效的新尝试。
这是一项务实之举，通过壮大公职律师队伍，参与化解涉法涉诉矛盾纠纷，引导信访人依法表达诉求，是实现诉访分离的有力保障。既主动有为，又依法慎为，促进化解矛盾、定分止争，维护司法权威，有利于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法治化水平。
这是一项惠民之举，将涉法涉诉案件交由律师服务和引导群众走法律程序，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可以从源头上为百姓解决涉法诉求；是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维护百姓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谋惠民之策、行便民之举、解民生之忧，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
提高法治化水平
做依法维权的“推动者”
“实践证明，让群众信得过的人来参与化解工作，效果是最好的。”作为多年的法律工作者，吉林市律师协会会长修保对吉林市率先试行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新模式，进行了积极阐述。
修保说，公职律师作为懂法律、讲政策、党性强、政治站位高的专业人士，在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具有诸多优势。我省鼓励已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在职公务员加入公职律师队伍——
有利于引导信访群众依法维权。公职律师以法律服务者身份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更易取得群众信任，能更好地引导信访群众理性表达诉求、运用法律为自己发声。吉林市现有公职律师近300名，在全市律师队伍中比重近半。作为法律“明白人”，公职律师既向信访群众讲法明理，又督促政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解决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有利于促进人才全面发展。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既是为信访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也是提高自身法律业务素质、彰显社会责任的实践和锻炼。作为公职人员，公职律师具备为民解忧的主观能动性，愿意积极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这也是切实履行“为民解难、为党分忧”职责的直接体现。
有利于开辟信访案件化解新途径。公职律师的参与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化解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渠道，对于构建多元化解机制具有积极意义。充分发挥公职律师的独特优势，可以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法律诉求，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是推进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法治化治理的重要举措，是形成良好信访秩序的制度保障。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做和谐社会的“守护者”
不久前，通过公职律师和公益律师的义务代理服务，一起900多户业主为房产证信访案件走上了依法解决之路，这是我省首例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例。
吉林市在275名公职律师中选派了熟悉掌握房地产法律法规的公职律师代理此案，依法参与化解，开创了吉林省先例。公职律师在出庭代理中利用专业特长，同吉林市保民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的公益律师共同代理，为业主代表们打赢了一场场诉讼案件，得到近千名业主的广泛称赞。
“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派来为民解忧的律师……”阳光小镇业主代表感慨地说。
修保说，此类案件大多具有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性大、积案时间长等特点，如处理不当易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公职律师的参与化解，有效避免了矛盾激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实行由公益律师和公职律师引导并参与化解涉法信访的做法和方式，能从源头上将百分之九十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化解在基层。”修保说。
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能真正做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解决在当地，使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做群众利益的“捍卫者”
2012年3月，黑龙江某公司的销售人员姜某来到吉林市龙潭区大口钦满族镇艾屯村，向农民推销化肥，并与29户农民签订购货协议。次日，姜某将化肥送至农民家中，并在同年11月前收取了化肥款。2015年11月，29户农民却收到了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他们需向公司再支付一次化肥款及月息2%的欠款利息。
为帮助和引导农民按法定程序申诉再审，吉林市指派公职律师和公益律师为受害农民申诉，并将此案交由吉林市保民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办理，这也是全国首家专为信访人提供义务法律服务的民办纯公益法律服务组织。目前，在公职律师的参与化解下，此案重审开庭审理完毕，等待法院判决结果。
“作为农民我们不懂得运用法律去保护自己，现在有律师为我们法律援助，我们心里热乎乎的！”农民付满学激动地告诉记者。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司法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形式上是老百姓的法律诉求，核心是人民群众权益的维护和保障。公职律师充分运用丰富的工作经验、突出的专业优势和群众认可的方式说理调事、化解矛盾，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让老百姓的诉求回归法治轨道，让老百姓能维权、好维权、维好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利民、司法护民的直接体现，也是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人民权益的有力举措。”吉林市公职律师王春城如是说。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职律师正以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方式，做人民利益的坚定维护者，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声音
省政法委执法监督处副处长顾阳：
吉林省委政法委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提出探索试行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新模式。在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省委政法委将这项工作列为强基为民实践活动之一，推动吉林市委政法委及信访服务中心认真落实中央依法治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公职律师工作的意见》，依法依规探索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
这项工作有助于充分发挥公职律师职能作用，发展公职律师队伍，提高公职律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更好地发挥公职律师在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中的重要作用，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吉林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
为发挥律师队伍的职业优势，引导全市律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吉林市司法局先后成立了吉林市信访法律服务中心和吉林市律师代理申诉案件服务中心,积极提升化解矛盾纠纷能力。
今年以来，吉林市司法局在全市律师中择优选派20余名业务能力强、社会责任感高的律师到“两个中心”工作，并组建信访律师专家团，作为办理疑难案件的重要支撑。在开展咨询息访、代理息访、听证会息访、协调息访、公证息访的基础上，创新“1+1”接访、信访约访、涉法涉诉信访值班等方式方法，依法化解信访、申诉案件。在今年为民实践活动中，共办理信访案件302件，接待咨询2000余人次。
吉林市律师协会会长、吉林市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主任修保：
我国逐步建立对司法不服的申诉由律师代理制度，《律师法》也规定了律师有法律援助义务。
公职律师参与化解信访有三大好处和优势：一是公职律师是公务员中取得司法资格具有法律专业特长的法律工作者，且多数是党员，政治素质高；二是国家和政府不需要再支付法律服务费用，吉林市的实践证明，公职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不但不影响其正常工作，而且还能锻炼执业能力；三是深受信访百姓欢迎，彻底解决了这项公益事业长期号召、动员执业律师参与少的问题。（李婷丁美佳 冯荟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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