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观察# 对于东莞楼市来说,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数据显示,2021年,东莞一手住宅成交量为491万平方米,一手住宅网签均价同比上涨约12%,涨幅较2020年明显收窄。业内人士表示,受多重因素影响,今年楼市整体成交仍将处低位运行,房价持续调整分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当下政策暖风频吹,对于刚需及改善型客户,今年或是合适上车机会。

2021年,随着2·27新政出台,叠加多项调控新政的陆续出台,东莞楼市呈下行趋势。数据显示,2021年6月-11月东莞一手住宅月均成交量3433套,一手住宅全年成交量为491万平方米;2021年东莞住宅全年月度房价走势呈现震荡下行。

受2021年多项政策调控加码影响,东莞二手住宅成交量也随之萎缩。数据显示,2021年6月-11月的月均成交量1342套,全年二手住宅网签21102套,成交量创5年来新低。然而,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东莞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为2.32万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4.3%。#楼市杂谈#

“黄帝”考源
据王国维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但他不同意郭璞认为帝俊就是帝舜的说法[13](P412-413);而郭沫若先生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既是帝喾,又是帝舜,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实为一人(神)之分化,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总结说:“知帝俊为帝喾又知帝俊为帝舜,则帝舜实即帝喾”[14](P225),又说:“其在殷人则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而已。更约言之,则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14](P226)后来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观点,他说:“王氏根据这些论证断定帝俊即是帝喾,亦即卜辞上的‘高祖夒’,而同时否认帝俊之为帝舜。王氏的考证自然较郭璞更进一境,但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15](P326),又说:“总之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夒’,夒因音变而为喾为俈,又因形误而为夋为俊,夋、俊又由音变而为舜,后世儒者根据古代传说伪造古史,遂误帝俊、帝舜、帝喾为三人,这是明白地可以断言的。”[15](P327)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老却不认为黄帝与帝俊有什么关系,他说:“帝俊在《山海经》中为至上神之‘帝’,与黄帝并无血族的关系。”[14] (P223)
那么,《山海经》中的“黄帝”是否与帝俊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番考证,根据《海经》的本文和相关文献可以知道,黄帝和帝俊实为一人(神),兹引于下: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1]
后来读《古史辨》第七册(上),见杨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才知道我的看法杨宽先生早就有过论述了,他说: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而《大荒东经》云:‘黄帝生禺猇’,朱起凤《辞通》云:‘猇乃号之讹,然则帝俊即黄帝之别名矣。’(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说是也。案《大荒东经》云:‘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郭注:‘即禺强也。’《海外北经》又云:‘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京’、‘强’乃声之侈弇,则禺京即禺强,则禺猇亦即禺号,而黄帝亦即帝俊也。帝俊本为殷之上帝,亦即舜,郭沫若已明证之,则黄帝之即上帝与舜又审矣。《路史注》称《董氏钱谱》引《世本》言‘少昊,黄帝之子,名契。’按《左·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是少皞又名摯,摯、契本亦声之转(从郭沫若说),摯、契据《史记·五帝本纪》、《殷本纪》皆帝喾所生,而《世本》书等又谓黄帝之子,是黄帝又即帝喾,帝喾即帝俊,本殷之上帝也。”[5]( P198)
笔者所论仅就《海经》本文而言,杨先生所论则颇多旁证,然的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同:《山海经》中所说的“黄帝”就是“帝俊(喾、舜)”。
《国语·鲁语上》引展禽的一段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说法当是春秋时代的观点,此时人们已经对上古历史不甚了了,已经不能知道黄帝就是帝喾、帝舜,因此发生了此等混乱,而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殷人禘喾”,还残留着帝舜就是帝喾的影子。但是由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明白:虞、夏、商、周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
《陈侯因齐镦》铭文中称“高祖黄帝”,陈(田)齐本出于妫姓,为帝舜之后,学者有解释此言“高祖黄帝”是因为帝舜也是黄帝之后,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高祖者,远祖也。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4](P179)其实大谬不然,帝舜就是黄帝,所谓“高祖黄帝”也就是“高祖舜”。
舜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重华”,《楚辞·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大戴礼记·帝系》(亦即《世本·帝系姓》)里也说:“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其根据来源不详。然战国时代多为一些古帝王加了一些很令人费解的名称,如说帝尧名“放勋”(当来自《尧典》),大禹曰“文命”(当来自《大禹谟》),而帝舜名“重华”来历不明,虽然《古文尚书》本《舜典》里有“重华协于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可靠。但是舜名“重华”这个事儿一定是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华”也是木星(古称岁星)的名字。在西方一些古国,多把木星视为至上神之星,如古巴比伦认为木星是马尔杜克,古希腊认为是宙斯,古罗马认为是朱庇特,都是至上神,而中国古代木星就一命“重华”,《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认为帝舜是岁星(木星)之神。
楚人的至上神曰“东皇太一”,见《楚辞·九歌》。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他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有问题,“东皇太一”不应该读为“东皇、太一”,而应该读为“东、皇太一”。“太一”也作“泰一”,就是上帝,《史记·天官书》正义说得很明白:“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很怀疑“太一”就是“帝”字的缓音所变),则“皇太一”的意思和“皇帝”全同。“东皇太一”就是“东方的伟大上帝”,故《东皇太一》中称之为“上皇”。这应该是指岁星,因为古人认为岁星是居于东方的,如《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而岁星之神即重华,亦即帝舜,故所谓“东皇太一”其实就是帝舜,也就是黄帝——把木星视为至上神的显示,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总之,黄帝故事以《山海经》之记载为最早,而《山海经》中的黄帝即上帝,亦即帝俊、帝喾、帝舜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他是虞、夏、商、周共同尊奉的高祖上帝,这个完全可以断言。
五、卜辞中的“高祖夒”
殷墟卜辞中有“高祖”名“夒”者,合称“高祖夒”,其字甲骨文写作“ ”(《合集》10067),为一猿猱形,王国维释为“夒”,即“猱”之本字,今学界多从之。但是这个考释是有问题的。
卜辞中自有用为动物猿猱字之“夒”,作“ ”(《合集》21102),它与高祖之名用字基本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祖名字手爪向上,而动物名字手爪向下,二者绝不混淆。手爪向下的字,卜辞言田猎的时候“获”之,则释为猿夒之“夒”固无问题;而高祖之名字,显然非“夒”。而且帝喾之“喾”古音溪母觉部,“夒”为泥母幽部,根据古音通假的惯例,两个字声母相同或相近(双声、旁纽双声)通假的可能性最大,即使是不同韵部也有通假的可能;而如果声母差距较大,即使是同韵部也难通假。“夒”为泥母字,舌头音;“喾”为溪母字,喉音,二者声母差距很大,故言“喾”是“夒”之音转,可知其难。于省吾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以读憂(忧)较为合理,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喾之喾与憂也同音。”[3](P1499引)
按:金文中用此手爪向上的字为“憂”,如《无忧卣》、《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容庚《金文编》解释“憂”字是“象以手掩面之形”[16]( P384)。按:于、容二先生之说得之,卜辞这个高祖名之字实际上就是“憂”之本字,象夒以手掩面忧惧之形,不当释为“夒”,王国维的考释不正确。其憂惧字不用人形而夒形者,盖古人造字,不徒要象其形、会其义,还要谐其声,“憂”字从“夒”作,正为谐其声,二字古音同幽部也。
“憂”古音影母幽部,“喾”为溪母觉部,影溪旁纽、幽觉对转,故“憂”可音变为“喾”。而后或依形隶定此字为“夋”,《帝王世纪》言“帝喾名夋”,确有古传为依据,于《山海经》则作“俊”,后更音变为“舜”(同文部)。
同时,卜辞中高祖之名还有一种写法是“ ”(《合集》33276),象夒反持戌(斧钺之象形)拄于身后。关于这个字,学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这个字象夒持戌反拄于身后,乃会其依靠之义,同时亦从夒的声,即“靠”之本字。“靠”字古音溪母幽部,与“憂”为旁纽双声、同部叠韵,故卜辞中一写作“憂”,一写作“靠”,以其音近之故;“靠”、“喾”均从告声,同溪母双声,幽觉对转叠韵,故此亦即喾也[17]。郭沫若认为:
“(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舜、喾以前,伏羲、神农之属,可无论矣。”[18](P362)
这个说法可算揭破了一个古史上的秘密,那就是:可能直到西周时期,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人物(或神)还是黄帝或帝喾(舜),根本没有比他时代更早或地位更高的人(神)了;伏羲、神农之类就是有,也当都是在他之后或之下,断然不会早于或高于他。后来的传说中,黄帝之前又有了许多古帝王,均当出于后人之追加附益,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意思: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早、越详细;越是后出的人物,排列的次序越是靠前,譬犹集薪,后来者居上。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在三代人心目中这个上帝帝喾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有的人,是他们能追述到的最远古的祖先,自己就是他的后代,因而称之为“高祖”,郭沫若就指出:“由上所论足见殷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15](P324-325)在上古三代人心目中,自己的祖先死后都要登天为神,而自己的最高祖先自然就是最高的神,于是就把当成上帝,所谓至上神,他们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崇拜是融为一体的,故上帝即高祖,高祖即上帝,概念一也。
到了殷末周初的时候,特别是周代,对上帝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逐渐分离,因而上帝逐渐退化为一个高居于上天的神灵,成了“天”的化身,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郭沫若认为上帝的概念“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15](P324)顾颉刚先生就“帝”与“天”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说: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曰: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所在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故单言之曰‘上帝’、‘上天’、‘皇帝’、‘皇天’,合而言之则曰‘皇天上帝’。”[4](P176)
他说“帝”就是“天”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周代的文献,因为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考源
据王国维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但他不同意郭璞认为帝俊就是帝舜的说法[13](P412-413);而郭沫若先生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既是帝喾,又是帝舜,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实为一人(神)之分化,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总结说:“知帝俊为帝喾又知帝俊为帝舜,则帝舜实即帝喾”[14](P225),又说:“其在殷人则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而已。更约言之,则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14](P226)后来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观点,他说:“王氏根据这些论证断定帝俊即是帝喾,亦即卜辞上的‘高祖夒’,而同时否认帝俊之为帝舜。王氏的考证自然较郭璞更进一境,但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15](P326),又说:“总之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夒’,夒因音变而为喾为俈,又因形误而为夋为俊,夋、俊又由音变而为舜,后世儒者根据古代传说伪造古史,遂误帝俊、帝舜、帝喾为三人,这是明白地可以断言的。”[15](P327)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老却不认为黄帝与帝俊有什么关系,他说:“帝俊在《山海经》中为至上神之‘帝’,与黄帝并无血族的关系。”[14] (P223)
那么,《山海经》中的“黄帝”是否与帝俊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番考证,根据《海经》的本文和相关文献可以知道,黄帝和帝俊实为一人(神),兹引于下: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1]
后来读《古史辨》第七册(上),见杨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才知道我的看法杨宽先生早就有过论述了,他说: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而《大荒东经》云:‘黄帝生禺猇’,朱起凤《辞通》云:‘猇乃号之讹,然则帝俊即黄帝之别名矣。’(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说是也。案《大荒东经》云:‘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郭注:‘即禺强也。’《海外北经》又云:‘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京’、‘强’乃声之侈弇,则禺京即禺强,则禺猇亦即禺号,而黄帝亦即帝俊也。帝俊本为殷之上帝,亦即舜,郭沫若已明证之,则黄帝之即上帝与舜又审矣。《路史注》称《董氏钱谱》引《世本》言‘少昊,黄帝之子,名契。’按《左·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是少皞又名摯,摯、契本亦声之转(从郭沫若说),摯、契据《史记·五帝本纪》、《殷本纪》皆帝喾所生,而《世本》书等又谓黄帝之子,是黄帝又即帝喾,帝喾即帝俊,本殷之上帝也。”[5]( P198)
笔者所论仅就《海经》本文而言,杨先生所论则颇多旁证,然的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同:《山海经》中所说的“黄帝”就是“帝俊(喾、舜)”。
《国语·鲁语上》引展禽的一段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说法当是春秋时代的观点,此时人们已经对上古历史不甚了了,已经不能知道黄帝就是帝喾、帝舜,因此发生了此等混乱,而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殷人禘喾”,还残留着帝舜就是帝喾的影子。但是由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明白:虞、夏、商、周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
《陈侯因齐镦》铭文中称“高祖黄帝”,陈(田)齐本出于妫姓,为帝舜之后,学者有解释此言“高祖黄帝”是因为帝舜也是黄帝之后,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高祖者,远祖也。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4](P179)其实大谬不然,帝舜就是黄帝,所谓“高祖黄帝”也就是“高祖舜”。
舜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重华”,《楚辞·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大戴礼记·帝系》(亦即《世本·帝系姓》)里也说:“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其根据来源不详。然战国时代多为一些古帝王加了一些很令人费解的名称,如说帝尧名“放勋”(当来自《尧典》),大禹曰“文命”(当来自《大禹谟》),而帝舜名“重华”来历不明,虽然《古文尚书》本《舜典》里有“重华协于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可靠。但是舜名“重华”这个事儿一定是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华”也是木星(古称岁星)的名字。在西方一些古国,多把木星视为至上神之星,如古巴比伦认为木星是马尔杜克,古希腊认为是宙斯,古罗马认为是朱庇特,都是至上神,而中国古代木星就一命“重华”,《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认为帝舜是岁星(木星)之神。
楚人的至上神曰“东皇太一”,见《楚辞·九歌》。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他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有问题,“东皇太一”不应该读为“东皇、太一”,而应该读为“东、皇太一”。“太一”也作“泰一”,就是上帝,《史记·天官书》正义说得很明白:“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很怀疑“太一”就是“帝”字的缓音所变),则“皇太一”的意思和“皇帝”全同。“东皇太一”就是“东方的伟大上帝”,故《东皇太一》中称之为“上皇”。这应该是指岁星,因为古人认为岁星是居于东方的,如《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而岁星之神即重华,亦即帝舜,故所谓“东皇太一”其实就是帝舜,也就是黄帝——把木星视为至上神的显示,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总之,黄帝故事以《山海经》之记载为最早,而《山海经》中的黄帝即上帝,亦即帝俊、帝喾、帝舜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他是虞、夏、商、周共同尊奉的高祖上帝,这个完全可以断言。
五、卜辞中的“高祖夒”
殷墟卜辞中有“高祖”名“夒”者,合称“高祖夒”,其字甲骨文写作“ ”(《合集》10067),为一猿猱形,王国维释为“夒”,即“猱”之本字,今学界多从之。但是这个考释是有问题的。
卜辞中自有用为动物猿猱字之“夒”,作“ ”(《合集》21102),它与高祖之名用字基本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祖名字手爪向上,而动物名字手爪向下,二者绝不混淆。手爪向下的字,卜辞言田猎的时候“获”之,则释为猿夒之“夒”固无问题;而高祖之名字,显然非“夒”。而且帝喾之“喾”古音溪母觉部,“夒”为泥母幽部,根据古音通假的惯例,两个字声母相同或相近(双声、旁纽双声)通假的可能性最大,即使是不同韵部也有通假的可能;而如果声母差距较大,即使是同韵部也难通假。“夒”为泥母字,舌头音;“喾”为溪母字,喉音,二者声母差距很大,故言“喾”是“夒”之音转,可知其难。于省吾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以读憂(忧)较为合理,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喾之喾与憂也同音。”[3](P1499引)
按:金文中用此手爪向上的字为“憂”,如《无忧卣》、《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容庚《金文编》解释“憂”字是“象以手掩面之形”[16]( P384)。按:于、容二先生之说得之,卜辞这个高祖名之字实际上就是“憂”之本字,象夒以手掩面忧惧之形,不当释为“夒”,王国维的考释不正确。其憂惧字不用人形而夒形者,盖古人造字,不徒要象其形、会其义,还要谐其声,“憂”字从“夒”作,正为谐其声,二字古音同幽部也。
“憂”古音影母幽部,“喾”为溪母觉部,影溪旁纽、幽觉对转,故“憂”可音变为“喾”。而后或依形隶定此字为“夋”,《帝王世纪》言“帝喾名夋”,确有古传为依据,于《山海经》则作“俊”,后更音变为“舜”(同文部)。
同时,卜辞中高祖之名还有一种写法是“ ”(《合集》33276),象夒反持戌(斧钺之象形)拄于身后。关于这个字,学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这个字象夒持戌反拄于身后,乃会其依靠之义,同时亦从夒的声,即“靠”之本字。“靠”字古音溪母幽部,与“憂”为旁纽双声、同部叠韵,故卜辞中一写作“憂”,一写作“靠”,以其音近之故;“靠”、“喾”均从告声,同溪母双声,幽觉对转叠韵,故此亦即喾也[17]。郭沫若认为:
“(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舜、喾以前,伏羲、神农之属,可无论矣。”[18](P362)
这个说法可算揭破了一个古史上的秘密,那就是:可能直到西周时期,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人物(或神)还是黄帝或帝喾(舜),根本没有比他时代更早或地位更高的人(神)了;伏羲、神农之类就是有,也当都是在他之后或之下,断然不会早于或高于他。后来的传说中,黄帝之前又有了许多古帝王,均当出于后人之追加附益,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意思: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早、越详细;越是后出的人物,排列的次序越是靠前,譬犹集薪,后来者居上。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在三代人心目中这个上帝帝喾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有的人,是他们能追述到的最远古的祖先,自己就是他的后代,因而称之为“高祖”,郭沫若就指出:“由上所论足见殷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15](P324-325)在上古三代人心目中,自己的祖先死后都要登天为神,而自己的最高祖先自然就是最高的神,于是就把当成上帝,所谓至上神,他们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崇拜是融为一体的,故上帝即高祖,高祖即上帝,概念一也。
到了殷末周初的时候,特别是周代,对上帝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逐渐分离,因而上帝逐渐退化为一个高居于上天的神灵,成了“天”的化身,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郭沫若认为上帝的概念“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15](P324)顾颉刚先生就“帝”与“天”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说: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曰: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所在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故单言之曰‘上帝’、‘上天’、‘皇帝’、‘皇天’,合而言之则曰‘皇天上帝’。”[4](P176)
他说“帝”就是“天”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周代的文献,因为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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