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古人竟这样给宠物取名# 】
今人可能觉得马是一种“非典型宠物”，但是在古代，马不单单只是坐骑，更是古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动物。甚至可以说，时间后退两千年，马才是最潮流的宠物。
秦始皇就养马，一养就是七匹，而且都是名贵品种。
《古今注》中记载了秦始皇爱马的名字，分别是追风、白兔、蹑景、追电、飞翩、铜爵、晨凫。大多是表示速度快的意思。
据说秦始皇最爱的马是追风，无他，只因追风跑得最快。
项羽也养马，名骓。骓的本意，为毛色青白相杂的马，看来用花色给宠物命名，是自古就有的传统。
骓在当时号称天下第一骏马，当之无愧马中顶流。而且，顶流马不仅是时代网红，更是名垂青史，《史记》中也记载了他的故事。
项王骏马名骓，常骑日行千里。及败至乌江，谓亭长曰：“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不忍杀，以赠公。”
——《史记》
汉代依旧延续了养马的风尚，《西京杂记》记录了汉文帝的九匹宝马之名——浮云、赤电、绝群、逸群、紫燕骝、禄螭骢、龙子、嶙驹、绝尘、号九逸。（骝：古书上指黑鬣黑尾巴的红马；骢：毛色青白相间的马。）
唐太宗也是天子爱马协会中的一员。隋唐之际，他骑着战马南征北战，与马儿们结下很深的情感。
太宗的起名风格与秦始皇及汉文帝一脉相承，都属“看什么看”风，不过跟前辈相比，他更喜欢用马儿外观上的特征来起名。
他的爱马分别叫：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騧：黑嘴的黄马。）
太宗非常喜爱自己的马儿，于是为自己建昭陵时，便用青石雕刻了六匹爱马的形象，并且亲自为他们作“赞”。
特勒骠：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
青骓：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什伐赤：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飒露紫：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拳毛騧：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矢载戢，氛埃廓清。
白蹄乌：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古人给狗狗命名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有文雅的，也有接地气的。
《搜神后记》中记载过一只名叫“乌龙”的狗狗，是一位少妇的宠物。
有少婦與一奴守舍，奴與婦通。
然素養一犬，名烏龍。
《南史》则记录过一只名为黄苍的忠犬，此狗对主人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
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
在彪前後，未曾捨離。
清朝的雍正帝也是妥妥的爱狗人士。
雍正给自己的两条爱犬起名“造化”与“百福”。作为皇室的尊贵狗，这名字可谓十分朴实无华了。
作为资深狗奴，雍正更亲自为“造化”和“百福”定制衣服，给两只狗分别做了黑虎套头和麒麟套头。
纪晓岚的狗名字也十分朴素，叫作四儿，这四儿可是当之无愧的清朝版“忠犬四公”。
据载，纪晓岚被发配至乌鲁木齐时，养了几条狗，四年后奉旨回京时，其中一只黑狗，也就是四儿，不离不弃地跟着队伍走，竟然跋涉千里、历时四月，与主人一同到达京城。而且，四儿还十分护主，一路上严格守护行李，只有纪晓岚本人才能靠近。
此事有纪晓岚的两首诗为证：
归路无烦汝寄书，风餐露宿且随予；
夜深奴子酣眠后，为守东行数辆车。
空山日日忍饥行，冰雪崎岖百廿程。
我已无官何所恋，可怜汝亦太痴生。
看了朴实派的狗名，再来看看文雅派的。
《十骏犬图》是清朝画家郎世宁的画作，画中有十只品种名贵的狗狗。每一只都有自己的名字，分别是霜花鹞、賧星狼、金翅猃、苍水虬、墨玉璃、茹黄豹、雪爪卢、蓦空鹊、斑锦彪、苍猊。
这种跨越物种的起名法颇有意思，有点类似给一只狗命名为小喵咪或者小熊猫。
没有人能拒绝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古人当然也不能。
初唐人张博（骆宾王舅舅）养了七只猫，分别起名东守、白凤、紫英、怯愤、锦带、云团、万贯。
后唐的琼花公主也养猫。她给一只白色嘴边有深色纹理的起名为“衔蝉奴”，另一只白色尾巴黑的起名为“昆仑妲己”。
宋朝是盛行养猫的朝代，宠物猫的身影在宋人的画作、诗作中频频出现。
大诗人陆游是宋朝养猫人中的一员，晚年养猫为伴，他给自己的猫猫起的都是些可爱风的名字，例如粉鼻、雪儿、小於菟等。
作为诗人，陆游当然还会给自己的猫猫写诗，譬如《赠粉鼻》便是写给粉鼻的，记录了猛猫粉鼻大战老鼠的英姿。
连夕狸奴磔鼠频，怒髯噀血护残囷。
问渠何似朱门里，日饱鱼餐睡锦茵？
《赠猫》则是写给小於菟的，宋人养猫要用“聘”，常常是一包红糖或者一袋盐，陆游用一袋盐聘了一只猫，给它起名为小於菟。
盐裹聘狸奴，常看戏座隅。
时时醉薄荷，夜夜占氍毹。
鼠穴功方列，鱼餐赏岂无。
仍当立名字，唤作小於菟。
看了这么多或高大上或接地气的宠物名，有没有你心仪的名字呢？
来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宠物叫什么吧！
今人可能觉得马是一种“非典型宠物”，但是在古代，马不单单只是坐骑，更是古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动物。甚至可以说，时间后退两千年，马才是最潮流的宠物。
秦始皇就养马，一养就是七匹，而且都是名贵品种。
《古今注》中记载了秦始皇爱马的名字，分别是追风、白兔、蹑景、追电、飞翩、铜爵、晨凫。大多是表示速度快的意思。
据说秦始皇最爱的马是追风，无他，只因追风跑得最快。
项羽也养马，名骓。骓的本意，为毛色青白相杂的马，看来用花色给宠物命名，是自古就有的传统。
骓在当时号称天下第一骏马，当之无愧马中顶流。而且，顶流马不仅是时代网红，更是名垂青史，《史记》中也记载了他的故事。
项王骏马名骓，常骑日行千里。及败至乌江，谓亭长曰：“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不忍杀，以赠公。”
——《史记》
汉代依旧延续了养马的风尚，《西京杂记》记录了汉文帝的九匹宝马之名——浮云、赤电、绝群、逸群、紫燕骝、禄螭骢、龙子、嶙驹、绝尘、号九逸。（骝：古书上指黑鬣黑尾巴的红马；骢：毛色青白相间的马。）
唐太宗也是天子爱马协会中的一员。隋唐之际，他骑着战马南征北战，与马儿们结下很深的情感。
太宗的起名风格与秦始皇及汉文帝一脉相承，都属“看什么看”风，不过跟前辈相比，他更喜欢用马儿外观上的特征来起名。
他的爱马分别叫：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騧：黑嘴的黄马。）
太宗非常喜爱自己的马儿，于是为自己建昭陵时，便用青石雕刻了六匹爱马的形象，并且亲自为他们作“赞”。
特勒骠：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
青骓：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什伐赤：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飒露紫：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拳毛騧：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矢载戢，氛埃廓清。
白蹄乌：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古人给狗狗命名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有文雅的，也有接地气的。
《搜神后记》中记载过一只名叫“乌龙”的狗狗，是一位少妇的宠物。
有少婦與一奴守舍，奴與婦通。
然素養一犬，名烏龍。
《南史》则记录过一只名为黄苍的忠犬，此狗对主人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
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
在彪前後，未曾捨離。
清朝的雍正帝也是妥妥的爱狗人士。
雍正给自己的两条爱犬起名“造化”与“百福”。作为皇室的尊贵狗，这名字可谓十分朴实无华了。
作为资深狗奴，雍正更亲自为“造化”和“百福”定制衣服，给两只狗分别做了黑虎套头和麒麟套头。
纪晓岚的狗名字也十分朴素，叫作四儿，这四儿可是当之无愧的清朝版“忠犬四公”。
据载，纪晓岚被发配至乌鲁木齐时，养了几条狗，四年后奉旨回京时，其中一只黑狗，也就是四儿，不离不弃地跟着队伍走，竟然跋涉千里、历时四月，与主人一同到达京城。而且，四儿还十分护主，一路上严格守护行李，只有纪晓岚本人才能靠近。
此事有纪晓岚的两首诗为证：
归路无烦汝寄书，风餐露宿且随予；
夜深奴子酣眠后，为守东行数辆车。
空山日日忍饥行，冰雪崎岖百廿程。
我已无官何所恋，可怜汝亦太痴生。
看了朴实派的狗名，再来看看文雅派的。
《十骏犬图》是清朝画家郎世宁的画作，画中有十只品种名贵的狗狗。每一只都有自己的名字，分别是霜花鹞、賧星狼、金翅猃、苍水虬、墨玉璃、茹黄豹、雪爪卢、蓦空鹊、斑锦彪、苍猊。
这种跨越物种的起名法颇有意思，有点类似给一只狗命名为小喵咪或者小熊猫。
没有人能拒绝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古人当然也不能。
初唐人张博（骆宾王舅舅）养了七只猫，分别起名东守、白凤、紫英、怯愤、锦带、云团、万贯。
后唐的琼花公主也养猫。她给一只白色嘴边有深色纹理的起名为“衔蝉奴”，另一只白色尾巴黑的起名为“昆仑妲己”。
宋朝是盛行养猫的朝代，宠物猫的身影在宋人的画作、诗作中频频出现。
大诗人陆游是宋朝养猫人中的一员，晚年养猫为伴，他给自己的猫猫起的都是些可爱风的名字，例如粉鼻、雪儿、小於菟等。
作为诗人，陆游当然还会给自己的猫猫写诗，譬如《赠粉鼻》便是写给粉鼻的，记录了猛猫粉鼻大战老鼠的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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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猫》则是写给小於菟的，宋人养猫要用“聘”，常常是一包红糖或者一袋盐，陆游用一袋盐聘了一只猫，给它起名为小於菟。
盐裹聘狸奴，常看戏座隅。
时时醉薄荷，夜夜占氍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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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考古#
【“地图”在缓缓铺开 ——镐京遗址近40年考古发现荟萃】
在介绍西安时，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提到“十三朝古都”，但你知道“十三朝”的第一朝是西周吗？
你知道西周王朝的都城镐京是怎样一座都城吗？哪里是宫殿？哪里是宗庙？哪里是手工作坊区？如果今天要绘制一幅镐京的地图，有没有可能呢？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镐京遗址文物勘探和发掘项目负责人岳连建，讲述考古人员是如何一点点“绘制”这幅距今3000年左右的都城的地图。
谈到镐京遗址近40年的考古发掘，岳连建如数家珍，哪一年开始勘探，哪一年正式发掘，哪一年又有什么重要发现……这些资料仿佛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镐京遗址是西周王朝都城镐京的核心区域。丰邑和镐京共同组成了我们熟悉的丰镐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考古队1983年开始在镐京遗址进行调查勘探，1984年正式开始发掘……”伴随着岳连建的讲述，这座距今3000年左右的“帝王都”的宫殿、宗庙、手工作坊渐渐清晰起来。
●镐京遗址现存总面积9.2平方公里
●遗址内发现了房址、灰坑、墓葬、水井、陶窑等一大批西周重要遗迹
●灰坑H270出土的炭化小麦颗粒，是陕西境内首次发现的西周小麦
●镐京城内可能有宗庙，而且是天子级别的宗庙
据史书记载，周文王伐灭商王朝的诸侯国崇侯国后，将国都从岐下（周原）迁至丰邑。周武王即位后，又在沣河东岸营建了镐京。
镐京遗址位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办辖区。遗址现存总面积9.2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花园村、白家庄、官庄、普渡村、上泉村、落水村等村庄。
“1983年，镐京考古队开始对镐京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至1990年底，镐京遗址共发现有11座大型建筑基址。最重要的、最大的建筑基址便是5号宫室。”岳连建介绍。
5号宫室建筑基址位于花楼子台地东北，距4号建筑基址约50米，建于周懿王和周孝王时期，毁于周厉王或周幽王时期。该建筑基址规模较大，夯土台基总面积为 3393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2891平方米。宫室主体建筑居中，面积为1357平方米。
5号宫室坐西北朝东南，平面呈“工”字形，中间为宫室主体建筑，两端为左右对称的附属建筑，在附属建筑中共发现残墙28道。该建筑基址出土的瓦片数以千计，其中有板瓦、筒瓦、槽瓦，所附瓦钉有柱钉、乳钉等。
谈到5号宫室的重要性时，岳连建介绍：“镐京遗址5号宫室属首次大规模发掘和全面揭露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为研究西周时期宫室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考古成果“大丰收”
2012年至2018年，是镐京遗址考古成果“大丰收”的几年。
2012年起，岳连建担任省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队长，负责镐京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项目。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房址、灰坑、墓葬、水井、陶窑等一大批西周重要遗迹，发掘出土了大量陶、铜、石、骨、蚌、角等各类材质文物，以及一条长度约4公里的壕沟。经研究，这条壕沟可能为西周时期镐京城的南部界壕。
在遗迹中，一套“两室一厅”的“套房”尤为引人注意。岳连建说：“该房址是丰镐遗址乃至陕西西周遗址发现的唯一一处三套间式的半地穴式房子，填补了陕西该类遗存的空白，为研究西周时期的房屋建筑形式及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可这座造型独特的房址是作何用途呢？随着考古人员的发掘，答案呼之欲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青铜工具、陶模、陶范芯及陶窑等。铸铜和工匠们的日常生活都需要大量的水，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内还发现了很多水井。因此，‘套房’基本可以确定为镐京遗址铸铜作坊。”岳连建说。这一发现为研究西周都城的聚落结构及手工业作坊分布提供了宝贵资料，该项目也因此获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奖。
民以食为天，这些铸铜作坊的工匠们“下班”后，又会享用什么美食呢？铸铜作坊遗址内多座灰坑出土的大量田螺壳、动物骨及浮选出的谷类、豆类等作物，特别是灰坑H270出土的数量较多的炭化小麦颗粒，给了考古人员一个惊喜。小麦颗粒是陕西境内首次发现的西周小麦，该发现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小麦种植、粮食作物种类以及小麦在关中地区的种植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镐京遗址进行调查勘探时，考古人员还有一个更新学术界认识的大发现。
2012年，岳连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白家庄北地有一条大致呈南北向的不寻常的断坎，落差近2米，而此处之前曾被认为是汉代昆明池的内部。昆明池内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落差？这引起了岳连建的好奇。之后，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考古专家确定了此处为汉代昆明池的西北部边界，并发掘出了池岸线，更新了学术界对汉代昆明池西北部边界的认识。
“汉代昆明池西北部边界的确定，更新了之前学术界认为汉代人修昆明池将镐京遗址破坏大半甚至破坏殆尽的观点。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昆明池对镐京遗址的破坏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岳连建说。
14号大型建筑基址的用途
2018年夏，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在镐京遗址发现11座西周夯土建筑基址以来的又一次重要发现。
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镐京考古队开始对该建筑基址进行发掘，并取得重要成果。2020年，镐京考古队报请国家文物局扩大发掘面积，考古人员发现了西周14号大型建筑基址，考古成果喜人。
14号大型建筑基址位于镐京遗址中西部滈河故道南岸的郿坞岭高地，与镐京5号、11号西周建筑基址相距不足百米，应为同一组建筑。夯土基址大致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长约53米，宽约34米，总面积1800多平方米，是一座高等级的大型建筑。另外，在该建筑基址的西北部，考古人员还揭露出一条长40多米、宽约4米、落差约2米的夯土护坡（墙）。
如此大型且高规格的建筑是作何用途的？14号大型建筑基址东南角的一座祭祀坑为考古学家提供了重要线索。祭祀坑略呈长方形，里面出土了许多动物骨骼。省考古研究院古动物研究专家胡松梅研究员将其鉴定为牛、羊、猪、鹿的头骨及少量动物肢骨。
之所以判断其为祭祀坑，岳连建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坑里主要为动物的头骨，未发现大量其他部位的骨头，不符合自然死亡或食用后被埋葬的动物骨情况。其次，牛、羊、猪这三种动物与周天子祭祀天地、祖先、神灵所用最高级别祭品“太牢”的用牲种类相吻合。“该祭祀坑可能是周人完成祭祀后，将所剩祭品就近掩埋而形成的。”岳连建推测。
“该祭祀坑出土的动物骨与周天子祭祀所用的动物相吻合，因此推测这里可能有宗庙，而且是天子级别的宗庙。距离该祭祀坑最近的14号大型建筑是宗庙的可能性较大。”岳连建说。
岳连建介绍，西周时期的宗庙有不同的等级。天子级别的宗庙作为礼制性建筑，一般都是在最重要的区域，而宗庙和宫室一般也不会相距太远。如果14号大型建筑基址或附近其他建筑基址能确定是天子级别的宗庙所在，将对进一步确定西周都城镐京的中心位置以及都城布局、功能分区等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料。
西周都城的分区
“按照西周都城镐京的聚落布局和发现遗存重要程度的差别，我们初步将镐京遗址划分为四大区块，各区块既独立又有联系。”岳连建说。
第一区块为周王宫室、礼制建筑及贵族居所，这类基址主要为1983年至1990年考古调查、钻探、发掘发现。这些基址沿郿坞岭走向分布在滈河故道南岸高地上，是整个镐京都城内最好的地域。
第二区块为平民生活居住区，主要分布在斗门镇、白家庄、花园村东、普渡村、上泉村、下泉村、落水村等地。平民生活居住区是镐京都城内最普遍、最基本的构成部分。
第三区块为贵族和平民墓葬区。根据目前发现的西周遗存判断，这一区域主要分布在斗门镇东、花园村西南、普渡村东南等地，如花园村贵族及平民墓群、普渡村贵族及平民墓群等。
第四区块为手工业生产区，主要分布在花园村东、普渡村南、白家庄北、落水村等地。考古人员在这些地方发现有铸铜、制陶（瓦）、制骨作坊等遗址。
近40年，镐京遗址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今，镐京遗址的“地图”已经缓缓铺开，那3000多年前的都城布局分区也逐渐明朗。期待考古人员未来能在镐京遗址有更多重要的发现，让这幅西周都城的“地图”更精细、更准确。（来源陕西日报） https://t.cn/zRNQ8mW
【“地图”在缓缓铺开 ——镐京遗址近40年考古发现荟萃】
在介绍西安时，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提到“十三朝古都”，但你知道“十三朝”的第一朝是西周吗？
你知道西周王朝的都城镐京是怎样一座都城吗？哪里是宫殿？哪里是宗庙？哪里是手工作坊区？如果今天要绘制一幅镐京的地图，有没有可能呢？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镐京遗址文物勘探和发掘项目负责人岳连建，讲述考古人员是如何一点点“绘制”这幅距今3000年左右的都城的地图。
谈到镐京遗址近40年的考古发掘，岳连建如数家珍，哪一年开始勘探，哪一年正式发掘，哪一年又有什么重要发现……这些资料仿佛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镐京遗址是西周王朝都城镐京的核心区域。丰邑和镐京共同组成了我们熟悉的丰镐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考古队1983年开始在镐京遗址进行调查勘探，1984年正式开始发掘……”伴随着岳连建的讲述，这座距今3000年左右的“帝王都”的宫殿、宗庙、手工作坊渐渐清晰起来。
●镐京遗址现存总面积9.2平方公里
●遗址内发现了房址、灰坑、墓葬、水井、陶窑等一大批西周重要遗迹
●灰坑H270出土的炭化小麦颗粒，是陕西境内首次发现的西周小麦
●镐京城内可能有宗庙，而且是天子级别的宗庙
据史书记载，周文王伐灭商王朝的诸侯国崇侯国后，将国都从岐下（周原）迁至丰邑。周武王即位后，又在沣河东岸营建了镐京。
镐京遗址位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办辖区。遗址现存总面积9.2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花园村、白家庄、官庄、普渡村、上泉村、落水村等村庄。
“1983年，镐京考古队开始对镐京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至1990年底，镐京遗址共发现有11座大型建筑基址。最重要的、最大的建筑基址便是5号宫室。”岳连建介绍。
5号宫室建筑基址位于花楼子台地东北，距4号建筑基址约50米，建于周懿王和周孝王时期，毁于周厉王或周幽王时期。该建筑基址规模较大，夯土台基总面积为 3393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2891平方米。宫室主体建筑居中，面积为1357平方米。
5号宫室坐西北朝东南，平面呈“工”字形，中间为宫室主体建筑，两端为左右对称的附属建筑，在附属建筑中共发现残墙28道。该建筑基址出土的瓦片数以千计，其中有板瓦、筒瓦、槽瓦，所附瓦钉有柱钉、乳钉等。
谈到5号宫室的重要性时，岳连建介绍：“镐京遗址5号宫室属首次大规模发掘和全面揭露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为研究西周时期宫室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考古成果“大丰收”
2012年至2018年，是镐京遗址考古成果“大丰收”的几年。
2012年起，岳连建担任省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队长，负责镐京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项目。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房址、灰坑、墓葬、水井、陶窑等一大批西周重要遗迹，发掘出土了大量陶、铜、石、骨、蚌、角等各类材质文物，以及一条长度约4公里的壕沟。经研究，这条壕沟可能为西周时期镐京城的南部界壕。
在遗迹中，一套“两室一厅”的“套房”尤为引人注意。岳连建说：“该房址是丰镐遗址乃至陕西西周遗址发现的唯一一处三套间式的半地穴式房子，填补了陕西该类遗存的空白，为研究西周时期的房屋建筑形式及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可这座造型独特的房址是作何用途呢？随着考古人员的发掘，答案呼之欲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青铜工具、陶模、陶范芯及陶窑等。铸铜和工匠们的日常生活都需要大量的水，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内还发现了很多水井。因此，‘套房’基本可以确定为镐京遗址铸铜作坊。”岳连建说。这一发现为研究西周都城的聚落结构及手工业作坊分布提供了宝贵资料，该项目也因此获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奖。
民以食为天，这些铸铜作坊的工匠们“下班”后，又会享用什么美食呢？铸铜作坊遗址内多座灰坑出土的大量田螺壳、动物骨及浮选出的谷类、豆类等作物，特别是灰坑H270出土的数量较多的炭化小麦颗粒，给了考古人员一个惊喜。小麦颗粒是陕西境内首次发现的西周小麦，该发现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小麦种植、粮食作物种类以及小麦在关中地区的种植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镐京遗址进行调查勘探时，考古人员还有一个更新学术界认识的大发现。
2012年，岳连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白家庄北地有一条大致呈南北向的不寻常的断坎，落差近2米，而此处之前曾被认为是汉代昆明池的内部。昆明池内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落差？这引起了岳连建的好奇。之后，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考古专家确定了此处为汉代昆明池的西北部边界，并发掘出了池岸线，更新了学术界对汉代昆明池西北部边界的认识。
“汉代昆明池西北部边界的确定，更新了之前学术界认为汉代人修昆明池将镐京遗址破坏大半甚至破坏殆尽的观点。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昆明池对镐京遗址的破坏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岳连建说。
14号大型建筑基址的用途
2018年夏，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在镐京遗址发现11座西周夯土建筑基址以来的又一次重要发现。
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镐京考古队开始对该建筑基址进行发掘，并取得重要成果。2020年，镐京考古队报请国家文物局扩大发掘面积，考古人员发现了西周14号大型建筑基址，考古成果喜人。
14号大型建筑基址位于镐京遗址中西部滈河故道南岸的郿坞岭高地，与镐京5号、11号西周建筑基址相距不足百米，应为同一组建筑。夯土基址大致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长约53米，宽约34米，总面积1800多平方米，是一座高等级的大型建筑。另外，在该建筑基址的西北部，考古人员还揭露出一条长40多米、宽约4米、落差约2米的夯土护坡（墙）。
如此大型且高规格的建筑是作何用途的？14号大型建筑基址东南角的一座祭祀坑为考古学家提供了重要线索。祭祀坑略呈长方形，里面出土了许多动物骨骼。省考古研究院古动物研究专家胡松梅研究员将其鉴定为牛、羊、猪、鹿的头骨及少量动物肢骨。
之所以判断其为祭祀坑，岳连建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坑里主要为动物的头骨，未发现大量其他部位的骨头，不符合自然死亡或食用后被埋葬的动物骨情况。其次，牛、羊、猪这三种动物与周天子祭祀天地、祖先、神灵所用最高级别祭品“太牢”的用牲种类相吻合。“该祭祀坑可能是周人完成祭祀后，将所剩祭品就近掩埋而形成的。”岳连建推测。
“该祭祀坑出土的动物骨与周天子祭祀所用的动物相吻合，因此推测这里可能有宗庙，而且是天子级别的宗庙。距离该祭祀坑最近的14号大型建筑是宗庙的可能性较大。”岳连建说。
岳连建介绍，西周时期的宗庙有不同的等级。天子级别的宗庙作为礼制性建筑，一般都是在最重要的区域，而宗庙和宫室一般也不会相距太远。如果14号大型建筑基址或附近其他建筑基址能确定是天子级别的宗庙所在，将对进一步确定西周都城镐京的中心位置以及都城布局、功能分区等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料。
西周都城的分区
“按照西周都城镐京的聚落布局和发现遗存重要程度的差别，我们初步将镐京遗址划分为四大区块，各区块既独立又有联系。”岳连建说。
第一区块为周王宫室、礼制建筑及贵族居所，这类基址主要为1983年至1990年考古调查、钻探、发掘发现。这些基址沿郿坞岭走向分布在滈河故道南岸高地上，是整个镐京都城内最好的地域。
第二区块为平民生活居住区，主要分布在斗门镇、白家庄、花园村东、普渡村、上泉村、下泉村、落水村等地。平民生活居住区是镐京都城内最普遍、最基本的构成部分。
第三区块为贵族和平民墓葬区。根据目前发现的西周遗存判断，这一区域主要分布在斗门镇东、花园村西南、普渡村东南等地，如花园村贵族及平民墓群、普渡村贵族及平民墓群等。
第四区块为手工业生产区，主要分布在花园村东、普渡村南、白家庄北、落水村等地。考古人员在这些地方发现有铸铜、制陶（瓦）、制骨作坊等遗址。
近40年，镐京遗址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今，镐京遗址的“地图”已经缓缓铺开，那3000多年前的都城布局分区也逐渐明朗。期待考古人员未来能在镐京遗址有更多重要的发现，让这幅西周都城的“地图”更精细、更准确。（来源陕西日报） https://t.cn/zRNQ8mW
“黄帝”考源
据王国维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但他不同意郭璞认为帝俊就是帝舜的说法[13](P412-413)；而郭沫若先生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既是帝喾，又是帝舜，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实为一人（神）之分化，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总结说：“知帝俊为帝喾又知帝俊为帝舜，则帝舜实即帝喾”[14](P225)，又说：“其在殷人则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而已。更约言之，则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14](P226)后来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观点，他说：“王氏根据这些论证断定帝俊即是帝喾，亦即卜辞上的‘高祖夒’，而同时否认帝俊之为帝舜。王氏的考证自然较郭璞更进一境，但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15](P326)，又说：“总之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夒’，夒因音变而为喾为俈，又因形误而为夋为俊，夋、俊又由音变而为舜，后世儒者根据古代传说伪造古史，遂误帝俊、帝舜、帝喾为三人，这是明白地可以断言的。”[15](P327)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老却不认为黄帝与帝俊有什么关系，他说：“帝俊在《山海经》中为至上神之‘帝’，与黄帝并无血族的关系。”[14] (P223)
那么，《山海经》中的“黄帝”是否与帝俊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番考证，根据《海经》的本文和相关文献可以知道，黄帝和帝俊实为一人（神），兹引于下：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1]
后来读《古史辨》第七册（上），见杨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才知道我的看法杨宽先生早就有过论述了，他说：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而《大荒东经》云：‘黄帝生禺猇’，朱起凤《辞通》云：‘猇乃号之讹，然则帝俊即黄帝之别名矣。’（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说是也。案《大荒东经》云：‘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郭注：‘即禺强也。’《海外北经》又云：‘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京’、‘强’乃声之侈弇，则禺京即禺强，则禺猇亦即禺号，而黄帝亦即帝俊也。帝俊本为殷之上帝，亦即舜，郭沫若已明证之，则黄帝之即上帝与舜又审矣。《路史注》称《董氏钱谱》引《世本》言‘少昊，黄帝之子，名契。’按《左·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是少皞又名摯，摯、契本亦声之转（从郭沫若说），摯、契据《史记·五帝本纪》、《殷本纪》皆帝喾所生，而《世本》书等又谓黄帝之子，是黄帝又即帝喾，帝喾即帝俊，本殷之上帝也。”[5]( P198)
笔者所论仅就《海经》本文而言，杨先生所论则颇多旁证，然的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同：《山海经》中所说的“黄帝”就是“帝俊（喾、舜）”。
《国语·鲁语上》引展禽的一段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说法当是春秋时代的观点，此时人们已经对上古历史不甚了了，已经不能知道黄帝就是帝喾、帝舜，因此发生了此等混乱，而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殷人禘喾”，还残留着帝舜就是帝喾的影子。但是由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明白：虞、夏、商、周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
《陈侯因齐镦》铭文中称“高祖黄帝”，陈（田）齐本出于妫姓，为帝舜之后，学者有解释此言“高祖黄帝”是因为帝舜也是黄帝之后，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高祖者，远祖也。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4](P179)其实大谬不然，帝舜就是黄帝，所谓“高祖黄帝”也就是“高祖舜”。
舜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重华”，《楚辞·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大戴礼记·帝系》（亦即《世本·帝系姓》）里也说：“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其根据来源不详。然战国时代多为一些古帝王加了一些很令人费解的名称，如说帝尧名“放勋”（当来自《尧典》），大禹曰“文命”（当来自《大禹谟》），而帝舜名“重华”来历不明，虽然《古文尚书》本《舜典》里有“重华协于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可靠。但是舜名“重华”这个事儿一定是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华”也是木星（古称岁星）的名字。在西方一些古国，多把木星视为至上神之星，如古巴比伦认为木星是马尔杜克，古希腊认为是宙斯，古罗马认为是朱庇特，都是至上神，而中国古代木星就一命“重华”，《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认为帝舜是岁星（木星）之神。
楚人的至上神曰“东皇太一”，见《楚辞·九歌》。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他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有问题，“东皇太一”不应该读为“东皇、太一”，而应该读为“东、皇太一”。“太一”也作“泰一”，就是上帝，《史记·天官书》正义说得很明白：“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很怀疑“太一”就是“帝”字的缓音所变），则“皇太一”的意思和“皇帝”全同。“东皇太一”就是“东方的伟大上帝”，故《东皇太一》中称之为“上皇”。这应该是指岁星，因为古人认为岁星是居于东方的，如《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而岁星之神即重华，亦即帝舜，故所谓“东皇太一”其实就是帝舜，也就是黄帝——把木星视为至上神的显示，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总之，黄帝故事以《山海经》之记载为最早，而《山海经》中的黄帝即上帝，亦即帝俊、帝喾、帝舜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他是虞、夏、商、周共同尊奉的高祖上帝，这个完全可以断言。
五、卜辞中的“高祖夒”
殷墟卜辞中有“高祖”名“夒”者，合称“高祖夒”，其字甲骨文写作“ ”（《合集》10067），为一猿猱形，王国维释为“夒”，即“猱”之本字，今学界多从之。但是这个考释是有问题的。
卜辞中自有用为动物猿猱字之“夒”，作“ ”（《合集》21102），它与高祖之名用字基本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祖名字手爪向上，而动物名字手爪向下，二者绝不混淆。手爪向下的字，卜辞言田猎的时候“获”之，则释为猿夒之“夒”固无问题；而高祖之名字，显然非“夒”。而且帝喾之“喾”古音溪母觉部，“夒”为泥母幽部，根据古音通假的惯例，两个字声母相同或相近（双声、旁纽双声）通假的可能性最大，即使是不同韵部也有通假的可能；而如果声母差距较大，即使是同韵部也难通假。“夒”为泥母字，舌头音；“喾”为溪母字，喉音，二者声母差距很大，故言“喾”是“夒”之音转，可知其难。于省吾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以读憂（忧）较为合理，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喾之喾与憂也同音。”[3](P1499引)
按：金文中用此手爪向上的字为“憂”，如《无忧卣》、《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容庚《金文编》解释“憂”字是“象以手掩面之形”[16]( P384)。按：于、容二先生之说得之，卜辞这个高祖名之字实际上就是“憂”之本字，象夒以手掩面忧惧之形，不当释为“夒”，王国维的考释不正确。其憂惧字不用人形而夒形者，盖古人造字，不徒要象其形、会其义，还要谐其声，“憂”字从“夒”作，正为谐其声，二字古音同幽部也。
“憂”古音影母幽部，“喾”为溪母觉部，影溪旁纽、幽觉对转，故“憂”可音变为“喾”。而后或依形隶定此字为“夋”，《帝王世纪》言“帝喾名夋”，确有古传为依据，于《山海经》则作“俊”，后更音变为“舜”（同文部）。
同时，卜辞中高祖之名还有一种写法是“ ”（《合集》33276），象夒反持戌（斧钺之象形）拄于身后。关于这个字，学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这个字象夒持戌反拄于身后，乃会其依靠之义，同时亦从夒的声，即“靠”之本字。“靠”字古音溪母幽部，与“憂”为旁纽双声、同部叠韵，故卜辞中一写作“憂”，一写作“靠”，以其音近之故；“靠”、“喾”均从告声，同溪母双声，幽觉对转叠韵，故此亦即喾也[17]。郭沫若认为：
“（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舜、喾以前，伏羲、神农之属，可无论矣。”[18](P362)
这个说法可算揭破了一个古史上的秘密，那就是：可能直到西周时期，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人物（或神）还是黄帝或帝喾（舜），根本没有比他时代更早或地位更高的人（神）了；伏羲、神农之类就是有，也当都是在他之后或之下，断然不会早于或高于他。后来的传说中，黄帝之前又有了许多古帝王，均当出于后人之追加附益，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意思：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早、越详细；越是后出的人物，排列的次序越是靠前，譬犹集薪，后来者居上。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在三代人心目中这个上帝帝喾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有的人，是他们能追述到的最远古的祖先，自己就是他的后代，因而称之为“高祖”，郭沫若就指出：“由上所论足见殷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15](P324-325)在上古三代人心目中，自己的祖先死后都要登天为神，而自己的最高祖先自然就是最高的神，于是就把当成上帝，所谓至上神，他们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崇拜是融为一体的，故上帝即高祖，高祖即上帝，概念一也。
到了殷末周初的时候，特别是周代，对上帝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逐渐分离，因而上帝逐渐退化为一个高居于上天的神灵，成了“天”的化身，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郭沫若认为上帝的概念“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15](P324)顾颉刚先生就“帝”与“天”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说：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曰：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所在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故单言之曰‘上帝’、‘上天’、‘皇帝’、‘皇天’，合而言之则曰‘皇天上帝’。”[4](P176)
他说“帝”就是“天”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周代的文献，因为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
据王国维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但他不同意郭璞认为帝俊就是帝舜的说法[13](P412-413)；而郭沫若先生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既是帝喾，又是帝舜，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实为一人（神）之分化，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总结说：“知帝俊为帝喾又知帝俊为帝舜，则帝舜实即帝喾”[14](P225)，又说：“其在殷人则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而已。更约言之，则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14](P226)后来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观点，他说：“王氏根据这些论证断定帝俊即是帝喾，亦即卜辞上的‘高祖夒’，而同时否认帝俊之为帝舜。王氏的考证自然较郭璞更进一境，但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15](P326)，又说：“总之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夒’，夒因音变而为喾为俈，又因形误而为夋为俊，夋、俊又由音变而为舜，后世儒者根据古代传说伪造古史，遂误帝俊、帝舜、帝喾为三人，这是明白地可以断言的。”[15](P327)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老却不认为黄帝与帝俊有什么关系，他说：“帝俊在《山海经》中为至上神之‘帝’，与黄帝并无血族的关系。”[14] (P223)
那么，《山海经》中的“黄帝”是否与帝俊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番考证，根据《海经》的本文和相关文献可以知道，黄帝和帝俊实为一人（神），兹引于下：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1]
后来读《古史辨》第七册（上），见杨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才知道我的看法杨宽先生早就有过论述了，他说：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而《大荒东经》云：‘黄帝生禺猇’，朱起凤《辞通》云：‘猇乃号之讹，然则帝俊即黄帝之别名矣。’（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说是也。案《大荒东经》云：‘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郭注：‘即禺强也。’《海外北经》又云：‘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京’、‘强’乃声之侈弇，则禺京即禺强，则禺猇亦即禺号，而黄帝亦即帝俊也。帝俊本为殷之上帝，亦即舜，郭沫若已明证之，则黄帝之即上帝与舜又审矣。《路史注》称《董氏钱谱》引《世本》言‘少昊，黄帝之子，名契。’按《左·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是少皞又名摯，摯、契本亦声之转（从郭沫若说），摯、契据《史记·五帝本纪》、《殷本纪》皆帝喾所生，而《世本》书等又谓黄帝之子，是黄帝又即帝喾，帝喾即帝俊，本殷之上帝也。”[5]( P198)
笔者所论仅就《海经》本文而言，杨先生所论则颇多旁证，然的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同：《山海经》中所说的“黄帝”就是“帝俊（喾、舜）”。
《国语·鲁语上》引展禽的一段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说法当是春秋时代的观点，此时人们已经对上古历史不甚了了，已经不能知道黄帝就是帝喾、帝舜，因此发生了此等混乱，而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殷人禘喾”，还残留着帝舜就是帝喾的影子。但是由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明白：虞、夏、商、周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
《陈侯因齐镦》铭文中称“高祖黄帝”，陈（田）齐本出于妫姓，为帝舜之后，学者有解释此言“高祖黄帝”是因为帝舜也是黄帝之后，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高祖者，远祖也。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4](P179)其实大谬不然，帝舜就是黄帝，所谓“高祖黄帝”也就是“高祖舜”。
舜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重华”，《楚辞·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大戴礼记·帝系》（亦即《世本·帝系姓》）里也说：“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其根据来源不详。然战国时代多为一些古帝王加了一些很令人费解的名称，如说帝尧名“放勋”（当来自《尧典》），大禹曰“文命”（当来自《大禹谟》），而帝舜名“重华”来历不明，虽然《古文尚书》本《舜典》里有“重华协于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可靠。但是舜名“重华”这个事儿一定是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华”也是木星（古称岁星）的名字。在西方一些古国，多把木星视为至上神之星，如古巴比伦认为木星是马尔杜克，古希腊认为是宙斯，古罗马认为是朱庇特，都是至上神，而中国古代木星就一命“重华”，《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认为帝舜是岁星（木星）之神。
楚人的至上神曰“东皇太一”，见《楚辞·九歌》。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他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有问题，“东皇太一”不应该读为“东皇、太一”，而应该读为“东、皇太一”。“太一”也作“泰一”，就是上帝，《史记·天官书》正义说得很明白：“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很怀疑“太一”就是“帝”字的缓音所变），则“皇太一”的意思和“皇帝”全同。“东皇太一”就是“东方的伟大上帝”，故《东皇太一》中称之为“上皇”。这应该是指岁星，因为古人认为岁星是居于东方的，如《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而岁星之神即重华，亦即帝舜，故所谓“东皇太一”其实就是帝舜，也就是黄帝——把木星视为至上神的显示，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总之，黄帝故事以《山海经》之记载为最早，而《山海经》中的黄帝即上帝，亦即帝俊、帝喾、帝舜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他是虞、夏、商、周共同尊奉的高祖上帝，这个完全可以断言。
五、卜辞中的“高祖夒”
殷墟卜辞中有“高祖”名“夒”者，合称“高祖夒”，其字甲骨文写作“ ”（《合集》10067），为一猿猱形，王国维释为“夒”，即“猱”之本字，今学界多从之。但是这个考释是有问题的。
卜辞中自有用为动物猿猱字之“夒”，作“ ”（《合集》21102），它与高祖之名用字基本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祖名字手爪向上，而动物名字手爪向下，二者绝不混淆。手爪向下的字，卜辞言田猎的时候“获”之，则释为猿夒之“夒”固无问题；而高祖之名字，显然非“夒”。而且帝喾之“喾”古音溪母觉部，“夒”为泥母幽部，根据古音通假的惯例，两个字声母相同或相近（双声、旁纽双声）通假的可能性最大，即使是不同韵部也有通假的可能；而如果声母差距较大，即使是同韵部也难通假。“夒”为泥母字，舌头音；“喾”为溪母字，喉音，二者声母差距很大，故言“喾”是“夒”之音转，可知其难。于省吾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以读憂（忧）较为合理，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喾之喾与憂也同音。”[3](P1499引)
按：金文中用此手爪向上的字为“憂”，如《无忧卣》、《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容庚《金文编》解释“憂”字是“象以手掩面之形”[16]( P384)。按：于、容二先生之说得之，卜辞这个高祖名之字实际上就是“憂”之本字，象夒以手掩面忧惧之形，不当释为“夒”，王国维的考释不正确。其憂惧字不用人形而夒形者，盖古人造字，不徒要象其形、会其义，还要谐其声，“憂”字从“夒”作，正为谐其声，二字古音同幽部也。
“憂”古音影母幽部，“喾”为溪母觉部，影溪旁纽、幽觉对转，故“憂”可音变为“喾”。而后或依形隶定此字为“夋”，《帝王世纪》言“帝喾名夋”，确有古传为依据，于《山海经》则作“俊”，后更音变为“舜”（同文部）。
同时，卜辞中高祖之名还有一种写法是“ ”（《合集》33276），象夒反持戌（斧钺之象形）拄于身后。关于这个字，学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这个字象夒持戌反拄于身后，乃会其依靠之义，同时亦从夒的声，即“靠”之本字。“靠”字古音溪母幽部，与“憂”为旁纽双声、同部叠韵，故卜辞中一写作“憂”，一写作“靠”，以其音近之故；“靠”、“喾”均从告声，同溪母双声，幽觉对转叠韵，故此亦即喾也[17]。郭沫若认为：
“（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舜、喾以前，伏羲、神农之属，可无论矣。”[18](P362)
这个说法可算揭破了一个古史上的秘密，那就是：可能直到西周时期，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人物（或神）还是黄帝或帝喾（舜），根本没有比他时代更早或地位更高的人（神）了；伏羲、神农之类就是有，也当都是在他之后或之下，断然不会早于或高于他。后来的传说中，黄帝之前又有了许多古帝王，均当出于后人之追加附益，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意思：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早、越详细；越是后出的人物，排列的次序越是靠前，譬犹集薪，后来者居上。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在三代人心目中这个上帝帝喾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有的人，是他们能追述到的最远古的祖先，自己就是他的后代，因而称之为“高祖”，郭沫若就指出：“由上所论足见殷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15](P324-325)在上古三代人心目中，自己的祖先死后都要登天为神，而自己的最高祖先自然就是最高的神，于是就把当成上帝，所谓至上神，他们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崇拜是融为一体的，故上帝即高祖，高祖即上帝，概念一也。
到了殷末周初的时候，特别是周代，对上帝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逐渐分离，因而上帝逐渐退化为一个高居于上天的神灵，成了“天”的化身，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郭沫若认为上帝的概念“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15](P324)顾颉刚先生就“帝”与“天”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说：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曰：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所在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故单言之曰‘上帝’、‘上天’、‘皇帝’、‘皇天’，合而言之则曰‘皇天上帝’。”[4](P176)
他说“帝”就是“天”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周代的文献，因为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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