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是万物圆融的理想境界！
一.从人类开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大自然开始，便产生了对自身从生到死的命运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古人提出了“天命论”，认为生死祸福都是由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掌控着。从最早的天，到人格化的天帝，再到主宰阴司的阎君，随着历史 演变，人类命运的主宰者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种具有浓重宗教思想的神学观点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普遍的，但惟独具有现世实践精神的道教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即“我命在我不在天”。
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最早出于东晋著名道士兼炼丹家葛洪所着《抱朴子内篇》，原文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葛洪在炼丹实践中发现，通过技法、配伍与火候的调制，可以完全改变某些物质的基本属性。那么把同样的道理运用到道家修炼上，通过对自我生命的炼养，则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现有的生命状态。所以葛洪提出了这句惊世骇俗的“我命在我不在天”，意指人们寿命的长短、生命质量的高低其实完全取决于自身，并不是由上天来做决定的，通过修炼身形、调和心性等一些具体的方法，或许可以实现得道成仙的终极追求。
其实在此之前，儒家早已经提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认为人的生死祸福都是命中注定且无法更改的，而葛洪提出“我命在我”的观点则第一次开始重视人自我的价值，抛却了对虚空神明的过分依赖。道教亦有“夺天地之造化，与天地同寿”的说法，鲜明地表达出了道教独具有的实践与探索的精神。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道教的修炼术具有了从外丹向内丹转变的理论背景，同时还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以人为基本前提和中心的基础上的。并且这一过程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即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
二.《道德经》二十五章写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在道祖的观念中，人是可以与天地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去认知的，并且宇宙中的一切又都是可以放在道的层面去统一考虑的。所以一句“道法自然”，指出万事万物都是在按照自我的规律运作，人若能够找到生存中的自我本然之道，就可以实现与天地同久的宏大愿想。只不过这里提到的“久”，并非是指时间上的同一性，而是从道的层面来看，天地万物也不过是在遵循着东出西落、秋收夏长的自我规律，人若能够认识到生老病死、旦夕祸福都是一种生命规律而淡然处之，由此也就体会到了独属于人的“道”，这与天地之道乃是同一概念，故可以实现与天地同日而语的“长且久者”。
那么，紧接着提出来的问题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变化，我们究竟怎么做才能够实现对尘俗的超越，达到把平凡人生进行哲学化抽离的境界呢？答案的重点依旧是这句“我命在我不在天”。
《真气还元铭》中提到“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意即说明天地与人皆法于道，而人之道是在自我人身，无须向外去所求，为“死生在手，变化由心”。《谷神赋》进一步点明“养神在心，不死由我”，是说若想要实现“不死”，则要从心上入手。万物皆有形，有形之物便有生灭。想要实现身形上的不死是虚妄，从心念上实现对俗世生命的超越，以此推进对肉体生理的炼养以及对尘世功行的实践，进而实现虽身死而名垂万久的长寿。所以丘祖在面对成吉思汗的长生之问时回答说：“世上没有长生之人，但有长寿之人，如能静心修持，皆可寿逾百岁。”
三. “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的要义在于，人的生命之存亡，年寿之长短，决定于自身，并非决定于天命，唯有通过修炼才能达到调和自身阴阳的目的，实现内心与外界相通，把生命的消逝上升为另一种形态的升华、蜕变。而只有真清静之人，才能实现此等超越。道教认为，只有清静才是进入“真道”境界的唯一途径。
《清静经》说：“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强调要知足、寡欲。《西升经》云：“圣人者去欲而入无，以辅其身也”。从有返归于无，从无臻达于无无，在得重玄之奥妙的同时，才更能体会到万物浮华的本真，从而促进自我修真之性的萌发。悟大道之理，是一个澄心涤虑的过程，是把尘世的浮华慢慢沉淀下去，用一颗明澈的心去观照到自身之道，从我们每个不同的人身上参悟到不同的“自然”。
《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中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应当顺其本来的自我，不可有意作为。孙思邈真人在作《福寿论》时提到“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指出世人所有的因缘果报都是自我功过的累积造成的，人们妄心不断，总是在奢求超出自我能力之外的事情，从而使得心神不宁，长久以往的结果便是“反误了卿卿性命”。如此，又何求于长生呢？
道教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太平经》中又说：“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人类通过自我修炼来改变身心性命的行为，必须要建立在尊重他人、他物的前提下。成玄英在《南华真经注疏》说：“随造化之物性，顺自然之本性，无容私作法术，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则物我全之矣。”道家修行的最高目标是“物我两全”，而非是对自我私人的成全，更不是对自然世界的强行改变。因此，“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就不单单是只用于对人类的修行法则，而是把一切有情有性之物都涵盖于其中的。唯有“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才是道的最高理想；唯有让宇宙万物任自我之性发展，使万物之命各在自我，方得各自圆融的理想境界。
作者：清虚道人 腾讯道学
#道教#
一.从人类开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大自然开始，便产生了对自身从生到死的命运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古人提出了“天命论”，认为生死祸福都是由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掌控着。从最早的天，到人格化的天帝，再到主宰阴司的阎君，随着历史 演变，人类命运的主宰者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种具有浓重宗教思想的神学观点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普遍的，但惟独具有现世实践精神的道教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即“我命在我不在天”。
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最早出于东晋著名道士兼炼丹家葛洪所着《抱朴子内篇》，原文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葛洪在炼丹实践中发现，通过技法、配伍与火候的调制，可以完全改变某些物质的基本属性。那么把同样的道理运用到道家修炼上，通过对自我生命的炼养，则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现有的生命状态。所以葛洪提出了这句惊世骇俗的“我命在我不在天”，意指人们寿命的长短、生命质量的高低其实完全取决于自身，并不是由上天来做决定的，通过修炼身形、调和心性等一些具体的方法，或许可以实现得道成仙的终极追求。
其实在此之前，儒家早已经提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认为人的生死祸福都是命中注定且无法更改的，而葛洪提出“我命在我”的观点则第一次开始重视人自我的价值，抛却了对虚空神明的过分依赖。道教亦有“夺天地之造化，与天地同寿”的说法，鲜明地表达出了道教独具有的实践与探索的精神。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道教的修炼术具有了从外丹向内丹转变的理论背景，同时还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以人为基本前提和中心的基础上的。并且这一过程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即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
二.《道德经》二十五章写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在道祖的观念中，人是可以与天地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去认知的，并且宇宙中的一切又都是可以放在道的层面去统一考虑的。所以一句“道法自然”，指出万事万物都是在按照自我的规律运作，人若能够找到生存中的自我本然之道，就可以实现与天地同久的宏大愿想。只不过这里提到的“久”，并非是指时间上的同一性，而是从道的层面来看，天地万物也不过是在遵循着东出西落、秋收夏长的自我规律，人若能够认识到生老病死、旦夕祸福都是一种生命规律而淡然处之，由此也就体会到了独属于人的“道”，这与天地之道乃是同一概念，故可以实现与天地同日而语的“长且久者”。
那么，紧接着提出来的问题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变化，我们究竟怎么做才能够实现对尘俗的超越，达到把平凡人生进行哲学化抽离的境界呢？答案的重点依旧是这句“我命在我不在天”。
《真气还元铭》中提到“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意即说明天地与人皆法于道，而人之道是在自我人身，无须向外去所求，为“死生在手，变化由心”。《谷神赋》进一步点明“养神在心，不死由我”，是说若想要实现“不死”，则要从心上入手。万物皆有形，有形之物便有生灭。想要实现身形上的不死是虚妄，从心念上实现对俗世生命的超越，以此推进对肉体生理的炼养以及对尘世功行的实践，进而实现虽身死而名垂万久的长寿。所以丘祖在面对成吉思汗的长生之问时回答说：“世上没有长生之人，但有长寿之人，如能静心修持，皆可寿逾百岁。”
三. “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的要义在于，人的生命之存亡，年寿之长短，决定于自身，并非决定于天命，唯有通过修炼才能达到调和自身阴阳的目的，实现内心与外界相通，把生命的消逝上升为另一种形态的升华、蜕变。而只有真清静之人，才能实现此等超越。道教认为，只有清静才是进入“真道”境界的唯一途径。
《清静经》说：“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强调要知足、寡欲。《西升经》云：“圣人者去欲而入无，以辅其身也”。从有返归于无，从无臻达于无无，在得重玄之奥妙的同时，才更能体会到万物浮华的本真，从而促进自我修真之性的萌发。悟大道之理，是一个澄心涤虑的过程，是把尘世的浮华慢慢沉淀下去，用一颗明澈的心去观照到自身之道，从我们每个不同的人身上参悟到不同的“自然”。
《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中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应当顺其本来的自我，不可有意作为。孙思邈真人在作《福寿论》时提到“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指出世人所有的因缘果报都是自我功过的累积造成的，人们妄心不断，总是在奢求超出自我能力之外的事情，从而使得心神不宁，长久以往的结果便是“反误了卿卿性命”。如此，又何求于长生呢？
道教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太平经》中又说：“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人类通过自我修炼来改变身心性命的行为，必须要建立在尊重他人、他物的前提下。成玄英在《南华真经注疏》说：“随造化之物性，顺自然之本性，无容私作法术，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则物我全之矣。”道家修行的最高目标是“物我两全”，而非是对自我私人的成全，更不是对自然世界的强行改变。因此，“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就不单单是只用于对人类的修行法则，而是把一切有情有性之物都涵盖于其中的。唯有“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才是道的最高理想；唯有让宇宙万物任自我之性发展，使万物之命各在自我，方得各自圆融的理想境界。
作者：清虚道人 腾讯道学
#道教#
#洛阳24小时# 【成都万事好，心更思洛阳！诗圣杜甫与洛阳，究竟有怎样的渊源[围观]】在中国，杜甫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伟大诗人。他以笔写史，人称“诗圣”，西方学者将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今年，是杜甫去世一千二百五十年。他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人们对他的身世却仍难下定论。其实，杜甫的根与魂就在洛阳城东的首阳山下，如果你想了解他的生前事与身后名，不妨到偃师杜楼看一看。
▶️浣花溪畔初建草堂
48岁那年，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一职，流落到了陇右一带。短短数月，饥荒和战乱就把他逼到了绝境。
他想带着妻儿回土娄旧庄，可洛阳被安史叛军占领了，他有家不能归。无奈之下，他决定南下到蜀地避乱，一家人在那里投亲靠友，说不定能找到一条生路。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跋涉，杜甫一家终于抵达成都，暂住在城西浣花溪畔的僧舍里。“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在安宁繁华的成都，他们总算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
次年春天，在众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浣花溪畔建起草堂，在成都西郊安了家。
在《卜居》一诗中，他说：“浣花溪(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这位帮他确定卜居之地的“主人”，一般被认为是时任成都尹的裴冕。
裴冕是唐肃宗身边的重臣，曾官至宰相，与杜甫也是旧相识。在入蜀途中，杜甫就向他投诗求助。裴冕对故人的到来表示欢迎，还让各县的官员对杜甫多加关照。
杜甫建草堂缺资金，很快，一个当司马的王姓表弟就“携钱过野桥”，给他送来了一笔。为美化环境，他还“以诗代札”，以戏谑的口吻向萧县令要桃树苗，向韦县尉要松树苗……就连家里雪白的大邑瓷碗，也是他从韦县尉那里要来的。
草堂建成后，杜甫过了一段难得的闲适日子。偶尔也有客人到访，他有《客至》一诗，写得轻松愉快：“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夏天到了，杜甫带着妻子泛舟溪中，看孩子们捕鱼、采藕，尽情玩耍。他的妻子姓杨，出自弘农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两人生了三儿两女，幼子饿死在奉先县，如今跟在身边的是长子宗文、次子宗武及两个小女。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在《江村》一诗中，杜甫描绘了草堂生活的美好。然而，他对故乡洛阳的思念从未停止，内心也因此备受煎熬。
“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可是，回家又谈何容易？
▶️故友情深高适救急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秋，因裴冕被调离成都，杜甫一家的生活又难以为继了。
他在《狂夫》一诗中写道：“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为了温饱，他只得向时任彭州刺史的故友高适求助：“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彭州距成都不到百里，杜甫一入蜀，就与高适有书信来往了。这年秋天，高适从彭州调任蜀州，杜甫又从成都赶去叙旧，称“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两人相谈甚欢。
见到高适，杜甫难免想到李白。想当年，三人同游梁、宋，一起饮酒赋诗，何等意气风发！然而，现在他们的命运已大不相同。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进入永王李璘幕府，想借机建功立业，高适则得到朝廷重用。不久，永王发动叛乱，高适奉命平叛，李白也被下狱。在浔阳狱中，李白曾托人带信给高适，后来他虽保住了性命，但晚景十分凄凉。
如今，高适已年近六旬，且公务繁忙，但只要杜甫说有“急难”，他不会坐视不管。次年正月初七，他还题诗寄到成都草堂，称“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感慨岁月易逝，表达对故友的思念之情。
有了高适的资助，杜甫暂时衣食无忧，有时也会外出访友。可好景不长，四月，蜀中大乱。先是段子璋造反，后是花敬定作乱，剑南节度使崔光远因此被治罪，高适替代了他，奉命镇蜀。
花敬定即花卿，本是崔光远的部将。他为人骄横，常僭(jiàn)用天子礼乐，杜甫曾在《赠花卿》一诗中讥刺此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高适为平乱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杜甫，杜甫也不忍再去打扰故友。这年八月，家中要断炊了，他一边为“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而苦恼，一边怀念少年时在洛阳的美好时光。
秋风怒号中，草堂的茅屋也被吹破了。杜甫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呐喊，即使身处困境，他仍心系苍生。
▶️严武镇蜀杜甫思归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严武镇蜀，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
对杜甫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严武是名臣严挺之的儿子，严家久居洛阳，与杜家是世交。
果然，严武对年长自己十几岁的杜甫非常照顾。在他的资助下，杜甫对草堂进行了扩建，生活有所好转。可是，当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先后去世，代宗继位，严武又被召回朝廷，主持修建皇陵事宜。
杜甫一直将严武送到绵州，两人才分手。他没想到，严武一离开，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草堂回不去了，他只好在梓州、阆州(即阆中)一带漂泊，直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严武再次镇蜀，他才又回到成都。
在《草堂》一诗中，杜甫回顾了徐知道叛乱始末，希望严武能引以为戒。严武则聘他为节度参谋，并向朝廷奏请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杜甫也被称为杜工部。
只不过，此时的杜甫衰老多病，思归心切。去年听说官军已平定安史之乱，收复河南、河北，他就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动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并自注“余田园在东京”。当时因故未能成行，他惆怅不已，后又说“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
因此，在严武幕府数月之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春，杜甫辞职。四月末，严武暴病身亡，年仅40岁。杜甫也携家人离开成都，欲从水路返回故乡。
杜甫离开后，成都战乱频仍，到唐末时，这里已是一片荒芜。诗人韦庄访得旧址，在浣花溪畔“结茅为一室”，重建草堂，纪念杜甫。后来，杜甫草堂又经过多次重修，才成为今天人们见到的模样。
在成都的草堂，杜甫住了近四年。他对这里虽有不舍，但难抵对故乡的刻骨思念。“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生还洛阳？（洛阳晚报记者 张广英 文/图）
今年，是杜甫去世一千二百五十年。他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人们对他的身世却仍难下定论。其实，杜甫的根与魂就在洛阳城东的首阳山下，如果你想了解他的生前事与身后名，不妨到偃师杜楼看一看。
▶️浣花溪畔初建草堂
48岁那年，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一职，流落到了陇右一带。短短数月，饥荒和战乱就把他逼到了绝境。
他想带着妻儿回土娄旧庄，可洛阳被安史叛军占领了，他有家不能归。无奈之下，他决定南下到蜀地避乱，一家人在那里投亲靠友，说不定能找到一条生路。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跋涉，杜甫一家终于抵达成都，暂住在城西浣花溪畔的僧舍里。“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在安宁繁华的成都，他们总算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
次年春天，在众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浣花溪畔建起草堂，在成都西郊安了家。
在《卜居》一诗中，他说：“浣花溪(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这位帮他确定卜居之地的“主人”，一般被认为是时任成都尹的裴冕。
裴冕是唐肃宗身边的重臣，曾官至宰相，与杜甫也是旧相识。在入蜀途中，杜甫就向他投诗求助。裴冕对故人的到来表示欢迎，还让各县的官员对杜甫多加关照。
杜甫建草堂缺资金，很快，一个当司马的王姓表弟就“携钱过野桥”，给他送来了一笔。为美化环境，他还“以诗代札”，以戏谑的口吻向萧县令要桃树苗，向韦县尉要松树苗……就连家里雪白的大邑瓷碗，也是他从韦县尉那里要来的。
草堂建成后，杜甫过了一段难得的闲适日子。偶尔也有客人到访，他有《客至》一诗，写得轻松愉快：“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夏天到了，杜甫带着妻子泛舟溪中，看孩子们捕鱼、采藕，尽情玩耍。他的妻子姓杨，出自弘农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两人生了三儿两女，幼子饿死在奉先县，如今跟在身边的是长子宗文、次子宗武及两个小女。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在《江村》一诗中，杜甫描绘了草堂生活的美好。然而，他对故乡洛阳的思念从未停止，内心也因此备受煎熬。
“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可是，回家又谈何容易？
▶️故友情深高适救急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秋，因裴冕被调离成都，杜甫一家的生活又难以为继了。
他在《狂夫》一诗中写道：“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为了温饱，他只得向时任彭州刺史的故友高适求助：“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彭州距成都不到百里，杜甫一入蜀，就与高适有书信来往了。这年秋天，高适从彭州调任蜀州，杜甫又从成都赶去叙旧，称“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两人相谈甚欢。
见到高适，杜甫难免想到李白。想当年，三人同游梁、宋，一起饮酒赋诗，何等意气风发！然而，现在他们的命运已大不相同。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进入永王李璘幕府，想借机建功立业，高适则得到朝廷重用。不久，永王发动叛乱，高适奉命平叛，李白也被下狱。在浔阳狱中，李白曾托人带信给高适，后来他虽保住了性命，但晚景十分凄凉。
如今，高适已年近六旬，且公务繁忙，但只要杜甫说有“急难”，他不会坐视不管。次年正月初七，他还题诗寄到成都草堂，称“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感慨岁月易逝，表达对故友的思念之情。
有了高适的资助，杜甫暂时衣食无忧，有时也会外出访友。可好景不长，四月，蜀中大乱。先是段子璋造反，后是花敬定作乱，剑南节度使崔光远因此被治罪，高适替代了他，奉命镇蜀。
花敬定即花卿，本是崔光远的部将。他为人骄横，常僭(jiàn)用天子礼乐，杜甫曾在《赠花卿》一诗中讥刺此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高适为平乱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杜甫，杜甫也不忍再去打扰故友。这年八月，家中要断炊了，他一边为“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而苦恼，一边怀念少年时在洛阳的美好时光。
秋风怒号中，草堂的茅屋也被吹破了。杜甫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呐喊，即使身处困境，他仍心系苍生。
▶️严武镇蜀杜甫思归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严武镇蜀，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
对杜甫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严武是名臣严挺之的儿子，严家久居洛阳，与杜家是世交。
果然，严武对年长自己十几岁的杜甫非常照顾。在他的资助下，杜甫对草堂进行了扩建，生活有所好转。可是，当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先后去世，代宗继位，严武又被召回朝廷，主持修建皇陵事宜。
杜甫一直将严武送到绵州，两人才分手。他没想到，严武一离开，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草堂回不去了，他只好在梓州、阆州(即阆中)一带漂泊，直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严武再次镇蜀，他才又回到成都。
在《草堂》一诗中，杜甫回顾了徐知道叛乱始末，希望严武能引以为戒。严武则聘他为节度参谋，并向朝廷奏请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杜甫也被称为杜工部。
只不过，此时的杜甫衰老多病，思归心切。去年听说官军已平定安史之乱，收复河南、河北，他就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动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并自注“余田园在东京”。当时因故未能成行，他惆怅不已，后又说“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
因此，在严武幕府数月之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春，杜甫辞职。四月末，严武暴病身亡，年仅40岁。杜甫也携家人离开成都，欲从水路返回故乡。
杜甫离开后，成都战乱频仍，到唐末时，这里已是一片荒芜。诗人韦庄访得旧址，在浣花溪畔“结茅为一室”，重建草堂，纪念杜甫。后来，杜甫草堂又经过多次重修，才成为今天人们见到的模样。
在成都的草堂，杜甫住了近四年。他对这里虽有不舍，但难抵对故乡的刻骨思念。“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生还洛阳？（洛阳晚报记者 张广英 文/图）
#老肖长谈#
老辈人常讲，动土切需注意，唯恐犯了土煞。这里的土煞，指的即是土部神煞。《玉枢经》中有云：“土皇九垒，其司千二百神，土侯土伯，土公土母，土子土孙，土家眷属。若太岁，若将军，若鹤神，若太白，若九良，若剑锋，若雌雄，若金神，若火血，若身黄，若撞命，若叁煞，若七煞，若黄旛豹尾，若飞廉刀谌，如是等土家神煞。若人兴修卜筑，一或犯之，即致病患，以迄丧亡。”
老辈人常讲，动土切需注意，唯恐犯了土煞。这里的土煞，指的即是土部神煞。《玉枢经》中有云：“土皇九垒，其司千二百神，土侯土伯，土公土母，土子土孙，土家眷属。若太岁，若将军，若鹤神，若太白，若九良，若剑锋，若雌雄，若金神，若火血，若身黄，若撞命，若叁煞，若七煞，若黄旛豹尾，若飞廉刀谌，如是等土家神煞。若人兴修卜筑，一或犯之，即致病患，以迄丧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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