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谓一为元
杨龟山《答胡康侯书》曰：“蒙录示《春秋》第一段义，所谓‘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其说似太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质文之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周环，五行之道也。
周据天统，以时言也；商据地统，以辰言也；夏据人统，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时，惟夏为正。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圣人不为也。若谓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以夏时言之，则十月陨霜，乃其时也，不足为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时冠月，当曰‘秋十月’也。”
《五代史·汉本纪》论曰：“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婚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徐无党注曰：“古谓岁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国语》言六吕曰‘元闲大吕’，《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不独谓年为‘元’也。”吕伯恭《春秋讲义》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训》也。年纪日辰之首其谓之元，盖已久矣，岂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说《春秋》者乃言《春秋》谓一为‘元’，殆欲深求经旨，而反浅之也。”
杨龟山《答胡康侯书》曰：“蒙录示《春秋》第一段义，所谓‘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其说似太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质文之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周环，五行之道也。
周据天统，以时言也；商据地统，以辰言也；夏据人统，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时，惟夏为正。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圣人不为也。若谓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以夏时言之，则十月陨霜，乃其时也，不足为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时冠月，当曰‘秋十月’也。”
《五代史·汉本纪》论曰：“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婚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徐无党注曰：“古谓岁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国语》言六吕曰‘元闲大吕’，《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不独谓年为‘元’也。”吕伯恭《春秋讲义》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训》也。年纪日辰之首其谓之元，盖已久矣，岂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说《春秋》者乃言《春秋》谓一为‘元’，殆欲深求经旨，而反浅之也。”
少阳经证解
按：少阳一经，以火为本（少阳之上，相火主之，故也），厥阴为中气（肝与胆为表里），少阳为标（主外，是本经之标、本、中三气也）。有经症，有腑症，有半表半里症，不可不知也。（以下承接阳明经）如阳明之邪未罢，势必传于少阳，则治少阳，必兼治阳明；如全不见阳明之经症、腑症，而独见少阳之经、腑症者，则专治少阳，方为合法。经症者何？头痛在侧，耳聋喜呕，不欲食，胸胁满，往来寒热是也。夫寒邪之客气，每至阳明燥地而化为燥邪，燥邪之客气未尽，遂传入少阳（客寒至阳明，从燥而化为燥邪，燥邪入少阳，为病机主脑）。盖少阳主枢，有枢转阴阳之道，今因燥邪之客气干之，阻其少阳条达之气机，正邪相击，故两侧头痛作矣（耳前后两侧，俱属少阳），胆脉入耳，燥邪干之，清窍闭塞，耳遂骤聋；木原喜乎条达，呕则气动，木气稍泄，病故喜呕；木气不舒，上克脾土，土畏木克，故不欲食；胸胁者，肝胆所主之界限也，肝胆不舒，胀满并作（即此便可悟客气之过也。客气详附解）。少阳与太阴接壤，系阴阳交界之区，故曰半表半里。邪附于胆，出与阳争则热，入与阴争则寒（阳指阳明，阴指太阴），故有寒热往来也。主以柴胡汤，专舒木气，木气得舒，枢机复运，邪自从枢转而出，此本经浅一层立法也。用药未当，邪不即出，则必入腑，即现口苦、咽干、目眩（六字乃本经腑症提纲），此际燥邪入腑，合本经标阳，燥与热合成一家，热甚则胆液泄，故口苦、咽干；肝开窍于目，与胆为表里，表病及里，里热太甚，必伤肝中所藏之血液，故目眩。主以黄芩汤，清其里热，里热一解，邪自灭亡，此本经深一层法也。所谓半表半里症者何？即其所处之界，分而言之也。邪在三阳，俱以表称；邪在三阴，俱以里论。半表者从阳分（少阳与阳明太阳为一家也），半里者从阴分（少阳与太阴接壤，太阴与少阴厥阴为一家也），故诸书言疟病不离少阳，因其寒热之往来而决之于少阳也（表邪之为病，寒热无定候；疟邪之为病，寒热有定候。以此别之）。邪在少阳，不能从枢转而出，直趋阳明地界。阳明主燥，故病者发热（即热疟也）；邪苟不趋阳明，而专趋太阴。太阴主寒，故病者发寒（即寒疟也）。学者能于寒热二字，探其轻重，则治疟不难也。
附解：有少阳经症初见，而合三阴为病者，即合三阴之法治之。须知伤寒有传经不传腑，传腑即不传经的，更有直中太阴、少阴、厥阴，切切不可拘于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上搜寻，总在这六经提纲病情上体会，即误治变逆，亦可知也。即本经自受之风，自受之寒，自受之热，皆可以辨也。伤寒一书，通体就在这邪正二字。正气乃六经之本气也，寒为太阳之本气，燥为阳明之本气，火为少阳之本气，湿为太阴之本气，热为少阴之本气，风为厥阴之本气。六经之本气，乃一定不易之气也。六经只受得先天之真气，受不得外来之邪气，邪气即客气也。客气者何？风、寒、暑、湿、燥、火是也。此六客者，天地常有之客也，正气旺者，客气不得而干之，正气弱者，客气即得而入之。六客皆能损人之气血，戕人之性命，故仲景首以寒客立论，先提出六经本气，后指出寒邪之客气，或在三阳、或在三阴，或病于经、或病于腑，或病于卫、或病于营，或随燥化、或随热化、或随湿化、或从火化、或从风化。或邪在表，误下而入内；或邪在里，误汗而变逆。出入变化、往来盛衰，皆客气流行自然之道，实因人身五脏六腑之偏盛致之也。学者务要识得六经本气、病情、提纲，即能明客气之所在，而用药有据，则不惑也。仲景虽未将六客，逐位立论，举伤寒一端，而六客俱在也。即外之尸气、瘴气、疫气、四时一切不正之气，亦皆可仿此而推也。
按：少阳一经，以火为本（少阳之上，相火主之，故也），厥阴为中气（肝与胆为表里），少阳为标（主外，是本经之标、本、中三气也）。有经症，有腑症，有半表半里症，不可不知也。（以下承接阳明经）如阳明之邪未罢，势必传于少阳，则治少阳，必兼治阳明；如全不见阳明之经症、腑症，而独见少阳之经、腑症者，则专治少阳，方为合法。经症者何？头痛在侧，耳聋喜呕，不欲食，胸胁满，往来寒热是也。夫寒邪之客气，每至阳明燥地而化为燥邪，燥邪之客气未尽，遂传入少阳（客寒至阳明，从燥而化为燥邪，燥邪入少阳，为病机主脑）。盖少阳主枢，有枢转阴阳之道，今因燥邪之客气干之，阻其少阳条达之气机，正邪相击，故两侧头痛作矣（耳前后两侧，俱属少阳），胆脉入耳，燥邪干之，清窍闭塞，耳遂骤聋；木原喜乎条达，呕则气动，木气稍泄，病故喜呕；木气不舒，上克脾土，土畏木克，故不欲食；胸胁者，肝胆所主之界限也，肝胆不舒，胀满并作（即此便可悟客气之过也。客气详附解）。少阳与太阴接壤，系阴阳交界之区，故曰半表半里。邪附于胆，出与阳争则热，入与阴争则寒（阳指阳明，阴指太阴），故有寒热往来也。主以柴胡汤，专舒木气，木气得舒，枢机复运，邪自从枢转而出，此本经浅一层立法也。用药未当，邪不即出，则必入腑，即现口苦、咽干、目眩（六字乃本经腑症提纲），此际燥邪入腑，合本经标阳，燥与热合成一家，热甚则胆液泄，故口苦、咽干；肝开窍于目，与胆为表里，表病及里，里热太甚，必伤肝中所藏之血液，故目眩。主以黄芩汤，清其里热，里热一解，邪自灭亡，此本经深一层法也。所谓半表半里症者何？即其所处之界，分而言之也。邪在三阳，俱以表称；邪在三阴，俱以里论。半表者从阳分（少阳与阳明太阳为一家也），半里者从阴分（少阳与太阴接壤，太阴与少阴厥阴为一家也），故诸书言疟病不离少阳，因其寒热之往来而决之于少阳也（表邪之为病，寒热无定候；疟邪之为病，寒热有定候。以此别之）。邪在少阳，不能从枢转而出，直趋阳明地界。阳明主燥，故病者发热（即热疟也）；邪苟不趋阳明，而专趋太阴。太阴主寒，故病者发寒（即寒疟也）。学者能于寒热二字，探其轻重，则治疟不难也。
附解：有少阳经症初见，而合三阴为病者，即合三阴之法治之。须知伤寒有传经不传腑，传腑即不传经的，更有直中太阴、少阴、厥阴，切切不可拘于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上搜寻，总在这六经提纲病情上体会，即误治变逆，亦可知也。即本经自受之风，自受之寒，自受之热，皆可以辨也。伤寒一书，通体就在这邪正二字。正气乃六经之本气也，寒为太阳之本气，燥为阳明之本气，火为少阳之本气，湿为太阴之本气，热为少阴之本气，风为厥阴之本气。六经之本气，乃一定不易之气也。六经只受得先天之真气，受不得外来之邪气，邪气即客气也。客气者何？风、寒、暑、湿、燥、火是也。此六客者，天地常有之客也，正气旺者，客气不得而干之，正气弱者，客气即得而入之。六客皆能损人之气血，戕人之性命，故仲景首以寒客立论，先提出六经本气，后指出寒邪之客气，或在三阳、或在三阴，或病于经、或病于腑，或病于卫、或病于营，或随燥化、或随热化、或随湿化、或从火化、或从风化。或邪在表，误下而入内；或邪在里，误汗而变逆。出入变化、往来盛衰，皆客气流行自然之道，实因人身五脏六腑之偏盛致之也。学者务要识得六经本气、病情、提纲，即能明客气之所在，而用药有据，则不惑也。仲景虽未将六客，逐位立论，举伤寒一端，而六客俱在也。即外之尸气、瘴气、疫气、四时一切不正之气，亦皆可仿此而推也。
【酒里的风雅】前几天，负责社区工作的片警在小区群内发布了一条消息，提醒大家注意，当天辖区内发生4起警情，其中3起与醉酒有关，有的因为喝多了酒，在出租车上呕吐，与的哥发生纠纷，有的醉倒在车库不能回家，说不清家住何方，民警都及时出警妥善处理。民警特别提示：家有“酒鬼”的要注意了，酒后误事、酒多伤身、酒大出糗、酒狂违法。
酒被认为乃风雅之事，主要因为有那么一批好酒的文人墨客，酒后还能妙笔生花，写出一篇篇花团锦簇的诗词歌赋，或者留下一段段才子佳人诗酒唱和的浪漫故事。传来传去，不断美化神化，酒几乎成了风雅的代名词。其实，酒喝多了，喝醉了，喝乱套了，哪还有什么风雅。要想从酒里找风雅，切忌照着葫芦画瓢，以免贻笑大方。
喝酒的历史，无论中外都是源远流长。中国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禹时期的仪狄造酒。仪狄成功造出酒来，自然喜不自禁，赶紧奉献给大禹品尝。不过，大禹喝过之后，不仅没有嘉奖仪狄，反而疏远了他。理由呢？大禹认为，酒虽然让人“饮而甘之”，但这种感觉容易让人失掉节制，容易使人忘乎所以，而且，大禹还判断，将来一定会出现因为饮酒无度而误国的国君。大禹于是不再喝酒。《战国策》中记载，大禹“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个传说，固然是为了表现大禹的圣明，我觉得更似后人借以表达对酒爱恨交加的纠结心态。
美酒酿造出来，最初用于祭祀。祭祀中用酒的原则，以淡为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介绍，《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之说。祭祀用酒，以“五齐”为主，“三酒”只起到配角的作用。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是贵薄贱厚的原则，越是味薄之酒，在祭祀中地位越高，越好喝的酒，在祭祀中的地位则越低。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重古善质。《礼记·礼运》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从这个记载看，“玄酒”地位最重要，而“澄酒”地位最低。按照郑玄的注释，“玄酒”即水。酒越醇厚，离神越远，在祭祀中地位最卑，“玄酒”的地位反而最高。二是善质不尚味。祭祀之中，神明享德而不享味。《礼记·乐记》所谓“食飨之礼，非致味也”。这一原则对祭祀之人也同样有效，即“示民不贪淫于味”。
后世以来，随着酒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的意义，酒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逐渐从祭祀进入世俗生活。至汉魏时期，酒风早已大盛，举行宴会聚会，酒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文人而言，不加节制地喝酒，反而成了超凡脱俗的“风度”。“竹林七贤”标榜名士风流，他们常常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出格言行为世人侧目。有时候为了全身远祸，他们就把喝酒当成保护自己的一个幌子。比如阮籍，辞掉更重要的职位，去当步兵校尉这个小官，只是因为这个职位“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仅就此事看来，他似乎就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是，如果联想一下他的处境和心态，他喝酒似乎又有很多不可言说的苦闷。按《晋书》记载，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曾为自己的儿子向阮籍的女儿提亲，阮籍心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只好喝酒装醉，他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以至于“醉六十日”，这门亲事“不得言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酒可为文人添五彩笔，也可为武将壮英雄胆，只是，酒的作用并非一直正向——喝酒还容易误事。
拿文人来说，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最终因为酒喝多了，言行无状，令宦官高力士脱靴，被逐出朝廷。
以武将为例，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张飞，按《三国演义》描述，张飞好酒，只是因为喝酒屡屡误事。曹操用荀彧“驱虎吞狼”之计，让刘备攻打袁术，以促成刘备与吕布相争的局面。刘备命张飞把守徐州。行前，刘备一再叮嘱张飞不得饮酒，张飞自己也承诺，守城期间坚决不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戒住。他不仅自己醉酒，还强逼“从天戒，不饮酒”的曹豹喝酒，因为曹豹不喝又令鞭打五十。曹豹气愤不过，当夜修书一封，急让吕布派兵攻打徐州。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吕布听说老丈人受了欺负，如何能忍，立即兴兵夜袭。吕布兵至，张飞“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张飞仓促间披挂上马，但“酒犹未醒，不能力战”，只好仓皇出逃。这一战，不仅徐州失守，连刘备的家眷也都落到吕布手中。这醉酒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而张飞之死，也与酒密切相关。为了替关羽报仇，他命令手下三日内置办大量白旗白甲，欲三军挂孝伐吴。手下的人请求宽限时日，以筹措材料。张飞不允，且下了死命令，完不成就把他们斩首示众。这些人没办法，只好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卧帐中之际，悄悄入内取了张飞性命。
乍看上去，张飞这些过失，都来源于其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但细细分析一下，实际还是与酒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嗜酒，不是醉酒，这些失误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同。张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不喝酒的张飞，头脑灵活，伶牙俐齿。他口齿伶俐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布派人去山东买了三百余匹好马，半道被张飞劫走一半。吕布大怒，认定这是刘备暗中策划，算起旧账来，这可属于恩将仇报，因为不久前，吕布刚刚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面对气势汹汹的吕布，张飞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吕布噎得说不出话来。张飞说：“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这话，也属于算旧账。当初，吕布走投无路，无人敢收留他，投奔刘备，刘备收留了他。但是，吕布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还夺了刘备的地盘。所以，张飞这句话，直接让吕布哑口无言。这话可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话头上占了上风，情理上也占了上风。显然，不喝酒的张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张飞。如果张飞一直保持这么清醒，这么睿智，那才真是一个可怕的张飞！
正是察觉有人会如此“贪淫于味”，因酒乱了正道，嗜酒误了正事，历代常有禁酒之举。而民间围绕着饮酒，也留下诸多逸闻趣事。比如，那些贤内助，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在外少喝酒，可谓各出奇招。五代后周时有一位扈载，后来中了状元，官至监察御史。出仕之前，他的夫人特别反对他出去参加一些酒友的聚会。扈载又特别惧内，每次出去都要先请假。夫人跟他约法三章。如果喝酒的地方离家近，就滴水于地，在水干前必须回家。如果离家比较远，就点上一支香，用手指甲掐上个记号，香烧到记号之前就要赶回家。有一次，扈载出去参加聚会，刚喝了不一会儿，就显得神色不安，准备先告辞回家。朋友自然了解内情。这次，这帮“损友”出了个损招，说扈载急着先走，无非是担心“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这种行为应当罚酒，于是提议各以水、香为题，撰写新句一联，每一位完成联句，扈载就要喝酒一大杯。结果，扈载连续喝干了“六七巨觥，吐呕淋漓”。这件事，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有记载。但这次聚会扈载在外是否超时，回家是否受到夫人责罚，文中并未详述。想来这之后扈载再出去，也必是心有余悸。夫人如此要求自己的丈夫，自然还是担心丈夫在外饮酒无度，失了风雅，乱了德行。猜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夫人，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扈载能不能中状元，还真难说。
从古到今，围绕着酒留下很多佳话，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是“酒中八仙”，喝到出糗的、喝酒误事的，实实在在也不少。尤其现在又临近春节，家人团圆，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很多场合可能都少不了酒的点缀，但是，面对好酒、美酒，要记得该收口时就收口。特别要清楚三点，一是别自恃酒量大，二是别轻视低度酒，三是醉酒会误事。一旦因酒误事，千万别怪罪酒，从自身找原因就对了。就如同唐代孟郊《酒德》诗中所说：“罪人免罪酒，如此可为箴”。如果怪酒不怪人，不知道反思因何喝多了，那确实是“酒德”有问题了。（大众日报）
酒被认为乃风雅之事，主要因为有那么一批好酒的文人墨客，酒后还能妙笔生花，写出一篇篇花团锦簇的诗词歌赋，或者留下一段段才子佳人诗酒唱和的浪漫故事。传来传去，不断美化神化，酒几乎成了风雅的代名词。其实，酒喝多了，喝醉了，喝乱套了，哪还有什么风雅。要想从酒里找风雅，切忌照着葫芦画瓢，以免贻笑大方。
喝酒的历史，无论中外都是源远流长。中国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禹时期的仪狄造酒。仪狄成功造出酒来，自然喜不自禁，赶紧奉献给大禹品尝。不过，大禹喝过之后，不仅没有嘉奖仪狄，反而疏远了他。理由呢？大禹认为，酒虽然让人“饮而甘之”，但这种感觉容易让人失掉节制，容易使人忘乎所以，而且，大禹还判断，将来一定会出现因为饮酒无度而误国的国君。大禹于是不再喝酒。《战国策》中记载，大禹“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个传说，固然是为了表现大禹的圣明，我觉得更似后人借以表达对酒爱恨交加的纠结心态。
美酒酿造出来，最初用于祭祀。祭祀中用酒的原则，以淡为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介绍，《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之说。祭祀用酒，以“五齐”为主，“三酒”只起到配角的作用。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是贵薄贱厚的原则，越是味薄之酒，在祭祀中地位越高，越好喝的酒，在祭祀中的地位则越低。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重古善质。《礼记·礼运》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从这个记载看，“玄酒”地位最重要，而“澄酒”地位最低。按照郑玄的注释，“玄酒”即水。酒越醇厚，离神越远，在祭祀中地位最卑，“玄酒”的地位反而最高。二是善质不尚味。祭祀之中，神明享德而不享味。《礼记·乐记》所谓“食飨之礼，非致味也”。这一原则对祭祀之人也同样有效，即“示民不贪淫于味”。
后世以来，随着酒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的意义，酒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逐渐从祭祀进入世俗生活。至汉魏时期，酒风早已大盛，举行宴会聚会，酒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文人而言，不加节制地喝酒，反而成了超凡脱俗的“风度”。“竹林七贤”标榜名士风流，他们常常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出格言行为世人侧目。有时候为了全身远祸，他们就把喝酒当成保护自己的一个幌子。比如阮籍，辞掉更重要的职位，去当步兵校尉这个小官，只是因为这个职位“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仅就此事看来，他似乎就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是，如果联想一下他的处境和心态，他喝酒似乎又有很多不可言说的苦闷。按《晋书》记载，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曾为自己的儿子向阮籍的女儿提亲，阮籍心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只好喝酒装醉，他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以至于“醉六十日”，这门亲事“不得言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酒可为文人添五彩笔，也可为武将壮英雄胆，只是，酒的作用并非一直正向——喝酒还容易误事。
拿文人来说，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最终因为酒喝多了，言行无状，令宦官高力士脱靴，被逐出朝廷。
以武将为例，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张飞，按《三国演义》描述，张飞好酒，只是因为喝酒屡屡误事。曹操用荀彧“驱虎吞狼”之计，让刘备攻打袁术，以促成刘备与吕布相争的局面。刘备命张飞把守徐州。行前，刘备一再叮嘱张飞不得饮酒，张飞自己也承诺，守城期间坚决不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戒住。他不仅自己醉酒，还强逼“从天戒，不饮酒”的曹豹喝酒，因为曹豹不喝又令鞭打五十。曹豹气愤不过，当夜修书一封，急让吕布派兵攻打徐州。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吕布听说老丈人受了欺负，如何能忍，立即兴兵夜袭。吕布兵至，张飞“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张飞仓促间披挂上马，但“酒犹未醒，不能力战”，只好仓皇出逃。这一战，不仅徐州失守，连刘备的家眷也都落到吕布手中。这醉酒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而张飞之死，也与酒密切相关。为了替关羽报仇，他命令手下三日内置办大量白旗白甲，欲三军挂孝伐吴。手下的人请求宽限时日，以筹措材料。张飞不允，且下了死命令，完不成就把他们斩首示众。这些人没办法，只好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卧帐中之际，悄悄入内取了张飞性命。
乍看上去，张飞这些过失，都来源于其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但细细分析一下，实际还是与酒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嗜酒，不是醉酒，这些失误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同。张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不喝酒的张飞，头脑灵活，伶牙俐齿。他口齿伶俐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布派人去山东买了三百余匹好马，半道被张飞劫走一半。吕布大怒，认定这是刘备暗中策划，算起旧账来，这可属于恩将仇报，因为不久前，吕布刚刚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面对气势汹汹的吕布，张飞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吕布噎得说不出话来。张飞说：“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这话，也属于算旧账。当初，吕布走投无路，无人敢收留他，投奔刘备，刘备收留了他。但是，吕布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还夺了刘备的地盘。所以，张飞这句话，直接让吕布哑口无言。这话可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话头上占了上风，情理上也占了上风。显然，不喝酒的张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张飞。如果张飞一直保持这么清醒，这么睿智，那才真是一个可怕的张飞！
正是察觉有人会如此“贪淫于味”，因酒乱了正道，嗜酒误了正事，历代常有禁酒之举。而民间围绕着饮酒，也留下诸多逸闻趣事。比如，那些贤内助，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在外少喝酒，可谓各出奇招。五代后周时有一位扈载，后来中了状元，官至监察御史。出仕之前，他的夫人特别反对他出去参加一些酒友的聚会。扈载又特别惧内，每次出去都要先请假。夫人跟他约法三章。如果喝酒的地方离家近，就滴水于地，在水干前必须回家。如果离家比较远，就点上一支香，用手指甲掐上个记号，香烧到记号之前就要赶回家。有一次，扈载出去参加聚会，刚喝了不一会儿，就显得神色不安，准备先告辞回家。朋友自然了解内情。这次，这帮“损友”出了个损招，说扈载急着先走，无非是担心“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这种行为应当罚酒，于是提议各以水、香为题，撰写新句一联，每一位完成联句，扈载就要喝酒一大杯。结果，扈载连续喝干了“六七巨觥，吐呕淋漓”。这件事，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有记载。但这次聚会扈载在外是否超时，回家是否受到夫人责罚，文中并未详述。想来这之后扈载再出去，也必是心有余悸。夫人如此要求自己的丈夫，自然还是担心丈夫在外饮酒无度，失了风雅，乱了德行。猜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夫人，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扈载能不能中状元，还真难说。
从古到今，围绕着酒留下很多佳话，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是“酒中八仙”，喝到出糗的、喝酒误事的，实实在在也不少。尤其现在又临近春节，家人团圆，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很多场合可能都少不了酒的点缀，但是，面对好酒、美酒，要记得该收口时就收口。特别要清楚三点，一是别自恃酒量大，二是别轻视低度酒，三是醉酒会误事。一旦因酒误事，千万别怪罪酒，从自身找原因就对了。就如同唐代孟郊《酒德》诗中所说：“罪人免罪酒，如此可为箴”。如果怪酒不怪人，不知道反思因何喝多了，那确实是“酒德”有问题了。（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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