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鸢回头》读书笔记2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初中生正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岁，他的兴趣像藤蔓一样四处爬伸，有时缠绕住一种事物，有时一触便离开。他品尝各种滋味，形成自己的口味；他观看他人的表达，以鼓励或压制自己的情感；他模仿所有，来找成人世界的人口。他像一个贪婪、急切而且不择手段的程序员，四处拷贝别人的代码，以凑成自己的世界版本，而他的个性，正等待发生。有些书令他发展自己的见解或情感，却往往羞于发布，除非是积攒至盛，才被我们视为轻狂的表达；有些书，他想那既然对成人是重要的，想必有大道理在里面，或者有些用处一其实他本来并无兴趣，而在这类勉强的阅读中，谁也无法判断，他收获的是什么，他的接受与抵抗到底是什么比例。
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再三掂量。多数读物，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在流传的过程中给埋没、扭曲；或者，一些书自身足够强壮，如同有自我清洗的功能，里面的故事或道理，足以克服简介或序言所代表的先人之见，洗掉一代代读者或研究家设下的装饰。即便（或尤其）对少年来说，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显豁晓畅的论述，因其朴素而拥有吸引力，作为父母，正可放心地将书推荐给孩子，而且，这样的书是很多的。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初中生正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岁，他的兴趣像藤蔓一样四处爬伸，有时缠绕住一种事物，有时一触便离开。他品尝各种滋味，形成自己的口味；他观看他人的表达，以鼓励或压制自己的情感；他模仿所有，来找成人世界的人口。他像一个贪婪、急切而且不择手段的程序员，四处拷贝别人的代码，以凑成自己的世界版本，而他的个性，正等待发生。有些书令他发展自己的见解或情感，却往往羞于发布，除非是积攒至盛，才被我们视为轻狂的表达；有些书，他想那既然对成人是重要的，想必有大道理在里面，或者有些用处一其实他本来并无兴趣，而在这类勉强的阅读中，谁也无法判断，他收获的是什么，他的接受与抵抗到底是什么比例。
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再三掂量。多数读物，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在流传的过程中给埋没、扭曲；或者，一些书自身足够强壮，如同有自我清洗的功能，里面的故事或道理，足以克服简介或序言所代表的先人之见，洗掉一代代读者或研究家设下的装饰。即便（或尤其）对少年来说，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显豁晓畅的论述，因其朴素而拥有吸引力，作为父母，正可放心地将书推荐给孩子，而且，这样的书是很多的。
鹅头红，是我在兰寿之外，觉得最能做出吟味的品种。”
鹅头红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因子融汇、凝聚于一身的“天物”。
原因如下：
其一，在品种特征上，中国金鱼自古以蛋种为贵。浅里看，是蛋种较之龙种、文种与鲫鱼体形变异更大，符合中国人求奇求变的心态；深里看，是蛋种——典型如短壮短尾一路，更能表现中国人含蓄内敛、柔中蕴刚的性情，寄寓中国人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哲学体悟。而鹅头红，又是蛋种中的极品，头冠高探，卓尔不群，两鳃清癯，余韵悠长。加之周身银白，唯头顶丹珠，正符合中国人“鸿运当头”，“松鹤（顶红）延年”的文化心理诉求。
其二，在审美经验上，鹅头红最得观鱼静雅之妙。拙园老人在《虫鱼雅集》“养鱼总论”中说：“鱼乃闲静幽雅之物，养之不独清目，兼可清心。”《朱砂鱼谱》之“第十”写观鱼论，亦是以静为妙。特别是“宜月夜、圆魄当天，倒影插波时，惊鳞拨剌，自觉目境为醒”一句，直见性命。试想月光下，幽池中，一袭银鳞，隐隐闪动荧光，何其幽谧；再观瞧，条条银线，红顶探路，何其灵逸。其动人处，非其他鱼可比。
其三，在稀缺程度上，鹅头红最难求一上物。蛋种，因背的光润度一项，淘汰率本来就高，加之红顶仅限于头部以内、鳃部以上的苛酷要求，便决定了绝大多数的苗子要被倒进沟里。再求头冠前探出嘴，恐怕已是千里挑一了。更何况，鹅在鳞、尾上的标准也绝非敷衍了事。如果以日寿万分之四五的极品率作比较，则鹅的极品率当与日寿在伯仲之间。物以稀为贵，决定了鹅头红在相当时期内仍会是高端品种。
无怪乎，鹅头红自古便会列为上品中的上品；无怪乎，刘老爷子会惊叹：“实为最高品位，十全十美、无可替代之物也。”笔者认为，鹅头红与日寿完全可以成为中日金鱼之双峰。那日和友人交流，他也赞同，日寿已对中国的“卵虫”做出了全面改良，并能立成一派，领一代风骚；而鹅头红，日本人涉足未深，尚未建立品鉴与培育的体系与传统，我们正可“重整河山”。可以预期，居于中国金鱼金字塔尖上的鹅头红，将促发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金鱼的流脉、品质和精髓，更系统地反思中国在金鱼培育上的正误、长短和深浅，因此，我们理应在鹅头红上凝心聚力，下足功夫，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国粹来。
做“鹅”
谈头冠。这是鹅头红的看家之本。鹅头，顾名思义，头冠猩红（鸡血红），向上高隆，前高后低，探出嘴尖，且肉瘤质实而圆润；两鳃平滑，无肉瘤痕迹。头红怎样才算标准，答曰：后不过顶，前不过鼻，下不过鳃。
当下有鱼友喜欢头红上嘴的，认为可减少子代“红不上头”的机率，或许有理。但论观赏还是要丝丝入扣，正如挑鹤顶红，嘴上带红的，便被视作二等。还有鱼友喜欢红眼圈的，锦上添花，笔者认为倒不必强求。
至于头型，鹅中大致分两类，一是嘴平圆，要点在圆而不尖，二是嘴方正，有出位者生出兰寿状的龙吻。我个人偏爱前者，因为嘴平圆，方能给发展鹅冠留下余地；而者的样态，我觉得不如去找一条龙吻齐鳃红的兰寿养养，如果追求狮头型，那就直接引进宇野日寿好了。
头冠，当然是“脑像”发得越早，越壮观者越好——这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今日常闻鱼友说：“鹅头红，当年不起头，起头要到两年后。”此话似是而非——无法想像一条“和尚”到三年前后猛然变出“鹅冠”来。“当年不起头”的判断，实是当下鹅头红头冠江河日下使然。如果当年苗子也能发头，何乐而不为？刘景春老爷子有一段他改进王字虎的生动描述：“这一批小鱼在鱼秧时，头上堆肉有痕无台，三年以后，额上堆肉逐渐隆起，始能定取舍。这就浪费了蓄养者的时间与精力。以后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经过多年精心筛选，今日之红虎头鱼在小秧时头顶台阶即可分出轩轾……不必养到三年始能判断优劣以定取舍也。由此可见，成鱼额顶之堆肉较前亦隆丰许多也。” （见 王世襄先生所编《中国金鱼文化》一书，三联书店）而起头晚，指的是北京鱼玩得长：“其他种金鱼，随时日之推移，只能增长体躯，其特征变化不大，故蓄养者兴味索然。而红虎头鱼之特征之发展与日俱增，给人以无穷之希望，使蓄养者兴味无穷，都有各自的希望之梦。”
再谈身尾。刘老爷子说：“额头红鱼身躯较红虎头稍细，姿态婀娜。”又说，要“身宽肚方”、忌“鱼身细长”。究竟以什么体态为宜，且看其对王字虎的描绘：“虎头鱼头部之大小与身躯之比例，头部最小者占1/3，即头占1/3,身(笔者注：指背长)占2/3。较好者头占2/5、身占3/5。如此，则其头部显然加长，加之隆起堆肉高大，愈显雄伟多姿。头部最长者竟有头、身各占1/2者……实为上品之上品也。”可见，虎头头长（从嘴到鳃盖未端）与背长比，1:2已是底线。即使胴体修长的日寿，1:2已是“中长手”，而观今日猫狮中的翘楚，多是1：1的比例。
由此推断，鹅头红虽不如王字虎那般壮硕雄伟，但也应朝着“长成四角见线之长方形肥墩”的方向发展。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蛋种追求。所谓“圆如鸭子（蛋）”，老辈子一言以蔽之，就是“上下左右怎么看，都是一个蛋。”这蛋，还需配上小巧玲珑的四尾。徐金生在《中国金鱼》说虎头：“小尾鳍，占体长1/4强”，而大尾虎头因气质不像小尾虎头那么呆气，反而不受人宠爱。又说鹅头红尾鳍略长，但也只占体长之1/3强些，全不像今日之鹅头红，尾动辄占1/2还多，且头冠平平，骨架松软，尾柄细弱，按此趋势发展下去，不如向红头丹凤蜕变，正所谓“长得其长，短得其短”。 https://t.cn/R2WxKD0
鹅头红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因子融汇、凝聚于一身的“天物”。
原因如下：
其一，在品种特征上，中国金鱼自古以蛋种为贵。浅里看，是蛋种较之龙种、文种与鲫鱼体形变异更大，符合中国人求奇求变的心态；深里看，是蛋种——典型如短壮短尾一路，更能表现中国人含蓄内敛、柔中蕴刚的性情，寄寓中国人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哲学体悟。而鹅头红，又是蛋种中的极品，头冠高探，卓尔不群，两鳃清癯，余韵悠长。加之周身银白，唯头顶丹珠，正符合中国人“鸿运当头”，“松鹤（顶红）延年”的文化心理诉求。
其二，在审美经验上，鹅头红最得观鱼静雅之妙。拙园老人在《虫鱼雅集》“养鱼总论”中说：“鱼乃闲静幽雅之物，养之不独清目，兼可清心。”《朱砂鱼谱》之“第十”写观鱼论，亦是以静为妙。特别是“宜月夜、圆魄当天，倒影插波时，惊鳞拨剌，自觉目境为醒”一句，直见性命。试想月光下，幽池中，一袭银鳞，隐隐闪动荧光，何其幽谧；再观瞧，条条银线，红顶探路，何其灵逸。其动人处，非其他鱼可比。
其三，在稀缺程度上，鹅头红最难求一上物。蛋种，因背的光润度一项，淘汰率本来就高，加之红顶仅限于头部以内、鳃部以上的苛酷要求，便决定了绝大多数的苗子要被倒进沟里。再求头冠前探出嘴，恐怕已是千里挑一了。更何况，鹅在鳞、尾上的标准也绝非敷衍了事。如果以日寿万分之四五的极品率作比较，则鹅的极品率当与日寿在伯仲之间。物以稀为贵，决定了鹅头红在相当时期内仍会是高端品种。
无怪乎，鹅头红自古便会列为上品中的上品；无怪乎，刘老爷子会惊叹：“实为最高品位，十全十美、无可替代之物也。”笔者认为，鹅头红与日寿完全可以成为中日金鱼之双峰。那日和友人交流，他也赞同，日寿已对中国的“卵虫”做出了全面改良，并能立成一派，领一代风骚；而鹅头红，日本人涉足未深，尚未建立品鉴与培育的体系与传统，我们正可“重整河山”。可以预期，居于中国金鱼金字塔尖上的鹅头红，将促发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金鱼的流脉、品质和精髓，更系统地反思中国在金鱼培育上的正误、长短和深浅，因此，我们理应在鹅头红上凝心聚力，下足功夫，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国粹来。
做“鹅”
谈头冠。这是鹅头红的看家之本。鹅头，顾名思义，头冠猩红（鸡血红），向上高隆，前高后低，探出嘴尖，且肉瘤质实而圆润；两鳃平滑，无肉瘤痕迹。头红怎样才算标准，答曰：后不过顶，前不过鼻，下不过鳃。
当下有鱼友喜欢头红上嘴的，认为可减少子代“红不上头”的机率，或许有理。但论观赏还是要丝丝入扣，正如挑鹤顶红，嘴上带红的，便被视作二等。还有鱼友喜欢红眼圈的，锦上添花，笔者认为倒不必强求。
至于头型，鹅中大致分两类，一是嘴平圆，要点在圆而不尖，二是嘴方正，有出位者生出兰寿状的龙吻。我个人偏爱前者，因为嘴平圆，方能给发展鹅冠留下余地；而者的样态，我觉得不如去找一条龙吻齐鳃红的兰寿养养，如果追求狮头型，那就直接引进宇野日寿好了。
头冠，当然是“脑像”发得越早，越壮观者越好——这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今日常闻鱼友说：“鹅头红，当年不起头，起头要到两年后。”此话似是而非——无法想像一条“和尚”到三年前后猛然变出“鹅冠”来。“当年不起头”的判断，实是当下鹅头红头冠江河日下使然。如果当年苗子也能发头，何乐而不为？刘景春老爷子有一段他改进王字虎的生动描述：“这一批小鱼在鱼秧时，头上堆肉有痕无台，三年以后，额上堆肉逐渐隆起，始能定取舍。这就浪费了蓄养者的时间与精力。以后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经过多年精心筛选，今日之红虎头鱼在小秧时头顶台阶即可分出轩轾……不必养到三年始能判断优劣以定取舍也。由此可见，成鱼额顶之堆肉较前亦隆丰许多也。” （见 王世襄先生所编《中国金鱼文化》一书，三联书店）而起头晚，指的是北京鱼玩得长：“其他种金鱼，随时日之推移，只能增长体躯，其特征变化不大，故蓄养者兴味索然。而红虎头鱼之特征之发展与日俱增，给人以无穷之希望，使蓄养者兴味无穷，都有各自的希望之梦。”
再谈身尾。刘老爷子说：“额头红鱼身躯较红虎头稍细，姿态婀娜。”又说，要“身宽肚方”、忌“鱼身细长”。究竟以什么体态为宜，且看其对王字虎的描绘：“虎头鱼头部之大小与身躯之比例，头部最小者占1/3，即头占1/3,身(笔者注：指背长)占2/3。较好者头占2/5、身占3/5。如此，则其头部显然加长，加之隆起堆肉高大，愈显雄伟多姿。头部最长者竟有头、身各占1/2者……实为上品之上品也。”可见，虎头头长（从嘴到鳃盖未端）与背长比，1:2已是底线。即使胴体修长的日寿，1:2已是“中长手”，而观今日猫狮中的翘楚，多是1：1的比例。
由此推断，鹅头红虽不如王字虎那般壮硕雄伟，但也应朝着“长成四角见线之长方形肥墩”的方向发展。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蛋种追求。所谓“圆如鸭子（蛋）”，老辈子一言以蔽之，就是“上下左右怎么看，都是一个蛋。”这蛋，还需配上小巧玲珑的四尾。徐金生在《中国金鱼》说虎头：“小尾鳍，占体长1/4强”，而大尾虎头因气质不像小尾虎头那么呆气，反而不受人宠爱。又说鹅头红尾鳍略长，但也只占体长之1/3强些，全不像今日之鹅头红，尾动辄占1/2还多，且头冠平平，骨架松软，尾柄细弱，按此趋势发展下去，不如向红头丹凤蜕变，正所谓“长得其长，短得其短”。 https://t.cn/R2WxK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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