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 碳中和##节能减排##双碳目标#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36/王一鸣：中国经济全球占比将提高实现就业目标需3%以上增长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新浪财经综合
日前，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的第129期“经济每月谈”日程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尽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置经济目标，但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融入到其他目标之中，按照近年的就业弹性，新增900万就业需要3%或更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
他指出，即便今年GDP增速较去年有所下降，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地位还会上升：去年中国增速比全球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或超3%，中国即便只实现2%~3%的正增长，也会比全球高出5到6个百分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记者会上首次提出“规模性政策”，王一鸣认为，这是在整合前期碎片化的阶段性政策基础上形成的一揽子政策框架，中国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专项债，为企业减负等几项措施总规模已达6.1万亿，占GDP超过了6%，而西方主要经济的刺激规模大概占GDP10%，中国宏观政策力度并不小，同时也留有了余地。
他指出，全球国际分工“大三角”循环关系正在发生系统性调整，中国因此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需要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及战略回旋空间大、产业体系完整等优势，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同时，扩大开放，建设国际循环体系。
随着疫情在海外蔓延，国外产业链与供应链出现了“断点”，加之中国还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在技术“断供”上的战略遏制，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也至关重要。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份额会进一步提升
王一鸣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鲜明的特征在于没有设定经济增速的量化目标，这主要是受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体现了对困难挑战充分估计的底线思维，也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和实事求是的思路。
不过他强调，未设量化增速目标并不意味着增长无关紧要，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就没有落实“六稳”、“六保”的基础和条件，也无法实现就业和民生的目标任务。
他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实际上已经融入到其他目标之中，《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新增900万就业的目标，去年GDP增速为6.1%，新增就业是1352万，按照近几年的就业弹性来推算，新增900万就业需要3%或更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
“即便今年GDP增速相较去年有明显的下降，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地位还会上升，这是因为我们今年的相对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去年：去年中国增速是6.1%，而全球是2.9%，中国比全球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3%，而且可能还要下调；中国即便只实现2%~3%的正增长，都会是比全球高出5到6个百分点。这要明显高于去年的水平。”
王一鸣表示，今年中国把稳就业、保民生、“六稳”和“六保”放在了优先地位，他认为，“六稳”是“六保”的基础和条件，“六保”是底线性要求，也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和支撑。
“只有稳住就业，保住民生，才能解决老百姓(83.650, 0.00, 0.00%)的后顾之忧，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这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内在要求。”
稳就业、保民生重在保市场主体
在王一鸣看来，稳就业首先要稳住现有的就业岗位，这需要落实好已有的阶段性减免社保、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政策，同时，推动生活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复工复业复市；针对外贸订单大幅下降，企业减员压力增大的情况，需要帮助外贸企业拓展订单渠道，推动出口转内销。
其次，稳就业还要积极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新业态有1亿人就业，中国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成都放开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马上新增了10万人就业。”王一鸣指出，中国需要鼓励发展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
5月23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王一鸣做了题为“充分发挥新就业形态对‘保就业’的积极作用”的发言。
王一鸣指出，中国需要抓紧开工一批建设项目，同时，对就业困难的情况，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公益性就业岗位，这也能形成新的就业岗位。
他表示，今年大学毕业生874万，就业压力很大，国有企事业单位可以扩大招收规模，同时要扩大研究生和专升本的招生规模。
在缓解就业压力上，《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了以岗代训、扩大培训规模。王一鸣称，现在制造业、服务业场景都在从线下往线上转，其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差异很大，中国将采取措施资助企业“以训稳岗”，今明两年将有3500万人次通过失业保险结存来进行岗位培训，从而稳定就业。
在保民生方面，可以归纳为三个“扩大”：一是扩大失业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二是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三是扩大社会救助覆盖面。
在王一鸣看来，稳就业、保民生重在保市场主体。在保企业等市场主体方面，中国采取了很多阶段性的减税降费、减免社保费、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
他指出，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阶段性政策要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这或许意味着部分阶段性政策有可能在下一步会变成制度性安排，中国在中小企业税率，特别是小微企业税率上也有调整的空间。
占GDP超6%，中国刺激规模并不小
在宏观政策方面，王一鸣表示，疫情以后，中国出台了很多阶段性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总体上是分散的，碎片化的。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将这些政策重新整合，形成一揽子的政策框架。
“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用的词叫‘规模性政策’，我的理解是，实际上把此前的分散的政策整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政策，这些政策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尽管有人在记者会上说不如预期，但中国新增了1万亿赤字，发行了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新增1.6万亿专项债，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仅这几项加总已达到6.1万亿，占GDP超过了6%，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这个份额还会更高。”
王一鸣指出，现在西方主要经济的刺激规模大概占GDP10%，相较而言，中国的刺激力度并不算小，中国明确表示“根据形势变化还可完善”，而且中国赤字率是3.6%“以上”，其上浮还有弹性空间。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力度并不小，同时也留有了余地，既不搞过度刺激，也为下一步政策调整留出了空间。
“我觉得中国提出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可以有效对冲疫情带来的冲击，对冲外需收缩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第二次冲击，增大中国的回旋空间。”
王一鸣强调，如今就业优先政策也是宏观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全球分工“大三角”循环面临系统性调整
中国近期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王一鸣认为，这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主动调整、面向未来的提出的大战略。
他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全球国际分工和大循环，全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循环关系，即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是生产制造中心，欧美是个消费中心与金融服务中心，中东、拉美等地是能源、资源供给地。
在他看来，从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大三角”循环已经在发生系统性的调整，其背景是它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大规模外移带来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国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带来国内矛盾对立，而这也带来了中美经贸摩擦，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疫情也加速了这种循环关系的重塑。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影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战略回旋空间大的优势，以及产业体系完整的优势，来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
王一鸣指出，以国内需求为主体，包括扩大消费，也包括扩大投资，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投资以“两新一重”为主要方向，中国在沿江高铁、沿海高铁、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上投资规模巨大，中国可能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研究烟大隧道，琼州海峡隧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其投资规模都非常大。
同时，中国还将积极推动开放，形成国际循环，而这种国际循环在布局上可能会更多地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会更多地面向“一带一路”沿线。
此外，中国还要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安全。随着疫情在海外蔓延，国外生产休克带来了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断供”，中国还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战略遏制，包括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断供”，这需要中国提高产业链的竞争力，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
在疫情之下，中国的外贸和外资均出现了下滑。这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王一鸣表示，中国将以开放来促改革，进一步压缩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确立负面清单制度，继续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打造制度性的开放高地。
他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中国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中国经济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发展方式的问题，前者可以靠宏观政策来对冲，但后者只能靠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两会’前夕，中国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这为新时期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他说。
原文链接：https://t.cn/A62eM64f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新浪财经综合
日前，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的第129期“经济每月谈”日程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尽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置经济目标，但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融入到其他目标之中，按照近年的就业弹性，新增900万就业需要3%或更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
他指出，即便今年GDP增速较去年有所下降，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地位还会上升：去年中国增速比全球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或超3%，中国即便只实现2%~3%的正增长，也会比全球高出5到6个百分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记者会上首次提出“规模性政策”，王一鸣认为，这是在整合前期碎片化的阶段性政策基础上形成的一揽子政策框架，中国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专项债，为企业减负等几项措施总规模已达6.1万亿，占GDP超过了6%，而西方主要经济的刺激规模大概占GDP10%，中国宏观政策力度并不小，同时也留有了余地。
他指出，全球国际分工“大三角”循环关系正在发生系统性调整，中国因此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需要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及战略回旋空间大、产业体系完整等优势，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同时，扩大开放，建设国际循环体系。
随着疫情在海外蔓延，国外产业链与供应链出现了“断点”，加之中国还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在技术“断供”上的战略遏制，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也至关重要。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份额会进一步提升
王一鸣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鲜明的特征在于没有设定经济增速的量化目标，这主要是受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体现了对困难挑战充分估计的底线思维，也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和实事求是的思路。
不过他强调，未设量化增速目标并不意味着增长无关紧要，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就没有落实“六稳”、“六保”的基础和条件，也无法实现就业和民生的目标任务。
他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实际上已经融入到其他目标之中，《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新增900万就业的目标，去年GDP增速为6.1%，新增就业是1352万，按照近几年的就业弹性来推算，新增900万就业需要3%或更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
“即便今年GDP增速相较去年有明显的下降，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地位还会上升，这是因为我们今年的相对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去年：去年中国增速是6.1%，而全球是2.9%，中国比全球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3%，而且可能还要下调；中国即便只实现2%~3%的正增长，都会是比全球高出5到6个百分点。这要明显高于去年的水平。”
王一鸣表示，今年中国把稳就业、保民生、“六稳”和“六保”放在了优先地位，他认为，“六稳”是“六保”的基础和条件，“六保”是底线性要求，也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和支撑。
“只有稳住就业，保住民生，才能解决老百姓(83.650, 0.00, 0.00%)的后顾之忧，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这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内在要求。”
稳就业、保民生重在保市场主体
在王一鸣看来，稳就业首先要稳住现有的就业岗位，这需要落实好已有的阶段性减免社保、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政策，同时，推动生活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复工复业复市；针对外贸订单大幅下降，企业减员压力增大的情况，需要帮助外贸企业拓展订单渠道，推动出口转内销。
其次，稳就业还要积极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新业态有1亿人就业，中国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成都放开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马上新增了10万人就业。”王一鸣指出，中国需要鼓励发展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
5月23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王一鸣做了题为“充分发挥新就业形态对‘保就业’的积极作用”的发言。
王一鸣指出，中国需要抓紧开工一批建设项目，同时，对就业困难的情况，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公益性就业岗位，这也能形成新的就业岗位。
他表示，今年大学毕业生874万，就业压力很大，国有企事业单位可以扩大招收规模，同时要扩大研究生和专升本的招生规模。
在缓解就业压力上，《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了以岗代训、扩大培训规模。王一鸣称，现在制造业、服务业场景都在从线下往线上转，其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差异很大，中国将采取措施资助企业“以训稳岗”，今明两年将有3500万人次通过失业保险结存来进行岗位培训，从而稳定就业。
在保民生方面，可以归纳为三个“扩大”：一是扩大失业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二是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三是扩大社会救助覆盖面。
在王一鸣看来，稳就业、保民生重在保市场主体。在保企业等市场主体方面，中国采取了很多阶段性的减税降费、减免社保费、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
他指出，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阶段性政策要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这或许意味着部分阶段性政策有可能在下一步会变成制度性安排，中国在中小企业税率，特别是小微企业税率上也有调整的空间。
占GDP超6%，中国刺激规模并不小
在宏观政策方面，王一鸣表示，疫情以后，中国出台了很多阶段性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总体上是分散的，碎片化的。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将这些政策重新整合，形成一揽子的政策框架。
“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用的词叫‘规模性政策’，我的理解是，实际上把此前的分散的政策整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政策，这些政策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尽管有人在记者会上说不如预期，但中国新增了1万亿赤字，发行了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新增1.6万亿专项债，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仅这几项加总已达到6.1万亿，占GDP超过了6%，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这个份额还会更高。”
王一鸣指出，现在西方主要经济的刺激规模大概占GDP10%，相较而言，中国的刺激力度并不算小，中国明确表示“根据形势变化还可完善”，而且中国赤字率是3.6%“以上”，其上浮还有弹性空间。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力度并不小，同时也留有了余地，既不搞过度刺激，也为下一步政策调整留出了空间。
“我觉得中国提出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可以有效对冲疫情带来的冲击，对冲外需收缩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第二次冲击，增大中国的回旋空间。”
王一鸣强调，如今就业优先政策也是宏观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全球分工“大三角”循环面临系统性调整
中国近期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王一鸣认为，这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主动调整、面向未来的提出的大战略。
他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全球国际分工和大循环，全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循环关系，即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是生产制造中心，欧美是个消费中心与金融服务中心，中东、拉美等地是能源、资源供给地。
在他看来，从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大三角”循环已经在发生系统性的调整，其背景是它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大规模外移带来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国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带来国内矛盾对立，而这也带来了中美经贸摩擦，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疫情也加速了这种循环关系的重塑。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影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战略回旋空间大的优势，以及产业体系完整的优势，来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
王一鸣指出，以国内需求为主体，包括扩大消费，也包括扩大投资，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投资以“两新一重”为主要方向，中国在沿江高铁、沿海高铁、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上投资规模巨大，中国可能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研究烟大隧道，琼州海峡隧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其投资规模都非常大。
同时，中国还将积极推动开放，形成国际循环，而这种国际循环在布局上可能会更多地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会更多地面向“一带一路”沿线。
此外，中国还要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安全。随着疫情在海外蔓延，国外生产休克带来了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断供”，中国还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战略遏制，包括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断供”，这需要中国提高产业链的竞争力，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
在疫情之下，中国的外贸和外资均出现了下滑。这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王一鸣表示，中国将以开放来促改革，进一步压缩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确立负面清单制度，继续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打造制度性的开放高地。
他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中国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中国经济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发展方式的问题，前者可以靠宏观政策来对冲，但后者只能靠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两会’前夕，中国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这为新时期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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