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荔湾：政务改革步履不停，数字“智理”引领未来
出家门15分钟距离可以办什么事？最基本的买菜、搭车、吃饭自不必说，然而，很多人渴望的15分钟生活圈远不止此。在荔湾区逢源街耀华社区，居民们可以走路15分钟去领取养老金，办理社保、失业金，社区政务大厅里164项业务一网通办，街坊们不出远门便可享受多部门“上门送服务”。
作为在全国率先推动“一窗式”政务改革的荔湾区，坚持“放”出活力、“管”出公平、“服”出效率，不断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近日，荔湾区人民政府与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数字广东”）签订《关于数字政府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就共同合作推进荔湾政务数字化改革，达成系列合作。借助“数字政府”平台建设，荔湾将进一步探索实现“双简”的有效路径，以数字化为引领为企业市民简化办事环节，为政务公职人员简化工作流程。
有先行先试的勇气，有锐意改革的魄力，更有付诸实践的动力。荔湾以数字赋能区域发展，矢志不渝推动社会治理走向“智理”。
坐在办公室里点开“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夏先生根据指引逐步提交开办企业所需资料，“一表申报”省去了以往需要东奔西走提交的各种材料。在提交完毕后，仅半天时间夏先生便收到了电子营业执照。
“不仅如此，如今，开办企业政府还会附带免费赠送一套备案过的公章、发票和税务Ukey，免去企业再跑腿备案环节。这真是只需一台电脑就能开家公司啊。”夏先生感慨。今年11月，他在荔湾区注册成立公司，全程零跑腿的政务服务令他和股东们感到十分便利。
企业注册审批全网办、零跑腿，在“互联网+政务”平台的支持下，荔湾区商事登记网办率提升至68%，荔湾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下称“荔湾区政数局”）办事大厅再见不到一眼望不到头的等候队伍。
近年来，荔湾区持续推进“智能化、零距离”政务服务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企业审批注册、税费事项办理、工程项目联并审批等多方面探索“全网办”。
目前，荔湾区税务部门已开办244项涉税费事项全网办，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行政成本；此外，区住建局、规划资源局、农水局等12个部门70个事项整合为42个阶段联合办理，内部工作环节的压缩直接体现为办事效率的提高。
政务数字化改革永远没有完成时，日积月累的实践才换来显而易见的“加速度”。回到七八年前，几乎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作为广州市中心城区，荔湾区也有着老城区典型的城市形态：场地有限、人口密集、老龄人口多等，给传统政务服务带来了一定局限。
2014年，为解决政务服务场地困扰，进一步规范办事流程和秩序，荔湾区在全国率先创新政务服务“一窗式”办理，以政务服务流程再造为窗口业务“减负”。
“市民只需在窗口递交材料，即转入后台工作人员统一办理环节，老百姓交完材料就完事了。”荔湾区政数局工作人员介绍，改革推进受审分离，将窗口服务前移，更加注重审批前的指引服务，省去了市民补材料、改材料的时间。
2018年，荔湾再次进行革命性再造。“改革主要聚焦政务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同时，提出了三个零距离服务。”上述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荔湾以标准化审批、受理、监管为抓手，整合“一窗式”综合受理八大标准化制度，构建起了独具特色的“一窗式”服务标准体系，成为全省首个通过验收的国家级政务服务标准化试点。
从“一窗式”受理到远程“全网办”。今天的荔湾在先行先试地探索中，不断刷新服务速度，拓展服务领域，以政务服务流程再造，收获了市民、企业及政务工作者“双简”多赢的局面。
从一扇窗里，人们容易感受到服务的温度与态度，然而，在看不见的数字世界，荔湾在一张图上描绘着区域治理的底色和路径。在荔湾，政务改革不仅表现在对外服务中，通过搭建技术平台，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清晰可见，人们的呼声都有人响应。
今年9月，荔湾区推进“访千家进万户听民意解民忧行动”，打通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以辖区行政地图为脉络，荔湾区政数局围绕走访数据和需求分析，短时间内开发了“群众走访”模块和二维码，以数字赋能走访行动。
“下沉干部借助二维码即时录入走访信息、记录和反馈群众需求，通过两个月的走访，走访干部录入30多万条走访信息，收集群众诉求9000余宗，目前，所有群众需求均已被平台派到相关街道和职能部门。”区政数局数据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荔湾区不断加强城市运营“一图统览”建设，主动对接辖区群众、企业需求，为寻求社会治理能力新突破自我“加码”。数据中心负责人介绍，地图能够实现数据的空间属性，让数据反映得更为直观。如对平台上的工单进行区域确权，显示登革热等流行病的病例分布等，可以帮助决策和执行部门更精准做出判断。
以智慧政务一张图服务平台为基础，荔湾区全力打造数据平台，完善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综合指挥调度中心建设。
今年5月，一名美籍华人因疫情原因无法回荔湾办理房屋继承手续。他在微信扫码登录“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综合指挥调度平台发出诉求。荔湾区侨联第一时间通过平台将诉求转发至区住房和建设局，两部门相互配合为当事人解决困难，并实时将工作进度公布在“进度查询”上。“虽远隔重洋，荔湾在云上就解决了我的棘手问题，比回国亲自办理还方便。”事后，这名华侨发出感慨。
除接受基层派单业务外，如今，荔湾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综合指挥调度平台还开展了很多特色业务。根据区情实际，平台添加了侨联呼、企业呼等自选项目，“一网统管”扩充了平台职能，社会“智理”效能大幅提升。
“平台让各条块工作更加公开、透明，不仅在技术和数据方面提供支撑，更加强了各部门沟通协作，让权责更加明朗。”上述负责人进一步举例说明，如“为侨服务·一呼必应”综合服务系统，可以根据平台记录匹配服务，协同其他部门共同完成涉侨个人报到、侨企服务等。
在城市运营“一张图”统筹下，“一网统管”“一网协同”让政务服务更加直观、智能。顶层设计、机构保障、协同创新等多管齐下，荔湾区以“互联网+政务”为抓手，不断降低制度成本提升行政效率，逐步形成了协同有渠道、流程有指引、过程全透明、监管全方位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近日，荔湾区人民政府与“数字广东”签订《关于数字政府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荔湾区“数字政府”建设。合作将研究制定荔湾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规划，提出建设目标任务和实施路径。
荔湾区政数局负责人表示，本次战略合作的主要目标是以“互联网+政务”创新为重要突破口，以数据治理和数据应用为主线，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实现数据的“汇聚、融通、治理、应用、效能”，高标准打造“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荔湾样本。
今年，在广东省出台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十四五”规划的背景下，荔湾区及时跟进研究，提出全力释放政务数据生产要素价值，以技术创新推动业务创新，不断探索数字政府建设的新场景和新模式，助力政府各职能机构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设想。
荔湾区政数局还制定《荔湾区“智能化、零距离”政务服务改革工作方案》，将系统升级改造政务大厅，建设全天候自助服务大厅。接下来，荔湾将以“广东政务服务网”为网上办事统一入口，以智能服务区为实体大厅办事入口，推动线上线下并轨融合，促进民生高频服务“一次办成”。
区政数局负责人表示，荔湾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将其作为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整体运营支撑能力的重要抓手。今后，荔湾还将试点推行区属政务服务分厅、街道政务服务大厅的一体化建设；在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产业园区政务服务域建设，将个性化服务送到市民、企业的门口。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数字化、信息化让荔湾政务服务置身阳光下，以更加公开、公平的面貌展现一个“服务型”政府的责任担当与公信力，为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赋能。
面向“十四五”，改革更需要“智”“治”相偕，作为改革路上的探索者，荔湾将致力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数字化发展答卷。
■数读荔湾
荔湾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成绩单：
①开设“穗好办”荔湾专区15个分区，上线100多个掌上办政务服务事项；
②区政务服务中心18个部门共700多项业务纳入综合受理，综合受理模式开展以来，平均审批时间压缩率超过70%，月均受理量增幅为162.3%；
③建立大坦沙国际健康生态岛、广州国际医药港、岭南 v谷和彩虹科创园等产业园区政务服务域，实现零距离服务；
④历史数据成果数字化，将全区门牌、房屋、人口、企事业单位等基础数据相互关联，并与政务地图相结合，形成基础图层；
⑤实现各类业务数据共享深度应用，形成专业图层，构建一套数据共享体系的荔湾“数字一张图”政务服务应用体系；
⑥通过基础图层、专业图层和迭代图层深度应用，形成荔湾区社会治理有效机制，为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来源：广州市荔湾区政务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出家门15分钟距离可以办什么事？最基本的买菜、搭车、吃饭自不必说，然而，很多人渴望的15分钟生活圈远不止此。在荔湾区逢源街耀华社区，居民们可以走路15分钟去领取养老金，办理社保、失业金，社区政务大厅里164项业务一网通办，街坊们不出远门便可享受多部门“上门送服务”。
作为在全国率先推动“一窗式”政务改革的荔湾区，坚持“放”出活力、“管”出公平、“服”出效率，不断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近日，荔湾区人民政府与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数字广东”）签订《关于数字政府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就共同合作推进荔湾政务数字化改革，达成系列合作。借助“数字政府”平台建设，荔湾将进一步探索实现“双简”的有效路径，以数字化为引领为企业市民简化办事环节，为政务公职人员简化工作流程。
有先行先试的勇气，有锐意改革的魄力，更有付诸实践的动力。荔湾以数字赋能区域发展，矢志不渝推动社会治理走向“智理”。
坐在办公室里点开“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夏先生根据指引逐步提交开办企业所需资料，“一表申报”省去了以往需要东奔西走提交的各种材料。在提交完毕后，仅半天时间夏先生便收到了电子营业执照。
“不仅如此，如今，开办企业政府还会附带免费赠送一套备案过的公章、发票和税务Ukey，免去企业再跑腿备案环节。这真是只需一台电脑就能开家公司啊。”夏先生感慨。今年11月，他在荔湾区注册成立公司，全程零跑腿的政务服务令他和股东们感到十分便利。
企业注册审批全网办、零跑腿，在“互联网+政务”平台的支持下，荔湾区商事登记网办率提升至68%，荔湾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下称“荔湾区政数局”）办事大厅再见不到一眼望不到头的等候队伍。
近年来，荔湾区持续推进“智能化、零距离”政务服务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企业审批注册、税费事项办理、工程项目联并审批等多方面探索“全网办”。
目前，荔湾区税务部门已开办244项涉税费事项全网办，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行政成本；此外，区住建局、规划资源局、农水局等12个部门70个事项整合为42个阶段联合办理，内部工作环节的压缩直接体现为办事效率的提高。
政务数字化改革永远没有完成时，日积月累的实践才换来显而易见的“加速度”。回到七八年前，几乎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作为广州市中心城区，荔湾区也有着老城区典型的城市形态：场地有限、人口密集、老龄人口多等，给传统政务服务带来了一定局限。
2014年，为解决政务服务场地困扰，进一步规范办事流程和秩序，荔湾区在全国率先创新政务服务“一窗式”办理，以政务服务流程再造为窗口业务“减负”。
“市民只需在窗口递交材料，即转入后台工作人员统一办理环节，老百姓交完材料就完事了。”荔湾区政数局工作人员介绍，改革推进受审分离，将窗口服务前移，更加注重审批前的指引服务，省去了市民补材料、改材料的时间。
2018年，荔湾再次进行革命性再造。“改革主要聚焦政务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同时，提出了三个零距离服务。”上述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荔湾以标准化审批、受理、监管为抓手，整合“一窗式”综合受理八大标准化制度，构建起了独具特色的“一窗式”服务标准体系，成为全省首个通过验收的国家级政务服务标准化试点。
从“一窗式”受理到远程“全网办”。今天的荔湾在先行先试地探索中，不断刷新服务速度，拓展服务领域，以政务服务流程再造，收获了市民、企业及政务工作者“双简”多赢的局面。
从一扇窗里，人们容易感受到服务的温度与态度，然而，在看不见的数字世界，荔湾在一张图上描绘着区域治理的底色和路径。在荔湾，政务改革不仅表现在对外服务中，通过搭建技术平台，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清晰可见，人们的呼声都有人响应。
今年9月，荔湾区推进“访千家进万户听民意解民忧行动”，打通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以辖区行政地图为脉络，荔湾区政数局围绕走访数据和需求分析，短时间内开发了“群众走访”模块和二维码，以数字赋能走访行动。
“下沉干部借助二维码即时录入走访信息、记录和反馈群众需求，通过两个月的走访，走访干部录入30多万条走访信息，收集群众诉求9000余宗，目前，所有群众需求均已被平台派到相关街道和职能部门。”区政数局数据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荔湾区不断加强城市运营“一图统览”建设，主动对接辖区群众、企业需求，为寻求社会治理能力新突破自我“加码”。数据中心负责人介绍，地图能够实现数据的空间属性，让数据反映得更为直观。如对平台上的工单进行区域确权，显示登革热等流行病的病例分布等，可以帮助决策和执行部门更精准做出判断。
以智慧政务一张图服务平台为基础，荔湾区全力打造数据平台，完善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综合指挥调度中心建设。
今年5月，一名美籍华人因疫情原因无法回荔湾办理房屋继承手续。他在微信扫码登录“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综合指挥调度平台发出诉求。荔湾区侨联第一时间通过平台将诉求转发至区住房和建设局，两部门相互配合为当事人解决困难，并实时将工作进度公布在“进度查询”上。“虽远隔重洋，荔湾在云上就解决了我的棘手问题，比回国亲自办理还方便。”事后，这名华侨发出感慨。
除接受基层派单业务外，如今，荔湾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综合指挥调度平台还开展了很多特色业务。根据区情实际，平台添加了侨联呼、企业呼等自选项目，“一网统管”扩充了平台职能，社会“智理”效能大幅提升。
“平台让各条块工作更加公开、透明，不仅在技术和数据方面提供支撑，更加强了各部门沟通协作，让权责更加明朗。”上述负责人进一步举例说明，如“为侨服务·一呼必应”综合服务系统，可以根据平台记录匹配服务，协同其他部门共同完成涉侨个人报到、侨企服务等。
在城市运营“一张图”统筹下，“一网统管”“一网协同”让政务服务更加直观、智能。顶层设计、机构保障、协同创新等多管齐下，荔湾区以“互联网+政务”为抓手，不断降低制度成本提升行政效率，逐步形成了协同有渠道、流程有指引、过程全透明、监管全方位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近日，荔湾区人民政府与“数字广东”签订《关于数字政府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荔湾区“数字政府”建设。合作将研究制定荔湾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规划，提出建设目标任务和实施路径。
荔湾区政数局负责人表示，本次战略合作的主要目标是以“互联网+政务”创新为重要突破口，以数据治理和数据应用为主线，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实现数据的“汇聚、融通、治理、应用、效能”，高标准打造“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荔湾样本。
今年，在广东省出台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十四五”规划的背景下，荔湾区及时跟进研究，提出全力释放政务数据生产要素价值，以技术创新推动业务创新，不断探索数字政府建设的新场景和新模式，助力政府各职能机构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设想。
荔湾区政数局还制定《荔湾区“智能化、零距离”政务服务改革工作方案》，将系统升级改造政务大厅，建设全天候自助服务大厅。接下来，荔湾将以“广东政务服务网”为网上办事统一入口，以智能服务区为实体大厅办事入口，推动线上线下并轨融合，促进民生高频服务“一次办成”。
区政数局负责人表示，荔湾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将其作为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整体运营支撑能力的重要抓手。今后，荔湾还将试点推行区属政务服务分厅、街道政务服务大厅的一体化建设；在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产业园区政务服务域建设，将个性化服务送到市民、企业的门口。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数字化、信息化让荔湾政务服务置身阳光下，以更加公开、公平的面貌展现一个“服务型”政府的责任担当与公信力，为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赋能。
面向“十四五”，改革更需要“智”“治”相偕，作为改革路上的探索者，荔湾将致力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数字化发展答卷。
■数读荔湾
荔湾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成绩单：
①开设“穗好办”荔湾专区15个分区，上线100多个掌上办政务服务事项；
②区政务服务中心18个部门共700多项业务纳入综合受理，综合受理模式开展以来，平均审批时间压缩率超过70%，月均受理量增幅为162.3%；
③建立大坦沙国际健康生态岛、广州国际医药港、岭南 v谷和彩虹科创园等产业园区政务服务域，实现零距离服务；
④历史数据成果数字化，将全区门牌、房屋、人口、企事业单位等基础数据相互关联，并与政务地图相结合，形成基础图层；
⑤实现各类业务数据共享深度应用，形成专业图层，构建一套数据共享体系的荔湾“数字一张图”政务服务应用体系；
⑥通过基础图层、专业图层和迭代图层深度应用，形成荔湾区社会治理有效机制，为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来源：广州市荔湾区政务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市中院召开征求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座谈会】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切实提升审判执行质效，1月10日，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征求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座谈会，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加强与代表委员的沟通联系。党组书记、院长范巧兰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分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律师代表受邀出席会议。市中院班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市中院向与会人员介绍了2021年度内蒙古法院工作最新进展，通报了2022年市中院工作报告的起草情况及主要内容。在听取相关介绍后，与会代表委员对法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内蒙古法院及呼伦贝尔市两级法院近年来的工作求真务实、锐意创新、成效显著、亮点纷呈，在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审判执行质效不断提高。持续开展“蒙马奔腾”行动，采取线上办案等有效措施，切实克服了案多人少矛盾，审判质效实现高位运行。二是司法便民利民更加凸显。建立了快审团队，实行案件繁简分流，大力推行司法公开，给诉讼群众提供了极大便利。三是接受各界监督更加主动。两级法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立了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为代表委员履职创造了良好条件。
交流过程中，与会人员畅所欲言，结合几年来履职的感受，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自治区人大代表、呼伦贝尔民航机场公司纪检监察员厚和
一是深入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针对热点难点法律问题，积极开展法官带案下基层，将法官办案变成普法宣传的生动课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探索建立更加符合我市生态环境特点的环境资源审判机制，妥善办理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环资类案件，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自治区政协委员、呼伦贝尔市政协民宗委副主任韩都苏荣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建议加大走访调研力度，认真倾听群众呼声，仔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受到疫情影响的程度，以便采取针对性措施，为民服务解难题。
市人大代表、市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周国栋
一是推动建立法律志愿者培训基地，不断加大对法律志愿者的培养力度。倡导法官作为法律志愿者，主动深入基层，到群众身边化解矛盾纠纷。二是进一步加强典型引路，深入挖掘审判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司法正能量。三是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确保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兑现;坚决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力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市人大代表、海拉尔区种子管理站站长常顺强
一是当前法官承担的审判工作比较繁重，建议大力开展诉源治理，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二是加大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力度，依法妥善审理涉企案件，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为我市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市人大代表、呼伦贝尔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海桥物业公司总经理董庆玲
社区物业管理直接关系群众生活品质和社会和谐稳定，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建议法院强化与行业协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协作配合，探索建立快速调解机制，共同化解物业管理领域的矛盾纠纷。
市人大代表、华能内蒙古东部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彦君
一是加大对供热企业的司法服务保障力度，对供热纠纷坚持快立、快审、快执，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促进企业壮大发展。二是针对执行工作，建议深入挖掘内部潜力，提升执行工作质效。三是加大院企合作力度，提升送法进企业活动频次，增强企业法律意识，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四是持续推进司法公开，加大典型案例宣传力度，拓宽群众了解法院工作的渠道。
市人大代表、内蒙古中鑫远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攀
一是面对案件数量增加、办案人员不足的问题，建议加大诉前调解力度，推动建立诉前调解奖励机制。二是强化对法官业务能力的培训，注重人才培养，建设高素质法院队伍。三是依托“百名法官进百企”活动等平台，实地了解企业司法需求，进一步做好面向民营企业家和企业职工的普法宣传工作，助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市政协委员、呼伦贝尔学院文学院院长曹存有
一是目前法院人才流失问题比较突出，要加强司法职业保障，想办法留住人才，着力锻造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法院铁军。二是坚持“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认真落实全市八五普法规划，着重围绕民法典、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以案释法活动，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守法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人民陪审员宗丽萍
建议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管理机制，继续举办各类业务培训，提升人民陪审员待遇保障，激发人民陪审员履职新动能。
律师代表、内蒙古援音律师事务所律师白志峰
一是采取有效措施，统一法律文书标准，提升法律文书质量。二是加大员额法官福利待遇倾斜，增加基层法院书记员、法官助理职数，减轻法官工作负担，助力案件质效提升。三是积极召开各类研讨会议，增进律师与法院之间沟通交流。四是举办面向律师的网上立案、网上诉讼领域培训，帮助律师提升线上办案熟练度，提高办案效率。
范巧兰院长逐一听取了与会人员的发言，对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分别予以回应和解答，同时表示将高度重视、认真梳理，加强分析研判，尽快将相关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举措，切实做好法治人才培养、优化营商环境、矛盾纠纷化解等各项工作，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范院长对代表委员们多年来的关心、理解和帮助表示感谢，希望代表委员们在今后一如既往地监督和支持法院工作，不断密切双方之间的沟通联系，多提宝贵意见，群策群力推动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确保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切实提升审判执行质效，1月10日，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征求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座谈会，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加强与代表委员的沟通联系。党组书记、院长范巧兰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分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律师代表受邀出席会议。市中院班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市中院向与会人员介绍了2021年度内蒙古法院工作最新进展，通报了2022年市中院工作报告的起草情况及主要内容。在听取相关介绍后，与会代表委员对法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内蒙古法院及呼伦贝尔市两级法院近年来的工作求真务实、锐意创新、成效显著、亮点纷呈，在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审判执行质效不断提高。持续开展“蒙马奔腾”行动，采取线上办案等有效措施，切实克服了案多人少矛盾，审判质效实现高位运行。二是司法便民利民更加凸显。建立了快审团队，实行案件繁简分流，大力推行司法公开，给诉讼群众提供了极大便利。三是接受各界监督更加主动。两级法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立了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为代表委员履职创造了良好条件。
交流过程中，与会人员畅所欲言，结合几年来履职的感受，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自治区人大代表、呼伦贝尔民航机场公司纪检监察员厚和
一是深入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针对热点难点法律问题，积极开展法官带案下基层，将法官办案变成普法宣传的生动课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探索建立更加符合我市生态环境特点的环境资源审判机制，妥善办理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环资类案件，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自治区政协委员、呼伦贝尔市政协民宗委副主任韩都苏荣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建议加大走访调研力度，认真倾听群众呼声，仔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受到疫情影响的程度，以便采取针对性措施，为民服务解难题。
市人大代表、市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周国栋
一是推动建立法律志愿者培训基地，不断加大对法律志愿者的培养力度。倡导法官作为法律志愿者，主动深入基层，到群众身边化解矛盾纠纷。二是进一步加强典型引路，深入挖掘审判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司法正能量。三是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确保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兑现;坚决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力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市人大代表、海拉尔区种子管理站站长常顺强
一是当前法官承担的审判工作比较繁重，建议大力开展诉源治理，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二是加大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力度，依法妥善审理涉企案件，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为我市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市人大代表、呼伦贝尔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海桥物业公司总经理董庆玲
社区物业管理直接关系群众生活品质和社会和谐稳定，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建议法院强化与行业协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协作配合，探索建立快速调解机制，共同化解物业管理领域的矛盾纠纷。
市人大代表、华能内蒙古东部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彦君
一是加大对供热企业的司法服务保障力度，对供热纠纷坚持快立、快审、快执，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促进企业壮大发展。二是针对执行工作，建议深入挖掘内部潜力，提升执行工作质效。三是加大院企合作力度，提升送法进企业活动频次，增强企业法律意识，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四是持续推进司法公开，加大典型案例宣传力度，拓宽群众了解法院工作的渠道。
市人大代表、内蒙古中鑫远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攀
一是面对案件数量增加、办案人员不足的问题，建议加大诉前调解力度，推动建立诉前调解奖励机制。二是强化对法官业务能力的培训，注重人才培养，建设高素质法院队伍。三是依托“百名法官进百企”活动等平台，实地了解企业司法需求，进一步做好面向民营企业家和企业职工的普法宣传工作，助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市政协委员、呼伦贝尔学院文学院院长曹存有
一是目前法院人才流失问题比较突出，要加强司法职业保障，想办法留住人才，着力锻造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法院铁军。二是坚持“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认真落实全市八五普法规划，着重围绕民法典、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以案释法活动，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守法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人民陪审员宗丽萍
建议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管理机制，继续举办各类业务培训，提升人民陪审员待遇保障，激发人民陪审员履职新动能。
律师代表、内蒙古援音律师事务所律师白志峰
一是采取有效措施，统一法律文书标准，提升法律文书质量。二是加大员额法官福利待遇倾斜，增加基层法院书记员、法官助理职数，减轻法官工作负担，助力案件质效提升。三是积极召开各类研讨会议，增进律师与法院之间沟通交流。四是举办面向律师的网上立案、网上诉讼领域培训，帮助律师提升线上办案熟练度，提高办案效率。
范巧兰院长逐一听取了与会人员的发言，对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分别予以回应和解答，同时表示将高度重视、认真梳理，加强分析研判，尽快将相关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举措，切实做好法治人才培养、优化营商环境、矛盾纠纷化解等各项工作，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范院长对代表委员们多年来的关心、理解和帮助表示感谢，希望代表委员们在今后一如既往地监督和支持法院工作，不断密切双方之间的沟通联系，多提宝贵意见，群策群力推动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确保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黄帝”考源
据王国维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但他不同意郭璞认为帝俊就是帝舜的说法[13](P412-413)；而郭沫若先生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既是帝喾，又是帝舜，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实为一人（神）之分化，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总结说：“知帝俊为帝喾又知帝俊为帝舜，则帝舜实即帝喾”[14](P225)，又说：“其在殷人则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而已。更约言之，则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14](P226)后来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观点，他说：“王氏根据这些论证断定帝俊即是帝喾，亦即卜辞上的‘高祖夒’，而同时否认帝俊之为帝舜。王氏的考证自然较郭璞更进一境，但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15](P326)，又说：“总之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夒’，夒因音变而为喾为俈，又因形误而为夋为俊，夋、俊又由音变而为舜，后世儒者根据古代传说伪造古史，遂误帝俊、帝舜、帝喾为三人，这是明白地可以断言的。”[15](P327)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老却不认为黄帝与帝俊有什么关系，他说：“帝俊在《山海经》中为至上神之‘帝’，与黄帝并无血族的关系。”[14] (P223)
那么，《山海经》中的“黄帝”是否与帝俊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番考证，根据《海经》的本文和相关文献可以知道，黄帝和帝俊实为一人（神），兹引于下：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1]
后来读《古史辨》第七册（上），见杨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才知道我的看法杨宽先生早就有过论述了，他说：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而《大荒东经》云：‘黄帝生禺猇’，朱起凤《辞通》云：‘猇乃号之讹，然则帝俊即黄帝之别名矣。’（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说是也。案《大荒东经》云：‘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郭注：‘即禺强也。’《海外北经》又云：‘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京’、‘强’乃声之侈弇，则禺京即禺强，则禺猇亦即禺号，而黄帝亦即帝俊也。帝俊本为殷之上帝，亦即舜，郭沫若已明证之，则黄帝之即上帝与舜又审矣。《路史注》称《董氏钱谱》引《世本》言‘少昊，黄帝之子，名契。’按《左·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是少皞又名摯，摯、契本亦声之转（从郭沫若说），摯、契据《史记·五帝本纪》、《殷本纪》皆帝喾所生，而《世本》书等又谓黄帝之子，是黄帝又即帝喾，帝喾即帝俊，本殷之上帝也。”[5]( P198)
笔者所论仅就《海经》本文而言，杨先生所论则颇多旁证，然的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同：《山海经》中所说的“黄帝”就是“帝俊（喾、舜）”。
《国语·鲁语上》引展禽的一段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说法当是春秋时代的观点，此时人们已经对上古历史不甚了了，已经不能知道黄帝就是帝喾、帝舜，因此发生了此等混乱，而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殷人禘喾”，还残留着帝舜就是帝喾的影子。但是由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明白：虞、夏、商、周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
《陈侯因齐镦》铭文中称“高祖黄帝”，陈（田）齐本出于妫姓，为帝舜之后，学者有解释此言“高祖黄帝”是因为帝舜也是黄帝之后，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高祖者，远祖也。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4](P179)其实大谬不然，帝舜就是黄帝，所谓“高祖黄帝”也就是“高祖舜”。
舜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重华”，《楚辞·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大戴礼记·帝系》（亦即《世本·帝系姓》）里也说：“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其根据来源不详。然战国时代多为一些古帝王加了一些很令人费解的名称，如说帝尧名“放勋”（当来自《尧典》），大禹曰“文命”（当来自《大禹谟》），而帝舜名“重华”来历不明，虽然《古文尚书》本《舜典》里有“重华协于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可靠。但是舜名“重华”这个事儿一定是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华”也是木星（古称岁星）的名字。在西方一些古国，多把木星视为至上神之星，如古巴比伦认为木星是马尔杜克，古希腊认为是宙斯，古罗马认为是朱庇特，都是至上神，而中国古代木星就一命“重华”，《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认为帝舜是岁星（木星）之神。
楚人的至上神曰“东皇太一”，见《楚辞·九歌》。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他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有问题，“东皇太一”不应该读为“东皇、太一”，而应该读为“东、皇太一”。“太一”也作“泰一”，就是上帝，《史记·天官书》正义说得很明白：“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很怀疑“太一”就是“帝”字的缓音所变），则“皇太一”的意思和“皇帝”全同。“东皇太一”就是“东方的伟大上帝”，故《东皇太一》中称之为“上皇”。这应该是指岁星，因为古人认为岁星是居于东方的，如《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而岁星之神即重华，亦即帝舜，故所谓“东皇太一”其实就是帝舜，也就是黄帝——把木星视为至上神的显示，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总之，黄帝故事以《山海经》之记载为最早，而《山海经》中的黄帝即上帝，亦即帝俊、帝喾、帝舜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他是虞、夏、商、周共同尊奉的高祖上帝，这个完全可以断言。
五、卜辞中的“高祖夒”
殷墟卜辞中有“高祖”名“夒”者，合称“高祖夒”，其字甲骨文写作“ ”（《合集》10067），为一猿猱形，王国维释为“夒”，即“猱”之本字，今学界多从之。但是这个考释是有问题的。
卜辞中自有用为动物猿猱字之“夒”，作“ ”（《合集》21102），它与高祖之名用字基本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祖名字手爪向上，而动物名字手爪向下，二者绝不混淆。手爪向下的字，卜辞言田猎的时候“获”之，则释为猿夒之“夒”固无问题；而高祖之名字，显然非“夒”。而且帝喾之“喾”古音溪母觉部，“夒”为泥母幽部，根据古音通假的惯例，两个字声母相同或相近（双声、旁纽双声）通假的可能性最大，即使是不同韵部也有通假的可能；而如果声母差距较大，即使是同韵部也难通假。“夒”为泥母字，舌头音；“喾”为溪母字，喉音，二者声母差距很大，故言“喾”是“夒”之音转，可知其难。于省吾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以读憂（忧）较为合理，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喾之喾与憂也同音。”[3](P1499引)
按：金文中用此手爪向上的字为“憂”，如《无忧卣》、《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容庚《金文编》解释“憂”字是“象以手掩面之形”[16]( P384)。按：于、容二先生之说得之，卜辞这个高祖名之字实际上就是“憂”之本字，象夒以手掩面忧惧之形，不当释为“夒”，王国维的考释不正确。其憂惧字不用人形而夒形者，盖古人造字，不徒要象其形、会其义，还要谐其声，“憂”字从“夒”作，正为谐其声，二字古音同幽部也。
“憂”古音影母幽部，“喾”为溪母觉部，影溪旁纽、幽觉对转，故“憂”可音变为“喾”。而后或依形隶定此字为“夋”，《帝王世纪》言“帝喾名夋”，确有古传为依据，于《山海经》则作“俊”，后更音变为“舜”（同文部）。
同时，卜辞中高祖之名还有一种写法是“ ”（《合集》33276），象夒反持戌（斧钺之象形）拄于身后。关于这个字，学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这个字象夒持戌反拄于身后，乃会其依靠之义，同时亦从夒的声，即“靠”之本字。“靠”字古音溪母幽部，与“憂”为旁纽双声、同部叠韵，故卜辞中一写作“憂”，一写作“靠”，以其音近之故；“靠”、“喾”均从告声，同溪母双声，幽觉对转叠韵，故此亦即喾也[17]。郭沫若认为：
“（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舜、喾以前，伏羲、神农之属，可无论矣。”[18](P362)
这个说法可算揭破了一个古史上的秘密，那就是：可能直到西周时期，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人物（或神）还是黄帝或帝喾（舜），根本没有比他时代更早或地位更高的人（神）了；伏羲、神农之类就是有，也当都是在他之后或之下，断然不会早于或高于他。后来的传说中，黄帝之前又有了许多古帝王，均当出于后人之追加附益，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意思：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早、越详细；越是后出的人物，排列的次序越是靠前，譬犹集薪，后来者居上。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在三代人心目中这个上帝帝喾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有的人，是他们能追述到的最远古的祖先，自己就是他的后代，因而称之为“高祖”，郭沫若就指出：“由上所论足见殷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15](P324-325)在上古三代人心目中，自己的祖先死后都要登天为神，而自己的最高祖先自然就是最高的神，于是就把当成上帝，所谓至上神，他们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崇拜是融为一体的，故上帝即高祖，高祖即上帝，概念一也。
到了殷末周初的时候，特别是周代，对上帝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逐渐分离，因而上帝逐渐退化为一个高居于上天的神灵，成了“天”的化身，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郭沫若认为上帝的概念“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15](P324)顾颉刚先生就“帝”与“天”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说：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曰：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所在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故单言之曰‘上帝’、‘上天’、‘皇帝’、‘皇天’，合而言之则曰‘皇天上帝’。”[4](P176)
他说“帝”就是“天”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周代的文献，因为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
据王国维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但他不同意郭璞认为帝俊就是帝舜的说法[13](P412-413)；而郭沫若先生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既是帝喾，又是帝舜，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实为一人（神）之分化，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总结说：“知帝俊为帝喾又知帝俊为帝舜，则帝舜实即帝喾”[14](P225)，又说：“其在殷人则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而已。更约言之，则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14](P226)后来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观点，他说：“王氏根据这些论证断定帝俊即是帝喾，亦即卜辞上的‘高祖夒’，而同时否认帝俊之为帝舜。王氏的考证自然较郭璞更进一境，但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15](P326)，又说：“总之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夒’，夒因音变而为喾为俈，又因形误而为夋为俊，夋、俊又由音变而为舜，后世儒者根据古代传说伪造古史，遂误帝俊、帝舜、帝喾为三人，这是明白地可以断言的。”[15](P327)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老却不认为黄帝与帝俊有什么关系，他说：“帝俊在《山海经》中为至上神之‘帝’，与黄帝并无血族的关系。”[14] (P223)
那么，《山海经》中的“黄帝”是否与帝俊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番考证，根据《海经》的本文和相关文献可以知道，黄帝和帝俊实为一人（神），兹引于下：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1]
后来读《古史辨》第七册（上），见杨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才知道我的看法杨宽先生早就有过论述了，他说：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而《大荒东经》云：‘黄帝生禺猇’，朱起凤《辞通》云：‘猇乃号之讹，然则帝俊即黄帝之别名矣。’（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说是也。案《大荒东经》云：‘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郭注：‘即禺强也。’《海外北经》又云：‘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京’、‘强’乃声之侈弇，则禺京即禺强，则禺猇亦即禺号，而黄帝亦即帝俊也。帝俊本为殷之上帝，亦即舜，郭沫若已明证之，则黄帝之即上帝与舜又审矣。《路史注》称《董氏钱谱》引《世本》言‘少昊，黄帝之子，名契。’按《左·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是少皞又名摯，摯、契本亦声之转（从郭沫若说），摯、契据《史记·五帝本纪》、《殷本纪》皆帝喾所生，而《世本》书等又谓黄帝之子，是黄帝又即帝喾，帝喾即帝俊，本殷之上帝也。”[5]( P198)
笔者所论仅就《海经》本文而言，杨先生所论则颇多旁证，然的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同：《山海经》中所说的“黄帝”就是“帝俊（喾、舜）”。
《国语·鲁语上》引展禽的一段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说法当是春秋时代的观点，此时人们已经对上古历史不甚了了，已经不能知道黄帝就是帝喾、帝舜，因此发生了此等混乱，而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殷人禘喾”，还残留着帝舜就是帝喾的影子。但是由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明白：虞、夏、商、周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
《陈侯因齐镦》铭文中称“高祖黄帝”，陈（田）齐本出于妫姓，为帝舜之后，学者有解释此言“高祖黄帝”是因为帝舜也是黄帝之后，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高祖者，远祖也。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4](P179)其实大谬不然，帝舜就是黄帝，所谓“高祖黄帝”也就是“高祖舜”。
舜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重华”，《楚辞·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大戴礼记·帝系》（亦即《世本·帝系姓》）里也说：“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其根据来源不详。然战国时代多为一些古帝王加了一些很令人费解的名称，如说帝尧名“放勋”（当来自《尧典》），大禹曰“文命”（当来自《大禹谟》），而帝舜名“重华”来历不明，虽然《古文尚书》本《舜典》里有“重华协于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可靠。但是舜名“重华”这个事儿一定是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华”也是木星（古称岁星）的名字。在西方一些古国，多把木星视为至上神之星，如古巴比伦认为木星是马尔杜克，古希腊认为是宙斯，古罗马认为是朱庇特，都是至上神，而中国古代木星就一命“重华”，《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认为帝舜是岁星（木星）之神。
楚人的至上神曰“东皇太一”，见《楚辞·九歌》。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他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有问题，“东皇太一”不应该读为“东皇、太一”，而应该读为“东、皇太一”。“太一”也作“泰一”，就是上帝，《史记·天官书》正义说得很明白：“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很怀疑“太一”就是“帝”字的缓音所变），则“皇太一”的意思和“皇帝”全同。“东皇太一”就是“东方的伟大上帝”，故《东皇太一》中称之为“上皇”。这应该是指岁星，因为古人认为岁星是居于东方的，如《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而岁星之神即重华，亦即帝舜，故所谓“东皇太一”其实就是帝舜，也就是黄帝——把木星视为至上神的显示，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总之，黄帝故事以《山海经》之记载为最早，而《山海经》中的黄帝即上帝，亦即帝俊、帝喾、帝舜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他是虞、夏、商、周共同尊奉的高祖上帝，这个完全可以断言。
五、卜辞中的“高祖夒”
殷墟卜辞中有“高祖”名“夒”者，合称“高祖夒”，其字甲骨文写作“ ”（《合集》10067），为一猿猱形，王国维释为“夒”，即“猱”之本字，今学界多从之。但是这个考释是有问题的。
卜辞中自有用为动物猿猱字之“夒”，作“ ”（《合集》21102），它与高祖之名用字基本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祖名字手爪向上，而动物名字手爪向下，二者绝不混淆。手爪向下的字，卜辞言田猎的时候“获”之，则释为猿夒之“夒”固无问题；而高祖之名字，显然非“夒”。而且帝喾之“喾”古音溪母觉部，“夒”为泥母幽部，根据古音通假的惯例，两个字声母相同或相近（双声、旁纽双声）通假的可能性最大，即使是不同韵部也有通假的可能；而如果声母差距较大，即使是同韵部也难通假。“夒”为泥母字，舌头音；“喾”为溪母字，喉音，二者声母差距很大，故言“喾”是“夒”之音转，可知其难。于省吾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以读憂（忧）较为合理，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喾之喾与憂也同音。”[3](P1499引)
按：金文中用此手爪向上的字为“憂”，如《无忧卣》、《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容庚《金文编》解释“憂”字是“象以手掩面之形”[16]( P384)。按：于、容二先生之说得之，卜辞这个高祖名之字实际上就是“憂”之本字，象夒以手掩面忧惧之形，不当释为“夒”，王国维的考释不正确。其憂惧字不用人形而夒形者，盖古人造字，不徒要象其形、会其义，还要谐其声，“憂”字从“夒”作，正为谐其声，二字古音同幽部也。
“憂”古音影母幽部，“喾”为溪母觉部，影溪旁纽、幽觉对转，故“憂”可音变为“喾”。而后或依形隶定此字为“夋”，《帝王世纪》言“帝喾名夋”，确有古传为依据，于《山海经》则作“俊”，后更音变为“舜”（同文部）。
同时，卜辞中高祖之名还有一种写法是“ ”（《合集》33276），象夒反持戌（斧钺之象形）拄于身后。关于这个字，学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这个字象夒持戌反拄于身后，乃会其依靠之义，同时亦从夒的声，即“靠”之本字。“靠”字古音溪母幽部，与“憂”为旁纽双声、同部叠韵，故卜辞中一写作“憂”，一写作“靠”，以其音近之故；“靠”、“喾”均从告声，同溪母双声，幽觉对转叠韵，故此亦即喾也[17]。郭沫若认为：
“（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舜、喾以前，伏羲、神农之属，可无论矣。”[18](P362)
这个说法可算揭破了一个古史上的秘密，那就是：可能直到西周时期，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人物（或神）还是黄帝或帝喾（舜），根本没有比他时代更早或地位更高的人（神）了；伏羲、神农之类就是有，也当都是在他之后或之下，断然不会早于或高于他。后来的传说中，黄帝之前又有了许多古帝王，均当出于后人之追加附益，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意思：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早、越详细；越是后出的人物，排列的次序越是靠前，譬犹集薪，后来者居上。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在三代人心目中这个上帝帝喾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有的人，是他们能追述到的最远古的祖先，自己就是他的后代，因而称之为“高祖”，郭沫若就指出：“由上所论足见殷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15](P324-325)在上古三代人心目中，自己的祖先死后都要登天为神，而自己的最高祖先自然就是最高的神，于是就把当成上帝，所谓至上神，他们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崇拜是融为一体的，故上帝即高祖，高祖即上帝，概念一也。
到了殷末周初的时候，特别是周代，对上帝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逐渐分离，因而上帝逐渐退化为一个高居于上天的神灵，成了“天”的化身，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郭沫若认为上帝的概念“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15](P324)顾颉刚先生就“帝”与“天”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说：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曰：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所在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故单言之曰‘上帝’、‘上天’、‘皇帝’、‘皇天’，合而言之则曰‘皇天上帝’。”[4](P176)
他说“帝”就是“天”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周代的文献，因为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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