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看穿”还不够：能源转型下的通胀风险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大叔说：婚恋不顺之命，常见的化解方法：
一、风水调节，需要根据八字中命主的婚姻存在的具体病因，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化解：
1、童子命：童子的查法诀是，春秋寅子贵，冬夏卯辰未，金木马卯合，水命鸡犬多，土命逢辰巳，童子定不错。
命犯童子的人，不容易找到结婚对象，或者对象夭折，或者对象多病；或者莫名其妙就散了。总之，婚姻难成，有的人一辈子都无法结婚；甚至有人根本就没想过结婚。
根据命理实践，不是所有命犯童子的人，都有这些问题。关键是看是不是属于真“童子”，还是假“童子”。盲派有判断假“童子”的专门口诀，读者可以自查。
如果命中犯童子，命中“童子”气势旺盛，又不坐吉神，或者不为喜用，没有克制；同时，命中无夫妻星，或者夫妻星受损严重的情况，则为真“童子”。其余可以不论。
对于命中真犯童子的人，可以用送替身的办法予以化解。
2、对于男命中比劫多克妻，女命中食伤多克夫的人，则可以采取如下方法化解：
比如，每逢克妻、克夫之年，夫妻最好分居，一个在外，一个在家，分居一年，流年过了，情形相对较轻，容易克服；其次，就是分床，也不过房事，也就相当于离婚。
3、对于桃花多，有外遇的：
可以买一个吉祥物“公鸡”摆放在床头，来斩断对方的情丝。如果对方出生的年、日为申、子、辰，就不能这样了，因为申、子、辰年、日出生的人，桃花在酉，可以买一把桃木剑挂在床头，以斩断情丝。
同时，最好再请一个斩桃花的符袋，放在桃木剑鞘或者金鸡的肚子里藏好，不要让人看见。同理，如果病因在自己一方的人，需要自己来解，和摆正心态。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化解。
4、对于因为婚姻心情压抑的，或者对方没有助益的：
可以根据八字中日主的喜用神，到日主喜用神的方位工作、定居，来化解婚姻的不顺；或者将婚床搭在命中正缘桃花的位置上，这样利于改善夫妻关系。
这个正缘桃花，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正财”、“正官”，而是命中的喜用桃花所代表的位置。
二、以毒攻毒；
比如：男命日柱上出现阳刃、劫财的人，就与女命中日支坐伤官的人结婚，就能以毒攻毒，负负得正。
其中一方日支有病，可以选择对方日支可以冲克，或者合制对方日支病星的人结婚；当然合为最佳，合成不为忌的它神最好。
当然，双方日支均为忌神、相冲，这样的组合会更好，虽然会有很多矛盾，也不至于离婚。
两方日支均为喜用，相冲相克的人，最好是将婚床搭在代表通关之神的位置上；注意这个位置不能是双方，乃至其中一方的忌神，闲神都可以。
同理，如果男、女命中桃花劫杀很多的人；男命财多财旺的人，女命官多官旺的人；最好找与自己相仿的对象结婚。这样的人，双方容易相互理解，婚姻破裂的程度相对较低。
男命中比劫太多，太旺的人，最好找女命中食伤旺相的人结婚；从旺格的男命，最好找对方也属于从旺格，从弱格的人结婚，但是，需要两人主星相生、相合的人结婚。
三、晚婚；
八字中有“男命一个劫财一次婚，女命一个伤官一次婚”；“一个官杀一个夫，一个财星一个妻”的说法。
故此，男命中比劫多，或者偏正财星多；女命中食伤多，或者官杀星多，婚姻难以顺利。
究其主要原因，或者少不更世；或者任性自我；或者心智不成熟，无法正确处理情缘与婚缘的关系。
一般而言，随着年龄增长，心智相对比较成熟，思想也相对稳定；也就善于为对方着想，包容心也相对较强，更有利于化解矛盾，处理危机；对于情感的处理会比较客观、理性和克制，从而能够有效的避免双方的矛盾的发生。
故此，晚婚是一种有效避免婚灾应期的方法。当然，如果婚灾应期时间较长，无法太晚的人，也可以选择对方年龄差距大些的人结婚。
一、风水调节，需要根据八字中命主的婚姻存在的具体病因，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化解：
1、童子命：童子的查法诀是，春秋寅子贵，冬夏卯辰未，金木马卯合，水命鸡犬多，土命逢辰巳，童子定不错。
命犯童子的人，不容易找到结婚对象，或者对象夭折，或者对象多病；或者莫名其妙就散了。总之，婚姻难成，有的人一辈子都无法结婚；甚至有人根本就没想过结婚。
根据命理实践，不是所有命犯童子的人，都有这些问题。关键是看是不是属于真“童子”，还是假“童子”。盲派有判断假“童子”的专门口诀，读者可以自查。
如果命中犯童子，命中“童子”气势旺盛，又不坐吉神，或者不为喜用，没有克制；同时，命中无夫妻星，或者夫妻星受损严重的情况，则为真“童子”。其余可以不论。
对于命中真犯童子的人，可以用送替身的办法予以化解。
2、对于男命中比劫多克妻，女命中食伤多克夫的人，则可以采取如下方法化解：
比如，每逢克妻、克夫之年，夫妻最好分居，一个在外，一个在家，分居一年，流年过了，情形相对较轻，容易克服；其次，就是分床，也不过房事，也就相当于离婚。
3、对于桃花多，有外遇的：
可以买一个吉祥物“公鸡”摆放在床头，来斩断对方的情丝。如果对方出生的年、日为申、子、辰，就不能这样了，因为申、子、辰年、日出生的人，桃花在酉，可以买一把桃木剑挂在床头，以斩断情丝。
同时，最好再请一个斩桃花的符袋，放在桃木剑鞘或者金鸡的肚子里藏好，不要让人看见。同理，如果病因在自己一方的人，需要自己来解，和摆正心态。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化解。
4、对于因为婚姻心情压抑的，或者对方没有助益的：
可以根据八字中日主的喜用神，到日主喜用神的方位工作、定居，来化解婚姻的不顺；或者将婚床搭在命中正缘桃花的位置上，这样利于改善夫妻关系。
这个正缘桃花，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正财”、“正官”，而是命中的喜用桃花所代表的位置。
二、以毒攻毒；
比如：男命日柱上出现阳刃、劫财的人，就与女命中日支坐伤官的人结婚，就能以毒攻毒，负负得正。
其中一方日支有病，可以选择对方日支可以冲克，或者合制对方日支病星的人结婚；当然合为最佳，合成不为忌的它神最好。
当然，双方日支均为忌神、相冲，这样的组合会更好，虽然会有很多矛盾，也不至于离婚。
两方日支均为喜用，相冲相克的人，最好是将婚床搭在代表通关之神的位置上；注意这个位置不能是双方，乃至其中一方的忌神，闲神都可以。
同理，如果男、女命中桃花劫杀很多的人；男命财多财旺的人，女命官多官旺的人；最好找与自己相仿的对象结婚。这样的人，双方容易相互理解，婚姻破裂的程度相对较低。
男命中比劫太多，太旺的人，最好找女命中食伤旺相的人结婚；从旺格的男命，最好找对方也属于从旺格，从弱格的人结婚，但是，需要两人主星相生、相合的人结婚。
三、晚婚；
八字中有“男命一个劫财一次婚，女命一个伤官一次婚”；“一个官杀一个夫，一个财星一个妻”的说法。
故此，男命中比劫多，或者偏正财星多；女命中食伤多，或者官杀星多，婚姻难以顺利。
究其主要原因，或者少不更世；或者任性自我；或者心智不成熟，无法正确处理情缘与婚缘的关系。
一般而言，随着年龄增长，心智相对比较成熟，思想也相对稳定；也就善于为对方着想，包容心也相对较强，更有利于化解矛盾，处理危机；对于情感的处理会比较客观、理性和克制，从而能够有效的避免双方的矛盾的发生。
故此，晚婚是一种有效避免婚灾应期的方法。当然，如果婚灾应期时间较长，无法太晚的人，也可以选择对方年龄差距大些的人结婚。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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