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之中，对于“朴”的描述共有6章，分别是15、19、28、32、37、57章。
《说文解字》认为朴是木之皮；《楚辞•九章•怀沙》有“材朴委积兮”，可作质朴解；
《荀子﹒性恶》有“生而离其朴”，作质朴解；又古“樸”（朴）字通“素”，有物不假修饰之意由此可见，“朴”当做质朴、简洁、朴素解。
在《道德经》的这些章句中，“朴”的意蕴大致相同，是指人的一种纯洁状态，这种人的心灵没有受到外物的污染，他简单而不杂乱，朴素而不假修饰，其人格具有纯粹的真实。
第15章的原句是“敦兮其若朴”，这句话接前面几句“长古之善为士者……故强为之容”，用来形容善于为士的人，这种人的生存状态蒙昧纯朴，他的举止在一般人眼中深奥莫测，俗人的眼光无法辨识他。老子对这种状态洋溢着热切的赞美。
第19章的原句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句话上文接“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之有所属”，意指人们除了不要做某些有为的事情之外，他们的行为还要有所归依，归依于“朴”，
老子告诫说，机谋和智巧只会导致社会动荡、灾难频发，人不要为情欲所迷、利禄所陷，应该把这些外染都去除，保持人纯真的本色，即无色。
第28章见“复归于朴”，归于本色、本真，与上文同义。
第32章见“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简本作“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与通行本同义。”
此文意指“朴”是道所运行的一种状态，因为“道”在老子的语境中是模糊、混沌、不可认识的，无限的道没有形态、不可知、不可解，所以不能把“朴”理解为道的状态，而是道运行之时呈现的状态。
“朴”是一个概念，“天下”也是一个概念，在同等的层面上它们才可以对应。
第37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此句原意是指统治者侯王若能守“道”以治天下，万物将自化，矛盾自行化解，如春天冰雪消融。
万物自化之后，就依靠这个“朴”来镇治万物，使矛盾不能够再次复苏。
在这句话里面，“朴”是某种形态，这种形态可以镇治万物，除了形而上无限之“道”以外，形而下的东西没有这样的能力。
而“朴”，恰是道的呈现，是道在运行，所以“朴”才有这么大的力量。
第57章“我无欲而民自朴”。此处应作朴素解。
从上述章句里面可知，在老子的语境里“朴”有两重含义，一种是简单的朴，即民众的朴，在被统治中懵懵懂懂；一种是有“道”的朴，这种“朴”使天下莫敢臣。
老子主要讲的、希望自己达到的状态，正是有“道”的朴。这种意态非同一般，他与道同在，他的意象是存在于无限之中的。
老子认为一旦这个人得道了，得到了这个无限的、不可知、不可见的道，他就获得了自主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真正的自主，是世间最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天下莫敢臣”、“万物自将宾”。
从这种自主中，老子认为他将得到心灵的自由，“朴”就是这种状态。
二、老子之“朴”与心灵的自由
这种属于“朴”的，老子所追求的自由，具有以下几种特征：
1、之于自我而言
他解体了自己，他心中没有“我”，他的“我”和道在一起，他像一个婴儿，所以固有的凡尘俗见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他是最纯真的人。
这种纯真在社会生活意义上，就是说这个人他不虚伪、不做作、不贪心、不执迷，名利对他如浮云。他把这些外染放下了、忘记了，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
在这种境界中，他得到了自由，这是一种从内向外，源自内在发现的自由，这种意态首先从他的内心出发，然后改造他的人格，既而改变他的行为。
这种自由在庄子那里被称作“逍遥”，他不是我要得到什么，不是焦灼于什么东西我得不到，而是舍弃和放下，舍弃无用的负担，放下多余的包袱。
2、之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
由于“我”已经解体了，这个人的自我和他人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在心灵的层面上）。
这个人不会介意：他开的工资比我的多、他吃的水果比我吃的多、他干的活比我干的少，这些芸芸众生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很无聊。
也是一种自由，在获得这种自由之前的状态是一种被绑架的状态，被谁绑架呢？被人自己的种种念想、心思绑架了。所以在这一刻，这个得道之“朴”的人解脱了，他不在痛苦中挣扎了。
3、之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而言
“朴”的到来和“我”的解体带来了一个变化，意味着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脱出了社会，他身上具有非社会属性的特征。
这种对社会的超脱或者说超越，减轻了社会内部的矛盾，他没有输出负面的能量给社会，所剩下的仅仅是对社会的贡献，这种贡献是透过他向别人进行给予来实现的，是付出而不求回报。至于别人是否给予回报，那不是他所真正关心的事情。
“朴”在老子的语境中代表简洁、没有负担，老子直接把这个观点指向了人类的心灵。
从心灵的状态上来说，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或者说解放，具有彻底的意义，这是一般人类或者说社会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完美状态。
三、西行出关，老子的逍遥
老子通过“朴”而得道，因此得到了心灵的自由，精神上的洒脱必然体现在了行为上。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他“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一段话是说老子舍弃了他那个史官的职位。首先他并不在乎史官在当时所拥有的一定的荣誉，其次我们从孔子问礼这件事可以知道，老子在当时应该有一定的名望，尽管司马迁说他是隐君子。
老子的这种舍弃是对名望的舍弃，对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而言，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这里名望就是知识分子的生命。
然而老子，他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下了，以一种道家独有的优雅姿态，实践了“朴”的真意，彻底的自由。
他终于走出了函谷关，使世人有幸旁观什么是彻底的自，心灵的解放。
老子面向的是苍茫的秦岭和广袤的群山，在更远的西边，那里有传说中这个民族的起源：昆仑山。
《说文解字》认为朴是木之皮；《楚辞•九章•怀沙》有“材朴委积兮”，可作质朴解；
《荀子﹒性恶》有“生而离其朴”，作质朴解；又古“樸”（朴）字通“素”，有物不假修饰之意由此可见，“朴”当做质朴、简洁、朴素解。
在《道德经》的这些章句中，“朴”的意蕴大致相同，是指人的一种纯洁状态，这种人的心灵没有受到外物的污染，他简单而不杂乱，朴素而不假修饰，其人格具有纯粹的真实。
第15章的原句是“敦兮其若朴”，这句话接前面几句“长古之善为士者……故强为之容”，用来形容善于为士的人，这种人的生存状态蒙昧纯朴，他的举止在一般人眼中深奥莫测，俗人的眼光无法辨识他。老子对这种状态洋溢着热切的赞美。
第19章的原句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句话上文接“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之有所属”，意指人们除了不要做某些有为的事情之外，他们的行为还要有所归依，归依于“朴”，
老子告诫说，机谋和智巧只会导致社会动荡、灾难频发，人不要为情欲所迷、利禄所陷，应该把这些外染都去除，保持人纯真的本色，即无色。
第28章见“复归于朴”，归于本色、本真，与上文同义。
第32章见“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简本作“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与通行本同义。”
此文意指“朴”是道所运行的一种状态，因为“道”在老子的语境中是模糊、混沌、不可认识的，无限的道没有形态、不可知、不可解，所以不能把“朴”理解为道的状态，而是道运行之时呈现的状态。
“朴”是一个概念，“天下”也是一个概念，在同等的层面上它们才可以对应。
第37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此句原意是指统治者侯王若能守“道”以治天下，万物将自化，矛盾自行化解，如春天冰雪消融。
万物自化之后，就依靠这个“朴”来镇治万物，使矛盾不能够再次复苏。
在这句话里面，“朴”是某种形态，这种形态可以镇治万物，除了形而上无限之“道”以外，形而下的东西没有这样的能力。
而“朴”，恰是道的呈现，是道在运行，所以“朴”才有这么大的力量。
第57章“我无欲而民自朴”。此处应作朴素解。
从上述章句里面可知，在老子的语境里“朴”有两重含义，一种是简单的朴，即民众的朴，在被统治中懵懵懂懂；一种是有“道”的朴，这种“朴”使天下莫敢臣。
老子主要讲的、希望自己达到的状态，正是有“道”的朴。这种意态非同一般，他与道同在，他的意象是存在于无限之中的。
老子认为一旦这个人得道了，得到了这个无限的、不可知、不可见的道，他就获得了自主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真正的自主，是世间最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天下莫敢臣”、“万物自将宾”。
从这种自主中，老子认为他将得到心灵的自由，“朴”就是这种状态。
二、老子之“朴”与心灵的自由
这种属于“朴”的，老子所追求的自由，具有以下几种特征：
1、之于自我而言
他解体了自己，他心中没有“我”，他的“我”和道在一起，他像一个婴儿，所以固有的凡尘俗见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他是最纯真的人。
这种纯真在社会生活意义上，就是说这个人他不虚伪、不做作、不贪心、不执迷，名利对他如浮云。他把这些外染放下了、忘记了，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
在这种境界中，他得到了自由，这是一种从内向外，源自内在发现的自由，这种意态首先从他的内心出发，然后改造他的人格，既而改变他的行为。
这种自由在庄子那里被称作“逍遥”，他不是我要得到什么，不是焦灼于什么东西我得不到，而是舍弃和放下，舍弃无用的负担，放下多余的包袱。
2、之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
由于“我”已经解体了，这个人的自我和他人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在心灵的层面上）。
这个人不会介意：他开的工资比我的多、他吃的水果比我吃的多、他干的活比我干的少，这些芸芸众生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很无聊。
也是一种自由，在获得这种自由之前的状态是一种被绑架的状态，被谁绑架呢？被人自己的种种念想、心思绑架了。所以在这一刻，这个得道之“朴”的人解脱了，他不在痛苦中挣扎了。
3、之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而言
“朴”的到来和“我”的解体带来了一个变化，意味着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脱出了社会，他身上具有非社会属性的特征。
这种对社会的超脱或者说超越，减轻了社会内部的矛盾，他没有输出负面的能量给社会，所剩下的仅仅是对社会的贡献，这种贡献是透过他向别人进行给予来实现的，是付出而不求回报。至于别人是否给予回报，那不是他所真正关心的事情。
“朴”在老子的语境中代表简洁、没有负担，老子直接把这个观点指向了人类的心灵。
从心灵的状态上来说，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或者说解放，具有彻底的意义，这是一般人类或者说社会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完美状态。
三、西行出关，老子的逍遥
老子通过“朴”而得道，因此得到了心灵的自由，精神上的洒脱必然体现在了行为上。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他“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一段话是说老子舍弃了他那个史官的职位。首先他并不在乎史官在当时所拥有的一定的荣誉，其次我们从孔子问礼这件事可以知道，老子在当时应该有一定的名望，尽管司马迁说他是隐君子。
老子的这种舍弃是对名望的舍弃，对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而言，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这里名望就是知识分子的生命。
然而老子，他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下了，以一种道家独有的优雅姿态，实践了“朴”的真意，彻底的自由。
他终于走出了函谷关，使世人有幸旁观什么是彻底的自，心灵的解放。
老子面向的是苍茫的秦岭和广袤的群山，在更远的西边，那里有传说中这个民族的起源：昆仑山。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之中，对于“朴”的描述共有6章，分别是15、19、28、32、37、57章。
《说文解字》认为朴是木之皮；《楚辞•九章•怀沙》有“材朴委积兮”，可作质朴解；
《荀子﹒性恶》有“生而离其朴”，作质朴解；又古“樸”（朴）字通“素”，有物不假修饰之意由此可见，“朴”当做质朴、简洁、朴素解。
在《道德经》的这些章句中，“朴”的意蕴大致相同，是指人的一种纯洁状态，这种人的心灵没有受到外物的污染，他简单而不杂乱，朴素而不假修饰，其人格具有纯粹的真实。
第15章的原句是“敦兮其若朴”，这句话接前面几句“长古之善为士者……故强为之容”，用来形容善于为士的人，这种人的生存状态蒙昧纯朴，他的举止在一般人眼中深奥莫测，俗人的眼光无法辨识他。老子对这种状态洋溢着热切的赞美。
第19章的原句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句话上文接“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之有所属”，意指人们除了不要做某些有为的事情之外，他们的行为还要有所归依，归依于“朴”，
老子告诫说，机谋和智巧只会导致社会动荡、灾难频发，人不要为情欲所迷、利禄所陷，应该把这些外染都去除，保持人纯真的本色，即无色。
第28章见“复归于朴”，归于本色、本真，与上文同义。
第32章见“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简本作“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与通行本同义。”
此文意指“朴”是道所运行的一种状态，因为“道”在老子的语境中是模糊、混沌、不可认识的，无限的道没有形态、不可知、不可解，所以不能把“朴”理解为道的状态，而是道运行之时呈现的状态。
“朴”是一个概念，“天下”也是一个概念，在同等的层面上它们才可以对应。
第37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此句原意是指统治者侯王若能守“道”以治天下，万物将自化，矛盾自行化解，如春天冰雪消融。
万物自化之后，就依靠这个“朴”来镇治万物，使矛盾不能够再次复苏。
在这句话里面，“朴”是某种形态，这种形态可以镇治万物，除了形而上无限之“道”以外，形而下的东西没有这样的能力。
而“朴”，恰是道的呈现，是道在运行，所以“朴”才有这么大的力量。
第57章“我无欲而民自朴”。此处应作朴素解。
从上述章句里面可知，在老子的语境里“朴”有两重含义，一种是简单的朴，即民众的朴，在被统治中懵懵懂懂；一种是有“道”的朴，这种“朴”使天下莫敢臣。
老子主要讲的、希望自己达到的状态，正是有“道”的朴。这种意态非同一般，他与道同在，他的意象是存在于无限之中的。
老子认为一旦这个人得道了，得到了这个无限的、不可知、不可见的道，他就获得了自主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真正的自主，是世间最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天下莫敢臣”、“万物自将宾”。
从这种自主中，老子认为他将得到心灵的自由，“朴”就是这种状态。
二、老子之“朴”与心灵的自由
这种属于“朴”的，老子所追求的自由，具有以下几种特征：
1、之于自我而言
他解体了自己，他心中没有“我”，他的“我”和道在一起，他像一个婴儿，所以固有的凡尘俗见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他是最纯真的人。
这种纯真在社会生活意义上，就是说这个人他不虚伪、不做作、不贪心、不执迷，名利对他如浮云。他把这些外染放下了、忘记了，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
在这种境界中，他得到了自由，这是一种从内向外，源自内在发现的自由，这种意态首先从他的内心出发，然后改造他的人格，既而改变他的行为。
这种自由在庄子那里被称作“逍遥”，他不是我要得到什么，不是焦灼于什么东西我得不到，而是舍弃和放下，舍弃无用的负担，放下多余的包袱。
2、之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
由于“我”已经解体了，这个人的自我和他人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在心灵的层面上）。
这个人不会介意：他开的工资比我的多、他吃的水果比我吃的多、他干的活比我干的少，这些芸芸众生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很无聊。
也是一种自由，在获得这种自由之前的状态是一种被绑架的状态，被谁绑架呢？被人自己的种种念想、心思绑架了。所以在这一刻，这个得道之“朴”的人解脱了，他不在痛苦中挣扎了。
3、之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而言
“朴”的到来和“我”的解体带来了一个变化，意味着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脱出了社会，他身上具有非社会属性的特征。
这种对社会的超脱或者说超越，减轻了社会内部的矛盾，他没有输出负面的能量给社会，所剩下的仅仅是对社会的贡献，这种贡献是透过他向别人进行给予来实现的，是付出而不求回报。至于别人是否给予回报，那不是他所真正关心的事情。
“朴”在老子的语境中代表简洁、没有负担，老子直接把这个观点指向了人类的心灵。
从心灵的状态上来说，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或者说解放，具有彻底的意义，这是一般人类或者说社会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完美状态。
三、西行出关，老子的逍遥
老子通过“朴”而得道，因此得到了心灵的自由，精神上的洒脱必然体现在了行为上。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他“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一段话是说老子舍弃了他那个史官的职位。首先他并不在乎史官在当时所拥有的一定的荣誉，其次我们从孔子问礼这件事可以知道，老子在当时应该有一定的名望，尽管司马迁说他是隐君子。
老子的这种舍弃是对名望的舍弃，对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而言，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这里名望就是知识分子的生命。
然而老子，他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下了，以一种道家独有的优雅姿态，实践了“朴”的真意，彻底的自由。
他终于走出了函谷关，使世人有幸旁观什么是彻底的自，心灵的解放。
老子面向的是苍茫的秦岭和广袤的群山，在更远的西边，那里有传说中这个民族的起源：昆仑山。
《说文解字》认为朴是木之皮；《楚辞•九章•怀沙》有“材朴委积兮”，可作质朴解；
《荀子﹒性恶》有“生而离其朴”，作质朴解；又古“樸”（朴）字通“素”，有物不假修饰之意由此可见，“朴”当做质朴、简洁、朴素解。
在《道德经》的这些章句中，“朴”的意蕴大致相同，是指人的一种纯洁状态，这种人的心灵没有受到外物的污染，他简单而不杂乱，朴素而不假修饰，其人格具有纯粹的真实。
第15章的原句是“敦兮其若朴”，这句话接前面几句“长古之善为士者……故强为之容”，用来形容善于为士的人，这种人的生存状态蒙昧纯朴，他的举止在一般人眼中深奥莫测，俗人的眼光无法辨识他。老子对这种状态洋溢着热切的赞美。
第19章的原句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句话上文接“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之有所属”，意指人们除了不要做某些有为的事情之外，他们的行为还要有所归依，归依于“朴”，
老子告诫说，机谋和智巧只会导致社会动荡、灾难频发，人不要为情欲所迷、利禄所陷，应该把这些外染都去除，保持人纯真的本色，即无色。
第28章见“复归于朴”，归于本色、本真，与上文同义。
第32章见“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简本作“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与通行本同义。”
此文意指“朴”是道所运行的一种状态，因为“道”在老子的语境中是模糊、混沌、不可认识的，无限的道没有形态、不可知、不可解，所以不能把“朴”理解为道的状态，而是道运行之时呈现的状态。
“朴”是一个概念，“天下”也是一个概念，在同等的层面上它们才可以对应。
第37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此句原意是指统治者侯王若能守“道”以治天下，万物将自化，矛盾自行化解，如春天冰雪消融。
万物自化之后，就依靠这个“朴”来镇治万物，使矛盾不能够再次复苏。
在这句话里面，“朴”是某种形态，这种形态可以镇治万物，除了形而上无限之“道”以外，形而下的东西没有这样的能力。
而“朴”，恰是道的呈现，是道在运行，所以“朴”才有这么大的力量。
第57章“我无欲而民自朴”。此处应作朴素解。
从上述章句里面可知，在老子的语境里“朴”有两重含义，一种是简单的朴，即民众的朴，在被统治中懵懵懂懂；一种是有“道”的朴，这种“朴”使天下莫敢臣。
老子主要讲的、希望自己达到的状态，正是有“道”的朴。这种意态非同一般，他与道同在，他的意象是存在于无限之中的。
老子认为一旦这个人得道了，得到了这个无限的、不可知、不可见的道，他就获得了自主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真正的自主，是世间最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天下莫敢臣”、“万物自将宾”。
从这种自主中，老子认为他将得到心灵的自由，“朴”就是这种状态。
二、老子之“朴”与心灵的自由
这种属于“朴”的，老子所追求的自由，具有以下几种特征：
1、之于自我而言
他解体了自己，他心中没有“我”，他的“我”和道在一起，他像一个婴儿，所以固有的凡尘俗见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他是最纯真的人。
这种纯真在社会生活意义上，就是说这个人他不虚伪、不做作、不贪心、不执迷，名利对他如浮云。他把这些外染放下了、忘记了，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
在这种境界中，他得到了自由，这是一种从内向外，源自内在发现的自由，这种意态首先从他的内心出发，然后改造他的人格，既而改变他的行为。
这种自由在庄子那里被称作“逍遥”，他不是我要得到什么，不是焦灼于什么东西我得不到，而是舍弃和放下，舍弃无用的负担，放下多余的包袱。
2、之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
由于“我”已经解体了，这个人的自我和他人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在心灵的层面上）。
这个人不会介意：他开的工资比我的多、他吃的水果比我吃的多、他干的活比我干的少，这些芸芸众生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很无聊。
也是一种自由，在获得这种自由之前的状态是一种被绑架的状态，被谁绑架呢？被人自己的种种念想、心思绑架了。所以在这一刻，这个得道之“朴”的人解脱了，他不在痛苦中挣扎了。
3、之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而言
“朴”的到来和“我”的解体带来了一个变化，意味着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脱出了社会，他身上具有非社会属性的特征。
这种对社会的超脱或者说超越，减轻了社会内部的矛盾，他没有输出负面的能量给社会，所剩下的仅仅是对社会的贡献，这种贡献是透过他向别人进行给予来实现的，是付出而不求回报。至于别人是否给予回报，那不是他所真正关心的事情。
“朴”在老子的语境中代表简洁、没有负担，老子直接把这个观点指向了人类的心灵。
从心灵的状态上来说，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或者说解放，具有彻底的意义，这是一般人类或者说社会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完美状态。
三、西行出关，老子的逍遥
老子通过“朴”而得道，因此得到了心灵的自由，精神上的洒脱必然体现在了行为上。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他“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一段话是说老子舍弃了他那个史官的职位。首先他并不在乎史官在当时所拥有的一定的荣誉，其次我们从孔子问礼这件事可以知道，老子在当时应该有一定的名望，尽管司马迁说他是隐君子。
老子的这种舍弃是对名望的舍弃，对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而言，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这里名望就是知识分子的生命。
然而老子，他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下了，以一种道家独有的优雅姿态，实践了“朴”的真意，彻底的自由。
他终于走出了函谷关，使世人有幸旁观什么是彻底的自，心灵的解放。
老子面向的是苍茫的秦岭和广袤的群山，在更远的西边，那里有传说中这个民族的起源：昆仑山。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