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仁是虎狼，「至仁无亲」，还有类似的「道在屎溺」之说，也是一种《老子》式的「正言若反」。但这里的分析更加细腻，庄子指出：至仁的标准很高，「孝固不足以言之」。
之所以使用「正言若反」，就是要强调人们常识中绑在一起的仁、孝概念，在我这里有鲜明的区分，价值悬殊。郢都在南，冥山在北，南行至郢而北望冥山的「南辕北辙」之举，正好比用「孝」来讨论「仁」——离「仁」越来越远了。方勇说：「南方象征光明，北方象征幽暗，而大道尚暗弃明，故作者借南国之都以喻孝，自设冥山以喻至仁。」其说是，南北的象征意亦见《知北游》，最北边最近道，南方只剩知巧、言语，去道终隔一层。的确，富饶的郢是人类文明高度繁荣的标志，冥山则幽深原始在不可知之境，正是无比恰切的两端。
「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其中「过」和「不及」相对成文。或谓，过是责备，不及是无关，这样一来，这句话说的就是庄子的观点（不能说与孝截然相反，只能说与孝毫不相干），虽然也通，但恐怕并非原意。林希逸说：「至仁在孝之上，是为过孝。若太宰所问，乃不及孝之言也。」我认为得其正解，同南辕北辙之喻也契合。
之所以使用「正言若反」，就是要强调人们常识中绑在一起的仁、孝概念，在我这里有鲜明的区分，价值悬殊。郢都在南，冥山在北，南行至郢而北望冥山的「南辕北辙」之举，正好比用「孝」来讨论「仁」——离「仁」越来越远了。方勇说：「南方象征光明，北方象征幽暗，而大道尚暗弃明，故作者借南国之都以喻孝，自设冥山以喻至仁。」其说是，南北的象征意亦见《知北游》，最北边最近道，南方只剩知巧、言语，去道终隔一层。的确，富饶的郢是人类文明高度繁荣的标志，冥山则幽深原始在不可知之境，正是无比恰切的两端。
「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其中「过」和「不及」相对成文。或谓，过是责备，不及是无关，这样一来，这句话说的就是庄子的观点（不能说与孝截然相反，只能说与孝毫不相干），虽然也通，但恐怕并非原意。林希逸说：「至仁在孝之上，是为过孝。若太宰所问，乃不及孝之言也。」我认为得其正解，同南辕北辙之喻也契合。
全真道又称全真派，与正一道并为道教两大派别。金代王重阳（见王重阳条）创立，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即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奉《道德经》、《清静经》、《孝经》、《心经》、《全真立教十五论》等为主要经典。
道教自南北朝寇谦之、陆修静改革、整顿后，历隋唐五代宋的漫长岁月，尤其到北宋末年，已呈现颓势。以符箓派为主流的道教，支派争流，一些道流徇末遗本，流弊时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王重阳创立了全真道教。王重阳以新的宗旨、修持方法对道教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进一步把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贯彻到教义中。
据载金正隆四年(1159)，王重阳弃家外游，在甘河镇遇异人，授以修炼真诀，于是悟道出家。在南时村筑墓，住在墓穴中两年多，自称为“活死人墓”。金大定七年(1167)，离开陕西，前往山东传道度人。先后收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为徒，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建立三教七宝会、金莲会、三光会、玉华会等。因王重阳在山东宁海自题其庵名为“全真堂”，故入道者都称为全真道士。
全真道初传时期，遵行“以无为为主”的教旨，即注重个人修炼，而不注重发展教徒、营造宫观，组织规模和力量也比较小。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丘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以后，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全真道组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它在鲁、豫、秦、冀等地，具备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
金元之交，直至南宋覆灭的数十年间，是中国大地铁骑纵横、血火纷飞，生民涂炭的苦难年代，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鼎盛局面的积极推动者为丘处机，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的召见。丘处机不辞年届73岁的高龄，甘冒风沙大雪之苦，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其到来慰勉有加，三次召见并作长谈。丘处机对成吉思汗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后者的礼敬，尊称其为“丘神仙”。当丘处机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成吉思汗令其“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丘处机返抵燕京，礼请住持大天长观（亦名太极宫，后改名长春宫），从此这里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丘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为元统治者效劳，但因其影响过大，引起了元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道“化胡经”之争中，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使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
这之后，全真道处境十分困难，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斋醮被禁止举行。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禁令解除，全真道方从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但并没有停滞。元朝实现南北统一后，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武当山首先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继武当山之后，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全真道的南传，使原来互相隔绝、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北二宗增加了接触的机会，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特别是组织松散、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回归全真道的愿望。在陈致虚的积极推动下，元代中后期二宗合并，共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五祖，传北七真(即全真七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南七真(张伯端、刘永年、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彭耜)。南北宗合并后仍称全真道。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
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后，全真道每任掌教皆授被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
入明以后，明太祖对正一派表现出强烈的支持意向，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全真道遂分裂为诸多小派各自活动。
清朝初年，全真道龙门派宗师王常月应运而出，以振兴道教，恢复祖风自任，传戒弘教，使明代沉寂已久的全真龙门派出现了中兴景象。
道教自南北朝寇谦之、陆修静改革、整顿后，历隋唐五代宋的漫长岁月，尤其到北宋末年，已呈现颓势。以符箓派为主流的道教，支派争流，一些道流徇末遗本，流弊时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王重阳创立了全真道教。王重阳以新的宗旨、修持方法对道教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进一步把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贯彻到教义中。
据载金正隆四年(1159)，王重阳弃家外游，在甘河镇遇异人，授以修炼真诀，于是悟道出家。在南时村筑墓，住在墓穴中两年多，自称为“活死人墓”。金大定七年(1167)，离开陕西，前往山东传道度人。先后收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为徒，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建立三教七宝会、金莲会、三光会、玉华会等。因王重阳在山东宁海自题其庵名为“全真堂”，故入道者都称为全真道士。
全真道初传时期，遵行“以无为为主”的教旨，即注重个人修炼，而不注重发展教徒、营造宫观，组织规模和力量也比较小。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丘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以后，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全真道组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它在鲁、豫、秦、冀等地，具备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
金元之交，直至南宋覆灭的数十年间，是中国大地铁骑纵横、血火纷飞，生民涂炭的苦难年代，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鼎盛局面的积极推动者为丘处机，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的召见。丘处机不辞年届73岁的高龄，甘冒风沙大雪之苦，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其到来慰勉有加，三次召见并作长谈。丘处机对成吉思汗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后者的礼敬，尊称其为“丘神仙”。当丘处机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成吉思汗令其“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丘处机返抵燕京，礼请住持大天长观（亦名太极宫，后改名长春宫），从此这里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丘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为元统治者效劳，但因其影响过大，引起了元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道“化胡经”之争中，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使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
这之后，全真道处境十分困难，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斋醮被禁止举行。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禁令解除，全真道方从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但并没有停滞。元朝实现南北统一后，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武当山首先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继武当山之后，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全真道的南传，使原来互相隔绝、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北二宗增加了接触的机会，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特别是组织松散、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回归全真道的愿望。在陈致虚的积极推动下，元代中后期二宗合并，共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五祖，传北七真(即全真七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南七真(张伯端、刘永年、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彭耜)。南北宗合并后仍称全真道。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
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后，全真道每任掌教皆授被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
入明以后，明太祖对正一派表现出强烈的支持意向，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全真道遂分裂为诸多小派各自活动。
清朝初年，全真道龙门派宗师王常月应运而出，以振兴道教，恢复祖风自任，传戒弘教，使明代沉寂已久的全真龙门派出现了中兴景象。
#国学#《水调歌头·把酒对斜日》
【宋】杨炎正
把酒对斜日，无语问西风。胭脂何事，都做颜色染芙蓉。放眼暮江千顷，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
千万里，江南北，浙西东。吾生如寄，尚想三径菊花丛。谁是中州豪杰，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钓鱼翁。故国且回首，此意莫匆匆。
【赏析】
杨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士，由于统治者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卓越才能、远大抱负无从施展。这首词通过对自家身世的倾诉，来表达他那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真实地表现了他那种感时抚事、郁郁不得志的心理活动。虽然这首词哀怨伤感是主要氛围，但作者并非完全消沉，一蹶不振。全词立意炼句不同一般，豪放、沉郁而又风姿卓约，艺术上有其特殊之处。
词的上片，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愁思，悲壮而沉郁。起首两句，轻描淡写愁态，夕阳西斜，词人手持酒杯，临风怀想，突发奇问。斜日，除了实写景物，点明时间外，同时还有虚写年华流逝之意，暗寓岁月蹉跎、青春不再的感慨。“无语问西风”，谓所问出之于心而不宣之于口。所问者西风，除了点明秋令外，也有与上句的“斜日”同一寓意。这两句是对仗，使人不觉。接下来“胭脂”两句，自然是发问的内容。
“芙蓉”是荷花，这里指秋荷。梁昭明太子《芙蓉赋》说它“初荣夏芬，晚花秋曜”。花色红艳，所以词人问西风：为什么（你把）所有的胭脂都做了颜料去染秋荷了（染得它这样红）？正如东风是春花的主宰一样，西风也是秋花的主宰，至少词人在这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一问自然是怪诞而无理。又何以有此一问？
词人来到江边，见秋江上满眼芙蓉，红艳夺目，与其时自家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心里嘀咕，产生了这样奇怪的想头，正如伤春的人，责怪花开鸟鸣，可谓推陈出新之笔，以此暗写愁怀，颇为沉郁。“放眼暮江千顷”句，补出上文见芙蓉时己在江边，不疏不漏，“暮”字又回应“斜日”。这千顷大江，“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转出写愁正题。以往文人写愁，方式较多：李煜以“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喻之；贺铸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喻之；李清照以“双溪舴艋舟，载不动”（《武陵春》）喻之；皆构思新颖，设想奇特。这里，词人化用庾信“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赋》）句，以“万斛”言愁之可量，量而不尽，使抽象无形之愁，化为形象具体之物，比喻妥贴、生动。紧接着“无处”一句，再次极言愁之多，强化愁情：离愁满江，竟连飞鸟立足栖息的地方都没有，何况人呢？愁之无边无际，由此可以想见，真是凄恻悲凉至极。这一句在上面两句的形象比拟基础上对愁情加以浓笔重抹，直至写足写透。以上七句，分作四层写壮志未酬之愁情。
从淡笔轻写到暗笔意写，再转为明笔直写，最后又加以浓笔重写，层层递进，层层渲染。在这淡浓、明暗的映衬中，愁情愈发显得强烈、鲜明。当时，词人已三十四岁了，仍然是一介布衣。满腹经世之才，无处施展，的确使人愁肠寸断。这种“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壮沉郁之情，至此淋漓尽致，达到高潮。于是在笔墨酣畅之后，词人又出以淡笔，使语气变得平缓。
“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暮色苍茫，唯有阑干的一角还可见一线天光；倚着阑干，愁怀难遣。“醉醒中”，非醉非醒、似醉仍醒的状态，是把酒浇愁（醉）而后放眼观物（醒）情貌的捏合，与东坡《江城子》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句所说的相近。词人饮酒之所以醉，是由于内心积郁，愁肠百结；而仍醒，是因为胸中块垒难平，壮志未酬。两句一边收束上片的离愁别绪，一边又启下片的心理矛盾。结构上显得变化多端，感情上也顿挫有致，视象上又现出一幅落拓志士的绝妙画图。
下片，词人即调转笔锋，着重刻画报国与归田的心理矛盾。开合张弛，忽纵忽擒。首先是过片三句承接上片意脉，由词人自言其人生道路：客游他乡，披风戴雨，萍踪浪迹，飘泊不定；接着，由此发出人生如寄的感叹，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诗意，寄寓田园之思。并且紧跟问句，愤然发问：谁是国中豪杰？答语显然：国中豪杰舍我其谁！而英雄又何处可用武？词人无奈地说：“请借我浪迹江湖的舟楫”；我愿效法范蠡大夫，做个钓鱼隐士。把退隐心情表现得委婉有致而又酣畅淋漓，渲染得十分饱满。
这几句真实反映了词人遭受了人生的种种挫折，抱负未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从而憔悴失意，无可奈何的苦衷。
综上所述，这是一首十分明显的感怀秋日的词。作者与辛弃疾是至交。人品、气节十分相似，词品、格调也很相近。公元1178年（即淳熙五年），杨炎正与辛弃疾共同乘舟路过镇江、扬州，曾写下有名的《水调歌头·登多景楼》，抒发报国无路、虚度光阴的苦楚。《水调歌头·登多景楼》与此词内容相似，词情亦颇有相通之处，可以对照着看。
解析来自古诗文网，仅供参考。图源网络
【宋】杨炎正
把酒对斜日，无语问西风。胭脂何事，都做颜色染芙蓉。放眼暮江千顷，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
千万里，江南北，浙西东。吾生如寄，尚想三径菊花丛。谁是中州豪杰，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钓鱼翁。故国且回首，此意莫匆匆。
【赏析】
杨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士，由于统治者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卓越才能、远大抱负无从施展。这首词通过对自家身世的倾诉，来表达他那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真实地表现了他那种感时抚事、郁郁不得志的心理活动。虽然这首词哀怨伤感是主要氛围，但作者并非完全消沉，一蹶不振。全词立意炼句不同一般，豪放、沉郁而又风姿卓约，艺术上有其特殊之处。
词的上片，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愁思，悲壮而沉郁。起首两句，轻描淡写愁态，夕阳西斜，词人手持酒杯，临风怀想，突发奇问。斜日，除了实写景物，点明时间外，同时还有虚写年华流逝之意，暗寓岁月蹉跎、青春不再的感慨。“无语问西风”，谓所问出之于心而不宣之于口。所问者西风，除了点明秋令外，也有与上句的“斜日”同一寓意。这两句是对仗，使人不觉。接下来“胭脂”两句，自然是发问的内容。
“芙蓉”是荷花，这里指秋荷。梁昭明太子《芙蓉赋》说它“初荣夏芬，晚花秋曜”。花色红艳，所以词人问西风：为什么（你把）所有的胭脂都做了颜料去染秋荷了（染得它这样红）？正如东风是春花的主宰一样，西风也是秋花的主宰，至少词人在这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一问自然是怪诞而无理。又何以有此一问？
词人来到江边，见秋江上满眼芙蓉，红艳夺目，与其时自家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心里嘀咕，产生了这样奇怪的想头，正如伤春的人，责怪花开鸟鸣，可谓推陈出新之笔，以此暗写愁怀，颇为沉郁。“放眼暮江千顷”句，补出上文见芙蓉时己在江边，不疏不漏，“暮”字又回应“斜日”。这千顷大江，“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转出写愁正题。以往文人写愁，方式较多：李煜以“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喻之；贺铸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喻之；李清照以“双溪舴艋舟，载不动”（《武陵春》）喻之；皆构思新颖，设想奇特。这里，词人化用庾信“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赋》）句，以“万斛”言愁之可量，量而不尽，使抽象无形之愁，化为形象具体之物，比喻妥贴、生动。紧接着“无处”一句，再次极言愁之多，强化愁情：离愁满江，竟连飞鸟立足栖息的地方都没有，何况人呢？愁之无边无际，由此可以想见，真是凄恻悲凉至极。这一句在上面两句的形象比拟基础上对愁情加以浓笔重抹，直至写足写透。以上七句，分作四层写壮志未酬之愁情。
从淡笔轻写到暗笔意写，再转为明笔直写，最后又加以浓笔重写，层层递进，层层渲染。在这淡浓、明暗的映衬中，愁情愈发显得强烈、鲜明。当时，词人已三十四岁了，仍然是一介布衣。满腹经世之才，无处施展，的确使人愁肠寸断。这种“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壮沉郁之情，至此淋漓尽致，达到高潮。于是在笔墨酣畅之后，词人又出以淡笔，使语气变得平缓。
“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暮色苍茫，唯有阑干的一角还可见一线天光；倚着阑干，愁怀难遣。“醉醒中”，非醉非醒、似醉仍醒的状态，是把酒浇愁（醉）而后放眼观物（醒）情貌的捏合，与东坡《江城子》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句所说的相近。词人饮酒之所以醉，是由于内心积郁，愁肠百结；而仍醒，是因为胸中块垒难平，壮志未酬。两句一边收束上片的离愁别绪，一边又启下片的心理矛盾。结构上显得变化多端，感情上也顿挫有致，视象上又现出一幅落拓志士的绝妙画图。
下片，词人即调转笔锋，着重刻画报国与归田的心理矛盾。开合张弛，忽纵忽擒。首先是过片三句承接上片意脉，由词人自言其人生道路：客游他乡，披风戴雨，萍踪浪迹，飘泊不定；接着，由此发出人生如寄的感叹，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诗意，寄寓田园之思。并且紧跟问句，愤然发问：谁是国中豪杰？答语显然：国中豪杰舍我其谁！而英雄又何处可用武？词人无奈地说：“请借我浪迹江湖的舟楫”；我愿效法范蠡大夫，做个钓鱼隐士。把退隐心情表现得委婉有致而又酣畅淋漓，渲染得十分饱满。
这几句真实反映了词人遭受了人生的种种挫折，抱负未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从而憔悴失意，无可奈何的苦衷。
综上所述，这是一首十分明显的感怀秋日的词。作者与辛弃疾是至交。人品、气节十分相似，词品、格调也很相近。公元1178年（即淳熙五年），杨炎正与辛弃疾共同乘舟路过镇江、扬州，曾写下有名的《水调歌头·登多景楼》，抒发报国无路、虚度光阴的苦楚。《水调歌头·登多景楼》与此词内容相似，词情亦颇有相通之处，可以对照着看。
解析来自古诗文网，仅供参考。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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