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懂得天意，终生受益：7大天道运行法则，你不可不知！
何为“天意”？天意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
战争期间，一日大雪纷飞，一位将军的专车正行驶在返回总部的路上，准备参加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忽然，透过车窗，将军看到路边坐着一对老夫妇，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他命令停车，询问情况。原来，这一对老夫妇是去投奔儿子的，因为中途汽车抛锚了，只好在茫茫大雪中，等待救援。但大雪天里，这里很少有人经过。
同行的参谋对将军说：“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时间已经不多了，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当地的警队处理吧。”
将军说：“如果等到警方赶来救援，只怕这对老夫妇早就冻死在这里了!”
将军立即请这对老夫妇上了他的车，先将老夫妇送到其儿子的家里之后，才急忙地赶回总部去。将军的这一善行，竟然让他躲过一劫。由于将军临时改变路线，让敌方的暗杀行动扑了个空。
有的人认为，是这位将军的运气。其实，人生没有巧合，命运由心来主宰，救他人就是救自己，是将军的善念救了他自己。
1、因果法则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偶然发生的事情。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宇宙中万物之间的联系，依遵因果法则。
因果法则并不是道教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其它宗教，还有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等等，都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又说：“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种善因必有善果，种恶因必有恶果。所以，一个人要想有好的命运，就要多种善因。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多发好的意念。
2、吸引法则
人的遭遇是由自己的心念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吸引与心念相应的境界。
许多父母喜欢担心儿女，为儿女操心，并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其实，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担心的事情往往也会出现。
老人怕子女受罪，多置房产，预备够下辈人生活，这样的老人，不是慈爱子孙，正是欺负子孙，他以为子孙不能谋生，无力吃饭，宁愿对外人吝啬刻薄，也要为子孙积蓄，结果子孙什么经验也没有，吃喝玩乐，最后真落到没有饭吃，这种财产留给子孙，和留毒药给子孙有什么不同?
吸引力定律就是这样的，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认为世界美好，就吸引来美好；认为世界糟糕，就吸引来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早已经认识到，宇宙其实是由能量组成的幻象；不同的能量波动频率，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万象。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感召到与心念相一致的宇宙能量磁场，同质相吸引，这就是吸引力的法则。
人的心念往往很多，心念之中强者胜，也就是说，最强的那个心念，首先会“心想事成”。越担心儿女受罪，儿女可能就真的受罪，越是强烈的担心，就越像是一种诅咒。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念，使之专注于积极、善良、于人于己都有益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招感到宇宙之中积极、善良的人、事、物，与之相应。如果一个人命运乖舛，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不是有乖舛的心念，而不是更为糟糕的怨天尤人。
3、合一法则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同一个体的，这是宇宙的真相，越是深信这条法则，就越有灵感。
比如说，有的人忽然强烈的感觉到某件事情会发生，结果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是巧合吗?不是的。因为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都是同一个体的，所以事情将要发生之前，一定都会有所感应。
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往往心胸开阔，知道万事万物为一体。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我封闭，往往很难感应得到。
有感应，就会有对应。如果是好的感应，就顺应它;如果是不好的感应，就要积极反省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良的心态而感召不善，只要在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往往通过修正自己的心态，也能将不良之感应化解掉。
有成就的大格局的人，往往能体会到宇宙万物的一体性，因而直觉灵感很强，故能能趋利避害，成就一番事业。
4、专注法则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往往一件事情，在最放松、最不计较、最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往往会办得最顺利，而且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奇迹。
过去已成回忆，未来尚未出现，只有专注于当下才是真实的着手之处。
积极调整好心念，专注于当下，安安心心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方能改善命运。
5、二八法则
一个目标是否能达成，其中二成是我们的努力，八成是我们的心态。
一件事情对人之生命的影响，其中二成的影响，立刻看得见；另外八成，往往要在后续的生命中，才能逐渐显现。
所以，耐心是很有必要的，一切道法得成于忍。方向正确、心念正确、还需要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6、应得法则
你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都是你所作所为的“应供”——应得的供养。
我们得到的宇宙祝福，是与我们对宇宙的贡献相适应的。
你奉献了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不是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比如说，你奉献了爱，就得到爱；你奉献了恨，就得到恨。你奉献了恨，却妄想得到爱，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了凡四训》里说，拥千金者值千金，应饿死者必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命里还没有，要从自己的内在找原因。
7、利他法则
应得法则是与利他法则密切相关的。有多利他，就有多应得。利益他人的，最后都是利益到自己了。就像《道德经》里说的：“以其不自私，故能成其私”。
生命是在利他的过程中，经由付出的能量循环，而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的。所以说“舍得”。越能舍，越能得。只得不舍，能量就僵死在那里。
比如说，常常让别人快乐的人，最终都是他自己也很快乐。常常让别人痛苦的人，最后他自己最痛苦。常常供养布施的人，越布施越多。
常常思维上面七条法则，遵循天道规律，就能有很自在的人生。
何为“天意”？天意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
战争期间，一日大雪纷飞，一位将军的专车正行驶在返回总部的路上，准备参加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忽然，透过车窗，将军看到路边坐着一对老夫妇，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他命令停车，询问情况。原来，这一对老夫妇是去投奔儿子的，因为中途汽车抛锚了，只好在茫茫大雪中，等待救援。但大雪天里，这里很少有人经过。
同行的参谋对将军说：“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时间已经不多了，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当地的警队处理吧。”
将军说：“如果等到警方赶来救援，只怕这对老夫妇早就冻死在这里了!”
将军立即请这对老夫妇上了他的车，先将老夫妇送到其儿子的家里之后，才急忙地赶回总部去。将军的这一善行，竟然让他躲过一劫。由于将军临时改变路线，让敌方的暗杀行动扑了个空。
有的人认为，是这位将军的运气。其实，人生没有巧合，命运由心来主宰，救他人就是救自己，是将军的善念救了他自己。
1、因果法则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偶然发生的事情。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宇宙中万物之间的联系，依遵因果法则。
因果法则并不是道教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其它宗教，还有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等等，都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又说：“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种善因必有善果，种恶因必有恶果。所以，一个人要想有好的命运，就要多种善因。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多发好的意念。
2、吸引法则
人的遭遇是由自己的心念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吸引与心念相应的境界。
许多父母喜欢担心儿女，为儿女操心，并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其实，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担心的事情往往也会出现。
老人怕子女受罪，多置房产，预备够下辈人生活，这样的老人，不是慈爱子孙，正是欺负子孙，他以为子孙不能谋生，无力吃饭，宁愿对外人吝啬刻薄，也要为子孙积蓄，结果子孙什么经验也没有，吃喝玩乐，最后真落到没有饭吃，这种财产留给子孙，和留毒药给子孙有什么不同?
吸引力定律就是这样的，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认为世界美好，就吸引来美好；认为世界糟糕，就吸引来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早已经认识到，宇宙其实是由能量组成的幻象；不同的能量波动频率，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万象。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感召到与心念相一致的宇宙能量磁场，同质相吸引，这就是吸引力的法则。
人的心念往往很多，心念之中强者胜，也就是说，最强的那个心念，首先会“心想事成”。越担心儿女受罪，儿女可能就真的受罪，越是强烈的担心，就越像是一种诅咒。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念，使之专注于积极、善良、于人于己都有益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招感到宇宙之中积极、善良的人、事、物，与之相应。如果一个人命运乖舛，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不是有乖舛的心念，而不是更为糟糕的怨天尤人。
3、合一法则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同一个体的，这是宇宙的真相，越是深信这条法则，就越有灵感。
比如说，有的人忽然强烈的感觉到某件事情会发生，结果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是巧合吗?不是的。因为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都是同一个体的，所以事情将要发生之前，一定都会有所感应。
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往往心胸开阔，知道万事万物为一体。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我封闭，往往很难感应得到。
有感应，就会有对应。如果是好的感应，就顺应它;如果是不好的感应，就要积极反省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良的心态而感召不善，只要在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往往通过修正自己的心态，也能将不良之感应化解掉。
有成就的大格局的人，往往能体会到宇宙万物的一体性，因而直觉灵感很强，故能能趋利避害，成就一番事业。
4、专注法则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往往一件事情，在最放松、最不计较、最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往往会办得最顺利，而且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奇迹。
过去已成回忆，未来尚未出现，只有专注于当下才是真实的着手之处。
积极调整好心念，专注于当下，安安心心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方能改善命运。
5、二八法则
一个目标是否能达成，其中二成是我们的努力，八成是我们的心态。
一件事情对人之生命的影响，其中二成的影响，立刻看得见；另外八成，往往要在后续的生命中，才能逐渐显现。
所以，耐心是很有必要的，一切道法得成于忍。方向正确、心念正确、还需要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6、应得法则
你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都是你所作所为的“应供”——应得的供养。
我们得到的宇宙祝福，是与我们对宇宙的贡献相适应的。
你奉献了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不是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比如说，你奉献了爱，就得到爱；你奉献了恨，就得到恨。你奉献了恨，却妄想得到爱，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了凡四训》里说，拥千金者值千金，应饿死者必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命里还没有，要从自己的内在找原因。
7、利他法则
应得法则是与利他法则密切相关的。有多利他，就有多应得。利益他人的，最后都是利益到自己了。就像《道德经》里说的：“以其不自私，故能成其私”。
生命是在利他的过程中，经由付出的能量循环，而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的。所以说“舍得”。越能舍，越能得。只得不舍，能量就僵死在那里。
比如说，常常让别人快乐的人，最终都是他自己也很快乐。常常让别人痛苦的人，最后他自己最痛苦。常常供养布施的人，越布施越多。
常常思维上面七条法则，遵循天道规律，就能有很自在的人生。
康德哲学与先验自我
康德总结了自古希腊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以来，特别是笛卡尔以后，欧洲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哲学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明确地把人的问题置
于哲学的首位，对人的问题从多种领域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研究的哲学传统。严格说来，西方哲学史上，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只是到了康德这里，才真正形成为一种学说或理论。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犹如一颗明珠熠熠生辉，既反映出先哲的思想精华，又为后人启示着条条思想发展之路，从而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从某种角度上回答了休漠对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诘难。休漠从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坚持“知觉之外一切不可知”，以“观念的显微镜”去
验证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他认为经验只能扩展知识而不能保证其普遍必然性，经验归纳法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果推断值得怀疑，传统的自然科学知识甚至数学与几何知识都值得怀疑。休漠的怀疑论动摇了传统科学知识大厦之根基，也把康德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惊醒。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通过对先验自我意识在认知活动中表现为理论理性，通过先验自我意识具体化、经验化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递增的经验的认知能力，同时在三个阶段分别产生纯直观形式、知性范畴、理性理念，并且分别以它们作出先验的和经验的综合来“为自然立法”，从而既解决了知识如何扩展的问题，又解决了知识因何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问题。所以说，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从某种角度上回
答了休漠对知识的诘难，解答了长期困扰哲学界的“休漠问题”，从而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其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表现出其哲学思想的终极关怀，第一次指明了人类追求真、善、美之永恒理想。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所表达的先验
自我是一个真善美有机统一的完整自我。先验自我意识于不同的领域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人与自然的认知领域，先验自我意识设定出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自在之物一方面包括物质性的部分，它刺激经验主体而最终构成知识中质料的因素，成为对感性材料来源的终极解释;另一方面，自在之物又包括先验自我意识本身这一精神性的部分，它产生知识中作为形式的诸先天因素。先验主体以这些先天的形式要素去综合质料的因素，来为自然立法，而对这种被立法的自然(康德称为现象界)，人类要在其中认识的，正是其先前早己放进去的东西，故而能够获得“真”的认识，这就追求到了“真”。同时，先验自我意识成为对经验主体存在的终极解释。这两者相结合就表现出对整个宇宙(包括经验
主体人)的终极解释与终极存在的关怀。在道德实践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善良意志这一先验主体的形式，制订出先验道德律来引导经验主体依照先验道德律不断地实施道德行为，以期达到绝对的善，即“至善”，这就实现了“善，表现出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在审美活动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反思判断力这种先验能力来对人与自然关系予以反思，在彻底地依据先验道德律的前提下，道德的人的行为自由与自然的客观目的相符合，这时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完全消失。人一方面超越了自然，另一方面超越了经验形式的自身，这就在达到最高的善与最彻底的自由的同时，产生了真正的美感，追求到了美。故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以宙美之我为桥梁，把认知之我与实践之我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真、善、美完整统一的自我意识。在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上，虽然每位哲学家的思想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的终极关怀，但是，只有到了康德这里才第一次明确指出什么是、以及如何达到人类追求真、善、美这一永恒理想，第一次全面地展示出其思想
的终极关怀。
最后，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作为其哲学之核心，高扬了人类理性，突出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抬高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希教授曾指出，“康德哲学的核心是他根据自我意识的状态和形式而对认识的诸种形式的论证。”康德哲学思想体系之所以给世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关键在于他定下了其批判哲学的“对象必须依照知识”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基调，而这一基调则是通过他那以先验自我意识一为其前提与基础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主旋律得以表现出来的。可以说，在康德哲学中，没有先验自我
意识，就没有先天综合判断:没有先天综合判断，就没有全新的知识论。同时，没有先验自我意识，其同样富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伦理学与美学也不会存在。康德正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其思想体系大厦之坚固基石。他在建造思想体系大厦的过程中，以先验自我意识的形式高扬了人类之普遍理性，突出地表现了人类在认知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审美领域中的主体能动性，从而抬升了人类在宇宙中相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在康德思想中的人，不再是受自然控制、受上帝支配的、处处被动的人，而是超越了自然、超越了自身，摆脱了一切外在束缚、获得了最终的解放，完全自由的、追求到了真善美的人，是自己作自己的主人的人。正因为如此，康德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被认为是体现在德国思想领域中的法国政治革命，它成为当时德国社会中思想启蒙的先导。
尽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它依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需要我们予以正确地认识。
其一，先验自我意识不能等同于主体。康德指出先验自我意识为一种单纯的形式主体与逻辑设定，他以先验自我意识代称人类的普遍理性，甚至指称整
个人类，而以经验自我意识指代经验主体，即个人。在其全部思想体系中，是先验自我意识在进行认知活动，是先验自我意识在制订先验道德律，在实施反思判断。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先验自我意本质上是等同于主体的。但是我们认为，而且康德也曾明确指出，先验自我意识本质上为一种纯粹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是属于主体所有的。先验自我意识与主体的关系是主体的属性或能力与主体的关系，是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虽然先验自我意识的各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的作用与地位，但是严格说来，先验自我意识不等同于主体，两者毕竟有差别。
其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颠倒了认识过程中主客观的位置。康德的思想，尤其是知识论，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最终根据与最高条件的。他认为，
感性直观之纯形式、知性范畴以及理性理念，皆先天地产生于先验自我意识，逻辑上先于知识经验而存在。先验自我意识通过先验综合与经验综合的作用才使得他称之为现象界的自然得以成立。自然界的一切都打上了人的主观烙印，这与马克思所称的“人化自然”颇为相似。但实质上，外界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然界有其固有的规律性，人类只有在正确地认识这一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对之实施科学的合理的能动的改造与利用，从而才在原始的自然界打上人的主观烙印。正是在此意义下，马克思才提出“人化自然”这一概念。康德试图让“对象依照知识”，让客观符合主观，虽然对于探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不失为一种全新的尝试，但根本上说，这是颠倒了主
客观位置，是一种本末倒置。
其三，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夸大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并未真正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对立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康德的自然界其质料因素即感性杂多由物自体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这是其认识论中可贵的唯物成分。但是在自然的形成过程中，他过分夸大了先验自我意识所体现出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先验自我意识产生先天的知识形式对感性杂多予以规整，从而为整个自然界立法。康德在主客观关系上的本末倒置，使得他建立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的现象界。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指出，康德的“这个所谓‘真实的世界’—即我们所唯一熟悉的、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我们自己的(空间—时间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对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公然把自己的那种认识论思想称为“形式的唯心主义”或“先验的唯心主义”，以期与笛卡尔的“经验的唯心主义”也与贝克莱式的“质料的唯心主义”或“神秘的幻想的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康德说:“因为我的这种唯心主义并不涉及事物的存在……，因为在我的思想里我对它从来没有怀疑过，而是仅仅涉及事物的感性表象。”。我们认为，康德的这种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是人类始终面临的屏障，人类只可认识与利用而不可绝对地改变，人类不可能在实质上为自然立法。康德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认知活动中为自然立法，在道德实践中为人自身立法，只注重人的自身而忽视客观自然的存在，这使他的理论始终在主观的圈子里打转，使得他试图解决的主客观的统一，不过是在真正的物质与意识的统一问题上打了一个擦边球而己。康德并未彻底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思想体系所表现的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之永恒理想，无异于沙滩上建楼房，是不具备稳固基础的。
其四，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讨论的是人的抽象的认识能力，它所表现的主体为抽象的人。康德为了克服唯理论者的“独断论”和经验论者的“怀疑
论”，提出在认识世界之前要事先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确定它所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是，他脱离了实践活动，脱离了具体的认识对象和认识过程去考察认识能力，这是一种抽象的考察，一种片面的考察。对此，黑格尔曾批判说，这就好象是“以为在得到知识以前已在认识，或是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勿先下水游泳。”康德要求在求知前考察认识能力诚然不错，但他没认识到，考察思维形式己经是一种历程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认识过程中将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这正如列宁所说，“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
到水中。”我们认为，认识能力是体现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的，而具体的认识活动是在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种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劳动实践，实践产生了认识。实践过程中，人类对客体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各种概念，如时间、空间等。这些概逐渐念固化在人脑中，成为人类特有的认知结构。人类正是以这些认知结构进行再认识，继而指导进一步的实践。这本是一个在
不断往复中前进的过程，但是康德却孤立地抽去其中一个片段，当作认识的全过程。这就是他把纯时空形式与知性范畴认作先验自我意识所产生，却不能够解释如何产生，以致于带有“天赋观念论”之嫌疑的原因。由于康德考察的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能力，为此，这种抽象的认识能力所体现的主体也就是抽象的人，而非处于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
康德总结了自古希腊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以来，特别是笛卡尔以后，欧洲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哲学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明确地把人的问题置
于哲学的首位，对人的问题从多种领域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研究的哲学传统。严格说来，西方哲学史上，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只是到了康德这里，才真正形成为一种学说或理论。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犹如一颗明珠熠熠生辉，既反映出先哲的思想精华，又为后人启示着条条思想发展之路，从而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从某种角度上回答了休漠对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诘难。休漠从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坚持“知觉之外一切不可知”，以“观念的显微镜”去
验证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他认为经验只能扩展知识而不能保证其普遍必然性，经验归纳法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果推断值得怀疑，传统的自然科学知识甚至数学与几何知识都值得怀疑。休漠的怀疑论动摇了传统科学知识大厦之根基，也把康德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惊醒。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通过对先验自我意识在认知活动中表现为理论理性，通过先验自我意识具体化、经验化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递增的经验的认知能力，同时在三个阶段分别产生纯直观形式、知性范畴、理性理念，并且分别以它们作出先验的和经验的综合来“为自然立法”，从而既解决了知识如何扩展的问题，又解决了知识因何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问题。所以说，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从某种角度上回
答了休漠对知识的诘难，解答了长期困扰哲学界的“休漠问题”，从而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其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表现出其哲学思想的终极关怀，第一次指明了人类追求真、善、美之永恒理想。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所表达的先验
自我是一个真善美有机统一的完整自我。先验自我意识于不同的领域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人与自然的认知领域，先验自我意识设定出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自在之物一方面包括物质性的部分，它刺激经验主体而最终构成知识中质料的因素，成为对感性材料来源的终极解释;另一方面，自在之物又包括先验自我意识本身这一精神性的部分，它产生知识中作为形式的诸先天因素。先验主体以这些先天的形式要素去综合质料的因素，来为自然立法，而对这种被立法的自然(康德称为现象界)，人类要在其中认识的，正是其先前早己放进去的东西，故而能够获得“真”的认识，这就追求到了“真”。同时，先验自我意识成为对经验主体存在的终极解释。这两者相结合就表现出对整个宇宙(包括经验
主体人)的终极解释与终极存在的关怀。在道德实践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善良意志这一先验主体的形式，制订出先验道德律来引导经验主体依照先验道德律不断地实施道德行为，以期达到绝对的善，即“至善”，这就实现了“善，表现出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在审美活动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反思判断力这种先验能力来对人与自然关系予以反思，在彻底地依据先验道德律的前提下，道德的人的行为自由与自然的客观目的相符合，这时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完全消失。人一方面超越了自然，另一方面超越了经验形式的自身，这就在达到最高的善与最彻底的自由的同时，产生了真正的美感，追求到了美。故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以宙美之我为桥梁，把认知之我与实践之我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真、善、美完整统一的自我意识。在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上，虽然每位哲学家的思想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的终极关怀，但是，只有到了康德这里才第一次明确指出什么是、以及如何达到人类追求真、善、美这一永恒理想，第一次全面地展示出其思想
的终极关怀。
最后，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作为其哲学之核心，高扬了人类理性，突出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抬高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希教授曾指出，“康德哲学的核心是他根据自我意识的状态和形式而对认识的诸种形式的论证。”康德哲学思想体系之所以给世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关键在于他定下了其批判哲学的“对象必须依照知识”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基调，而这一基调则是通过他那以先验自我意识一为其前提与基础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主旋律得以表现出来的。可以说，在康德哲学中，没有先验自我
意识，就没有先天综合判断:没有先天综合判断，就没有全新的知识论。同时，没有先验自我意识，其同样富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伦理学与美学也不会存在。康德正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其思想体系大厦之坚固基石。他在建造思想体系大厦的过程中，以先验自我意识的形式高扬了人类之普遍理性，突出地表现了人类在认知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审美领域中的主体能动性，从而抬升了人类在宇宙中相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在康德思想中的人，不再是受自然控制、受上帝支配的、处处被动的人，而是超越了自然、超越了自身，摆脱了一切外在束缚、获得了最终的解放，完全自由的、追求到了真善美的人，是自己作自己的主人的人。正因为如此，康德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被认为是体现在德国思想领域中的法国政治革命，它成为当时德国社会中思想启蒙的先导。
尽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它依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需要我们予以正确地认识。
其一，先验自我意识不能等同于主体。康德指出先验自我意识为一种单纯的形式主体与逻辑设定，他以先验自我意识代称人类的普遍理性，甚至指称整
个人类，而以经验自我意识指代经验主体，即个人。在其全部思想体系中，是先验自我意识在进行认知活动，是先验自我意识在制订先验道德律，在实施反思判断。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先验自我意本质上是等同于主体的。但是我们认为，而且康德也曾明确指出，先验自我意识本质上为一种纯粹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是属于主体所有的。先验自我意识与主体的关系是主体的属性或能力与主体的关系，是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虽然先验自我意识的各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的作用与地位，但是严格说来，先验自我意识不等同于主体，两者毕竟有差别。
其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颠倒了认识过程中主客观的位置。康德的思想，尤其是知识论，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最终根据与最高条件的。他认为，
感性直观之纯形式、知性范畴以及理性理念，皆先天地产生于先验自我意识，逻辑上先于知识经验而存在。先验自我意识通过先验综合与经验综合的作用才使得他称之为现象界的自然得以成立。自然界的一切都打上了人的主观烙印，这与马克思所称的“人化自然”颇为相似。但实质上，外界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然界有其固有的规律性，人类只有在正确地认识这一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对之实施科学的合理的能动的改造与利用，从而才在原始的自然界打上人的主观烙印。正是在此意义下，马克思才提出“人化自然”这一概念。康德试图让“对象依照知识”，让客观符合主观，虽然对于探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不失为一种全新的尝试，但根本上说，这是颠倒了主
客观位置，是一种本末倒置。
其三，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夸大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并未真正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对立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康德的自然界其质料因素即感性杂多由物自体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这是其认识论中可贵的唯物成分。但是在自然的形成过程中，他过分夸大了先验自我意识所体现出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先验自我意识产生先天的知识形式对感性杂多予以规整，从而为整个自然界立法。康德在主客观关系上的本末倒置，使得他建立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的现象界。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指出，康德的“这个所谓‘真实的世界’—即我们所唯一熟悉的、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我们自己的(空间—时间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对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公然把自己的那种认识论思想称为“形式的唯心主义”或“先验的唯心主义”，以期与笛卡尔的“经验的唯心主义”也与贝克莱式的“质料的唯心主义”或“神秘的幻想的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康德说:“因为我的这种唯心主义并不涉及事物的存在……，因为在我的思想里我对它从来没有怀疑过，而是仅仅涉及事物的感性表象。”。我们认为，康德的这种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是人类始终面临的屏障，人类只可认识与利用而不可绝对地改变，人类不可能在实质上为自然立法。康德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认知活动中为自然立法，在道德实践中为人自身立法，只注重人的自身而忽视客观自然的存在，这使他的理论始终在主观的圈子里打转，使得他试图解决的主客观的统一，不过是在真正的物质与意识的统一问题上打了一个擦边球而己。康德并未彻底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思想体系所表现的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之永恒理想，无异于沙滩上建楼房，是不具备稳固基础的。
其四，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讨论的是人的抽象的认识能力，它所表现的主体为抽象的人。康德为了克服唯理论者的“独断论”和经验论者的“怀疑
论”，提出在认识世界之前要事先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确定它所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是，他脱离了实践活动，脱离了具体的认识对象和认识过程去考察认识能力，这是一种抽象的考察，一种片面的考察。对此，黑格尔曾批判说，这就好象是“以为在得到知识以前已在认识，或是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勿先下水游泳。”康德要求在求知前考察认识能力诚然不错，但他没认识到，考察思维形式己经是一种历程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认识过程中将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这正如列宁所说，“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
到水中。”我们认为，认识能力是体现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的，而具体的认识活动是在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种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劳动实践，实践产生了认识。实践过程中，人类对客体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各种概念，如时间、空间等。这些概逐渐念固化在人脑中，成为人类特有的认知结构。人类正是以这些认知结构进行再认识，继而指导进一步的实践。这本是一个在
不断往复中前进的过程，但是康德却孤立地抽去其中一个片段，当作认识的全过程。这就是他把纯时空形式与知性范畴认作先验自我意识所产生，却不能够解释如何产生，以致于带有“天赋观念论”之嫌疑的原因。由于康德考察的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能力，为此，这种抽象的认识能力所体现的主体也就是抽象的人，而非处于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
【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