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爆料# 【网络流传阳逻人民群众写给决策机构领导的一封信[围观][话筒]】结尾写到：现在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互联网信息传播也更加便利，政府和群众的沟通应该更加通畅无协调…#阳逻建设垃圾焚烧厂引发争议# 同时希望阳逻群众一定要合理合法表达诉求，切不可非法集会起哄闹事。大家相互理解，我们相信政府会做出符合民意的举措。
消费链条渐下沉 小镇青年成主力
广义上的“小镇青年”，通常是指工作和生活在三四线以下城市与集镇的年轻人，年龄大约在20-35岁之间。他们的生活状态与消费偏好或许与都市青年存在差异，但随着互联网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娱乐消费链条地逐渐下沉，小镇青年已经成为了新崛起的消费群体。
无论在一线大城市，还是四五线城镇，姐妹闺蜜聚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护肤美妆”话题。“我现在买化妆品都靠电商和代购，没怎么去过县镇上的实体店了。”1992年的伊伊一毕业后就从武汉回到了家乡大理州鹤庆县工作，春节她和高中闺蜜们聚会，发现大家聊起的美妆博主、抢不到的网红单品、想尝鲜的小众护肤品都差不多。实际上，小镇青年对消费潮流的认知以及购买力，正在赶超大都市青年。
过去一年中，小镇青年贡献了85%下线城市的快消品增长，平均每家在快消品上的消费比上一年多花170元。“得小镇青年者得天下”的预言，已然被消费领域的各商家信服。
伊伊对美妆潮流的感知几乎全部来自社交媒体这一虚空间。她受美妆博主的不停“种草”，迷上了澳洲天然成分的小众化妆品，微信上加了四五个澳洲代购，在一个代购那曾买过5次，每单都在千元左右。
直播也是时下小镇青年获取信息及娱乐的重要媒介，这种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互动与信任的“带货”方式也在小镇流行。来自盐城的杨笑是淘宝平台的直播网红，近28万的粉丝中有70%是小镇青年。“一些小镇青年可能不如上线城市那么了解美妆品牌，也不知道如何从繁杂的互联网信息、电商平台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杨笑觉得，小镇青年会把自己当做一个上门推销的人，甚至是护肤专家来咨询。
尽管远离消费潮流涌动的大都市，但小镇青年们正借由互联网与都市人群的娱乐消费文化无缝衔接。社交媒体与电商结构的成熟，让小镇青年可以更自如地获取美妆信息，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买到尚未下沉到当地市场的一些高端品牌。
但无论是通过代购还是电商平台购买美妆产品，“性价比”、“折扣”仍然是影响小镇青年消费决策的关键。生活在四川省乐山市的袁媛是一个微商美妆品牌的西南区总代理。她发现，三四线以下城市的消费者不太看重牌子，他们更在意的是价格。“小镇青年特别能接受的是便宜的、性价比高的产品，比如一百以内的水乳套装最好卖。”
对价格敏感度高的小镇青年并不过分追求品牌和潮流，更青睐国货以及“大促”云集的电商。
1991年的丽欣大概是这类消费者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她18岁去深圳打工，之后在河南郑州的新世界百货里做美甲师，现在回到了家乡周口市太康县符草楼镇结婚生子、做全职妈妈。她的梳妆台上有丸美的护肤套装、玛丽黛佳的眉笔、佰草集的眼霜等产品。“身边朋友都用国货比较多，一直没有太接触过国外品牌。”丽欣说，相比网上的信息，她更相信乡镇里姐妹们的推荐和交流。
除了性价比，化妆品的质量与安全性也是小镇青年最关心的问题。袁媛在销售微商品牌或不知名小品牌的美妆时，总会有消费者跟她索要药监局备案的材料。而杨笑一般不等消费者问，就会在直播页面上直接贴出产品的成分表、备案文件等。
即便电商普及、直播如此流行的小镇，仍比大都市保留了更多中国“熟人社会”的特征。这也在细微之处影响着小镇消费场景中的人际交往。
“熟人社会”的概念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40年代提出，用以分析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特征。在“熟人社会”中，人们从私人关系的熟悉中建立信任，并以此拓展出一张张的关系网。小镇青年在美妆消费选择中也更信任这种“熟人关系”。
丽欣就生活在这种“熟人关系”构建的信任感中，一方面她只愿意买闺蜜推荐的美妆品牌，另一方面她也感受着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大几岁的姐姐就算在外地工作，也会在买化妆品的时候找我参谋，甚至打钱过来然后我网购寄给她。”丽欣说。
而小镇青年之所以信任那些网红博主，很可能是被他们接地气的互动方式吸引。杨笑觉得，自己很像小镇青年隔壁家的邻居或者姐妹一样，上门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用的东西。为了增强与粉丝的熟悉感，她卖货之余分享自己的生活，甚至带上爸妈和男朋友上直播。有的粉丝也会把她当“家人”，给她寄结婚喜糖、家乡土鸡蛋。“主播与受众建立一旦建立起信任，不管你卖甚么东西，只要是你推荐的，他就愿意去买。”杨笑觉得，直播卖货为一些小镇青年打开了新天地。
以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商业模式“微商”也更适合小镇这样的“熟人社会”。袁媛的不少客户来自乐山本地，客户的拓展也更依托熟人介绍。“来找我的老顾客比较多，因为他们比较害怕在网上买到假货。”袁媛说，小镇青年在她这里的复购率相对更高。
有的微商品牌则在乡镇小美容院的熟人网络中发展市场。伊伊去镇上小店做美甲时，常看到店员给顾客推荐一些微商品牌，很多人购买。“像微信这种社交电商模式，显然在下线市场发展更快。”在朱家慧看来，小镇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较近，对熟人关系下的商品推荐接受度较高，“就像过去直销也在低线市场开展的更好。”不少大品牌都试图借助“微商”渠道的触达低线市场的小镇青年们，但如何适应社交网络下的“微商”的产品逻辑和获利方式，对大公司来说仍是一大挑战。
此外，大量在低线城市布局的化妆品专营店也可能在小镇市场迎来新机遇。中国化妆品市场正经历的渠道变革中，专营店正逐渐显露出其重要性。
近几年显着上升的管道是电商和专卖店，在三四线城市像娇兰佳人、唐三彩等专营店，正呈现出积极的扩张与增长态势。这些线下集合店本土化特色更强，也在不断通过品类、服务与体验的升级满足消费者们的新需求。
广义上的“小镇青年”，通常是指工作和生活在三四线以下城市与集镇的年轻人，年龄大约在20-35岁之间。他们的生活状态与消费偏好或许与都市青年存在差异，但随着互联网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娱乐消费链条地逐渐下沉，小镇青年已经成为了新崛起的消费群体。
无论在一线大城市，还是四五线城镇，姐妹闺蜜聚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护肤美妆”话题。“我现在买化妆品都靠电商和代购，没怎么去过县镇上的实体店了。”1992年的伊伊一毕业后就从武汉回到了家乡大理州鹤庆县工作，春节她和高中闺蜜们聚会，发现大家聊起的美妆博主、抢不到的网红单品、想尝鲜的小众护肤品都差不多。实际上，小镇青年对消费潮流的认知以及购买力，正在赶超大都市青年。
过去一年中，小镇青年贡献了85%下线城市的快消品增长，平均每家在快消品上的消费比上一年多花170元。“得小镇青年者得天下”的预言，已然被消费领域的各商家信服。
伊伊对美妆潮流的感知几乎全部来自社交媒体这一虚空间。她受美妆博主的不停“种草”，迷上了澳洲天然成分的小众化妆品，微信上加了四五个澳洲代购，在一个代购那曾买过5次，每单都在千元左右。
直播也是时下小镇青年获取信息及娱乐的重要媒介，这种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互动与信任的“带货”方式也在小镇流行。来自盐城的杨笑是淘宝平台的直播网红，近28万的粉丝中有70%是小镇青年。“一些小镇青年可能不如上线城市那么了解美妆品牌，也不知道如何从繁杂的互联网信息、电商平台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杨笑觉得，小镇青年会把自己当做一个上门推销的人，甚至是护肤专家来咨询。
尽管远离消费潮流涌动的大都市，但小镇青年们正借由互联网与都市人群的娱乐消费文化无缝衔接。社交媒体与电商结构的成熟，让小镇青年可以更自如地获取美妆信息，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买到尚未下沉到当地市场的一些高端品牌。
但无论是通过代购还是电商平台购买美妆产品，“性价比”、“折扣”仍然是影响小镇青年消费决策的关键。生活在四川省乐山市的袁媛是一个微商美妆品牌的西南区总代理。她发现，三四线以下城市的消费者不太看重牌子，他们更在意的是价格。“小镇青年特别能接受的是便宜的、性价比高的产品，比如一百以内的水乳套装最好卖。”
对价格敏感度高的小镇青年并不过分追求品牌和潮流，更青睐国货以及“大促”云集的电商。
1991年的丽欣大概是这类消费者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她18岁去深圳打工，之后在河南郑州的新世界百货里做美甲师，现在回到了家乡周口市太康县符草楼镇结婚生子、做全职妈妈。她的梳妆台上有丸美的护肤套装、玛丽黛佳的眉笔、佰草集的眼霜等产品。“身边朋友都用国货比较多，一直没有太接触过国外品牌。”丽欣说，相比网上的信息，她更相信乡镇里姐妹们的推荐和交流。
除了性价比，化妆品的质量与安全性也是小镇青年最关心的问题。袁媛在销售微商品牌或不知名小品牌的美妆时，总会有消费者跟她索要药监局备案的材料。而杨笑一般不等消费者问，就会在直播页面上直接贴出产品的成分表、备案文件等。
即便电商普及、直播如此流行的小镇，仍比大都市保留了更多中国“熟人社会”的特征。这也在细微之处影响着小镇消费场景中的人际交往。
“熟人社会”的概念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40年代提出，用以分析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特征。在“熟人社会”中，人们从私人关系的熟悉中建立信任，并以此拓展出一张张的关系网。小镇青年在美妆消费选择中也更信任这种“熟人关系”。
丽欣就生活在这种“熟人关系”构建的信任感中，一方面她只愿意买闺蜜推荐的美妆品牌，另一方面她也感受着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大几岁的姐姐就算在外地工作，也会在买化妆品的时候找我参谋，甚至打钱过来然后我网购寄给她。”丽欣说。
而小镇青年之所以信任那些网红博主，很可能是被他们接地气的互动方式吸引。杨笑觉得，自己很像小镇青年隔壁家的邻居或者姐妹一样，上门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用的东西。为了增强与粉丝的熟悉感，她卖货之余分享自己的生活，甚至带上爸妈和男朋友上直播。有的粉丝也会把她当“家人”，给她寄结婚喜糖、家乡土鸡蛋。“主播与受众建立一旦建立起信任，不管你卖甚么东西，只要是你推荐的，他就愿意去买。”杨笑觉得，直播卖货为一些小镇青年打开了新天地。
以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商业模式“微商”也更适合小镇这样的“熟人社会”。袁媛的不少客户来自乐山本地，客户的拓展也更依托熟人介绍。“来找我的老顾客比较多，因为他们比较害怕在网上买到假货。”袁媛说，小镇青年在她这里的复购率相对更高。
有的微商品牌则在乡镇小美容院的熟人网络中发展市场。伊伊去镇上小店做美甲时，常看到店员给顾客推荐一些微商品牌，很多人购买。“像微信这种社交电商模式，显然在下线市场发展更快。”在朱家慧看来，小镇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较近，对熟人关系下的商品推荐接受度较高，“就像过去直销也在低线市场开展的更好。”不少大品牌都试图借助“微商”渠道的触达低线市场的小镇青年们，但如何适应社交网络下的“微商”的产品逻辑和获利方式，对大公司来说仍是一大挑战。
此外，大量在低线城市布局的化妆品专营店也可能在小镇市场迎来新机遇。中国化妆品市场正经历的渠道变革中，专营店正逐渐显露出其重要性。
近几年显着上升的管道是电商和专卖店，在三四线城市像娇兰佳人、唐三彩等专营店，正呈现出积极的扩张与增长态势。这些线下集合店本土化特色更强，也在不断通过品类、服务与体验的升级满足消费者们的新需求。
#改革开放40年行业述评#【自主创新立潮头】（本报记者 徐勇）改革开放40年信息通信业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信息通信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创新史，是一首信息通信业从跟随到领航的变革曲，更是一段信息通信人自主创新、砥砺前行的奋斗史。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征程中，以程控交换、移动通信、光纤通信、量子通信以及超大规模计算等为代表的自主创新技术异军突起，勇立时代潮头。
程控交换：完美演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三部曲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通信水平十分落后。1980年，中国每百人平均拥有电话不到半部，普及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采用了最先进的程控交换技术，而国产的纵横制设备才刚刚趋于成熟，全国大部分县以下地区还是人工交换，拥有自动交换设备的城市也主要是步进制、纵横制。
面对改革开放的急切呼唤，当时的邮电部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先把交通通信搞上去的指示以及中央给予的优先发展邮电通信的优惠政策，确定了“国外直接采购-国内合资合作生产-国内自主开发生产”三个层次的通信技术发展战略，决定重点引进部分急需的整机设备和先进技术。其中，程控交换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是重中之重。
在直接采购国外设备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上的代差蜂拥而至。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等通信产品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形成了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七国八制”局面。在国外设备的市场垄断下，程控交换机的价格十分昂贵。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当时，邮电部做出重要决策——“引进程控交换机生产线工程项目。”
经过3年多的艰苦谈判，1983年7月30日，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我国程控交换机生产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上海贝尔所作的探索和实践，以及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所培养的人才队伍，对于我国自主通信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经过我国科研人员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奋战，1991年11月，第一台国产大型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HJD04数字程控交换机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研制成功，彻底打破了外国程控交换机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该项研究成果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通过技术辐射和后发优势，中兴、华为、大唐相继在程控交换机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由此诞生了国产程控交换机的“巨大中华”。我国程控交换机产业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从引进到自主创新、从国外垄断受制于人到主要依靠自主产品的转变跃升。
1993年7月，在邮电部的领导下，由上海贝尔自主研发的七号信令系统实现了重大突破。这项关键技术直接关系到通信网络传输信息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快速性，对我国通信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研发突破使得中国第一次能够在核心通信技术领域制定实施自己的技术标准，使中国的通信大发展成为可能。七号信令系统的自主开发成功，是中国通信行业从引进走向创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中国建设超大规模通信网络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通信网。
移动通信：从“3G突破”到“4G同步、5G引领”
今天，当人们用手机畅快地体验移动支付的便捷、共享单车的方便和微信聊天的畅快时，可曾想过我国移动通信发展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艰辛。
20世纪80年代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技术（1G）时期，我国移动通信产业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基本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处于空白状态。
20世纪90年代2G时期，我国采用GSM、CDMA等国外技术标准，逐步开展设备和产品的自主研发，但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基础差、实力弱、缺乏自主技术和话语权，我国移动通信产业整体处于“跟随”状态。
2000年5月，我国百年通信史上第一个系统的通信标准TD-SCDMA提案从16个候选方案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国际电信联盟认可的三大国际3G标准之一。从此，中国人登上世界信息通信科技竞争的核心舞台。中国拥有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SCDMA，进而引领本土产业链主导了竞争的主动权。国内企业掌握TD标准、系统设备、仪表、芯片、终端等核心技术，完全占据产业链高端环节，实现了历史性突破。“TD-SCDMA关键工程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因此获201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5年，我国尚处于3G产业化阶段，全球就迎来4G标准的竞争热潮，我国在4G领域能否争得一席之地，面临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口。我国通信行业敏锐抓住换挡超车的历史机遇，克服技术、产业、组网、测试、组织机制等诸多挑战，乘瑕攻坚，突破重大核心技术，提出并主导TD-LTE国际标准，实现了全产业链的群体突破，并在全球广泛使用，使我国在4G发展上实现了与世界同步。
在掌握标准就掌握话语权的时代，TD-LTE对我国信息通信业的意义非同一般。与TD-SCDMA标准不同，TD-LTE不仅具有我国自主的关键技术，而且在标准设定之初就以国际化的视野实现与国际主流技术的融合，这不仅将吸引全球更多的企业共同推进TD-LTE产业发展，而且也为中国的通信企业发挥既有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带来重要机遇。正是因为有了TD-LTE，我国移动通信产业才得以实现了“4G同步”的跨越。2017年1月9日，“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善弈者谋势。在TD-LTE创新历程中，我国通信业积淀的技术经验、人才资源、合作理念、市场优势以及产业自信，为中国引领5G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全面开展5G技术研发，与国际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广泛合作，对全球5G标准做出了应有贡献。经历了3G与4G的繁荣发展和蓄势发力，我国信息通信业正疾步走在5G创新的大道上。
光纤通信：勇摘产业皇冠上的明珠
《科学美国人》杂志曾评价说：“光纤通信是二战以来最有意义的四大发明之一。如果没有光纤通信，就不会有今天的互联网和通信网络。”
在40年信息通信业砥砺奋进的创新路上，我国光纤产业不断致力于光纤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突破，实现了从光通信大国到光通信强国的蜕变。
1976年，中国第一根光纤在武汉诞生。40年间，光纤网络遍布全球，我国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制造国，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0%以上。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光纤产业被诟病“大而不强”。
在通信业大发展的同时，国内光纤光缆企业潜心钻研先进的光纤拉丝技术，自主研发光纤预制棒，摘取了这颗光纤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10年，中国光纤预制棒的自给率仅为31.6%，意味着我国光纤光缆行业中近70%的企业完全依赖进口光纤预制棒；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光纤预制棒的自给率逐年提升，到2016年年底已经接近了80%。与此同时，长飞、烽火、中天科技等光纤光缆制造企业进入光棒第一梯队。
在光纤制造技术突破的同时，我国光纤企业始终将创新驱动置于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位置，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不动摇。烽火科技3年之内连破4次光通信传输纪录。2014年，首次实现一根普通标准单模光纤C＋L波段100.3Tb／s容量传输实验；2015年，传输容量突破200Tb／s；2016年8月，再次刷新光传输纪录，达到每秒400Tb／s；2017年2月，烽火科技在国内首次成功完成560Tb／s超大容量光传输系统实验，能在一根光纤上承载67.5亿对人同时通话，这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容量、超长距离、超高速率”光通信系统研究领域实现全球领先。
过去40年，我国信息通信业走过了一条艰辛而又精彩的自主创新之路。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核心专利申请量逐年升高，越来越多的标准开始说“中国话”。历史可以启迪未来，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我们才能在全球信息通信的战略核心地带拥有更多话语权，才能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强劲动力。
程控交换：完美演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三部曲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通信水平十分落后。1980年，中国每百人平均拥有电话不到半部，普及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采用了最先进的程控交换技术，而国产的纵横制设备才刚刚趋于成熟，全国大部分县以下地区还是人工交换，拥有自动交换设备的城市也主要是步进制、纵横制。
面对改革开放的急切呼唤，当时的邮电部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先把交通通信搞上去的指示以及中央给予的优先发展邮电通信的优惠政策，确定了“国外直接采购-国内合资合作生产-国内自主开发生产”三个层次的通信技术发展战略，决定重点引进部分急需的整机设备和先进技术。其中，程控交换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是重中之重。
在直接采购国外设备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上的代差蜂拥而至。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等通信产品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形成了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七国八制”局面。在国外设备的市场垄断下，程控交换机的价格十分昂贵。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当时，邮电部做出重要决策——“引进程控交换机生产线工程项目。”
经过3年多的艰苦谈判，1983年7月30日，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我国程控交换机生产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上海贝尔所作的探索和实践，以及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所培养的人才队伍，对于我国自主通信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经过我国科研人员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奋战，1991年11月，第一台国产大型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HJD04数字程控交换机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研制成功，彻底打破了外国程控交换机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该项研究成果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通过技术辐射和后发优势，中兴、华为、大唐相继在程控交换机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由此诞生了国产程控交换机的“巨大中华”。我国程控交换机产业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从引进到自主创新、从国外垄断受制于人到主要依靠自主产品的转变跃升。
1993年7月，在邮电部的领导下，由上海贝尔自主研发的七号信令系统实现了重大突破。这项关键技术直接关系到通信网络传输信息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快速性，对我国通信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研发突破使得中国第一次能够在核心通信技术领域制定实施自己的技术标准，使中国的通信大发展成为可能。七号信令系统的自主开发成功，是中国通信行业从引进走向创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中国建设超大规模通信网络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通信网。
移动通信：从“3G突破”到“4G同步、5G引领”
今天，当人们用手机畅快地体验移动支付的便捷、共享单车的方便和微信聊天的畅快时，可曾想过我国移动通信发展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艰辛。
20世纪80年代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技术（1G）时期，我国移动通信产业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基本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处于空白状态。
20世纪90年代2G时期，我国采用GSM、CDMA等国外技术标准，逐步开展设备和产品的自主研发，但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基础差、实力弱、缺乏自主技术和话语权，我国移动通信产业整体处于“跟随”状态。
2000年5月，我国百年通信史上第一个系统的通信标准TD-SCDMA提案从16个候选方案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国际电信联盟认可的三大国际3G标准之一。从此，中国人登上世界信息通信科技竞争的核心舞台。中国拥有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SCDMA，进而引领本土产业链主导了竞争的主动权。国内企业掌握TD标准、系统设备、仪表、芯片、终端等核心技术，完全占据产业链高端环节，实现了历史性突破。“TD-SCDMA关键工程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因此获201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5年，我国尚处于3G产业化阶段，全球就迎来4G标准的竞争热潮，我国在4G领域能否争得一席之地，面临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口。我国通信行业敏锐抓住换挡超车的历史机遇，克服技术、产业、组网、测试、组织机制等诸多挑战，乘瑕攻坚，突破重大核心技术，提出并主导TD-LTE国际标准，实现了全产业链的群体突破，并在全球广泛使用，使我国在4G发展上实现了与世界同步。
在掌握标准就掌握话语权的时代，TD-LTE对我国信息通信业的意义非同一般。与TD-SCDMA标准不同，TD-LTE不仅具有我国自主的关键技术，而且在标准设定之初就以国际化的视野实现与国际主流技术的融合，这不仅将吸引全球更多的企业共同推进TD-LTE产业发展，而且也为中国的通信企业发挥既有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带来重要机遇。正是因为有了TD-LTE，我国移动通信产业才得以实现了“4G同步”的跨越。2017年1月9日，“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善弈者谋势。在TD-LTE创新历程中，我国通信业积淀的技术经验、人才资源、合作理念、市场优势以及产业自信，为中国引领5G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全面开展5G技术研发，与国际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广泛合作，对全球5G标准做出了应有贡献。经历了3G与4G的繁荣发展和蓄势发力，我国信息通信业正疾步走在5G创新的大道上。
光纤通信：勇摘产业皇冠上的明珠
《科学美国人》杂志曾评价说：“光纤通信是二战以来最有意义的四大发明之一。如果没有光纤通信，就不会有今天的互联网和通信网络。”
在40年信息通信业砥砺奋进的创新路上，我国光纤产业不断致力于光纤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突破，实现了从光通信大国到光通信强国的蜕变。
1976年，中国第一根光纤在武汉诞生。40年间，光纤网络遍布全球，我国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制造国，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0%以上。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光纤产业被诟病“大而不强”。
在通信业大发展的同时，国内光纤光缆企业潜心钻研先进的光纤拉丝技术，自主研发光纤预制棒，摘取了这颗光纤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10年，中国光纤预制棒的自给率仅为31.6%，意味着我国光纤光缆行业中近70%的企业完全依赖进口光纤预制棒；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光纤预制棒的自给率逐年提升，到2016年年底已经接近了80%。与此同时，长飞、烽火、中天科技等光纤光缆制造企业进入光棒第一梯队。
在光纤制造技术突破的同时，我国光纤企业始终将创新驱动置于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位置，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不动摇。烽火科技3年之内连破4次光通信传输纪录。2014年，首次实现一根普通标准单模光纤C＋L波段100.3Tb／s容量传输实验；2015年，传输容量突破200Tb／s；2016年8月，再次刷新光传输纪录，达到每秒400Tb／s；2017年2月，烽火科技在国内首次成功完成560Tb／s超大容量光传输系统实验，能在一根光纤上承载67.5亿对人同时通话，这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容量、超长距离、超高速率”光通信系统研究领域实现全球领先。
过去40年，我国信息通信业走过了一条艰辛而又精彩的自主创新之路。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核心专利申请量逐年升高，越来越多的标准开始说“中国话”。历史可以启迪未来，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我们才能在全球信息通信的战略核心地带拥有更多话语权，才能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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