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巫鸿：执着于东西方对立，会把我们拖回前现代想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传统国学[超话]##国学##国学知识#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天意你知道几条？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懂得天意，受益终生。何为天意，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
一、因果法则
因果法则并不是道教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其它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还有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等等，都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种善因必有善果，种恶因必有恶果。所以，一个人要想有好的命运，就要多种善因。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多发好的意念。
二、吸引力法则
人的遭遇是由自己的心念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吸引与心念相应的境界。
许多父母喜欢担心儿女，为儿女操心，并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其实，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担心的事情往往也会出现。
王凤仪老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人怕子女受罪，多置房产，预备够下辈人生活，这样的老人，不是慈爱子孙，正是欺负子孙，他以为子孙不能谋生，无力吃饭，宁愿对外人吝啬刻薄，也要为子孙积蓄，结果子孙什么经验也没有，吃喝玩乐，最后真落到没有饭吃，这种财产留给子孙，和留毒药给子孙有什么不同？
吸引力定律就是这样的，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认为世界美好，就吸引来美好；认为世界糟糕，就吸引来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早已经认识到，宇宙其实是由能量组成的幻象，不同的能量波动频率，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万象。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感召到与心念相一致的宇宙能量磁场，同质相吸引，这就是吸引力的法则。
人的心念往往很多，心念之中强者胜，也就是说，最强的那个心念，首先会「心想事成」。就像上面王凤仪老人说的，越担心儿女受罪，儿女可能就真的受罪，越是强烈的担心，就越像是一种诅咒。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念，使之专注于积极、善良、于人于己都有益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招感到宇宙之中积极、善良的人、事、物，与之相应。如果一个人命运乖舛，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不是有乖舛的心念，而不是更为糟糕的怨天尤人。
三、深信法则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同一个体的，这是宇宙的真相。越是深信这条法则，就越有灵感。越是抵触这条法则，就越无明。
比如说，有的人忽然强烈的感觉到某件事情会发生，结果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是巧合吗？不是的。因为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都是同一个体的，所以事情将要发生之前，一定都会有所感应。
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往往心胸开阔，知道万事万物为一体。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我封闭，往往很难感应得到。
有感应，就会有对应。如果是好的感应，就顺应它；如果是不好的感应，就要积极反省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良的心态而感召不善，只要在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往往通过修正自己的心态，也能将不良之感应化解掉。
有成就的大格局的人，往往能体会到宇宙万物的一体性，因而直觉灵感很强，故能能趋利避害，成就一番事业。
四、当下法则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往往一件事情，在最放松、最不计较、最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往往会办得最顺利，而且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奇迹。
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着手之处。积极调整好当下的心念，才是改善命运的唯一方法。
五、二八法则
一个目标是否能达成，其中二成是我们的努力，八成是我们的心态。
一件事情对人之生命的影响，其中二成的影响，立刻看得见；另外八成，往往要在后续的生命中，才能逐渐显现。
所以，耐心是很有必要的，一切法得成于忍。只要方向正确、心念正确、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六、应得法则
你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都是你所作所为的「应供」，应得的供养。
我们得到的宇宙祝福，是与我们对宇宙的贡献想适应的。
你奉献了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不是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比如说，你奉献了爱，就得到爱；你奉献了恨，就得到恨。你奉献了恨，却妄想得到爱，那是不可能的。
《了凡四训》里说的「拥千金者值千金，应饿死者必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命里还没有，要从自己的内在找原因。
七、利他法则
应得法则是与利他法则密切相关的。有多利他，就有多应得。利益他人的，最后都是利益到自己了。就像《道德经》里说的：「以其不自私，故能成其私」。
生命是在利他的过程中，经由付出的能量循环，而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的。所以说「舍得」。越能舍，越能得。只得不舍，能量就僵死在那里。
比如说，常常让别人快乐的人，最终都是他自己也很快乐。常常让别人痛苦的人，最后他自己最痛苦。常常供养布施的人，越布施越多。
自己价值的最大化，才能有利益的最大化，而人生价值是在利他中体现的。
常常思维上面七条法则，遵循天道规律，就能有很自在的人生。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天意你知道几条？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懂得天意，受益终生。何为天意，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
一、因果法则
因果法则并不是道教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其它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还有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等等，都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种善因必有善果，种恶因必有恶果。所以，一个人要想有好的命运，就要多种善因。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多发好的意念。
二、吸引力法则
人的遭遇是由自己的心念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吸引与心念相应的境界。
许多父母喜欢担心儿女，为儿女操心，并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其实，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担心的事情往往也会出现。
王凤仪老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人怕子女受罪，多置房产，预备够下辈人生活，这样的老人，不是慈爱子孙，正是欺负子孙，他以为子孙不能谋生，无力吃饭，宁愿对外人吝啬刻薄，也要为子孙积蓄，结果子孙什么经验也没有，吃喝玩乐，最后真落到没有饭吃，这种财产留给子孙，和留毒药给子孙有什么不同？
吸引力定律就是这样的，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认为世界美好，就吸引来美好；认为世界糟糕，就吸引来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早已经认识到，宇宙其实是由能量组成的幻象，不同的能量波动频率，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万象。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感召到与心念相一致的宇宙能量磁场，同质相吸引，这就是吸引力的法则。
人的心念往往很多，心念之中强者胜，也就是说，最强的那个心念，首先会「心想事成」。就像上面王凤仪老人说的，越担心儿女受罪，儿女可能就真的受罪，越是强烈的担心，就越像是一种诅咒。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念，使之专注于积极、善良、于人于己都有益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招感到宇宙之中积极、善良的人、事、物，与之相应。如果一个人命运乖舛，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不是有乖舛的心念，而不是更为糟糕的怨天尤人。
三、深信法则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同一个体的，这是宇宙的真相。越是深信这条法则，就越有灵感。越是抵触这条法则，就越无明。
比如说，有的人忽然强烈的感觉到某件事情会发生，结果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是巧合吗？不是的。因为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都是同一个体的，所以事情将要发生之前，一定都会有所感应。
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往往心胸开阔，知道万事万物为一体。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我封闭，往往很难感应得到。
有感应，就会有对应。如果是好的感应，就顺应它；如果是不好的感应，就要积极反省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良的心态而感召不善，只要在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往往通过修正自己的心态，也能将不良之感应化解掉。
有成就的大格局的人，往往能体会到宇宙万物的一体性，因而直觉灵感很强，故能能趋利避害，成就一番事业。
四、当下法则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往往一件事情，在最放松、最不计较、最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往往会办得最顺利，而且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奇迹。
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着手之处。积极调整好当下的心念，才是改善命运的唯一方法。
五、二八法则
一个目标是否能达成，其中二成是我们的努力，八成是我们的心态。
一件事情对人之生命的影响，其中二成的影响，立刻看得见；另外八成，往往要在后续的生命中，才能逐渐显现。
所以，耐心是很有必要的，一切法得成于忍。只要方向正确、心念正确、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六、应得法则
你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都是你所作所为的「应供」，应得的供养。
我们得到的宇宙祝福，是与我们对宇宙的贡献想适应的。
你奉献了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不是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比如说，你奉献了爱，就得到爱；你奉献了恨，就得到恨。你奉献了恨，却妄想得到爱，那是不可能的。
《了凡四训》里说的「拥千金者值千金，应饿死者必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命里还没有，要从自己的内在找原因。
七、利他法则
应得法则是与利他法则密切相关的。有多利他，就有多应得。利益他人的，最后都是利益到自己了。就像《道德经》里说的：「以其不自私，故能成其私」。
生命是在利他的过程中，经由付出的能量循环，而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的。所以说「舍得」。越能舍，越能得。只得不舍，能量就僵死在那里。
比如说，常常让别人快乐的人，最终都是他自己也很快乐。常常让别人痛苦的人，最后他自己最痛苦。常常供养布施的人，越布施越多。
自己价值的最大化，才能有利益的最大化，而人生价值是在利他中体现的。
常常思维上面七条法则，遵循天道规律，就能有很自在的人生。
【关于华为鸿蒙系统中文名称与中文标识问题的具体建议（修订版）】
6月2日，华为正式推出了智能时代的万物互联操作系统——鸿蒙系统，一周后鸿蒙操作系统用户下载量已经超过一千万，这对华为和中国人来说都是件大好事。我是华为手机的忠实用户，为此等候许久，为鸿蒙的成功推出而欢欣鼓舞！为华为能走到了世界新技术平台的前列而骄傲和自豪。正因为特别关心华为和鸿蒙，希望鸿蒙发展得更好，故对一个涉及到华为乃至中国的根本利益的中文名称商标问题郑重提出如下建议。
我以为，无论是用在产品名称上还是商标标志名称上，“鸿蒙”两个汉字不可或缺，且“鸿蒙”二字应在在各类文字图形标识中坐在主位上。即便仅从商业意义上来说，主推中文“鸿蒙”二字也是非常值得的。
鸿蒙产品与鸿蒙商标传播的主要对象是谁？是信息行业的业内人士吗？不是。而是大量的消费者、华为产品和未来万物互联使用者，是鸿蒙潜在的和现实的用户。面对这类大众用户的传播与科普，就要使用用户听得懂的语言，使用他们熟悉的文字与图形符号。况且华为与鸿蒙产品当下使用量最大的用户群、潜在的首批用户乃至未来的主流用户是熟悉使用中文的中国民众。比如今年鸿蒙要实现装机三亿台的目标，这批用户主体正是中国用户。产品传播策划，首要的设计是明了传播对象，鸿蒙的使用者是大批使用中文的大众，应该用汉语中文与他们交流。华为发布会不是也在中国深圳吗？发布者使用的语言也是汉语。这个道理，就像中国年轻孩子在家里与父母说话，须使用父母听得懂的中文汉语而不该是计算机C语言或UNIX语言一样简单。
未来鸿蒙很可能通行于全世界。但当下乃至鸿蒙产品想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五眼联盟各国市场中使用并推广开来，可能性不大，主要是米鬼为首的五眼国反动势力不给你开门。此种险恶环境与形势下，非让harmony和独眼图型标志占据全部位置而没给中文留一席之地就有些莫名其妙了。独眼到底是什么含义？华为人自己可以深究一下，其实这也是个常识问题。再反动势力尚有一定力量的今天，使用英文名称与商标的商业作用同以往比定会大打折扣。
鸿蒙走向世界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全世界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或母语的国别有一些，但总人口数也不过五六亿左右，并没有超过七亿，不及使用汉语中文人口数的一半。加上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也不会超过14亿。即便印度国允许鸿蒙推广使用，印度虽然有13亿人，但把英语作为常常用语使用者也不过仅1/10, 况且印度的官方语言还有其他十几种，有七八亿印度人使用印地语、乌尔都语及对应文字，英文在那些北方邦是次要的甚至是完全不必要的。而汉语中文汉字，不仅大陆国人都在使用，加上台湾香港及各国华侨，不算使用汉字的日本朝鲜韩国人，也有近15亿。世界75亿人口并非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并非都使用英文。我不排斥在某种场合下使用英文名字。但鸿蒙走向各国市场，名称附属文字或副商标标志，可以使用单一的中文（如在日本与韩国市场），也可以入乡随俗使用所在国当地用户接受的文字，而不需要跟随五眼联盟的文字风俗后边乱跑。在俄罗斯用俄文，在西班牙和南美也可使用西班牙文，在阿拉伯国家也可以使用阿拉伯文。联合国官方使用的语言文字，除了中英文以外，还有法文、俄文和阿拉伯文。
中国的华为用户，基本盘是大量的爱国者。爱国者与华为市场用户群高度相合，即便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而只赞同市场主义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如果对这个逻辑与判断还有怀疑，华为自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问卷统计调查。
华为，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企业，是中国的企业，鸿蒙的出发点是中国。这一点，不管是谁，都回避不了其实也不必要回避，就连美国政府及背后的国际大资本势力也毫不掩饰这一点，否则他们绞杀华为、绑架华为财务官也不会那般明火执仗。华为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国元素也是华为的骄傲，想除掉中国文化基因符号而以英文取而代之，取得五眼各国的姓氏认可，不仅是不可能的（在五眼国乃至很多西方国家早就把你锁定为中国制造了），更是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谷歌苹果公司是世界的吗？他们自己都不会承认，而会旗帜鲜明地认为自己就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从这一点来说民族的也才可能是世界的，虽然西方大資本无祖国。鸿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也是中国文化智慧的产物，中国文化的根基是汉语言文字。汉字智慧，它二维码表意，简单明了，容易直观识读，为高级语言文字，否则就很难理解松下与可口可乐两家公司为何在中国长期都是以中文汉语称呼自己这一基本事实。鸿蒙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一代公共技术大平台，具有很强的公共媒体属性，在国内市场推行也需要贯彻执行《国家通用文字语言法》，这个法规对于鸿蒙而言，既是必须的，也有正面积极作用的。即便单纯从商业角度来说，“鸿蒙”汉字的推广起来也是最省钱省力的，推广效率与投入产出比也会是最好的。因为在中国，谈及这个产品名称的，恐怕有95%以上用户会用“鸿蒙”二字，很少有人张口闭口拿harmony说事。即便在业内做技术交流时使用harmony的人数比例也是少数。华为不妨自己可以做一个统计调查。
华为打造了这个高新技术平台，自己也就站在了这个领域的世界顶峰上，环顾四周已无竞争对手，你制订的起跑标准，将可能会成为未来事实上的世界专业技术标准。故在起跑线上，要务必标注好起点符号。文化上以智慧汉语为基础，理念上以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历史为根基，这是更高层次的人类智慧，包含着更高层次的世界大同理想。未来包括鸿蒙技术、五吉技术、手机硬件技术在内的快速发展，智能翻译手段将会获得巨大进步，会让90%以上的为学英语花掉人生1/4的精力的人，一瞬间变得几乎为白学。因为当下机器智能翻译的水平，特别是科技专业论文翻译的水平，平均起来，已经超过本科毕业生的英文翻译水平了。作为全球新技术平台标准的制订者，一定要敏锐地预测到这个为期不远的变化大势。
“鸿蒙”与harmony含义是不兼容的，技术可以“融合”，万物互联，但五眼联盟与国际大资本势力并不允许你融合，会全力阻挡你的融合，希望你死掉，从这点来说他们一定是人类技术进步的反动势力。中国的鸿蒙文化内涵与他们的文化内涵也很难融合。中国产品要给世界以新的中国理念，彰显中国智慧与中国气派。
如果华为最终采用“鸿蒙”商标，今后对“鸿蒙”二字的解读，不可以以《封神演义》《西游记》《天龙八部》等小说故事去随意解读，那是没有根基的。要以中国汉代以前文献思想为根基，深挖其中的智慧，进行科学严肃的解读。
有人告诉我，“鸿蒙”的汉字商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这个问题的确存在，我以为它不过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是否意识到汉字名称与商标的重要性才是根本问题。实际上汉字商标获取出现障碍也是由于华为早期不够重视本国文字的责任造成的，英文商标不是也有同样问题吗？不也是注册下来了吗？当然，汉字商标获取当下即便出现障碍，我也认为华为也不该等待，6月2日及时发布才是最迫切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后打补丁是可以解决这一技术层面难题的。如果“鸿蒙”商标或所谓的知识产权当下判断很难拿得下来，则应该立即更名改弦易辙，毫不犹豫地切换使用新汉字名称。重要的是汉字在名称与商标上应该占据主席位置，这是中国与华为长远根本利益之所在。
以上建议，希望引起华为鸿蒙团队与领导者的注意，不妨做些讨论，让鸿蒙沿着健康方向大踏步前进。
6月2日，华为正式推出了智能时代的万物互联操作系统——鸿蒙系统，一周后鸿蒙操作系统用户下载量已经超过一千万，这对华为和中国人来说都是件大好事。我是华为手机的忠实用户，为此等候许久，为鸿蒙的成功推出而欢欣鼓舞！为华为能走到了世界新技术平台的前列而骄傲和自豪。正因为特别关心华为和鸿蒙，希望鸿蒙发展得更好，故对一个涉及到华为乃至中国的根本利益的中文名称商标问题郑重提出如下建议。
我以为，无论是用在产品名称上还是商标标志名称上，“鸿蒙”两个汉字不可或缺，且“鸿蒙”二字应在在各类文字图形标识中坐在主位上。即便仅从商业意义上来说，主推中文“鸿蒙”二字也是非常值得的。
鸿蒙产品与鸿蒙商标传播的主要对象是谁？是信息行业的业内人士吗？不是。而是大量的消费者、华为产品和未来万物互联使用者，是鸿蒙潜在的和现实的用户。面对这类大众用户的传播与科普，就要使用用户听得懂的语言，使用他们熟悉的文字与图形符号。况且华为与鸿蒙产品当下使用量最大的用户群、潜在的首批用户乃至未来的主流用户是熟悉使用中文的中国民众。比如今年鸿蒙要实现装机三亿台的目标，这批用户主体正是中国用户。产品传播策划，首要的设计是明了传播对象，鸿蒙的使用者是大批使用中文的大众，应该用汉语中文与他们交流。华为发布会不是也在中国深圳吗？发布者使用的语言也是汉语。这个道理，就像中国年轻孩子在家里与父母说话，须使用父母听得懂的中文汉语而不该是计算机C语言或UNIX语言一样简单。
未来鸿蒙很可能通行于全世界。但当下乃至鸿蒙产品想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五眼联盟各国市场中使用并推广开来，可能性不大，主要是米鬼为首的五眼国反动势力不给你开门。此种险恶环境与形势下，非让harmony和独眼图型标志占据全部位置而没给中文留一席之地就有些莫名其妙了。独眼到底是什么含义？华为人自己可以深究一下，其实这也是个常识问题。再反动势力尚有一定力量的今天，使用英文名称与商标的商业作用同以往比定会大打折扣。
鸿蒙走向世界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全世界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或母语的国别有一些，但总人口数也不过五六亿左右，并没有超过七亿，不及使用汉语中文人口数的一半。加上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也不会超过14亿。即便印度国允许鸿蒙推广使用，印度虽然有13亿人，但把英语作为常常用语使用者也不过仅1/10, 况且印度的官方语言还有其他十几种，有七八亿印度人使用印地语、乌尔都语及对应文字，英文在那些北方邦是次要的甚至是完全不必要的。而汉语中文汉字，不仅大陆国人都在使用，加上台湾香港及各国华侨，不算使用汉字的日本朝鲜韩国人，也有近15亿。世界75亿人口并非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并非都使用英文。我不排斥在某种场合下使用英文名字。但鸿蒙走向各国市场，名称附属文字或副商标标志，可以使用单一的中文（如在日本与韩国市场），也可以入乡随俗使用所在国当地用户接受的文字，而不需要跟随五眼联盟的文字风俗后边乱跑。在俄罗斯用俄文，在西班牙和南美也可使用西班牙文，在阿拉伯国家也可以使用阿拉伯文。联合国官方使用的语言文字，除了中英文以外，还有法文、俄文和阿拉伯文。
中国的华为用户，基本盘是大量的爱国者。爱国者与华为市场用户群高度相合，即便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而只赞同市场主义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如果对这个逻辑与判断还有怀疑，华为自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问卷统计调查。
华为，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企业，是中国的企业，鸿蒙的出发点是中国。这一点，不管是谁，都回避不了其实也不必要回避，就连美国政府及背后的国际大资本势力也毫不掩饰这一点，否则他们绞杀华为、绑架华为财务官也不会那般明火执仗。华为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国元素也是华为的骄傲，想除掉中国文化基因符号而以英文取而代之，取得五眼各国的姓氏认可，不仅是不可能的（在五眼国乃至很多西方国家早就把你锁定为中国制造了），更是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谷歌苹果公司是世界的吗？他们自己都不会承认，而会旗帜鲜明地认为自己就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从这一点来说民族的也才可能是世界的，虽然西方大資本无祖国。鸿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也是中国文化智慧的产物，中国文化的根基是汉语言文字。汉字智慧，它二维码表意，简单明了，容易直观识读，为高级语言文字，否则就很难理解松下与可口可乐两家公司为何在中国长期都是以中文汉语称呼自己这一基本事实。鸿蒙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一代公共技术大平台，具有很强的公共媒体属性，在国内市场推行也需要贯彻执行《国家通用文字语言法》，这个法规对于鸿蒙而言，既是必须的，也有正面积极作用的。即便单纯从商业角度来说，“鸿蒙”汉字的推广起来也是最省钱省力的，推广效率与投入产出比也会是最好的。因为在中国，谈及这个产品名称的，恐怕有95%以上用户会用“鸿蒙”二字，很少有人张口闭口拿harmony说事。即便在业内做技术交流时使用harmony的人数比例也是少数。华为不妨自己可以做一个统计调查。
华为打造了这个高新技术平台，自己也就站在了这个领域的世界顶峰上，环顾四周已无竞争对手，你制订的起跑标准，将可能会成为未来事实上的世界专业技术标准。故在起跑线上，要务必标注好起点符号。文化上以智慧汉语为基础，理念上以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历史为根基，这是更高层次的人类智慧，包含着更高层次的世界大同理想。未来包括鸿蒙技术、五吉技术、手机硬件技术在内的快速发展，智能翻译手段将会获得巨大进步，会让90%以上的为学英语花掉人生1/4的精力的人，一瞬间变得几乎为白学。因为当下机器智能翻译的水平，特别是科技专业论文翻译的水平，平均起来，已经超过本科毕业生的英文翻译水平了。作为全球新技术平台标准的制订者，一定要敏锐地预测到这个为期不远的变化大势。
“鸿蒙”与harmony含义是不兼容的，技术可以“融合”，万物互联，但五眼联盟与国际大资本势力并不允许你融合，会全力阻挡你的融合，希望你死掉，从这点来说他们一定是人类技术进步的反动势力。中国的鸿蒙文化内涵与他们的文化内涵也很难融合。中国产品要给世界以新的中国理念，彰显中国智慧与中国气派。
如果华为最终采用“鸿蒙”商标，今后对“鸿蒙”二字的解读，不可以以《封神演义》《西游记》《天龙八部》等小说故事去随意解读，那是没有根基的。要以中国汉代以前文献思想为根基，深挖其中的智慧，进行科学严肃的解读。
有人告诉我，“鸿蒙”的汉字商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这个问题的确存在，我以为它不过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是否意识到汉字名称与商标的重要性才是根本问题。实际上汉字商标获取出现障碍也是由于华为早期不够重视本国文字的责任造成的，英文商标不是也有同样问题吗？不也是注册下来了吗？当然，汉字商标获取当下即便出现障碍，我也认为华为也不该等待，6月2日及时发布才是最迫切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后打补丁是可以解决这一技术层面难题的。如果“鸿蒙”商标或所谓的知识产权当下判断很难拿得下来，则应该立即更名改弦易辙，毫不犹豫地切换使用新汉字名称。重要的是汉字在名称与商标上应该占据主席位置，这是中国与华为长远根本利益之所在。
以上建议，希望引起华为鸿蒙团队与领导者的注意，不妨做些讨论，让鸿蒙沿着健康方向大踏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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