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林毅夫、张维迎、姚洋、黄益平、陈春花、刘国恩、余淼杰、宫玉振、雷晓燕、卢锋、杨壮等11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顶级教授将为您重磅解读影响全球经济的11个关键之问。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完整版视频请戳
1
1'15''
中国已进入“高龄少子化”
2
4'57''
老年人的价值空间巨大
3
16'14''
养老金要从“现收现付制”转向“积累制”
4
25'46''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三座大山让年轻人不敢生育
5
36'26''
竞争是好事，但要寻求平衡，不要发展到“内卷”状态
到2021年末，全国60周岁以上老人达到了2.6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而中国的经济水平刚刚突破人均GDP1万美元的关口，一个14亿人口大国的未富先老成为全世界都未曾遇到的挑战。
本期《全球经济十一问》，北大国发院党委副书记、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深度阐释了关于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的现象。雷晓燕认为，中国老龄化已经呈现出“高龄少子化”的特点。老龄化趋势下，“现收现付制”不可持续，容易出现养老金缺口，因此养老金制度要从“现收现付制”转向“积累制”。此外，仅放开生育限制对鼓励生育作用有限，关键在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三座大山让年轻人不敢生育。
问：中国老龄化呈现的特征是什么？
雷晓燕：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第一，中国的老龄化非常快速。从2010年和2020年这两个普查来看，我们65岁以上这个群体的占比从8.9%上升到了现在的13.5%，增长了1.5倍，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老年人口规模非常大。到2020年的普查，65岁以上的群体已经达到了1.9个亿。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第三，生育率非常低。我们总和生育率让大家非常惊讶，“七普”（第七次人口普查）里面看到只有1.3%，而是属于超低的生育率。
总结一下，我们未来可以看到老龄化将是一个“老龄少子化”，进一步地讲，它其实是一个“高龄少子化”，因为80岁以上的群体增长速度比65岁以上群体的增长速度还要快，甚至达到两倍以上。
问：“未富先老”背后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
雷晓燕：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未富先老”就是说，经济还没有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先老了。老年人多了，需要养老，需要照料，但我们没有达到这样的经济程度，我们的经济资源能不能够支撑我们的养老和照料？
另一方面，老龄化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主要通过的是三个渠道：
第一，通过劳动力的供给。因为老龄化，劳动力的占比自然就少了，劳动力供给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第二，通过资本的积累。因为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我们的储蓄率、资本形成率都会随之下降，最后的结果自然就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第三，通过经济结构的变化。因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经济结构自然会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三产（也就是服务业）自然会增加。这个过程也可能会带来对经济的影响。
这是两个方面，一个说的是经济层面上的养老，就是用来养老的钱够不够；第二个是时间够不够用来照料。这两个方面的冲击都是我们特别要看到的。因为老龄化到这个程度，老年人特别多，更多的是要进行消费，不能进行生产。第二个是照料方面，我们面临少子老龄化，或者是高龄少子化，传统的养儿防老可能也会是个问题。
问：老龄化是不是也有正面意义，比如 “银发经济”？
雷晓燕：我们刚才说到“未富先老”，但实际上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老龄化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是技术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比较普及的程度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技术。平常比较繁重的那些由人去做的养老的工作，可能可以交给机器来做，这能替代、弥补劳动力的不足。
另外一个方面，“银发经济”的核心就是要发挥老年人的作用。我们以前退休可能在60岁或者50多岁，现在我们的寿命延长，按照现在退休制度退休的这部分的老年人，大部分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希望自己有用的，有很大一部分人可能还有为社会做贡献的需要。而且，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并没有要求你去做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很多人实际上在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的，同时带给他成就感。带来成就感也是非常重要的，真让你什么事情都不干，就在那养，可能对于健康，尤其是心理这些方面主观的健康还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设计退休制度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个弹性的激励机制。比如说他愿意多工作几年，未来他拿的退休金应该是更高的，他预期他可以活得更久，那他享用退休金的时间可能也会长一些。你要设计机制来让个体根据自己的情形来做选择，从而最优化社会整体的效益。这个是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如果他预期自己的寿命不是那么长，或者是预期自己的健康不能承担，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承担这些工作，我们也不应该强迫。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比较弹性的、灵活的机制，能够激励大家去选择，真正地创造所谓“银发经济”。
问：当前的养老服务业发展得如何？
雷晓燕：老年人的服务产业已经发展很多了，可能我们没有太多关注。最大养老需求的产业，就是养老机构、养老方式。
国家提的是“9073”——90%居家，7%是社区，3%是机构养老；有的城市提的是“9064”。这些年不管是机构还是社区的养老，发展得非常快，尤其是社区养老这一块。社区养老一种发展是新型养老社区的出现——老年人搬到那里面住，就像居家一样的氛围，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另外一种发展，就是依然是原来的社区，只不过在里面增加了很多养老的服务，比如说送饭上门、上门医疗服务、托老所，像小孩一样的，有日托，有全托。暑假的时候我在华北地区做了一老一小的调研，看到一些比较新型的社区，把数字化应用得非常好，到那个村里面，就能看到一个大的屏幕，有不同的人员去对接有不同的老年人的户，老年人按个钮就可以马上出现在屏幕，可以对话，他需要什么，马上就能给他服务。
老年人可能对技术没有那么容易掌握。我们线上买个菜觉得比较简单，但是对他们来讲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他就可以一个按钮跟你对话，说他要干嘛干嘛，就可以帮助他实现。随着需求的增多，市场上会出现非常多养老的产品、产业、以及一些便携式的养老医疗等等技术，未来应该是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
问：未来还应该在哪些方面推进老龄社会的建设？
雷晓燕：我们要更加关注两个方面的适老化。
第一，基础设施的适老化。自己平常生活的家庭环境，或者说整个楼有没有电梯等设备？对于老年人来讲，摔倒是特别致命的，如果我们的设施不适合老年人生活，就导致一旦摔倒可能后续就会失能，有各种其他的问题会出来。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数字技术的适老化建设。现在两个趋势共同进行，一个趋势是我们在快速地老龄化，另外一个趋势是我们在快速地数字化。但是，老年人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容易被落下。如果说老年人不能掌握这些数字技术，不要说让他去积极地参与活动，可能生活都会比较困难，包括购物、缴费等等。其实前两年国家也有在尽量地提我们在数字化的过程中要尽量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也有一些过渡性的措施。
我们要重视健康。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有病可医，但是我们更应该让它前置，让人不要生病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生病除了给人带来不适、带来痛苦，还会带来很大的医疗成本、照料成本。如果把它前置，我们更多地关注预防、关注健康行为，老年人也更健康，后续的成本就会降低很多，从金钱或时间等方面来衡量都是一个更有效益的事情。
要让大家重视预防和其他的一些健康行为也不是光看宣传就行的。制度设计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比如我们的医疗保险也可以把一些预防性的行为纳入进来。你可以鼓励大家采取这种预防性的措施。
我们计划生育这些问题的解决，让我们高龄少子化的这个问题不要那么突出，能够延缓它出现的时间。这是一个对冲。
另外一个是，年轻人到城里面去了，老年人和小孩留在农村，不管是从养老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提升教育的程度来讲，可能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怎么减小这种障碍？这就涉及到我们养老制度、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城乡的分割。当然，还有城市的生活成本，这相当于一个系列的制度设计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要解决的话，可能会更好地应对老龄化。
我们还可以看到现有的劳动力当中，因为老龄化，老年人占比比较大，他们是相对来说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口之间教育是不平衡的。另外一个是城乡之间的教育也是不平衡的。它是有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不同年龄群体的差异的。横向去比，我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相对其他国家非常低，所以，我们要提升技能的培训，更好地进行转型。不一定是基础教育这些正规的教育，也有可能是职业教育培训等，这些方面对于我们未来提升应对老龄化的能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问：目前的养老和退休制度有什么问题？如何调整？
雷晓燕：我们的养老制度安排、医疗制度安排在城乡之间有不一样。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这个不平等的问题可能也会加剧。
这涉及到养老金领取制度的设计，目前我们是把退休不退休跟养老金直接挂钩，实际上两者应该是分开来考虑的。应该是更加弹性一点，根据你的贡献来领取这个养老金。
就拿退休制度来讲，农村里面基本上老年人活到老，干到老，他就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这些年因为农村也实行了养老金，叫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新农合），在这方面在尽力地缩小城乡的差距。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退休年龄是几十年前设定的，所以，现在这些老年人或者说即将要年老的这些群体，他们当初都是按照这个设定来进行他们的人生安排的。如果现在一下子一刀切说得延迟，可能会打乱他们的人生安排。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是逐步地变，对于不同年龄的群体是有一个逐步改变的过程，这样就不会对我们已经或马上退休或者是接近退休年龄的群体带来太大的冲击。
问：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养老金和医保，社保制度该怎么调整才能避免出现巨大资金的缺口？
雷晓燕：老龄化要面临的两方面特别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养老保险（社保）方面，另一个是医保方面。
第一，我们现在的社保体制是一个所谓的“现收现付制”，现收现付制就是当期年轻人的钱收起来付给当期的老年人。这跟人口结构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在早期还没有老龄化的时候，年轻人多，老年人少，当期的年轻人养当期的老年人非常容易，可能还有结余；但是，随着我们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在我们老年人越来越多了，现收现付制就不可持续，容易出现养老金的缺口。我们国家从整体来看还没有出现缺口，但是有些老龄化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了缺口。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制度叫“积累制”。当期这些年轻人的钱是积累起来的，等到年老的时候来花。跟我们原来个人储蓄类似的概念，但是它只不过是规模很大，需要从国家的层面来做这个事情，这就不受老龄化人口结构的影响。所以，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去转化。
转过去就面临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的年轻人的钱要存起来给未来用，那我们现在的老年人谁给他付钱？
现在有很多的提法。一个是国有企业的资金往养老金方面转化，就是在当期先把钱拿过来付给当期的老年人，然后让年轻人的钱积累起来，逐渐逐渐地往那边去转化。以前我们的资金并没有很好地去管理，获得收益，但实际上这个盘子是非常大的，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规模化的社保的理财。如果能够有更高的收益，它也会去补一部分我们养老金的积累。
第二个就是医保方面，需要更多医疗的支付。我们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经过这些年，发展得非常快。在2003年以前不到20%的人有医疗保险，2003年开始我们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相当于覆盖了农村的群体。这个群体非常大，从2003年到2008年基本上就达到了95%以上的群体。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又覆盖了第三个群体，就是没有工作的城市居民，主要是老人和小孩。所以，我们三大基本医疗保险这些年发展之后，覆盖面在增加。另外，从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覆盖，虽然有医疗保险，但是你去报销的是特别低的，后来逐渐地都在升高，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在提高的。
医保的资金来源不一样，如果城市职工的话，我们的工资其实有一部分直接就扣了，企业也会交一部分；新农合从一开始实行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低的，基本上是一个人一年自己或者家庭出十块钱，然后中央要求地方政府至少要出十块，中央政府再给你补十块。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只有三十块钱一年，它是在县级层面上给合到一起来使用。但是，后来翻了十倍以上，城居保（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是在市级层面上的一个统筹。
这些年医保的发展非常好，研究发现不管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是城市居民医疗保险也好，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实际上是让大家敢于去花钱了，因为有了这个保险，你就没有特别担忧自己生病了没钱看。所以，它还会促进消费，某种程度它也会对经济有帮助。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医保实行之后它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医保费用会膨胀得很快。因为有了医疗保险，不像自己掏钱看病，可能就会有一些过度使用等的问题。
近些年，国家为了控制医保的开支，让它真正地用到需要的地方，而又不过度使用，就实行了一些支付制度的改革，其中有一个叫医保支付制度的改革。你的医保怎么样支付给医院、医生，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到底你的支付方式是激励大家去多用医疗服务，还是让它控制医疗服务的情况下又能够保证它的质量。希望未来在这些方面能够做得更好。不管是养老还是医保方面，其实非常关键的是，我们尽量要实现健康的老龄化。如果我们的老年人更加健康，我们能活得更久了，不管是在养老方面还是在医疗方面压力都会小一些。所以，我们要特别地重视老年人的健康。
问：年轻一代生育意愿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雷晓燕：归纳起来基本上可以说是三座大山影响了大家的生育：生育成本、养育成本、教育成本。
生育成本，我们把它称为“女性的生育惩罚”，因为女性要进行生育，生完之后还要休一段时间产假，会耽误一定的时间。从企业的层面上会有担心，可能不是太愿意招聘女性。整个过程对于女性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
也有人提出来应该把产假放得再长一些。但事实上，这是治标不治本。单纯加长女性的产假，最后的结果可能企业更不敢招女性。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显露出来了对于女性就业的歧视。
国际上有一些办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一个是所谓陪产假，让男性也应该休这个产假，如果说男性和女性能休相同长度的产假，也能让企业不会那么歧视女性；另一方面也是要倡导让爸爸更多地投入到抚育小孩当中。以前有一个词叫“丧偶式的育儿”，就是爸爸的缺位。实际上爸爸对于小孩的成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孩子的长期发展、未来人力资本的提升等各方面都是好的。
问：生育政策的不断地放开，对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有多大帮助？
雷晓燕：计划生育对于我们生育率的下降是有影响的，但是影响在哪？是让我们生育率太快地下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程度。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只不过不像我们下降得这么快，它会比较缓地下降。所以，我们放开二孩、三孩，或者说甚至全面放开，但是又存在着我们说的生育、养育、教育这些方面的问题，即使放开，实际上它的作用也会是非常有限的。
2016年二孩政策的放开，到中间可能有一点点回升，后来又下去了。当然，现在还没来得及出现三孩生育的结果，预计也不会回升得很多。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的限制，你愿意生育多少孩子？即使我们从纯粹生育意愿来看的话，愿意生的孩子个数也不高，愿意生三孩的非常少。而且还有一个趋势，70后、80后、90后，越到年轻的群体，他们的生育意愿实际上是更低的。所以，我们还需要把刚才说的生育、养育、教育这三方面的成本能降下来，能让大家有更少的担忧，生育率才可能有一定的上升。
问：怎么看待新技术对中低端劳动力就业可能带来的冲击？
雷晓燕：我们的劳动力不足，不足在哪？实际上农村很多年轻人都到城里面去了，年轻人跑了，可以有机器来生产，弥补了我们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像农村规模化经营。机器能够替代的更多的也是这些比较低端、比较繁重，比较重复性的劳动。
再者，关于教育，从五六七的三个普查可以看到，我们人均教育水平是提升得比较快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从7.83年提高到9.08年再提高到9.91年。今天的年轻人，相比于父代和祖父母那一辈我们的教育程度是提高了很多的。从意愿上来讲，今天的年轻人不是很愿意从事这些低端的、繁重的、体力的、重复的、被机器替代的劳动。
这些年的发展主要靠的人口红利，也就是人口数量的优势。现在，我们的教育水平提升了，它可能让我们人口的素质在提高，我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这方面，可能在数量方面不是那么好做，但是，我们在教育质量、人口质量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当然，刚才也说到，我们今天45岁的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他们要去适应这个转化是需要有一定的技能培训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随着技术的发展，貌似我们看到好多工作被替代了，实际上你看好多工作还消失了。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会有更多的工作被发现，被创造，就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问：如何看待“躺平”和“内卷”？
雷晓燕：关于躺平和内卷，我最近也做了一点研究。
竞争本身是一个好事情，我们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竞争的，这样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都能往前行。这是动力，必须得有竞争，我们才能更好地去创新。
但是，为什么到了内卷？这是由于过度的或非良性的竞争状态导致一些没办法或者竞争不起的人最后放弃，选择躺平。
要怎么办呢？有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要寻找一个平衡，就是竞争要选择一个度，从社会的层面或者是更大的机构的层面，让这个竞争不要那么强烈到最后成了内卷的状态，这是我们要做的。当然，从教育的层面，我们现在也在“双减”，但是，这些措施效果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可能还有待观察。
从我们个体的层面来讲，我们的社会相比于10年前、几十年前我们是进步的，它其实是更加地允许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的，而不是说今天我们社会发展了，我们反而跟以前相比更不能存活了，不是这样的。其实更容易存活了，所以我们才有选择，有的人才能够选择躺平，他还能活着躺平。
既然这样，我们是更应该能看清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最适合什么、在什么地方能够发挥你的长处和特色，而不是看到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味地去攀比，去随波逐流，看到别人要什么，我们都去挤那个。这个社会是多元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有不同的目标去追求。当然，社会也要允许大家有多样化的目标需求，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好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