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戴荃的发型从前往后看，是个普通的短寸头，但一扭头，脑后藏了条辫子。他的眉角微微上扬，辫子一甩过来，俨然一个在林间执剑习武的侠客。

那条辫子跟了戴荃十几年：“头发在古代有很多意味，我留辫子，单纯为了纪念我考上大学。”生于1979年的他，青春期撞上了中国摇滚乐的黄金时代。高中毕业后，他组乐队玩了10年，玩摇滚、玩Funk。“我们当年玩的，都挺‘地下’（underground）的。”

25岁那年，即2004年，中国摇滚乐逐渐低迷，多数转入“地下”音乐。戴荃也突然转向，连考了两次大学，最终考入南京艺术学院（简称“南艺”）音乐学院。戴荃走上一条更正统的道路，做音乐制作人、参加音乐综艺，当歌手、出专辑。

但戴荃内心那股江湖侠义气没被丢下，正如他最新一张专辑《侠客行》，“侠，是人在江湖、行侠仗义；客，是江湖中的人情，有友情、爱情等；行，是放下，放下江湖、潇洒自如”。

以下为戴荃自述。

没被五指山压住、

没戴上紧箍咒的“野猴子”

我从小一直很皮，朋友都管我叫“猴子”。我以键盘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安徽黄梅戏学校。入学后我就当上了班长，但第一学期就被班主任撤职了。老师觉得我太皮，没法给同学当表率。当时，我喜欢闷在琴房里练琴，正常的课也不去上，经常在学校里养各种动物，也常被班主任逮个正着。

我的同学基本都是学民乐的，比如二胡、竹笛、唢呐、古筝等。我当时迷恋摇滚乐，90年代，在我最躁动的年纪遇上了中国摇滚最好的年代。我在艺校组了支乐队，大家一块儿唱Beyond的歌。回想起来，我挺享受那个阶段的，感觉很自由，是种自我释放。艺校毕业后，我正式组乐队了，没考虑上大学。当时，我们乐队玩摇滚，风格很硬。到现在为止，唐朝乐队都是我最喜欢的一支乐队，他们区别于任何一支摇滚乐队，是我心目中最诗意的“中国风”摇滚。

那些年，我一直是乐队的键盘手兼主唱。键盘手在摇滚乐队的存在感很低，只能站在舞台的一角一动不动。但我也是主唱，表现欲很强，所以我就很着急。我一直幻想有一天能给键盘架上四个轮子，这样我就能在舞台上自由活动了。过了很久，我买了一种挎在身上的键盘，跟吉他似的，终于得偿所愿。玩了几年摇滚，我又开始组乐队玩Funk。它更强调技术，编排也更精致。

但90年代，像我们玩的那种硬摇滚乐、Funk，都属“地下”音乐。我大部分时间待在我的故乡——安徽芜湖，也去西安待过两年。由于年龄小，我也碰到过那种演出之后人家不给结账的情况。独在异乡也没有办法，只能忍气吞声，那时多少也吃了些苦。我们单靠乐队收入还不太够养活自己，所以基本都有别的工作。

当时，很多玩乐队的挺瞧不上流行音乐，感觉自己做的音乐才更有深度。但为了生计，我也会给一些流行歌手伴奏，也是从那时开始接触流行音乐。靠着这些工作，谈不上挣大钱，但我养活自己没有问题。我也没什么野心，哪怕别人赚十块钱，我只能赚三五块钱，也不羡慕别人。干自己喜欢的事最重要，所以我一直挺开心的，就这么玩了十年。

那时的我，挺像那只没被五指山压住也没戴上紧箍咒的“野猴子”孙悟空。

被箍住，从野生江湖回归正统

我父亲一直觉得我太野，需要拿个“紧箍咒”紧一紧。在他的坚持下，我突然萌生了上大学的想法。

我考了两年，25岁那年才考上大学。这意味着我从野生江湖回归正统，到了一个能约束自己的地方。我特意留了一条辫子，头发在古代有很多意味，长辈会给小孩留“长命辫”，女子也会剪一缕头发送给心仪的男子等。那我就留一条辫子，以表纪念。

到了南艺，我真正开始学习作曲。4年间，室内乐、管弦乐、器乐曲等，什么作曲风格我都练过。因为有长期玩乐队的经验，跟同学相比，我学习的进度要快得多。大学第二年，我被招进江苏省演艺集团工作，进入了专业艺术团体。

2013年，恰是国内音乐综艺大热之时，我被选中参加了音乐综艺《中国好声音》，2015年又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刚创作《悟空》这首歌时，我给朋友听，他们也并没觉得它有多好。我此前为《中国好歌曲》还准备了一首轻摇滚的歌《有时》，但当时的导演吴群达最后选定了《悟空》。所以，音乐很玄，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悟空》当时就踩在了那个点上。

创作《悟空》之后，我正式确立了“中国风”的创作风格。相比以前玩的音乐，这是一种新的融合，例如，《悟空》这首歌也有摇滚的元素。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纯摇滚乐、纯Funk、纯Blues了，更多的是各种风格的融合。你可以判断出一首歌更多是偏什么风格，但风格绝对不单一。

创作中国风音乐，是我内心的一种回归——我学西方古典音乐出身，长大后玩乐队，但回过头来发现中华文化对我个人是一次重塑。新专辑《侠客行》，讲的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侠义精神。“侠客行”这三个字代表三个部分：侠之风骨，身处江湖、行侠仗义；客之柔情，人在江湖中碰到的友情、爱情等；行之洒脱，是一种放下的状态，放下江湖、潇洒自由。

我心目中最符合侠义精神的形象，是古典名著《三侠五义》中的展昭。展昭生在民间，他跟着包拯一起办案、惩奸除恶，并被朝廷赐以高官。展昭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很贴近民间。白居易也是我心中符合侠义精神的人物。他既不像杜甫那么苦大仇深，也不像李白那么身处云端。白居易能很好地平衡宫廷与民间的关系。当年他创作《卖炭翁》时，还会跑去问街头老太太能不能听懂。这是艺术家深入民间的一种姿态。

侠义精神说出来简单，但要融在音乐里，考虑的因素却非常多。我对中国风的要求相对苛刻。我不太喜欢拼接式的中国风。来一段戏曲、加一段流行乐，就是中国风了？这太流于表面。我理解的中国风，是字里行间的那种韵味，编曲、作词、唱腔等，缺一不可。那是一种整体上的化学反应，不是元素的拼贴。

平时我出门，特别爱去有山有水的地方，比如北京怀柔的青龙峡。南方有桥的地方就有水，北京却不是这样，桥下有水的地方不多。所以，青龙峡简直是我心目中的江南，有山有水有长城。这里甚至会让我有一种归属感，像古代的隐士，把自己藏在山林间，想下山时，再下山。我也领略过沙漠、戈壁、海洋的美，但真正的归宿只有一种，那可能就是山水之地。

失落感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分享了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1985年版），又跑去翻看那首歌的MV。我止不住地感叹，里面的45位歌手，每一位歌手的声音、气质、长相，包括动作，都风格迥异，但当他们合在一起，又特别和谐。

现在很难再看到这样的景象了。你去听一些合唱，歌手们唱得好像都差不多，个性也没那么突出。单靠听声音，你很容易疑惑：这究竟是两个歌手还是一个歌手唱的？之前，我跟北京一个著名的调音师聊天，我俩聊起现在很多歌曲的后期修音，都希望将声音调成一种风格，最好跟抖音上一个样。打个比喻，市面上“绿色”很受欢迎，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声音也调成“绿色”；而不是我的声音是“红色”的，那就接受它是“红色”的。

以前我们听歌，也跟现在不太一样。我可能顶风冒雨去买了一张CD或一盒磁带，但转头一不小心可能会失手掉在地上再踩上一脚，这些意外我都经历过。那时，谁要买了一张新CD或一盒新磁带，同学间就借来借去、互相分享。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戴荃全身照。/由被访者提供

如今，大家听歌更方便了，想听什么听什么，各种音乐风格全都分好类任你挑选。然而，大家对音乐的感情却不一样了。现在大家听音乐更多是一种功能性的需求，累了、乏了就想听点开心的、上头的。不像我们当年，对听音乐是有很多追求和情怀的。

短视频的兴起，更让大家对听歌变得没有耐心。一首歌，通常只听15—30秒。这么短的时间，你又能对一首歌了解多少呢？也有人觉得音乐不重要，我只需要听听歌、看看视频，笑一笑就好了。这种观点也反映出一个社会问题：大家都过得比较累，你还要让他们去完整地听完一首歌？他们不要思考，只要这个音乐让自己开心就行了，至于它是什么音乐、谁唱的，跟他们没关系。

除此之外，我还曾在知乎上回答过一个问题——“中国音乐圈最痛心的一刻是什么时候？”我实名回答：“要说最痛心，那就是它变成娱乐圈的那一刻。”

不过，我骨子里是个乐观的人。对于整个华语流行音乐，我还是乐观的。毕竟，从听众角度出发，他们听歌的渠道越来越多，市面上越来越多的风格也在涌现，百花齐放。或许，再次认真审视一首音乐，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