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是注定的，运是可以改变的，多行善，多积阴德。有缘人看见希望改变命运这里开始一、立命之学
第一篇立命之学主要讲述作者自己的故事。袁了凡自幼丧父，母亲命他学医。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老者，自称孔先生（根据云南县志，此人是著名易学家杨向春，化名孔先生，曾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一书），精通皇极数预测未来，说他有当官的命，孔先生告诉袁了凡他某年应当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把他什么时候考取功名，能考第几名，什么时候当官，什么时候寿尽，有没有孩子等都作了预测。一开始袁了凡不太相信，巧合的是，此后的二十年，袁了凡的人生真的按照这位老者所算定的模式进行着，连考第几名等每一次都十分精确地应验了，这让他笃信了宿命论，认为“荣辱生死，皆有定数”，从此没有了上进之心。直到他遇到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一室”，彻夜而谈，终使了凡醒悟，懂得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知道了如何可以改变命运，他说：“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也就是说，道德仁义自己可以力求，功名富贵也可以自己求得，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命于天，听命于他人。从此，袁了凡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笃信宿命论转到信仰命由我造、福善祸淫的人生观。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我们，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其关键在于多做善事积累福报，在于自身的修为，要多做善事，消除恶念。这就是《立命篇》的主要内容。于是袁了凡开始积极改过向善，积累善业，许愿做三千件善事改命，次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预算的应该得第三，忽然考中第一，预测开始不应验。但袁了凡仍觉自己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经过十余年，这三千善行才算完成。袁了凡一直没有子女，就继续发起求子的愿，也许愿行三千善事，辛巳年就生下了儿子天启。再发求中进士的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于丙戌年再次遂愿，中了进士，授宝砥县长。原本孔先生所算定的一生，在努力行善改命后，完全改变了，连寿命也延长至七十四岁而终。
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时候，袁了凡的妻子见到袁了凡所做的善事不多，就皱着眉头说：“以前我在家里帮助做善事，所以三千之数得以完成。现在许下了一万善，可是衙门里无事可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夜间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袁了凡告诉他善事难以完成的缘故。神人说：“只减粮一节，一万善事都已经圆满了。”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宝砥的田，每亩应纳粮二分三厘七毫，袁了凡把它减至一分四厘七毫，使上万的人民减轻了负担。虽然神人这样告诉我，但我自己的心里还有此疑惑。恰遇幻余弹师从五台山来，我便把这梦告诉他，并问这个梦可以相信吗？ 禅师说：“只要发心真切，那么，一件事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的善事，何况全县减粮，万民受惠呢？”二、改过之法
第二篇讲改过自己的办法，袁了凡认为改过自己要发三心：即惭愧心、畏惧心、勇猛心。惭愧心、畏惧心可以使自己认识到错误，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正。勇猛心是指虽然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得过且过，或严重拖延，没有真正实行，而勇猛心正是改过、改命的关键，只有知道道理后勇猛实干才能真正获得益处。并且讲了改过的道理，有从事上改的，有从理上改的，更有从起心动念处除净的。如果没有从理、从心，只是从事的表面强戒不好的事情，但病根还在，东灭西生。故袁了凡认为改过更应该从理、从心。从事改过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急需治标的时候仍可使用。
三、积善之方
第三篇讲积善的办法，讲述了十余个因为积善而获得好报的故事，有讲述其实善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善事要分为“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这七个方面，里面有引用几个经典故事。如引用了孔子的故事，子路救人拿了赏赐，孔子说子路做得对；而子贡赎人，没有要赏赐，孔子说做得不对，因为现行虽善，而其流风足以害入，那是似善而实非善。现在所做的虽似不善，而其流风足以济人，则其实却是善的。里面亦列举了十条可以行善的门类并作了相应解释：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佛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
四、谦德之效
第四篇谦德之效主要讲谦虚这项美德的效用，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讲述了“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理。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有福气，将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谦和吉祥之气外露，里面讲述了数个故事来证明。最后总结了整本书的内容，说明了改命要立志而行，命自我立，有了志向而努力，自然可以改变命运。书中名句：“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第一篇立命之学主要讲述作者自己的故事。袁了凡自幼丧父，母亲命他学医。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老者，自称孔先生（根据云南县志，此人是著名易学家杨向春，化名孔先生，曾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一书），精通皇极数预测未来，说他有当官的命，孔先生告诉袁了凡他某年应当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把他什么时候考取功名，能考第几名，什么时候当官，什么时候寿尽，有没有孩子等都作了预测。一开始袁了凡不太相信，巧合的是，此后的二十年，袁了凡的人生真的按照这位老者所算定的模式进行着，连考第几名等每一次都十分精确地应验了，这让他笃信了宿命论，认为“荣辱生死，皆有定数”，从此没有了上进之心。直到他遇到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一室”，彻夜而谈，终使了凡醒悟，懂得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知道了如何可以改变命运，他说：“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也就是说，道德仁义自己可以力求，功名富贵也可以自己求得，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命于天，听命于他人。从此，袁了凡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笃信宿命论转到信仰命由我造、福善祸淫的人生观。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我们，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其关键在于多做善事积累福报，在于自身的修为，要多做善事，消除恶念。这就是《立命篇》的主要内容。于是袁了凡开始积极改过向善，积累善业，许愿做三千件善事改命，次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预算的应该得第三，忽然考中第一，预测开始不应验。但袁了凡仍觉自己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经过十余年，这三千善行才算完成。袁了凡一直没有子女，就继续发起求子的愿，也许愿行三千善事，辛巳年就生下了儿子天启。再发求中进士的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于丙戌年再次遂愿，中了进士，授宝砥县长。原本孔先生所算定的一生，在努力行善改命后，完全改变了，连寿命也延长至七十四岁而终。
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时候，袁了凡的妻子见到袁了凡所做的善事不多，就皱着眉头说：“以前我在家里帮助做善事，所以三千之数得以完成。现在许下了一万善，可是衙门里无事可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夜间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袁了凡告诉他善事难以完成的缘故。神人说：“只减粮一节，一万善事都已经圆满了。”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宝砥的田，每亩应纳粮二分三厘七毫，袁了凡把它减至一分四厘七毫，使上万的人民减轻了负担。虽然神人这样告诉我，但我自己的心里还有此疑惑。恰遇幻余弹师从五台山来，我便把这梦告诉他，并问这个梦可以相信吗？ 禅师说：“只要发心真切，那么，一件事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的善事，何况全县减粮，万民受惠呢？”二、改过之法
第二篇讲改过自己的办法，袁了凡认为改过自己要发三心：即惭愧心、畏惧心、勇猛心。惭愧心、畏惧心可以使自己认识到错误，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正。勇猛心是指虽然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得过且过，或严重拖延，没有真正实行，而勇猛心正是改过、改命的关键，只有知道道理后勇猛实干才能真正获得益处。并且讲了改过的道理，有从事上改的，有从理上改的，更有从起心动念处除净的。如果没有从理、从心，只是从事的表面强戒不好的事情，但病根还在，东灭西生。故袁了凡认为改过更应该从理、从心。从事改过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急需治标的时候仍可使用。
三、积善之方
第三篇讲积善的办法，讲述了十余个因为积善而获得好报的故事，有讲述其实善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善事要分为“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这七个方面，里面有引用几个经典故事。如引用了孔子的故事，子路救人拿了赏赐，孔子说子路做得对；而子贡赎人，没有要赏赐，孔子说做得不对，因为现行虽善，而其流风足以害入，那是似善而实非善。现在所做的虽似不善，而其流风足以济人，则其实却是善的。里面亦列举了十条可以行善的门类并作了相应解释：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佛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
四、谦德之效
第四篇谦德之效主要讲谦虚这项美德的效用，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讲述了“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理。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有福气，将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谦和吉祥之气外露，里面讲述了数个故事来证明。最后总结了整本书的内容，说明了改命要立志而行，命自我立，有了志向而努力，自然可以改变命运。书中名句：“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礼本来是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范围越来越大，由祭祀含义扩大到各种规范，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典章制度——依然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周礼】 春节的脚步近了，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中，隐藏着一定的礼仪。礼仪是什么？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华文化是礼乐文明。那礼仪之邦的特征是什么？礼乐文明，有哪些优秀的成分？今天我们面对如此的文明，应该如何看待哪些东西可用、哪些东西不可用？如果要用，该怎么用？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锷在做客齐鲁大讲坛时，以《周礼与现代社会》为专题，对上述问题作了解读。
“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
王锷教授从孔子教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故事入手，引入了礼和周礼的问题。“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针对许慎的《说文解字》，清代的学者段玉裁有个注，说‘履，是足所依也。引申之，凡所依皆曰履。’换句话说，人在社会上生存，所要依赖的有关规则，这些都能叫‘礼’。”王锷分析，从本意来说，礼本来是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范围越来越大，由祭祀含义扩大到各种规范，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各种典章制度，都应该算到礼的范畴。
王锷认为，礼是俗的规范化。“我们经常说礼俗，各地的风俗不一样，但当这个俗被大多数人所遵守、信从的时候就可能变成礼。礼的范围要比俗的范围大，当礼被某一个地方接受、大家都遵循，也可能会变成俗，礼俗之间是互动的。所以说礼是俗的规范化，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且是现实生活的粉饰化。我用了粉饰这个词，粉饰是‘梳妆打扮’的意思。”
在另一个层面上看，礼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如果人离开了礼，那你做事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礼还是治国理政的典章制度。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从周代以来，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一直到现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种各样的法规制度等一些条文。这些条文是干什么的？放大来说就是礼。”王锷说。
王锷指出，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礼不仅包括风俗信仰、礼仪制度、法律法规，还包括家规乡约。“这几年大家热谈一个话题，叫家风家训，家训也是属于礼的范畴。”
从狭义来说，礼有两部分，包括礼物、礼仪。“拿礼物送人，要考虑这个礼物以什么样的形式送给对方，对方如何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礼仪。礼，简单来说包含礼物和礼仪两个部分，是人际交往的准则。”
如果再细分，礼有很多要素，就是行礼包含很多要素，这些要素包含什么？包括礼法、礼容、礼器、辞令、礼义等要素。在中国谈到礼，必然会包含乐，乐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华文明也是礼乐文明。
而周礼是指哪些内容呢？王锷分析，周礼有五礼，叫吉、凶、宾、军、嘉礼。吉礼是指有关祭祀之礼，凡是与祭祀有关的礼仪都是吉礼；凶礼是与忧伤有关的礼仪，比如人去世了，要下葬，有葬礼；宾礼是周天子款待来朝会的四方诸侯以及诸侯派遣使臣向周天子问安的礼节仪式；军礼是协同天下各国之礼；嘉礼，是使万民相亲相爱之礼，具体来说包括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贺庆之礼等。
与现代社会相关的饮食礼、冠礼
我们现在能看到哪些周礼的影子？哪些和我们现代社会还密切相关？王锷教授接着分析了《三礼》与周礼的关系。周礼为什么如此受周人重视？周礼关乎国家民俗民风、国家盛衰。通过《坊记》的记载即可见一斑：“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这样的一些礼制，在哪些书中有体现？王锷说，要了解周代礼制，必然要读《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又叫《周官》，本来有6篇，可《冬官》丢掉了，现在能看到5篇。第五篇是《考工记》，里边记载了很多制作车子、制作弓箭等方面的一些资料。
《仪礼》在汉代的时候据说有50多篇，而今看到的《仪礼》只有17篇，而且有两篇是分上下的，其实只有15篇。这部书中讲什么内容？大概讲就是男子、女子到一定年龄如何加冠、如何结婚。还有射礼、朝礼、聘礼，包括人去世之后如何举行丧葬礼、祭礼等。
“《仪礼》这部书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非常深远。比如到一定年龄要结婚、家里有人去世要举行丧葬礼、祭祀祖先这些礼仪完全能追溯到《仪礼》。”王锷说。
《礼记》有49篇。“《仪礼》是大量讲事情该怎么做，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没有讲。比如结婚，为什么新郎要迎接新娘子？《仪礼》没有讲，《礼记》中有《婚仪》阐释了为什么要迎接。因为男方家里迎接的是能传宗接代的女性。”王锷分析。
古人讲的礼制特别多，概括起来，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大概有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王锷以饮食礼、冠礼、丧葬礼和祭礼为代表，讲述了记载周代礼制的情形。
以饮食礼为例，饮食文化中有一个关键词叫“酒肉”。“我们经常说‘酒肉朋友’，酒和肉很重要。吃饭没有酒、没有肉，那就是随便吃。对酒肉，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所以《礼记·坊记》中说，‘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和睦也。’就是用酒肉聚集宗族，教老百姓和睦相处。《礼记·丧服四制》中说‘老病不止酒肉’，就是年长一点的人不能禁止酒肉，当然不要喝多。这是古人对酒肉的理解。”王锷说。
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大概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酒了。关于饮酒，古人制定了很多的礼节。主人招待客人，主人敬的酒叫“献”，客人得回敬叫作“酢”，然后主人再献酒叫作“酬”。根据不同的级别，最低是一献之礼，最多是九献之礼。
在先秦时期，招待客人吃饭大概有三种礼仪：飨礼、食礼、燕礼。《左传》记载：“飨以训恭俭，燕以示慈惠。”飨礼规格最高，有酒有肉。食礼有牲牢、无酒，以吃饭为主。
“食礼和飨礼是有规定的，要坐端正，吃完就走；燕礼没有规定，燕礼是明君臣义，前两种礼是象征性的、有级别的招待，燕礼是招待的时候有酒有肉，而且后面不限制你喝多少、不限乐，音乐伴奏一直在。但也有规定，孔子说过，‘惟酒无量，不及乱’，而且最好是‘饮酒不至变貌’。这样的一些规定，是把饮酒礼引导到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大家又高兴，又不至于喝醉耍酒疯。”王锷说。
通过分析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的内涵，王锷指出，周代的这些规定对今天的社会是有一些影响的。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历朝历代都根据《周礼》《仪礼》《礼记》的相关记载，制定适合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关礼制。
礼是为了节制
《礼记·乐记》中讲到人出生后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外物的触动。人对外物的触动越来越多，对有些东西喜欢，对有些东西不喜欢。如果人对外物触动的欲望不加以节制，就是人完全被外物带着走，那人就会胡作非为。如果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力量大的就会欺负力量小的，人多的就会欺负人少的，聪明的就会欺负愚蠢的，胆子大的就会欺负胆子小的，生病没有人管，鳏寡孤独老人小孩没有人管，这是大乱之道。
“所以孔子说，正因为这样，先王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制定各种各样的礼制，目的就是要把人的性情引导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要让他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要让他做有害于他人且有害于自己的事情。”王锷分析。
王锷认为周礼的现代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修身养性，二是诚实守信，三是尊敬他人，四是以礼治国。
就修身养性来说，儒家特别强调人性和人情的关系。《礼记·大学》里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是一个人修身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修养好自己的性情，让自己的性情符合当代礼的范围，这样的话，一个人才能正常发展。”王锷说。
周礼中特别强调做事要守信。《礼器》中讲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就是要讲诚信。如果不讲诚信，规章制度是为部分人服务的，那肯定不行。
修身养性和诚信，是针对一个人在发展中自我修养要注意的，但人是群居动物，不可能一个人生存。父子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都有一个礼仪在。中国文化讲的五伦关系，把夫妇关系摆在最中间，说一个家庭夫妇关系搞不好，必然会影响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等。所以夫妇关系特别重要。夫妇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应该相亲相爱。
“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尊敬他人。那怎么尊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礼书中讲到很多要尊敬他人的做法，和他人交往，自己内心诚信、修身养性做得好，才有可能尊敬他人。只有你尊敬他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所以《礼记》中有一句话叫作‘自卑而尊人’，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放低一点，而把别人抬高一点。”王锷分析。
“以礼治国是儒家倡导的，也是孔子等人所倡导的。怎样以礼治国？各个时代不太一样，但是孔子对以礼治国在《礼记·礼运篇》也有详尽的论述。如果从广义来说，现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但也应该认识到，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和有关单位，应该说大量存在着有法不依、有禁不止和违法乱纪的事情，现行的规章制度还是有纰漏之处的。所以从礼的广义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按照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借古鉴今，制定适合现代的完善的礼制，崇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好，人民会更幸福，社会会更安定。”王锷说。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锷在做客齐鲁大讲坛时，以《周礼与现代社会》为专题，对上述问题作了解读。
“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
王锷教授从孔子教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故事入手，引入了礼和周礼的问题。“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针对许慎的《说文解字》，清代的学者段玉裁有个注，说‘履，是足所依也。引申之，凡所依皆曰履。’换句话说，人在社会上生存，所要依赖的有关规则，这些都能叫‘礼’。”王锷分析，从本意来说，礼本来是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范围越来越大，由祭祀含义扩大到各种规范，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各种典章制度，都应该算到礼的范畴。
王锷认为，礼是俗的规范化。“我们经常说礼俗，各地的风俗不一样，但当这个俗被大多数人所遵守、信从的时候就可能变成礼。礼的范围要比俗的范围大，当礼被某一个地方接受、大家都遵循，也可能会变成俗，礼俗之间是互动的。所以说礼是俗的规范化，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且是现实生活的粉饰化。我用了粉饰这个词，粉饰是‘梳妆打扮’的意思。”
在另一个层面上看，礼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如果人离开了礼，那你做事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礼还是治国理政的典章制度。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从周代以来，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一直到现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种各样的法规制度等一些条文。这些条文是干什么的？放大来说就是礼。”王锷说。
王锷指出，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礼不仅包括风俗信仰、礼仪制度、法律法规，还包括家规乡约。“这几年大家热谈一个话题，叫家风家训，家训也是属于礼的范畴。”
从狭义来说，礼有两部分，包括礼物、礼仪。“拿礼物送人，要考虑这个礼物以什么样的形式送给对方，对方如何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礼仪。礼，简单来说包含礼物和礼仪两个部分，是人际交往的准则。”
如果再细分，礼有很多要素，就是行礼包含很多要素，这些要素包含什么？包括礼法、礼容、礼器、辞令、礼义等要素。在中国谈到礼，必然会包含乐，乐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华文明也是礼乐文明。
而周礼是指哪些内容呢？王锷分析，周礼有五礼，叫吉、凶、宾、军、嘉礼。吉礼是指有关祭祀之礼，凡是与祭祀有关的礼仪都是吉礼；凶礼是与忧伤有关的礼仪，比如人去世了，要下葬，有葬礼；宾礼是周天子款待来朝会的四方诸侯以及诸侯派遣使臣向周天子问安的礼节仪式；军礼是协同天下各国之礼；嘉礼，是使万民相亲相爱之礼，具体来说包括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贺庆之礼等。
与现代社会相关的饮食礼、冠礼
我们现在能看到哪些周礼的影子？哪些和我们现代社会还密切相关？王锷教授接着分析了《三礼》与周礼的关系。周礼为什么如此受周人重视？周礼关乎国家民俗民风、国家盛衰。通过《坊记》的记载即可见一斑：“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这样的一些礼制，在哪些书中有体现？王锷说，要了解周代礼制，必然要读《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又叫《周官》，本来有6篇，可《冬官》丢掉了，现在能看到5篇。第五篇是《考工记》，里边记载了很多制作车子、制作弓箭等方面的一些资料。
《仪礼》在汉代的时候据说有50多篇，而今看到的《仪礼》只有17篇，而且有两篇是分上下的，其实只有15篇。这部书中讲什么内容？大概讲就是男子、女子到一定年龄如何加冠、如何结婚。还有射礼、朝礼、聘礼，包括人去世之后如何举行丧葬礼、祭礼等。
“《仪礼》这部书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非常深远。比如到一定年龄要结婚、家里有人去世要举行丧葬礼、祭祀祖先这些礼仪完全能追溯到《仪礼》。”王锷说。
《礼记》有49篇。“《仪礼》是大量讲事情该怎么做，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没有讲。比如结婚，为什么新郎要迎接新娘子？《仪礼》没有讲，《礼记》中有《婚仪》阐释了为什么要迎接。因为男方家里迎接的是能传宗接代的女性。”王锷分析。
古人讲的礼制特别多，概括起来，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大概有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王锷以饮食礼、冠礼、丧葬礼和祭礼为代表，讲述了记载周代礼制的情形。
以饮食礼为例，饮食文化中有一个关键词叫“酒肉”。“我们经常说‘酒肉朋友’，酒和肉很重要。吃饭没有酒、没有肉，那就是随便吃。对酒肉，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所以《礼记·坊记》中说，‘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和睦也。’就是用酒肉聚集宗族，教老百姓和睦相处。《礼记·丧服四制》中说‘老病不止酒肉’，就是年长一点的人不能禁止酒肉，当然不要喝多。这是古人对酒肉的理解。”王锷说。
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大概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酒了。关于饮酒，古人制定了很多的礼节。主人招待客人，主人敬的酒叫“献”，客人得回敬叫作“酢”，然后主人再献酒叫作“酬”。根据不同的级别，最低是一献之礼，最多是九献之礼。
在先秦时期，招待客人吃饭大概有三种礼仪：飨礼、食礼、燕礼。《左传》记载：“飨以训恭俭，燕以示慈惠。”飨礼规格最高，有酒有肉。食礼有牲牢、无酒，以吃饭为主。
“食礼和飨礼是有规定的，要坐端正，吃完就走；燕礼没有规定，燕礼是明君臣义，前两种礼是象征性的、有级别的招待，燕礼是招待的时候有酒有肉，而且后面不限制你喝多少、不限乐，音乐伴奏一直在。但也有规定，孔子说过，‘惟酒无量，不及乱’，而且最好是‘饮酒不至变貌’。这样的一些规定，是把饮酒礼引导到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大家又高兴，又不至于喝醉耍酒疯。”王锷说。
通过分析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的内涵，王锷指出，周代的这些规定对今天的社会是有一些影响的。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历朝历代都根据《周礼》《仪礼》《礼记》的相关记载，制定适合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关礼制。
礼是为了节制
《礼记·乐记》中讲到人出生后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外物的触动。人对外物的触动越来越多，对有些东西喜欢，对有些东西不喜欢。如果人对外物触动的欲望不加以节制，就是人完全被外物带着走，那人就会胡作非为。如果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力量大的就会欺负力量小的，人多的就会欺负人少的，聪明的就会欺负愚蠢的，胆子大的就会欺负胆子小的，生病没有人管，鳏寡孤独老人小孩没有人管，这是大乱之道。
“所以孔子说，正因为这样，先王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制定各种各样的礼制，目的就是要把人的性情引导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要让他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要让他做有害于他人且有害于自己的事情。”王锷分析。
王锷认为周礼的现代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修身养性，二是诚实守信，三是尊敬他人，四是以礼治国。
就修身养性来说，儒家特别强调人性和人情的关系。《礼记·大学》里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是一个人修身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修养好自己的性情，让自己的性情符合当代礼的范围，这样的话，一个人才能正常发展。”王锷说。
周礼中特别强调做事要守信。《礼器》中讲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就是要讲诚信。如果不讲诚信，规章制度是为部分人服务的，那肯定不行。
修身养性和诚信，是针对一个人在发展中自我修养要注意的，但人是群居动物，不可能一个人生存。父子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都有一个礼仪在。中国文化讲的五伦关系，把夫妇关系摆在最中间，说一个家庭夫妇关系搞不好，必然会影响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等。所以夫妇关系特别重要。夫妇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应该相亲相爱。
“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尊敬他人。那怎么尊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礼书中讲到很多要尊敬他人的做法，和他人交往，自己内心诚信、修身养性做得好，才有可能尊敬他人。只有你尊敬他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所以《礼记》中有一句话叫作‘自卑而尊人’，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放低一点，而把别人抬高一点。”王锷分析。
“以礼治国是儒家倡导的，也是孔子等人所倡导的。怎样以礼治国？各个时代不太一样，但是孔子对以礼治国在《礼记·礼运篇》也有详尽的论述。如果从广义来说，现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但也应该认识到，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和有关单位，应该说大量存在着有法不依、有禁不止和违法乱纪的事情，现行的规章制度还是有纰漏之处的。所以从礼的广义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按照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借古鉴今，制定适合现代的完善的礼制，崇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好，人民会更幸福，社会会更安定。”王锷说。
#甘肃身边事#【西汉敦煌郡玉门关的设置时间、名称来源与功能】西汉敦煌郡阳关、玉门关是西汉政府经营西域最著名的塞城，关于阳关名称的来源，史籍和敦煌文献皆记载因其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而玉门关的名称来源，文献没有记载，所以学术界望文生义猜测玉门关因西域玉石经由此关进入中原而得名。更有甚者认为西汉政府依靠征收通关玉石税来供养驻守玉门关的军队。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根据《史记》《汉书》等记载，玉门关最早设置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敦煌写本《寿昌县地境》记载相同：“玉门关，县北一百六十里。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元鼎九年即元封三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赵破奴击败姑师、楼兰置玉门关：“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张骞传》《资治通鉴》记载与《史记·大宛列传》相同。而《汉书·西域传》记载：“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表明这次修筑的亭障在酒泉郡境内，玉门关也在酒泉郡境内。《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汉罢玉门关屯戍，徙其人于此，因以名县。”玉门县以西一百一十里就是西汉敦煌郡与酒泉郡的分界线，元封三年修筑的玉门关应当就在此范围内。《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征大宛兵败而还：“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汉书·李广利传》记载基本相同：“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一二。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斩之。’贰师恐，因留屯敦煌。”足证玉门关当时在敦煌郡东部，因此李广利才能不入玉门关而留屯敦煌。根据《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的记载，此时，玉门关防御的重心是酒泉、张掖，其位置距离酒泉、张掖比较近。
酒泉郡玉门关西迁敦煌郡西，至迟在汉武帝派遣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之前。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太初四年（前101年）：“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汉书·李陵传》记载李陵将五校兵五千随后，行至塞，得知李广利得胜回来，留吏士敦煌，带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接。表明此时玉门关塞城已经迁移至敦煌西部，距离楼兰、罗布泊很近，其防御重心是罗布泊周边地区的匈奴和楼兰诸国。根据《汉书·李广利传》记载：“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我们根据敦煌文书S.5448《敦煌录》中“阳关，故玉门关也”的记载可知，玉门关西迁到汉龙勒县西阳关的位置。这个时期玉门关是敦煌西部前往西域地区的唯一关口，外国客使和西汉派遣到西域使者、前往西域镇抚的军队都经由此关。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派遣开陵侯率领六国兵击车师，返回的军队就经过玉门关进入敦煌。《汉书·西域传》记载：“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置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玉门关通使、军事并用，往来的外国客使和西汉军队都经由玉门关，这种状况给西汉边塞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迫使西汉政府在敦煌郡西部设置阳关、玉门关，将军事和通使分开，将玉门关北迁至敦煌郡西北，把原来玉门关所在塞城改名为阳关。从此以后，玉门关职能为负责军事，西汉军队和专使经由玉门关，而外国客使经由阳关进出西汉内地。
西汉玉门关从龙勒县西向北移至敦煌郡西北的时间，我们根据敦煌文书S.788《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寿昌县：“玉门关，县东北一百六十里。《地理志》云：汉武帝后元年中置。”这是关于玉门关设置于敦煌郡西北最直接最珍贵的记载，汉武帝后元年号是汉武帝最后使用的年号，仅仅使用了两年。我们又根据P.5034《沙州都督府图经》的记载，阳关也于玉门关北徙的同时设置：“汉武帝后元年置都尉。”阳关、玉门关都是汉武帝后元年间置都尉，标志玉门关、阳关于汉武帝后元年中分置。
关于玉门关的得名，我们考察了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置汉简记载的内容，特别是马圈湾汉简，其为玉门关都尉下属玉门侯官的简，没有一条记载关于西汉时期西域贩运玉石的商人经由玉门关进入敦煌，更见不到玉门关征收西域商人玉石关税的记载。若根据传统，山南水北为阳，反之山北水南为阴，玉门关位于疏勒河故道的南侧，应当名之为阴关。又根据《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祖纪》《资治通鉴》等的记载，汉高祖刘邦与项羽相持于成皋失利，“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宿小修武。”玉门就是成皋北门，城的北门俗称玉门，又称之为凶门。汉唐出兵打仗，称之为凿凶门而出。由此推知，玉门关应是北面的关隘，是一个军事性质的塞城。
敦煌郡西北玉门关设置后，凡是与军事相关的事务都经由玉门关进出，凡是与通使有关的外国客使都经由阳关进出。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婼羌王去胡来王唐兜与赤水羌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婼羌在阳关西南，距离阳关最近，唐兜舍近求远请求从玉门关入汉，表明入降汉朝是军事事件，阳关都尉无权受理。新莽时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杀校尉刁护投匈奴反对王莽；天凤年间焉耆起兵杀西域都护但钦反叛，王莽派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征伐焉耆，根据敦煌马圈湾汉简记载，王骏率领的军队就是分批经玉门关出征的，王骏被杀之后，戊己校尉郭钦经由玉门关回到敦煌。马圈湾汉简中还有记载某偏将军过玉门关，以及玉门关都尉及其防御体系兵员配备、食物供给的内容，更加说明了其为军事关口。
因此，西汉敦煌郡玉门关是西汉太初四年从酒泉郡西部迁至敦煌郡西部龙勒县，汉武帝后元年间迁到敦煌西北今小方盘城，并将龙勒县原来的故关改名为阳关。此后西汉与西域诸国通使经由阳关进出，与西域军事相关事务经由玉门关进出，而玉门关与玉石没有任何关系。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7日 14版）
根据《史记》《汉书》等记载，玉门关最早设置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敦煌写本《寿昌县地境》记载相同：“玉门关，县北一百六十里。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元鼎九年即元封三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赵破奴击败姑师、楼兰置玉门关：“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张骞传》《资治通鉴》记载与《史记·大宛列传》相同。而《汉书·西域传》记载：“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表明这次修筑的亭障在酒泉郡境内，玉门关也在酒泉郡境内。《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汉罢玉门关屯戍，徙其人于此，因以名县。”玉门县以西一百一十里就是西汉敦煌郡与酒泉郡的分界线，元封三年修筑的玉门关应当就在此范围内。《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征大宛兵败而还：“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汉书·李广利传》记载基本相同：“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一二。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斩之。’贰师恐，因留屯敦煌。”足证玉门关当时在敦煌郡东部，因此李广利才能不入玉门关而留屯敦煌。根据《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的记载，此时，玉门关防御的重心是酒泉、张掖，其位置距离酒泉、张掖比较近。
酒泉郡玉门关西迁敦煌郡西，至迟在汉武帝派遣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之前。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太初四年（前101年）：“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汉书·李陵传》记载李陵将五校兵五千随后，行至塞，得知李广利得胜回来，留吏士敦煌，带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接。表明此时玉门关塞城已经迁移至敦煌西部，距离楼兰、罗布泊很近，其防御重心是罗布泊周边地区的匈奴和楼兰诸国。根据《汉书·李广利传》记载：“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我们根据敦煌文书S.5448《敦煌录》中“阳关，故玉门关也”的记载可知，玉门关西迁到汉龙勒县西阳关的位置。这个时期玉门关是敦煌西部前往西域地区的唯一关口，外国客使和西汉派遣到西域使者、前往西域镇抚的军队都经由此关。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派遣开陵侯率领六国兵击车师，返回的军队就经过玉门关进入敦煌。《汉书·西域传》记载：“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置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玉门关通使、军事并用，往来的外国客使和西汉军队都经由玉门关，这种状况给西汉边塞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迫使西汉政府在敦煌郡西部设置阳关、玉门关，将军事和通使分开，将玉门关北迁至敦煌郡西北，把原来玉门关所在塞城改名为阳关。从此以后，玉门关职能为负责军事，西汉军队和专使经由玉门关，而外国客使经由阳关进出西汉内地。
西汉玉门关从龙勒县西向北移至敦煌郡西北的时间，我们根据敦煌文书S.788《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寿昌县：“玉门关，县东北一百六十里。《地理志》云：汉武帝后元年中置。”这是关于玉门关设置于敦煌郡西北最直接最珍贵的记载，汉武帝后元年号是汉武帝最后使用的年号，仅仅使用了两年。我们又根据P.5034《沙州都督府图经》的记载，阳关也于玉门关北徙的同时设置：“汉武帝后元年置都尉。”阳关、玉门关都是汉武帝后元年间置都尉，标志玉门关、阳关于汉武帝后元年中分置。
关于玉门关的得名，我们考察了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置汉简记载的内容，特别是马圈湾汉简，其为玉门关都尉下属玉门侯官的简，没有一条记载关于西汉时期西域贩运玉石的商人经由玉门关进入敦煌，更见不到玉门关征收西域商人玉石关税的记载。若根据传统，山南水北为阳，反之山北水南为阴，玉门关位于疏勒河故道的南侧，应当名之为阴关。又根据《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祖纪》《资治通鉴》等的记载，汉高祖刘邦与项羽相持于成皋失利，“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宿小修武。”玉门就是成皋北门，城的北门俗称玉门，又称之为凶门。汉唐出兵打仗，称之为凿凶门而出。由此推知，玉门关应是北面的关隘，是一个军事性质的塞城。
敦煌郡西北玉门关设置后，凡是与军事相关的事务都经由玉门关进出，凡是与通使有关的外国客使都经由阳关进出。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婼羌王去胡来王唐兜与赤水羌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婼羌在阳关西南，距离阳关最近，唐兜舍近求远请求从玉门关入汉，表明入降汉朝是军事事件，阳关都尉无权受理。新莽时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杀校尉刁护投匈奴反对王莽；天凤年间焉耆起兵杀西域都护但钦反叛，王莽派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征伐焉耆，根据敦煌马圈湾汉简记载，王骏率领的军队就是分批经玉门关出征的，王骏被杀之后，戊己校尉郭钦经由玉门关回到敦煌。马圈湾汉简中还有记载某偏将军过玉门关，以及玉门关都尉及其防御体系兵员配备、食物供给的内容，更加说明了其为军事关口。
因此，西汉敦煌郡玉门关是西汉太初四年从酒泉郡西部迁至敦煌郡西部龙勒县，汉武帝后元年间迁到敦煌西北今小方盘城，并将龙勒县原来的故关改名为阳关。此后西汉与西域诸国通使经由阳关进出，与西域军事相关事务经由玉门关进出，而玉门关与玉石没有任何关系。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7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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