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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出生活的意义
作家连岳曾说:
「每一个对自己的人生稍有期待的人都是如此都需要熬，这个艰苦的工作，是人注定要承受的，幸福孩子是如此，不幸的孩子也是如此，只是每个人熬的路径不同。」
熬过粥的都知道，从生米加水，到最后煮为一锅好粥，需要的是时间的沉淀。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在时间的见证下,“熬”出生活的意义。
生活中「熬」的本质，就是坚持和专注。在人生里，但凡有点价值的结果，往往不会那么轻易地显现，你得要慢慢熬，慢慢悟，感受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意义。

【怎样才能真正走进经典？】近日，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张丽军教授推出两本新书《对话的文学经典教育》和《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前沿》，记录了他大学教学15年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进行经典阅读和对话的内容。在日前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如何在大学课堂里阅读文学经典的话题被再次提及。
　　在互联网时代，阅读面临冲击，经典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应如何对待和阅读经典？几位专家、学者给出了自己关于经典文本阅读方式和价值的思考。

培育一颗诗意的“文人之心”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对经典有过十四种定义，其中一种是“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实际上，由于时代的变换，每个人对经典的理解、甚至是审美趣味都会产生变化，毕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就曾在公开场合举过例子，一般“文学作品选”选作品的尺度是来源于文学史和文学价值的取向，前者是文学史上特别重要的作品，后者注重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二者之间不一定能够直接画上等号。“例如胡适的《尝试集》，首次采用白话文写新诗，是文学史上绕不过的作品，但其中的诗歌不能代表中国白话新诗的较高水准。”
　　张丽军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思考方向，在他看来，大学文学教育就是经典教育。“大学课堂讲述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千百年不断淘洗过、不断筛选之后所保留的公认的经典。”他说，像鲁迅的作品所呈现的语言、文本的魅力，蕴含的艺术趣味，思想的丰富性，每次捧读都会有新的体验，像这样在今天经得起重读的作品，就可以称之为经典。
　　对大学的专业学生来说，需要建立起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阐释和评价的能力。所以，张丽军认为，这些都需要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有一个起码的、基本的知识体系，要从阅读经典文学名著、了解作家及其艺术风格入手。
　　从这个角度出发，阅读文学经典像是一个切口，除了培养个体典雅高贵的审美趣味、审美品格和审美感知力之外，张丽军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对文学的理解能力，一种对世界万物、社会人生、日常生活的诗意的美的理解。”这颗诗意的、温柔的“文人之心”的培育，是大学中分数和成绩衡量不出来的，正是文学教育成功的深层次体现。

经典阅读，挑战多多

　　“每个人都有一种固定的接受模式，而经典意味着对这种模式的挑战，是一种带有冒犯性的突破，所以很多人不容易接受经典。相比之下，读网络小说、玩游戏，可能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兴趣，也更易让人感到快乐。”作家魏新说。
　　经典不好读，不易读。经典阅读也并非一件纯粹享乐的事。通俗的意味着熟悉，由熟悉带来的愉悦，而经典的则意味着陌生、不确定、未知，以及由此而来的冒犯和疏离。这是经典自身竖起的一层屏障。“面对经典，不能光凭兴趣阅读。”魏新说。
　　张丽军证实了这一点：在大学课堂上，学生带着规定任务必须接近这些令他们陌生的文本，就会在走近和进入之间，仍有一段距离。张丽军谈起自己这些年教学授课中的强烈感觉，“很多学生文学史读得很多，概念了解得很好，但是经典文本却读得很少，说明他们是出于完成课业的目的，并没有真正进入经典。”
　　山东大学教授丛新强，在文学院开设了一门《莫言导读》课程，除了日常课程之外，还有课下组织的读书会。他发现即便是中文系的学生，在阅读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除了阅读量比较欠缺之外，大多数学生阅读的深度也不够，往往停留在文学史中一些既有的价值判断上，被已有的框架约束，很难读出自己的东西。
　　而现下，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经典阅读受到更多的挑战。图片、视频、声音，抢占了感官的注意，各式各样的内容越来越讲究短时间内的频繁刺激，在此情形下，单是阅读这一行为就成了一道门槛。“看不了长篇大论的东西”，成了许多人后天形成的阅读障碍。
　　注意力日渐稀缺的当下，人们更加乐意接受别人的直接“投喂”。此前就有学者注意到，为了吸引受众眼球，一些浓缩式解读相当流行，例如三分钟看一部电影、五分钟读一部名著……遍观互联网渠道，所谓的名家赏析、解读，遍地皆是，无需思考就能得到一个“标准答案”。
　　当获取信息成了首要目的，对于经典阅读来说，则是隐患重重。“现在各种信息碎片化地涌来，即便没有读过经典文本，也能说出一个大概来，但是这种碎片化的阅读注定了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也是碎片化的。”丛新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碎片化阅读导致的结果是，看上去，一个人的阅读面似乎很广，知识面似乎很广，但其实是很多无效信息的堆积，仅仅停留在了解的层面，不能深入到意义层面，更感受不到文学带给人灵魂上的触动。

培养阅读感受力是第一步

　　今天我们怎样才有可能走进经典？
　　在丛新强看来，阅读文学经典“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从原典本身出发，不要受太多文学史既成观念、既有研究的影响。读一遍之后，形成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以参考相关的研究，寻找二者之间的距离，然后再进一步阅读，这样才能得出自己的判断。”
　　此外，“经典只读一遍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学生所谓的阅读，就是只读一遍。但读过，不等于读懂。有效地阅读，至少要经过三五遍。”丛新强说。他以小说为例，读第一遍可能就是了解故事情节，第二遍才能更清楚地梳理人物关系，了解人物的遭遇和命运，经过反复阅读后，对小说背后所蕴含的普遍性的人生遭遇和人类命运以及更深层次的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整体性关怀才能有所体会。
　　对文学的认知，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张丽军倡导一种从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出发的，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感性阅读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对话方式，以此来激发学生对经典文学文本的阐述。他认为这样的对话才是真实的、诚挚的、有生命温度的。“培养阅读感受力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进入文学文本的第一步。”张丽军说。
　　出于这种考虑，在课堂上，他用对话的方式开启经典阅读。因为对话是互相启发的，只有在对话中才容易发现问题。对于文学，答案从来不只有一个，面对同样的文本，不同的思考正显示出文学经典的魅力。
　　比方说，在带读、分析《骆驼祥子》一书时，就有同学不认同于祥子的悲剧命运是奋斗模式的失败这一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而是从物质的打击这一更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物质是与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挂钩的，是带给祥子踏实感与成就感的东西……物质的打击将祥子带入了迷茫、虚无和对生活理想的不信任中……从物质上的满心欢喜积累到不知所因地被洗劫一空所产生的生活幻灭感才是祥子丧失人生理想的开始……”张丽军认为，如果能听到这些不同的声音，那么阅读经典的意义或许就部分达到了。（大众日报）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