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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抗疫】司法部发布指导案例 聚焦律师参与预防化解涉疫纠纷
南京鼓楼法律人在行动
司法部发布指导案例
聚焦律师参与预防化解涉疫纠纷
近日，司法部发布第三批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律师公益法律服务指导案例。指导案例聚焦疫情后期和疫情后多发易发的劳动关系、房屋租赁、企业债务、合同履行等领域矛盾纠纷，涉及基层一线矛盾纠纷预防、稳定外商投资项目、解决融资租赁合同履行问题、引导企业职工依法维权、调处群体性物业租赁纠纷等方面。
#通过调节妥善化解讨薪纠纷#
指导案例中，浙江两名律师通过调解，妥善化解了一起百余名劳务派遣工人群体讨薪纠纷。
案例显示，2019年11月，浙江温岭某公司（以下简称“温岭公司”）与宁波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由宁波公司派遣工人到温岭公司，用工期限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随后，宁波公司组织100多名四川彝族工人到温岭公司开展劳务活动。2020年4月初，温岭公司用工期限届满，宁波公司与派遣工人因工资发放和补贴支付问题产生纠纷，引发群体性讨薪事件。
在当地温峤镇人民政府组织下，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陈丹琳律师、张婷律师参与了该案调解，就双方争议的三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一是关于工人计时工资未达到基本工资的问题。宁波公司与派遣工人约定，工人工资按照实际劳动时间计算、按月发放，同时约定了每月应当支付的基本工资。受疫情影响，派遣工人2月份出工时间较短，计时工资未达到双方约定的基本工资。两位律师依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提出，本案中，工人工资是按月发放的，因疫情导致温岭公司停工时间并未超1个月，宁波公司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支付当月的基本工资。
二是关于工人路费、餐费补贴的支付主体问题。宁波公司与温岭公司的劳务派遣协议未对工人路费、餐费补贴支付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受疫情影响，两公司生产经营都面临较大压力，遂对相关费用支付问题产生争议。两位律师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提出，宁波公司是劳务派遣公司，且之前曾与派遣工人口头约定，支付工人往返四川和浙江的路费和用工期间餐费补贴。虽然只是口头约定，但不影响宁波公司履行支付工人路费、餐费补贴的义务。
三是关于宁波公司暂无力支付相关费用的问题。受疫情影响，宁波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为尽快解决资金来源问题，陈丹琳律师和张婷律师提出由温岭公司先行代付。经向各方解释法律规定，分析利害关系，最终促成三方达成合意：由温岭公司先行垫付工人工资和补贴，从温岭公司应支付给宁波公司的劳务派遣款项中予以扣除，不足部分由宁波公司与温岭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两位律师随后为宁波公司和温岭公司起草了借款协议，温岭公司先行垫付了工人工资和补贴，工人陆续返回原籍。
司法部在案例评析中称，本案是律师通过调解，妥善化解群体性劳务纠纷，避免矛盾升级激化的案件。受疫情影响，劳动关系纠纷明显增多，且涉及面较广，如不及时化解，不仅影响企业复工复产，还会影响社会稳定。本案中，当事人就工资支付标准、补贴支付主体等产生争议，且涉及劳务派遣公司、用工单位和派遣工人三方。两位律师在调解过程中，既坚持依法处理，明确劳务派遣公司支付工资和补贴的主体责任，又坚持灵活应对，充分考虑三方当事人各自的利益诉求和实际困难，提出由宁波公司与温岭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温岭公司先行垫付工资补贴的建议，积极稳妥化解了一起群体性讨薪事件，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协助化解企业融资租赁难题#
另一起指导案例中，律师协助企业解决合同履行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助力防疫物资生产企业顺利融资。
天津某融资租赁公司是一家在滨海新区注册的合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融资公司”），湖北某大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药业”）是一家位于襄阳的医药产品生产公司，生产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医药产品。2019年天津融资公司与湖北药业开展了第一笔融资租赁业务，业务类型为售后回租，即湖北药业将其拥有所有权的设备出售给天津融资公司，天津融资公司支付价款后取得设备所有权，并将设备出租给湖北药业使用，湖北药业按期支付租金至融资租赁期限届满后重新取得设备所有权。
通过这种方式，湖北药业能够迅速融资，加速资金周转。按照双方约定，第一笔融资租赁业务于2020年4月15日到期，湖北药业需在租赁期限届满前支付3500万租金；双方拟于2020年初开展第二笔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湖北药业另行提供气相色谱仪等设备进行融资，融资租赁公司需支付3500万购买价款。
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湖北药业生产经营能力和资金周转能力严重不足，无法依约定在2020年4月15日前支付3500万租金。天津融资公司如果继续开展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非但不能如期收回第一笔租金，还需要支付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的购买价款，面临双重资金压力；如果不开展第二笔业务，湖北药业将面临严重的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有序复工复产，影响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进而影响第一笔租金的支付。
作为天津市律协“公益法律服务百人团”和天津河西区“企业复产复工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在接到天津融资公司咨询后，天津建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欢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得知湖北药业为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后，深知关系重大，积极主动作为，深入分析案情，研究解决方案。
王欢提出，本案可以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关于债务抵销的规定，湖北药业在第一笔业务中应支付的租金与天津融资公司在第二笔业务中应支付的设备购买价款均为金钱债务，在两笔债务均到期的情况下可主张抵销。此外，王欢建议，为确保融资租赁业务性质不受影响，天津融资公司在开展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时应当谨慎选择租赁物，并注意前后两笔业务时间节点的衔接，确保需抵销之债权债务到期时间符合相关要求。
通过专业的法律评估和风险预判，王欢帮助天津融资公司消除了顾虑，最终促成了双方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之后，王欢又积极协助双方草拟债务抵销协议、融资租赁合同等法律文件，明确两笔融资租赁业务的基本情况、租赁成本，两笔债务的到期时间、金额，以及双方债务抵销的意思表示。
目前，双方企业的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已开展尽职调查，顺利启动。
#帮助企业生产经营步入正轨#
在一起指导案例中，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吴峰是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公职律师。疫情防控期间，他针对企业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进行分析研判、提出法律意见，指导企业与街道工业、农业条口服务小组建立工作联系，为中小企业提供“零距离”法律服务，开展“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线上求职招聘，较好解决了企业用工难和居民就业难问题。
记者注意到，受疫情影响，瑞典某公司与北京某公司的合作项目不能顺利进行，一方是不能复工复产，一方是技术人员无法入境。双方频繁就是否撤回出资、终止合同等问题产生争议，协商一再陷入僵局。对此，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程雪对双方合作项目的预期成本、预期利润和目前终止合同产生的损失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根据疫情影响对双方的合作协议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帮助瑞典公司重树信心。同时对合作项目落实税收、保险、劳动用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合作项目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并向北京公司提出复工复产措施建议。双方公司真诚沟通、作出让步，重启合作项目，目前项目研发和生产经营已步入正轨。
司法部表示，发布这些指导案例，有利于引导广大律师准确把握涉疫情矛盾纠纷特点，积极采取协商、调解等非诉讼方式，依法做好涉疫情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来源：法制日报#
南京鼓楼法律人在行动
司法部发布指导案例
聚焦律师参与预防化解涉疫纠纷
近日，司法部发布第三批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律师公益法律服务指导案例。指导案例聚焦疫情后期和疫情后多发易发的劳动关系、房屋租赁、企业债务、合同履行等领域矛盾纠纷，涉及基层一线矛盾纠纷预防、稳定外商投资项目、解决融资租赁合同履行问题、引导企业职工依法维权、调处群体性物业租赁纠纷等方面。
#通过调节妥善化解讨薪纠纷#
指导案例中，浙江两名律师通过调解，妥善化解了一起百余名劳务派遣工人群体讨薪纠纷。
案例显示，2019年11月，浙江温岭某公司（以下简称“温岭公司”）与宁波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由宁波公司派遣工人到温岭公司，用工期限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随后，宁波公司组织100多名四川彝族工人到温岭公司开展劳务活动。2020年4月初，温岭公司用工期限届满，宁波公司与派遣工人因工资发放和补贴支付问题产生纠纷，引发群体性讨薪事件。
在当地温峤镇人民政府组织下，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陈丹琳律师、张婷律师参与了该案调解，就双方争议的三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一是关于工人计时工资未达到基本工资的问题。宁波公司与派遣工人约定，工人工资按照实际劳动时间计算、按月发放，同时约定了每月应当支付的基本工资。受疫情影响，派遣工人2月份出工时间较短，计时工资未达到双方约定的基本工资。两位律师依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提出，本案中，工人工资是按月发放的，因疫情导致温岭公司停工时间并未超1个月，宁波公司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支付当月的基本工资。
二是关于工人路费、餐费补贴的支付主体问题。宁波公司与温岭公司的劳务派遣协议未对工人路费、餐费补贴支付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受疫情影响，两公司生产经营都面临较大压力，遂对相关费用支付问题产生争议。两位律师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提出，宁波公司是劳务派遣公司，且之前曾与派遣工人口头约定，支付工人往返四川和浙江的路费和用工期间餐费补贴。虽然只是口头约定，但不影响宁波公司履行支付工人路费、餐费补贴的义务。
三是关于宁波公司暂无力支付相关费用的问题。受疫情影响，宁波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为尽快解决资金来源问题，陈丹琳律师和张婷律师提出由温岭公司先行代付。经向各方解释法律规定，分析利害关系，最终促成三方达成合意：由温岭公司先行垫付工人工资和补贴，从温岭公司应支付给宁波公司的劳务派遣款项中予以扣除，不足部分由宁波公司与温岭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两位律师随后为宁波公司和温岭公司起草了借款协议，温岭公司先行垫付了工人工资和补贴，工人陆续返回原籍。
司法部在案例评析中称，本案是律师通过调解，妥善化解群体性劳务纠纷，避免矛盾升级激化的案件。受疫情影响，劳动关系纠纷明显增多，且涉及面较广，如不及时化解，不仅影响企业复工复产，还会影响社会稳定。本案中，当事人就工资支付标准、补贴支付主体等产生争议，且涉及劳务派遣公司、用工单位和派遣工人三方。两位律师在调解过程中，既坚持依法处理，明确劳务派遣公司支付工资和补贴的主体责任，又坚持灵活应对，充分考虑三方当事人各自的利益诉求和实际困难，提出由宁波公司与温岭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温岭公司先行垫付工资补贴的建议，积极稳妥化解了一起群体性讨薪事件，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协助化解企业融资租赁难题#
另一起指导案例中，律师协助企业解决合同履行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助力防疫物资生产企业顺利融资。
天津某融资租赁公司是一家在滨海新区注册的合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融资公司”），湖北某大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药业”）是一家位于襄阳的医药产品生产公司，生产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医药产品。2019年天津融资公司与湖北药业开展了第一笔融资租赁业务，业务类型为售后回租，即湖北药业将其拥有所有权的设备出售给天津融资公司，天津融资公司支付价款后取得设备所有权，并将设备出租给湖北药业使用，湖北药业按期支付租金至融资租赁期限届满后重新取得设备所有权。
通过这种方式，湖北药业能够迅速融资，加速资金周转。按照双方约定，第一笔融资租赁业务于2020年4月15日到期，湖北药业需在租赁期限届满前支付3500万租金；双方拟于2020年初开展第二笔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湖北药业另行提供气相色谱仪等设备进行融资，融资租赁公司需支付3500万购买价款。
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湖北药业生产经营能力和资金周转能力严重不足，无法依约定在2020年4月15日前支付3500万租金。天津融资公司如果继续开展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非但不能如期收回第一笔租金，还需要支付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的购买价款，面临双重资金压力；如果不开展第二笔业务，湖北药业将面临严重的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有序复工复产，影响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进而影响第一笔租金的支付。
作为天津市律协“公益法律服务百人团”和天津河西区“企业复产复工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在接到天津融资公司咨询后，天津建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欢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得知湖北药业为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后，深知关系重大，积极主动作为，深入分析案情，研究解决方案。
王欢提出，本案可以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关于债务抵销的规定，湖北药业在第一笔业务中应支付的租金与天津融资公司在第二笔业务中应支付的设备购买价款均为金钱债务，在两笔债务均到期的情况下可主张抵销。此外，王欢建议，为确保融资租赁业务性质不受影响，天津融资公司在开展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时应当谨慎选择租赁物，并注意前后两笔业务时间节点的衔接，确保需抵销之债权债务到期时间符合相关要求。
通过专业的法律评估和风险预判，王欢帮助天津融资公司消除了顾虑，最终促成了双方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之后，王欢又积极协助双方草拟债务抵销协议、融资租赁合同等法律文件，明确两笔融资租赁业务的基本情况、租赁成本，两笔债务的到期时间、金额，以及双方债务抵销的意思表示。
目前，双方企业的第二笔融资租赁业务已开展尽职调查，顺利启动。
#帮助企业生产经营步入正轨#
在一起指导案例中，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吴峰是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公职律师。疫情防控期间，他针对企业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进行分析研判、提出法律意见，指导企业与街道工业、农业条口服务小组建立工作联系，为中小企业提供“零距离”法律服务，开展“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线上求职招聘，较好解决了企业用工难和居民就业难问题。
记者注意到，受疫情影响，瑞典某公司与北京某公司的合作项目不能顺利进行，一方是不能复工复产，一方是技术人员无法入境。双方频繁就是否撤回出资、终止合同等问题产生争议，协商一再陷入僵局。对此，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程雪对双方合作项目的预期成本、预期利润和目前终止合同产生的损失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根据疫情影响对双方的合作协议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帮助瑞典公司重树信心。同时对合作项目落实税收、保险、劳动用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合作项目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并向北京公司提出复工复产措施建议。双方公司真诚沟通、作出让步，重启合作项目，目前项目研发和生产经营已步入正轨。
司法部表示，发布这些指导案例，有利于引导广大律师准确把握涉疫情矛盾纠纷特点，积极采取协商、调解等非诉讼方式，依法做好涉疫情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来源：法制日报#
【一颗埋了8年的雷爆了！这家国企上市公司利润虚增14亿】
“雷”永远是防不胜防！
2019年，从年头到年尾，几乎每个月都在爆雷。从年初的业绩地雷阵到4月底的“两康事件”，从各种董事长被抓到年底的某酒“甜蜜素”。可以说，如果运气不好，雷是怎么防都防不住的。下面要说的这颗雷，就属于“防不胜防”的典型。
2019年12月27日，北京国企昊华能源公告，2015年的一起并购导致该公司自2015年起合并口径资产虚增约28亿元、少数股东权益虚增约14亿，2015年当年该公司归母净利润虚增约14亿元。事实上，从昊华能源历年公告来看，该起并购分为两笔进行，第一笔发生在2011年10月，距今已达8年之久。2015年发生的并购为第二笔交易。
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又该是谁来负这个责任？
昊华能源“触雷”
今年10月，央企航天通信爆雷。至今，事情还没有结论，该公司公告称，依然存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强制退市风险。这一事件，给投资者透露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在这么一个黑天鹅频发的季节，国企也不是百分之一百保险的，特别是做过并购的国企。
果不其然，12月27日晚，再有一家国企爆出大雷，那就是昊华能源。当晚，昊华能源发布公告称，经该公司自查发现，京东方能源实际拥有巴彦淖井田4.5亿吨配置资源量，2015年2月披露的《关于收购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6，以下简称“收购30%股权公告”）中关于京东方能源拥有巴彦淖井田9.6亿吨配置资源量存在错误，实际应为4.5亿吨。经昊华能源初步核实，因前述错误的存在，收购京东方能源30%股权后，京东方能源纳入昊华能源合并报表，以9.6亿吨煤炭资源配置量进行了相应的财务核算，构成重大差错，导致昊华能源资产和归母净利润虚增。
昊华能源发现在2015年收购北工投持有的京东方能源30%股权时，存在如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在收购30%股权公告中，披露配置给京东方能源位于巴彦淖井田的煤炭资源量为9.6亿吨，与京东方能源实际拥有4.5亿吨资源量不一致，2015年收购30%公告中资源量披露错误。
二是2015年收购京东方能源30%股权后，昊华能源取得京东方能源控制权，将其纳入昊华能源合并报表时，按照9.6亿吨的资源价值进行了账务处理，因多计5.1亿吨资源量，导致昊华能源资产和权益虚增。
经初步核实，按照京东方能源拥有9.6亿吨煤炭配置资源量进行账务处理，使昊华能源自2015年起合并口径资产虚增约28亿元、少数股东权益虚增约14亿，2015年当年昊华能源归母净利润虚增约14亿元。具体金额正在核实中，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和更正公告。
4.5亿吨or9.6亿吨?
根据2015年《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的公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集团”）与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0月16日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计划在鄂尔多斯地区建设第5.5代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生产线（AM-OLED，简称“AO项目”），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诺为其配置相应的煤炭资源。
AO项目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装备制造基地，于2011年8月开工建设，2013年11月建成投产。根据京东方集团实际投资额，在2012年6月11日和2013年8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了总计为京东方集团鄂尔多斯AO项目在巴彦淖井田配置了9.6亿吨煤炭资源的事项。巴彦淖井田的开发主体为京东方能源公司。这大概就是这块资产的来源。
这是一场以资源换取投资的交易，无可厚非。但在第一次收购中，这个数据却不是9.6亿吨，而是4.5亿吨。
此次收购只是昊华能源收购京东方能源的第二步，其第一步收购已经在2011年10月底发生。2011年10月20日，昊华能源发布了《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20%股权的公告》，当时的公告称，根据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授权公司与京东方、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政府、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政府签署的决议》后，该公司与鄂尔多斯市政府、东胜区政府、京东方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签署了该投资框架协议。根据投资框架协议，京东方已在鄂尔多斯市设立了京东方能源，未来将配置的煤炭资源4.5亿吨，并负责开发建设。昊华能源拟与京东方光电签署《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出资9亿元收购京东方能源20%股权。收购完成后，昊华能源持有京东方能源20%股权。
究竟是谁之过？
昊华能源、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京东方皆是北京国资委旗下企业。京东方能源成立不久，昊华能源第一时间以巨资收购20%股权，无论是北京国资层面，还是企业层面，想借此实现协同效应，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显而易见。然而，在利益实现的过程当中，却出现了非常大的预期差。那么，这个事究竟谁来负责呢？投资者怎么办？
从2015年的公告来看，当时的矿业权评估机构为北京国融兴华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2月10日昊华能源的公告称，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14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拟配置给京东方能源的位于巴彦淖井田的9.6亿吨煤炭资源价值进行咨询，并出具国融兴华矿咨[2015]第010号价值咨询报告书。根据该咨询报告，上述煤炭资源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568147.87万元。
北京国融兴华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2日，2013年3月，北京国融兴华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经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批准成为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的执业会员，系中国矿业权评估协会理事单位，并经国土资源部批准取得矿业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110112015402811）。从公开资料来看，该公司评估过很多项目，目前还未发现太多瑕疵。现在亦无证据断定是评估公司出错。但从数据来看，可能也不是专业问题，因为4.5亿吨和9.6亿吨这两个数字曾经如此清晰地出现在两份公告当中。
昊华能源表示，该公司将根据调查进展和证据收集情况，启动相关维权程序，向有关责任方追索损失，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目前，京东方能源的股东中，昊华是大股东，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仍持有20%，北京京城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持有30%。后续昊华若要追过损失，显然也是他曾经的收购对手方。按此推断，最终其对手方要追索的对象可能既包括北京国融兴华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也可能包括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政府。事情如何演绎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当下，昊华能源市值超过65亿。截至三季报，股东人数43786人。今年前三季度盈利超过6亿元，去年盈利7.2亿元。若进行会计上的追溯调整，14亿盈利虚增的还是会对公司的财务带来一定冲击。
“雷”永远是防不胜防！
2019年，从年头到年尾，几乎每个月都在爆雷。从年初的业绩地雷阵到4月底的“两康事件”，从各种董事长被抓到年底的某酒“甜蜜素”。可以说，如果运气不好，雷是怎么防都防不住的。下面要说的这颗雷，就属于“防不胜防”的典型。
2019年12月27日，北京国企昊华能源公告，2015年的一起并购导致该公司自2015年起合并口径资产虚增约28亿元、少数股东权益虚增约14亿，2015年当年该公司归母净利润虚增约14亿元。事实上，从昊华能源历年公告来看，该起并购分为两笔进行，第一笔发生在2011年10月，距今已达8年之久。2015年发生的并购为第二笔交易。
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又该是谁来负这个责任？
昊华能源“触雷”
今年10月，央企航天通信爆雷。至今，事情还没有结论，该公司公告称，依然存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强制退市风险。这一事件，给投资者透露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在这么一个黑天鹅频发的季节，国企也不是百分之一百保险的，特别是做过并购的国企。
果不其然，12月27日晚，再有一家国企爆出大雷，那就是昊华能源。当晚，昊华能源发布公告称，经该公司自查发现，京东方能源实际拥有巴彦淖井田4.5亿吨配置资源量，2015年2月披露的《关于收购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6，以下简称“收购30%股权公告”）中关于京东方能源拥有巴彦淖井田9.6亿吨配置资源量存在错误，实际应为4.5亿吨。经昊华能源初步核实，因前述错误的存在，收购京东方能源30%股权后，京东方能源纳入昊华能源合并报表，以9.6亿吨煤炭资源配置量进行了相应的财务核算，构成重大差错，导致昊华能源资产和归母净利润虚增。
昊华能源发现在2015年收购北工投持有的京东方能源30%股权时，存在如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在收购30%股权公告中，披露配置给京东方能源位于巴彦淖井田的煤炭资源量为9.6亿吨，与京东方能源实际拥有4.5亿吨资源量不一致，2015年收购30%公告中资源量披露错误。
二是2015年收购京东方能源30%股权后，昊华能源取得京东方能源控制权，将其纳入昊华能源合并报表时，按照9.6亿吨的资源价值进行了账务处理，因多计5.1亿吨资源量，导致昊华能源资产和权益虚增。
经初步核实，按照京东方能源拥有9.6亿吨煤炭配置资源量进行账务处理，使昊华能源自2015年起合并口径资产虚增约28亿元、少数股东权益虚增约14亿，2015年当年昊华能源归母净利润虚增约14亿元。具体金额正在核实中，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和更正公告。
4.5亿吨or9.6亿吨?
根据2015年《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的公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集团”）与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0月16日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计划在鄂尔多斯地区建设第5.5代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生产线（AM-OLED，简称“AO项目”），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诺为其配置相应的煤炭资源。
AO项目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装备制造基地，于2011年8月开工建设，2013年11月建成投产。根据京东方集团实际投资额，在2012年6月11日和2013年8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了总计为京东方集团鄂尔多斯AO项目在巴彦淖井田配置了9.6亿吨煤炭资源的事项。巴彦淖井田的开发主体为京东方能源公司。这大概就是这块资产的来源。
这是一场以资源换取投资的交易，无可厚非。但在第一次收购中，这个数据却不是9.6亿吨，而是4.5亿吨。
此次收购只是昊华能源收购京东方能源的第二步，其第一步收购已经在2011年10月底发生。2011年10月20日，昊华能源发布了《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20%股权的公告》，当时的公告称，根据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授权公司与京东方、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政府、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政府签署的决议》后，该公司与鄂尔多斯市政府、东胜区政府、京东方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签署了该投资框架协议。根据投资框架协议，京东方已在鄂尔多斯市设立了京东方能源，未来将配置的煤炭资源4.5亿吨，并负责开发建设。昊华能源拟与京东方光电签署《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出资9亿元收购京东方能源20%股权。收购完成后，昊华能源持有京东方能源20%股权。
究竟是谁之过？
昊华能源、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京东方皆是北京国资委旗下企业。京东方能源成立不久，昊华能源第一时间以巨资收购20%股权，无论是北京国资层面，还是企业层面，想借此实现协同效应，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显而易见。然而，在利益实现的过程当中，却出现了非常大的预期差。那么，这个事究竟谁来负责呢？投资者怎么办？
从2015年的公告来看，当时的矿业权评估机构为北京国融兴华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2月10日昊华能源的公告称，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14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拟配置给京东方能源的位于巴彦淖井田的9.6亿吨煤炭资源价值进行咨询，并出具国融兴华矿咨[2015]第010号价值咨询报告书。根据该咨询报告，上述煤炭资源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568147.87万元。
北京国融兴华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2日，2013年3月，北京国融兴华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经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批准成为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的执业会员，系中国矿业权评估协会理事单位，并经国土资源部批准取得矿业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110112015402811）。从公开资料来看，该公司评估过很多项目，目前还未发现太多瑕疵。现在亦无证据断定是评估公司出错。但从数据来看，可能也不是专业问题，因为4.5亿吨和9.6亿吨这两个数字曾经如此清晰地出现在两份公告当中。
昊华能源表示，该公司将根据调查进展和证据收集情况，启动相关维权程序，向有关责任方追索损失，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目前，京东方能源的股东中，昊华是大股东，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仍持有20%，北京京城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持有30%。后续昊华若要追过损失，显然也是他曾经的收购对手方。按此推断，最终其对手方要追索的对象可能既包括北京国融兴华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也可能包括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政府。事情如何演绎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当下，昊华能源市值超过65亿。截至三季报，股东人数43786人。今年前三季度盈利超过6亿元，去年盈利7.2亿元。若进行会计上的追溯调整，14亿盈利虚增的还是会对公司的财务带来一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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