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她们公开指认，侵华日军暴行再添铁证】#7名受害者指认日军暴行# 据@南京日报 报道，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7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10月20日至25日、11月18日至26日，南京报业传媒集团融媒体记者行程7000多公里，跟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前往湖南岳阳华容县、平江县和郴州嘉禾县实地调查走访，独家跟拍采访了20多位知情者，详细记录受害老人当年的不幸遭遇，留下珍贵影像资料，为侵华日军暴行再添铁证。
78年前救下5岁女孩，自己却被日军抓走
“妈妈，妈妈啊，我终于找到你啦！……”2021年11月20日上午，在湖南岳阳华容县诚信市场旁的一幢独立小三楼上，84岁的张二英走进卧室，上前抱住坐在床边的97岁的雷金二（雷金安）老人抱头痛哭。
这对“母女”在失散78年后重逢，归功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刘广建和湖南志愿者陈栋梁，多年来对“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走访调查过程中的一次“无心插柳”。
2021年5月，志愿者在华容县钱粮湖镇敬老院的一次调查中，听张二英说起她有一个救命恩人叫雷金莲，78年前想方设法护住了她，自己却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小时候，妈妈经常告诉她，永远不要忘记这位救命恩人。
随后几个月，志愿者在方圆20公里的村庄里四处寻找，终于在钱粮湖镇团洲虾找到了92岁的雷金莲老人，老人承认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过却否认救过人，并表示自己有个姐姐叫雷金二（雷金安），比她大5岁，今年97了，可能是当地人说话有口音，导致当年被救的女孩家人记错了名字。
2021年10月24日，在雷金莲的帮助下，记者跟随志愿者很快在华容县城联系上了她姐姐的家人并找到了雷金二本人。多年没见面的姐妹俩一见面相拥在一起，妹妹双手握住姐姐的手一直不停抚摸。看到妹妹来访还带来了不少陌生人，雷金二不好意思地嘴贴着妹妹耳边说起悄悄话。后来记者得知，姐姐在问妹妹，是否已经告诉别人自己曾经的遭遇。
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雷金二老人向记者 没讲述了她惨遭日军侵害的经历，以及她救下同村女孩张二英的经过。
雷金二生于1925年7月25日，湖南华容县人，雷金莲的姐姐。1943年春夏的一天，日军来到华容袁家咀扫荡，当时年仅5岁的张二英跟两个小女孩一起在家门口玩。她当时穿着妈妈做的红肚兜，红肚兜里还放了煮熟的豌豆。突然，张二英看到很多人跑了过来，还能听到打枪的声音。雷金二看到张二英站在那里呆呆地不动，就问她日本兵来了为什么不跑？说话的工夫，她就背起张二英往前跑去，因为是土路，加上背着张二英，雷金二没跑多远就跑不动了。这时日军已经快要逼近，雷金二把张二英放在路边的水沟里，然后盖上稻草，告诉她千万别出声，她自己一个人向前跑去。
11月23日，记者跟随志愿者和张二英一起来到当年日军据点插旗码头遗址，现在居住在此的老人告诉记者，这儿就是日本军人的据点，院子的最边处就是活埋人的地方。之后，张二英带着大家一起回到她当年被救的现场，在同村王奶奶的帮助下，张二英找到了雷金二当年帮她藏身的水沟。
回想起当年，张二英在水沟里透过稻草的缝隙看到穿着军装的日军向前追击老百姓。雷金二最终还是没逃掉，被日本兵抓住，在日军据点受到了日本兵野蛮对待，每天都有数量不等的日本兵对其施暴。十几天以后，父亲在得知雷金二被关在日军据点里，于是通过“维持会”用钱把她赎了回来。回家后，父亲也对雷金二说不要对外人讲自己的遭遇。本来家里有渔船，生活较为富足，为了搭救雷金二、雷金莲两姐妹，父亲几乎将家里的值钱东西都变卖了。
张二英全家一直非常感激雷金二的救命之恩，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救命恩人，她在心里也已经默默将雷金二认作了干妈。今年5月，当得知雷金二还健在时，张二英激动不已，非常想去见一面。11月20日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张二英终于见到了“妈妈”雷金二。
姐妹同为受害者，如今一起站出来讲述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雷金莲、雷金二姐妹俩虽不是同时被日军抓走的，但都是此次新确认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两位老人如今愿意讲出过往的惨痛经历，为历史留下一份见证。
雷金莲出生于1930年3月11日，湖南华容县人，老家在湖南华容县插旗镇牧荒队。1943年5月份左右的一天，雷金莲和姐姐在家里，突然有几个日本兵跑进雷家，她后来被带走了。她至今记得当天日军来时，姐姐身上系了一条围裙，正在做家务，日本兵一把抓住姐姐的围裙，姐姐挣脱跑掉了，围裙还留在日本兵手上。雷金莲吓得脚都走不了，只知道哭。被带走后，前面有人带路，后面有日本兵用枪逼着雷金莲跟着他们走，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到了一处日本兵营据点。当时的这处据点在插旗码头上（现为莲湖村），码头街上两边有很多茅草屋，日本兵把雷金莲关在其中一间茅草屋里，门口有日本兵把守，院子里还有瞭望台，能够看到有日本兵站在瞭望台上。与雷金莲一起关进去的还有几个周边的妇女，都是被日军抓过来的。被关进去后，每天都有日本人来欺负雷金莲，每次来欺负的时候，日本兵都会大声恐吓她，或者用刺刀逼她脱衣服。隔壁房间都关了其他女孩，雷金莲应该是年龄最小的，其他女孩子都比她大，大家都只知道哭，吓得魂都没有了。雷金莲大概被关了半个月，父亲变卖家产（打鱼船等），花钱找“维持会”的人把雷金莲救了出来。回家后，父亲交代雷金莲，让她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
雷金莲16岁就嫁了当地一户姓陈的人家。丈夫对她很好，但是七八年没有生小孩，雷金莲就提出了离婚。丈夫说要去领养一个，雷金莲劝丈夫再找一个能够生育的，她不想害了丈夫，所以就坚持跟他离婚了。后来，雷金莲又嫁到了月亮湖村的肖家，成为肖家丈夫的第二个老婆。雷金莲在肖家的堂兄弟里面过继了一个儿子，又把自己家里的侄女儿嫁过来当自己的儿媳妇。
现在雷金莲看到电视里的日本兵，听到日本人的声音都非常害怕。当雷金莲了解了寻访团的来意，她觉得正义的时刻要来到了。
107岁老人是最年长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一起在全国各地走访慰问在世“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今年已经是连续第6年。今年，团队在湖南调查新发现并确认了7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其中一位是来自湖南郴州的李秀青，生于1922年10月4日，湖南郴州嘉禾县石羔村人。当寻访团一行出现在她女儿家大门前，99岁的李秀青老人给大家行了个礼。因为父亲重男轻女，李秀青出生后就当男孩打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李秀青大概16岁左右的一天，甲长保长带人到村里来抓壮丁，大哥闻讯连夜逃跑了。甲长保长知道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就带人把当时女扮男装的李秀青抓走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23师，在一次战斗中，李秀青左手掌被日军子弹击穿，伤愈后李秀青回到家乡，母亲不让她女扮男装了。1944年年底的一天，日军来到嘉禾县，李秀青跟着几个乡亲在前往李家村的路上被日本兵抓了起来。当天日本兵把李秀青和其他地方抓来的几个妇女关在坦坪镇的一栋青砖大房子里，轮流强暴。几天后，游击队及时赶到，把房门锁砸开将李秀青等几个妇女救了出来。
在湖南平江县，志愿者还找到两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受害者，分别是生于1922年的姜奶奶（化名）、生于1924年的阳奶奶（化名）。姜奶奶曾被日本兵抓去折磨多日，后趁天黑撬开后窗从阁楼跳下，把右脚摔坏落下残疾。阳奶奶被日本兵关在当地被征用的祠堂里连续多日惨遭强暴，至今提及日本人还是浑身发抖。
此次新确认的7名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是生于1936年9月11日的易菊连，湖南长沙县金井镇人。她年幼丧母，由于战乱家庭十分困难。1944年初夏时节，日军最后一次来扫荡，易菊连拿着一床草席跟着父亲一起逃难，在长沙县王板洞遇到日军部队。当时有几个日本兵手里拿着枪威胁他们，嘴里说着“卜啰卜啰”，大概意思是“不许动”，还有“花姑娘不要跑”。父亲吓得不敢作声，眼睁睁看着易菊连被日本兵抓走。易菊连当时不到十岁，自己还没有一床草席高，就被几个日本兵强暴了。后来，日本兵将易菊连带到一个离家大约10多里的地方，关在一间房子里。她记得是一间茅草屋，窗户不坚固也不高。在那里每天都有日本兵对易菊连施暴，将她折磨得不成人样，造成终身不育。
此次新确认的7名害者中，年龄最大的是生于1915年10月的李淑珍，湖南平江县人。李淑珍过去很多年并没有将此事当作禁忌闭口不谈,而是常常对儿女说起过往，教育儿女不能忘记历史。日军侵略湖南平江时，李淑珍开始还和村民一起上山躲避，但日本兵并未进村扫荡。1944年，当日军第四次进犯平江时，时年29岁的李淑珍索性呆在家里不躲避了。但这一次日军真的来了，李淑珍想逃也来不及了，只能躺在床上装病。日军来到她家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她从床上抓走了，之后把她关押在山脚的屋子里。这间屋子原来是村里用做观察哨所之用，日军来了之后就当做临时据点。同时被关的，还有同村的七八名妇女。
2021年11月21日，记者跟随李淑珍的小儿子前往江家洞进行实地考察，一行人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来到当年日军关押李淑珍等当地女性的房子。老人口中原先的茅屋已经坍塌，但当时用石头垒造的地基仍存，如今的地基四周长满了荒草与杂树。
曾经在这间屋子里，日军对当地妇女实施性暴力。几天后，日军又把这些妇女转移到据点里进行侵害，稍有不满便拳脚相加，李淑珍在此期间被打伤了背部，后来因为身体承受不了继续蹂躏而被遗弃，家人发现后将她救回。如今同村已被抓走的妇女只剩下李淑珍一人健在，明年家人还准备给老人办108岁“茶寿”。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经认证在世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人数仅剩17人。她们至今都还在等待一个道歉！#勿忘1213#
10月20日至25日、11月18日至26日，南京报业传媒集团融媒体记者行程7000多公里，跟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前往湖南岳阳华容县、平江县和郴州嘉禾县实地调查走访，独家跟拍采访了20多位知情者，详细记录受害老人当年的不幸遭遇，留下珍贵影像资料，为侵华日军暴行再添铁证。
78年前救下5岁女孩，自己却被日军抓走
“妈妈，妈妈啊，我终于找到你啦！……”2021年11月20日上午，在湖南岳阳华容县诚信市场旁的一幢独立小三楼上，84岁的张二英走进卧室，上前抱住坐在床边的97岁的雷金二（雷金安）老人抱头痛哭。
这对“母女”在失散78年后重逢，归功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刘广建和湖南志愿者陈栋梁，多年来对“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走访调查过程中的一次“无心插柳”。
2021年5月，志愿者在华容县钱粮湖镇敬老院的一次调查中，听张二英说起她有一个救命恩人叫雷金莲，78年前想方设法护住了她，自己却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小时候，妈妈经常告诉她，永远不要忘记这位救命恩人。
随后几个月，志愿者在方圆20公里的村庄里四处寻找，终于在钱粮湖镇团洲虾找到了92岁的雷金莲老人，老人承认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过却否认救过人，并表示自己有个姐姐叫雷金二（雷金安），比她大5岁，今年97了，可能是当地人说话有口音，导致当年被救的女孩家人记错了名字。
2021年10月24日，在雷金莲的帮助下，记者跟随志愿者很快在华容县城联系上了她姐姐的家人并找到了雷金二本人。多年没见面的姐妹俩一见面相拥在一起，妹妹双手握住姐姐的手一直不停抚摸。看到妹妹来访还带来了不少陌生人，雷金二不好意思地嘴贴着妹妹耳边说起悄悄话。后来记者得知，姐姐在问妹妹，是否已经告诉别人自己曾经的遭遇。
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雷金二老人向记者 没讲述了她惨遭日军侵害的经历，以及她救下同村女孩张二英的经过。
雷金二生于1925年7月25日，湖南华容县人，雷金莲的姐姐。1943年春夏的一天，日军来到华容袁家咀扫荡，当时年仅5岁的张二英跟两个小女孩一起在家门口玩。她当时穿着妈妈做的红肚兜，红肚兜里还放了煮熟的豌豆。突然，张二英看到很多人跑了过来，还能听到打枪的声音。雷金二看到张二英站在那里呆呆地不动，就问她日本兵来了为什么不跑？说话的工夫，她就背起张二英往前跑去，因为是土路，加上背着张二英，雷金二没跑多远就跑不动了。这时日军已经快要逼近，雷金二把张二英放在路边的水沟里，然后盖上稻草，告诉她千万别出声，她自己一个人向前跑去。
11月23日，记者跟随志愿者和张二英一起来到当年日军据点插旗码头遗址，现在居住在此的老人告诉记者，这儿就是日本军人的据点，院子的最边处就是活埋人的地方。之后，张二英带着大家一起回到她当年被救的现场，在同村王奶奶的帮助下，张二英找到了雷金二当年帮她藏身的水沟。
回想起当年，张二英在水沟里透过稻草的缝隙看到穿着军装的日军向前追击老百姓。雷金二最终还是没逃掉，被日本兵抓住，在日军据点受到了日本兵野蛮对待，每天都有数量不等的日本兵对其施暴。十几天以后，父亲在得知雷金二被关在日军据点里，于是通过“维持会”用钱把她赎了回来。回家后，父亲也对雷金二说不要对外人讲自己的遭遇。本来家里有渔船，生活较为富足，为了搭救雷金二、雷金莲两姐妹，父亲几乎将家里的值钱东西都变卖了。
张二英全家一直非常感激雷金二的救命之恩，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救命恩人，她在心里也已经默默将雷金二认作了干妈。今年5月，当得知雷金二还健在时，张二英激动不已，非常想去见一面。11月20日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张二英终于见到了“妈妈”雷金二。
姐妹同为受害者，如今一起站出来讲述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雷金莲、雷金二姐妹俩虽不是同时被日军抓走的，但都是此次新确认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两位老人如今愿意讲出过往的惨痛经历，为历史留下一份见证。
雷金莲出生于1930年3月11日，湖南华容县人，老家在湖南华容县插旗镇牧荒队。1943年5月份左右的一天，雷金莲和姐姐在家里，突然有几个日本兵跑进雷家，她后来被带走了。她至今记得当天日军来时，姐姐身上系了一条围裙，正在做家务，日本兵一把抓住姐姐的围裙，姐姐挣脱跑掉了，围裙还留在日本兵手上。雷金莲吓得脚都走不了，只知道哭。被带走后，前面有人带路，后面有日本兵用枪逼着雷金莲跟着他们走，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到了一处日本兵营据点。当时的这处据点在插旗码头上（现为莲湖村），码头街上两边有很多茅草屋，日本兵把雷金莲关在其中一间茅草屋里，门口有日本兵把守，院子里还有瞭望台，能够看到有日本兵站在瞭望台上。与雷金莲一起关进去的还有几个周边的妇女，都是被日军抓过来的。被关进去后，每天都有日本人来欺负雷金莲，每次来欺负的时候，日本兵都会大声恐吓她，或者用刺刀逼她脱衣服。隔壁房间都关了其他女孩，雷金莲应该是年龄最小的，其他女孩子都比她大，大家都只知道哭，吓得魂都没有了。雷金莲大概被关了半个月，父亲变卖家产（打鱼船等），花钱找“维持会”的人把雷金莲救了出来。回家后，父亲交代雷金莲，让她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
雷金莲16岁就嫁了当地一户姓陈的人家。丈夫对她很好，但是七八年没有生小孩，雷金莲就提出了离婚。丈夫说要去领养一个，雷金莲劝丈夫再找一个能够生育的，她不想害了丈夫，所以就坚持跟他离婚了。后来，雷金莲又嫁到了月亮湖村的肖家，成为肖家丈夫的第二个老婆。雷金莲在肖家的堂兄弟里面过继了一个儿子，又把自己家里的侄女儿嫁过来当自己的儿媳妇。
现在雷金莲看到电视里的日本兵，听到日本人的声音都非常害怕。当雷金莲了解了寻访团的来意，她觉得正义的时刻要来到了。
107岁老人是最年长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一起在全国各地走访慰问在世“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今年已经是连续第6年。今年，团队在湖南调查新发现并确认了7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其中一位是来自湖南郴州的李秀青，生于1922年10月4日，湖南郴州嘉禾县石羔村人。当寻访团一行出现在她女儿家大门前，99岁的李秀青老人给大家行了个礼。因为父亲重男轻女，李秀青出生后就当男孩打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李秀青大概16岁左右的一天，甲长保长带人到村里来抓壮丁，大哥闻讯连夜逃跑了。甲长保长知道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就带人把当时女扮男装的李秀青抓走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23师，在一次战斗中，李秀青左手掌被日军子弹击穿，伤愈后李秀青回到家乡，母亲不让她女扮男装了。1944年年底的一天，日军来到嘉禾县，李秀青跟着几个乡亲在前往李家村的路上被日本兵抓了起来。当天日本兵把李秀青和其他地方抓来的几个妇女关在坦坪镇的一栋青砖大房子里，轮流强暴。几天后，游击队及时赶到，把房门锁砸开将李秀青等几个妇女救了出来。
在湖南平江县，志愿者还找到两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受害者，分别是生于1922年的姜奶奶（化名）、生于1924年的阳奶奶（化名）。姜奶奶曾被日本兵抓去折磨多日，后趁天黑撬开后窗从阁楼跳下，把右脚摔坏落下残疾。阳奶奶被日本兵关在当地被征用的祠堂里连续多日惨遭强暴，至今提及日本人还是浑身发抖。
此次新确认的7名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是生于1936年9月11日的易菊连，湖南长沙县金井镇人。她年幼丧母，由于战乱家庭十分困难。1944年初夏时节，日军最后一次来扫荡，易菊连拿着一床草席跟着父亲一起逃难，在长沙县王板洞遇到日军部队。当时有几个日本兵手里拿着枪威胁他们，嘴里说着“卜啰卜啰”，大概意思是“不许动”，还有“花姑娘不要跑”。父亲吓得不敢作声，眼睁睁看着易菊连被日本兵抓走。易菊连当时不到十岁，自己还没有一床草席高，就被几个日本兵强暴了。后来，日本兵将易菊连带到一个离家大约10多里的地方，关在一间房子里。她记得是一间茅草屋，窗户不坚固也不高。在那里每天都有日本兵对易菊连施暴，将她折磨得不成人样，造成终身不育。
此次新确认的7名害者中，年龄最大的是生于1915年10月的李淑珍，湖南平江县人。李淑珍过去很多年并没有将此事当作禁忌闭口不谈,而是常常对儿女说起过往，教育儿女不能忘记历史。日军侵略湖南平江时，李淑珍开始还和村民一起上山躲避，但日本兵并未进村扫荡。1944年，当日军第四次进犯平江时，时年29岁的李淑珍索性呆在家里不躲避了。但这一次日军真的来了，李淑珍想逃也来不及了，只能躺在床上装病。日军来到她家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她从床上抓走了，之后把她关押在山脚的屋子里。这间屋子原来是村里用做观察哨所之用，日军来了之后就当做临时据点。同时被关的，还有同村的七八名妇女。
2021年11月21日，记者跟随李淑珍的小儿子前往江家洞进行实地考察，一行人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来到当年日军关押李淑珍等当地女性的房子。老人口中原先的茅屋已经坍塌，但当时用石头垒造的地基仍存，如今的地基四周长满了荒草与杂树。
曾经在这间屋子里，日军对当地妇女实施性暴力。几天后，日军又把这些妇女转移到据点里进行侵害，稍有不满便拳脚相加，李淑珍在此期间被打伤了背部，后来因为身体承受不了继续蹂躏而被遗弃，家人发现后将她救回。如今同村已被抓走的妇女只剩下李淑珍一人健在，明年家人还准备给老人办108岁“茶寿”。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经认证在世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人数仅剩17人。她们至今都还在等待一个道歉！#勿忘1213#
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十四年抗战”？#勿忘九一八##为什么要强调十四年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十四年抗战”？#勿忘九一八##为什么要强调十四年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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