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羌活”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经验
圣手道医 今天


导读：本文介绍羌活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应用和作用机理。
关于治疗中风不语，半身不遂
《药性论》一书中较早地提到“羌活”治疗“贼风，失音不语，……手足不遂，口面㖞斜，遍身顽痹。”
考中风病证方剂，《千金要方》小续命汤，治中风不省人事，神气溃乱，半身不遂，筋急拘挛，口眼㖞斜，语言蹇涩，风湿腰痛。
张元素在变化本方时说：“加羌活、连翘，名羌活连翘续命汤，治中风六经混淆，或肢节挛急，或麻木不仁”。
又如《机要》大秦艽汤、易老天麻丸、严氏蠲痹汤，《医学正传》蠲风饮子等重要方剂，其中都含有羌活。
这些都是临床上久为流传，用之有效的方剂。
但历史上，对这些问题也有争论，如王肯堂《证治准绳》就提出：“凡风痹、偏枯，未有不因真气不固而病者。治之不用黄芪为君，人参、归芍为臣，防风、桂枝、钩藤、竹沥、姜汁、梨汁、乳汁为佐，而徒杂沓乎乌、附、姜、独，以涸营耗卫。如此死者，医杀之也”。这种提法不无道理，当予之借鉴。
一
我在临床上常用羌活、当归、五灵脂、葛根、菖蒲、远志、生熟地为基础方药，随证加减，治疗脑动脉硬化，或急性闭塞性脑血管病，确有一定效果。
在观察的病例中，发现有改善脑血流图的作用。
对此，我同王发谓、高青山、金丽莲等同志，曾一道在《新中医》（1975年第2期）杂志上，发表了“脑动脉硬化症中医治疗的体会”一文，现略加整理摘录于下，供参考。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中医药治疗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有较明确疗效。
例如：患者刘某，女，52岁，职员。病历号：211858。
患者因头晕不适五六年，近来加重，于1974年4月16日来院门诊。
患者神清合作，语言清楚，心肺听诊阴性。血压90/60毫米汞柱。脑血流图显示脑血管紧张度增强。
自觉头晕，耳鸣，失眠，多梦，五心烦热，嗜睡，多汗，头摇身颤抖不能自主，记忆力减退，肢麻，脚腿发凉。舌暗，苔薄白。脉弦沉数而无力。
中医辨证为内风病证，属肝肾阴损，血虚挟瘀。
治宜养血、化瘀、熄风。
处方：羌活6克，五灵脂12克，玉竹24克，川芎9克，当归15克，白薇12克，石斛12克，水煎服。
连用34剂药后，各症状显著好转。
至1974年6月1日复查脑血流图，结果变为正常图型，说明自觉症状的改善与脑供血好转相平行。于1979年8月下旬，又随访病人，病情仍平稳，并已全日上班。
初步体会：脑动脉硬化症，多见于50岁以上的人，往往合并有冠状动脉、肾动脉及周围动脉硬化，有的还并发高血压。
脑动脉硬化，致使脑实质慢性缺血，常引起大脑功能减退，主要表现高级神经活动障碍，有头痛，头晕，头沉感，耳鸣，眼花，睡眠欠佳，精神与体力易疲倦，记忆力衰退，健忘，思维迟钝，理解力和判断力差，综合分析能力减弱，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躁烦易怒，情感反应增强，或肢麻手颤等，有时也可产生其他一些精神神经症状。
祖国医学有很多与此相类似的临床症状的描述，《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诸风掉眩”一症，其中部分可能与本病有关。
《魏氏方藏方》说 “人有患头目眩，口眼瞤动，非痰，乃风之渐也”。李东垣也指出：“非外来之风，乃本藏自病。”
所以，我们认为本病属于祖国医学“风证”之“内风”病证类。
二
中医对风证的治疗有一种观点，“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根据这一认识，在治疗上应以养血熄风法为妥。《和剂局方》中，有不少这方面的经验。
结合我们临床体会，曾拟定了以羌活、当归、五灵脂为基础方，命名为“活血熄风汤”。三药共凑活血化瘀，养血熄风之功。
羌活：具有散风，通痹止痛，升清降浊作用。
李东垣《用药法象》说：“治风寒湿痹，痠痛不仁，诸风掉眩，颈项难伸。”甄权《药性本草》说：“治贼风失音不语，手足不遂。”这些适应证的描述多与本病有关。
剂量：可用10-12克。用量过大，可致呕吐，口鼻干燥，目眩。倘若阴损明显，宜配伍玉竹、白薇。
当归：性味甘辛温。具有补血，和血，活血，行气止痛作用。
《日华子诸家本草》说：“破恶血，养新血。”《本草经百种录》说：“当归为血家必用药，通闭，祛风，利窍……滋润通利之品”。
李时珍之《本草纲目》，更明确提到当归“治头痛，润筋骨，皮肤……和血补血。”
现代药理实验证实，当归具有使冠状动脉血管扩张作用。
剂量：一般可用15―20克。若过量，则有滑肠通便作用。故对本品汪昴《本草备要》中，有“润燥滑肠”一说。
五灵脂：性味咸温。具有通利血脉，散瘀止痛之功效。
《开宝本草》说：“通利气脉”。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说：“能行血止血，治血刺痛。”《本草经疏证》说：“性专行血……，味甘而润。
从现代药理实验来看本品，主要能缓解平滑肌痉挛，具有止痛作用。剂量：一般可用10-15克。若过量，有恶心反应。
综合以上三味药的功用，系养血活血，通络熄风功效，颇符合本病的治则。
三
结合临床的不同兼证，再以本方为基础酌情加味：
1. 脑血栓形成后，或肢体运动障碍，或麻木较甚者，可加赤芍25克，红花12克，络石藤45克，片姜黄15克。
2. 项背强痛、头痛显著者，可加葛根30克，藁本10克。
3. 大便干甚者，可加大黄10克（研末，冲服）或用麻仁15克。
4. 大便稀溏者可加黄连10克。
5. 脉沉肢冷伴阳虚者，可加黄芪30-90克。如素体阴虚，见五心烦热，汗出多梦，舌红少苔，脉细数者，可酌加白薇、石斛适量。
6. 舌苔垢腻（白腻）者，加佩兰15克，苍术10克。
7. 心动过缓者，可配伍败酱草30克，紫草30克。属阳气不足者，宜选麻黄附子细辛汤法论治。
8. 心率快，下肢浮肿，合并心功能不全者，可加附子10克，猪苓15克，也可不用附子，选用北五加皮10克，心衰控制后，改用3克维持量。
9. 血压偏高者，可加夏枯草30克，或青木香10～15克。
10. 胆固醇偏高者，可酌加草决明30克。
11. 伴见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用药后心绞痛不能缓解者，可加蒲黄10克，郁金15克。
以上，仅是我临床上的初浅体会。
关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
把羌活引入防治冠心病，是基于中医理论“寒邪客于脉中”令“五藏卒痛”的学说。
因此，取羌活、桂枝、防风之辛温达表药，与吴萸、肉桂、川椒逐内寒通阳气之品相伍，表里同治，组成一组防治冠心病的新药剂。既符合“心布于表”，又符合“肾治于里”的心肾同治方法。
这个思路的形成，颇受《诸病源候论》影响，本书在“心痛候”中，以《内经》观点为思路，阐述了近似本病的病因、病机、病名、诊断及类型。
例如：“心痛者，邪气乘于心也。其痛发有死者，有不死者，有久或疹者。
心为诸藏主而藏神，其正经不可伤，伤之而痛为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心有支别之络脉，其为风冷乘，不伤于正经者，亦令心痛，则乍痛乍甚，故成疹不死。
又，心为火与诸阳会合，而手少阴心经也。若诸阳气虚，少阴之经气逆，谓之阳虚阴厥，亦令心痛，其痛引喉是也。
又，诸藏虚受病，气乘于心者，亦令心痛，则心下急痛，谓之脾心痛也。足太阴为脾之经与胃合。足阳明为胃之经，气虚逆乘心而痛，其状腹胀归于心而痛甚，谓之心胃痛也。
肾之经足少阴是也，与膀胱合，膀胱之经足太阳是也。此二经俱虚逆，逆气乘心而痛者，其状下重、不自收持，苦泄寒中为肾心痛。……”
从上述文献来看，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表现，有各种多样之区别，但大体上讲与上面记载颇相符合。
第二，病因与风冷寒邪有关。
第三，理所当然可以取辛温通阳之品，如羌活等“解表药”治疗。
第四，这个见解与《素问·刺禁论》“心布于表”的提法很有吻合处。
临床医案选录
王文鼎老中医，曾运用许叔微《普济本事方》芎羌汤，治疗一例肝经蕴热患者，颇令人发思。
《普济本事方》卷第十，妇人诸疾项下载有芎羌汤，说：“妇人患头痛者，十居其半，每发必掉眩，如在车上。盖因血虚，肝有风邪袭之尔。
《素问》云，徇蒙招摇，目眩耳聋，上虚下实，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归肝，盖谓此也。予尝处此方以授人，比它药捷而效速。”
本方药味如下：川芎，羌活，当归，旋覆花，细辛，蔓荆子，石膏（生），藁本，荆芥穗，半夏曲，防风，熟地，甘草（炙）。
圣手道医 今天


导读：本文介绍羌活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应用和作用机理。
关于治疗中风不语，半身不遂
《药性论》一书中较早地提到“羌活”治疗“贼风，失音不语，……手足不遂，口面㖞斜，遍身顽痹。”
考中风病证方剂，《千金要方》小续命汤，治中风不省人事，神气溃乱，半身不遂，筋急拘挛，口眼㖞斜，语言蹇涩，风湿腰痛。
张元素在变化本方时说：“加羌活、连翘，名羌活连翘续命汤，治中风六经混淆，或肢节挛急，或麻木不仁”。
又如《机要》大秦艽汤、易老天麻丸、严氏蠲痹汤，《医学正传》蠲风饮子等重要方剂，其中都含有羌活。
这些都是临床上久为流传，用之有效的方剂。
但历史上，对这些问题也有争论，如王肯堂《证治准绳》就提出：“凡风痹、偏枯，未有不因真气不固而病者。治之不用黄芪为君，人参、归芍为臣，防风、桂枝、钩藤、竹沥、姜汁、梨汁、乳汁为佐，而徒杂沓乎乌、附、姜、独，以涸营耗卫。如此死者，医杀之也”。这种提法不无道理，当予之借鉴。
一
我在临床上常用羌活、当归、五灵脂、葛根、菖蒲、远志、生熟地为基础方药，随证加减，治疗脑动脉硬化，或急性闭塞性脑血管病，确有一定效果。
在观察的病例中，发现有改善脑血流图的作用。
对此，我同王发谓、高青山、金丽莲等同志，曾一道在《新中医》（1975年第2期）杂志上，发表了“脑动脉硬化症中医治疗的体会”一文，现略加整理摘录于下，供参考。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中医药治疗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有较明确疗效。
例如：患者刘某，女，52岁，职员。病历号：211858。
患者因头晕不适五六年，近来加重，于1974年4月16日来院门诊。
患者神清合作，语言清楚，心肺听诊阴性。血压90/60毫米汞柱。脑血流图显示脑血管紧张度增强。
自觉头晕，耳鸣，失眠，多梦，五心烦热，嗜睡，多汗，头摇身颤抖不能自主，记忆力减退，肢麻，脚腿发凉。舌暗，苔薄白。脉弦沉数而无力。
中医辨证为内风病证，属肝肾阴损，血虚挟瘀。
治宜养血、化瘀、熄风。
处方：羌活6克，五灵脂12克，玉竹24克，川芎9克，当归15克，白薇12克，石斛12克，水煎服。
连用34剂药后，各症状显著好转。
至1974年6月1日复查脑血流图，结果变为正常图型，说明自觉症状的改善与脑供血好转相平行。于1979年8月下旬，又随访病人，病情仍平稳，并已全日上班。
初步体会：脑动脉硬化症，多见于50岁以上的人，往往合并有冠状动脉、肾动脉及周围动脉硬化，有的还并发高血压。
脑动脉硬化，致使脑实质慢性缺血，常引起大脑功能减退，主要表现高级神经活动障碍，有头痛，头晕，头沉感，耳鸣，眼花，睡眠欠佳，精神与体力易疲倦，记忆力衰退，健忘，思维迟钝，理解力和判断力差，综合分析能力减弱，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躁烦易怒，情感反应增强，或肢麻手颤等，有时也可产生其他一些精神神经症状。
祖国医学有很多与此相类似的临床症状的描述，《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诸风掉眩”一症，其中部分可能与本病有关。
《魏氏方藏方》说 “人有患头目眩，口眼瞤动，非痰，乃风之渐也”。李东垣也指出：“非外来之风，乃本藏自病。”
所以，我们认为本病属于祖国医学“风证”之“内风”病证类。
二
中医对风证的治疗有一种观点，“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根据这一认识，在治疗上应以养血熄风法为妥。《和剂局方》中，有不少这方面的经验。
结合我们临床体会，曾拟定了以羌活、当归、五灵脂为基础方，命名为“活血熄风汤”。三药共凑活血化瘀，养血熄风之功。
羌活：具有散风，通痹止痛，升清降浊作用。
李东垣《用药法象》说：“治风寒湿痹，痠痛不仁，诸风掉眩，颈项难伸。”甄权《药性本草》说：“治贼风失音不语，手足不遂。”这些适应证的描述多与本病有关。
剂量：可用10-12克。用量过大，可致呕吐，口鼻干燥，目眩。倘若阴损明显，宜配伍玉竹、白薇。
当归：性味甘辛温。具有补血，和血，活血，行气止痛作用。
《日华子诸家本草》说：“破恶血，养新血。”《本草经百种录》说：“当归为血家必用药，通闭，祛风，利窍……滋润通利之品”。
李时珍之《本草纲目》，更明确提到当归“治头痛，润筋骨，皮肤……和血补血。”
现代药理实验证实，当归具有使冠状动脉血管扩张作用。
剂量：一般可用15―20克。若过量，则有滑肠通便作用。故对本品汪昴《本草备要》中，有“润燥滑肠”一说。
五灵脂：性味咸温。具有通利血脉，散瘀止痛之功效。
《开宝本草》说：“通利气脉”。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说：“能行血止血，治血刺痛。”《本草经疏证》说：“性专行血……，味甘而润。
从现代药理实验来看本品，主要能缓解平滑肌痉挛，具有止痛作用。剂量：一般可用10-15克。若过量，有恶心反应。
综合以上三味药的功用，系养血活血，通络熄风功效，颇符合本病的治则。
三
结合临床的不同兼证，再以本方为基础酌情加味：
1. 脑血栓形成后，或肢体运动障碍，或麻木较甚者，可加赤芍25克，红花12克，络石藤45克，片姜黄15克。
2. 项背强痛、头痛显著者，可加葛根30克，藁本10克。
3. 大便干甚者，可加大黄10克（研末，冲服）或用麻仁15克。
4. 大便稀溏者可加黄连10克。
5. 脉沉肢冷伴阳虚者，可加黄芪30-90克。如素体阴虚，见五心烦热，汗出多梦，舌红少苔，脉细数者，可酌加白薇、石斛适量。
6. 舌苔垢腻（白腻）者，加佩兰15克，苍术10克。
7. 心动过缓者，可配伍败酱草30克，紫草30克。属阳气不足者，宜选麻黄附子细辛汤法论治。
8. 心率快，下肢浮肿，合并心功能不全者，可加附子10克，猪苓15克，也可不用附子，选用北五加皮10克，心衰控制后，改用3克维持量。
9. 血压偏高者，可加夏枯草30克，或青木香10～15克。
10. 胆固醇偏高者，可酌加草决明30克。
11. 伴见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用药后心绞痛不能缓解者，可加蒲黄10克，郁金15克。
以上，仅是我临床上的初浅体会。
关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
把羌活引入防治冠心病，是基于中医理论“寒邪客于脉中”令“五藏卒痛”的学说。
因此，取羌活、桂枝、防风之辛温达表药，与吴萸、肉桂、川椒逐内寒通阳气之品相伍，表里同治，组成一组防治冠心病的新药剂。既符合“心布于表”，又符合“肾治于里”的心肾同治方法。
这个思路的形成，颇受《诸病源候论》影响，本书在“心痛候”中，以《内经》观点为思路，阐述了近似本病的病因、病机、病名、诊断及类型。
例如：“心痛者，邪气乘于心也。其痛发有死者，有不死者，有久或疹者。
心为诸藏主而藏神，其正经不可伤，伤之而痛为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心有支别之络脉，其为风冷乘，不伤于正经者，亦令心痛，则乍痛乍甚，故成疹不死。
又，心为火与诸阳会合，而手少阴心经也。若诸阳气虚，少阴之经气逆，谓之阳虚阴厥，亦令心痛，其痛引喉是也。
又，诸藏虚受病，气乘于心者，亦令心痛，则心下急痛，谓之脾心痛也。足太阴为脾之经与胃合。足阳明为胃之经，气虚逆乘心而痛，其状腹胀归于心而痛甚，谓之心胃痛也。
肾之经足少阴是也，与膀胱合，膀胱之经足太阳是也。此二经俱虚逆，逆气乘心而痛者，其状下重、不自收持，苦泄寒中为肾心痛。……”
从上述文献来看，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表现，有各种多样之区别，但大体上讲与上面记载颇相符合。
第二，病因与风冷寒邪有关。
第三，理所当然可以取辛温通阳之品，如羌活等“解表药”治疗。
第四，这个见解与《素问·刺禁论》“心布于表”的提法很有吻合处。
临床医案选录
王文鼎老中医，曾运用许叔微《普济本事方》芎羌汤，治疗一例肝经蕴热患者，颇令人发思。
《普济本事方》卷第十，妇人诸疾项下载有芎羌汤，说：“妇人患头痛者，十居其半，每发必掉眩，如在车上。盖因血虚，肝有风邪袭之尔。
《素问》云，徇蒙招摇，目眩耳聋，上虚下实，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归肝，盖谓此也。予尝处此方以授人，比它药捷而效速。”
本方药味如下：川芎，羌活，当归，旋覆花，细辛，蔓荆子，石膏（生），藁本，荆芥穗，半夏曲，防风，熟地，甘草（炙）。
【庄子：少做梦，才有真人生】梦寐与觉寤是人类每日必经的精神活动。关于这两种精神活动，中国先哲有“梦觉关”的说法。据传北宋徽宗年间，一僧过游广东丹霞山，有“半生在梦里过了，今日始觉清虚”之悟，于是筑庵半岩，名曰“梦觉关”。南宋大儒朱熹也有“格物是梦觉关”之说。明代书法家田致平还曾将其居所取号为“梦觉关”。这些“梦觉关”的说法，都是从人生哲学层面对梦觉活动的理性反思。而说到梦觉活动的哲学反思，不能不上溯至庄子，因为“《庄子》是先秦时期最早以纯粹理性态度来思索梦的一部著作”。#每天读国学#
庄子对梦觉的哲学反思，集中开示于“长梧子论圣”的寓言故事。长梧子与瞿鹊子讨论圣人能否做到无欲无求、万物一体，从而“游乎尘垢之外”。对于这个问题，孔子认为这是“孟浪之言”、无稽之谈，瞿鹊子则认为这是“妙道之行”、高明之论。庄子借长梧子之口，对这两种说法都提出了批评，其中说道：“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
在这段经典的哲学对白中，庄子对梦觉现象进行了层层递进的反省审视。首先，梦与觉的内容可以相互颠倒变换。“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梦中饮酒作乐，觉醒却悲伤哭泣，梦中悲伤哭泣，觉醒却打猎享乐，梦觉内容正好颠倒。道家还曾有“尹氏主仆之梦”：周国大户尹氏每夜“梦为人仆”，而其老仆则每晚“梦为国君”。觉为主而梦为仆，觉为仆而梦为主，主仆二人的梦觉内容可以经常变换。
其次，梦境有真实与虚幻之分。对觉者来说，梦境为幻而非真，但对梦者来说，梦境为真而非幻。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佛教也有相似的话：“未觉不能知，梦所见非有。”梦境的真实与虚幻，梦中人无法分辨，只有觉者才能判断。
再次，觉醒有真觉与假觉之别。世人大概都有过“梦中梦”的经验：在梦中头头是道地分析自己的梦中之梦。庄子称这种现象为“梦中占梦”。梦中占梦时，梦中人会认为占梦之人是觉醒的，梦中之“占”是真实的，而所占之梦是虚幻的。“觉而后知其梦也”，只有到了真正觉醒之后才发现，梦与所占之梦皆是虚幻。从真正觉醒的人来看，梦中占梦之人的觉醒其实只是一种假觉、幻觉。
最后，人生如大梦。在长梧子看来，“丘也与女，皆梦也”，孔子与瞿鹊子两人的说法都是在做梦，那么长梧子应该是最终的觉者。但长梧子却说：“予谓女梦，亦梦也。”他对孔子与瞿鹊子的判断也仍然是在说梦话。也就是说，长梧子最终的觉醒，可能还是在梦中。如此一来，就会得出一个要命的结论，即人生如梦。世人自以为觉醒，其实世人都在做梦。这种普遍的人生梦幻状态，庄子称之为“大梦”。所以解庄者有言“大梦者，举世不觉之谓”。
庄子讨论梦觉，是为了解决看待生死的态度问题，“觉梦之分，无异于死生之辩”。在庄子看来，之所以会出现人生如大梦的状态，是因为世人常以“相待”的眼光看待生死梦觉。“相待”的基本意思是说，人生事相、宇宙万物都处于一种区别对待、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没有独立的意义。
长梧子举了一个“丽姬悔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艾封人之子”丽姬被晋国俘获之初，“涕泣沾襟”，非常伤心；但当她到了晋国王宫，与王共寢，美食佳肴，又“悔其泣”，后悔当初不该哭泣。丽姬之所以一会儿哭泣，一会儿又悔泣，就是因为她心存是与非的对待分别之念：起初哭泣，是以艾地生活为是，而以俘虏生涯为非；后来又悔其哭泣，是以王宫生活为是，而以当初的担忧哭泣为非。那么到底孰是孰非呢？以相待的眼光来看，这是永远说不清楚的人生迷茫。
“丽姬悔泣”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悦生恶死”的人生问题。既然丽姬起初“涕泣沾襟”，而后又“悔其泣”，那么从人生来说，怎么知道“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世人在最后死亡之时，难道就不会后悔生前的悦生贪生之念呢？悦生恶死也是一种是非相待：以生为是，以死为非。“死悔蕲生”却证明了生死是非并不是那么容易分辨清楚的，也许生并不值得喜悦，而死亦非可恶。庄子“髑髅言死”之梦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庄子到楚国枕着一个空髑髅入睡，夜里梦见髑髅对他说，死比生快乐，因为死后没有贪生失理、斧钺之诛、冻馁之患等等“生人之累”。对髑髅来说，死非但不可恶，甚至是“南面王乐”。由此可见，悦生恶死只不过是相待之念所造成的人生迷惑。
要想摆脱悦生恶死的人生迷惑，就要走出梦觉分别的“大梦”状态。“大梦”状态中，世人永远无法证明自己到底是在梦中还是觉醒了。当我们说他人在做梦，我们可能只是在说梦话；当我们知道自己在说梦话，我们可能仍然是在做梦。庄子称这种情况为“吊诡”。“吊诡”不是形式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而是一种辩证的诡辞，“辩证的诡辞是通过一个矛盾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个更高的境界就是“庄周梦蝶”所达到的梦觉不分状态。
在《齐物论》的最后一章，庄子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梦：自己化为一只翩翩起舞的美丽蝴蝶；突然醒来，发觉自己仍是庄周。庄子弄不清楚，是他在梦境中化为了一只蝴蝶，还是他的觉醒状态其实只是蝴蝶所化的一个梦。庄周梦蝶的梦觉不分状态，庄子称之为“物化”。“物化”就是物我化而为一，人与物不再有分别对待，不再有是与非的分别、生与死的分别，当然也就没有了梦与觉的分别。“庄子寓意于蝶，以明梦觉无复分。”进入“物化”的境界，“就能够超出梦、醒与生、死，进入一个特殊的领域”。
这种超出梦觉分别、生死相待的“特殊的领域”，庄子又称之为“不梦”。庄子认为只有真人、圣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庄子》一书中有真人、圣人“其寝不梦”的说法。当然，没有梦觉分别的“不梦”境界，并非完全没有梦寐的精神活动。“人而无梦，槁形灰心之流。”连自然而然的梦寐活动都没有的人，大概只能是“槁形灰心”的植物人。“不梦”是指不再以区别相待的眼光看梦觉，“醒着的人不要执著于梦与醒的分别。执著就意味着你又重新跌入梦中”。
“不梦”是真正的觉醒，庄子称之为“大觉”：“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大觉不但知道梦境为不真，而且知道梦觉分别也是虚幻。达到“不梦”的大觉境界，才真正透破了“梦觉关”，从而“无彼我、同是非、合成毁、一多少、齐大小……参年岁、一生死、同梦觉”，无欲无求，万物一体，“游乎尘垢之外”。
庄子对梦觉的哲学反思，集中开示于“长梧子论圣”的寓言故事。长梧子与瞿鹊子讨论圣人能否做到无欲无求、万物一体，从而“游乎尘垢之外”。对于这个问题，孔子认为这是“孟浪之言”、无稽之谈，瞿鹊子则认为这是“妙道之行”、高明之论。庄子借长梧子之口，对这两种说法都提出了批评，其中说道：“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
在这段经典的哲学对白中，庄子对梦觉现象进行了层层递进的反省审视。首先，梦与觉的内容可以相互颠倒变换。“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梦中饮酒作乐，觉醒却悲伤哭泣，梦中悲伤哭泣，觉醒却打猎享乐，梦觉内容正好颠倒。道家还曾有“尹氏主仆之梦”：周国大户尹氏每夜“梦为人仆”，而其老仆则每晚“梦为国君”。觉为主而梦为仆，觉为仆而梦为主，主仆二人的梦觉内容可以经常变换。
其次，梦境有真实与虚幻之分。对觉者来说，梦境为幻而非真，但对梦者来说，梦境为真而非幻。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佛教也有相似的话：“未觉不能知，梦所见非有。”梦境的真实与虚幻，梦中人无法分辨，只有觉者才能判断。
再次，觉醒有真觉与假觉之别。世人大概都有过“梦中梦”的经验：在梦中头头是道地分析自己的梦中之梦。庄子称这种现象为“梦中占梦”。梦中占梦时，梦中人会认为占梦之人是觉醒的，梦中之“占”是真实的，而所占之梦是虚幻的。“觉而后知其梦也”，只有到了真正觉醒之后才发现，梦与所占之梦皆是虚幻。从真正觉醒的人来看，梦中占梦之人的觉醒其实只是一种假觉、幻觉。
最后，人生如大梦。在长梧子看来，“丘也与女，皆梦也”，孔子与瞿鹊子两人的说法都是在做梦，那么长梧子应该是最终的觉者。但长梧子却说：“予谓女梦，亦梦也。”他对孔子与瞿鹊子的判断也仍然是在说梦话。也就是说，长梧子最终的觉醒，可能还是在梦中。如此一来，就会得出一个要命的结论，即人生如梦。世人自以为觉醒，其实世人都在做梦。这种普遍的人生梦幻状态，庄子称之为“大梦”。所以解庄者有言“大梦者，举世不觉之谓”。
庄子讨论梦觉，是为了解决看待生死的态度问题，“觉梦之分，无异于死生之辩”。在庄子看来，之所以会出现人生如大梦的状态，是因为世人常以“相待”的眼光看待生死梦觉。“相待”的基本意思是说，人生事相、宇宙万物都处于一种区别对待、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没有独立的意义。
长梧子举了一个“丽姬悔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艾封人之子”丽姬被晋国俘获之初，“涕泣沾襟”，非常伤心；但当她到了晋国王宫，与王共寢，美食佳肴，又“悔其泣”，后悔当初不该哭泣。丽姬之所以一会儿哭泣，一会儿又悔泣，就是因为她心存是与非的对待分别之念：起初哭泣，是以艾地生活为是，而以俘虏生涯为非；后来又悔其哭泣，是以王宫生活为是，而以当初的担忧哭泣为非。那么到底孰是孰非呢？以相待的眼光来看，这是永远说不清楚的人生迷茫。
“丽姬悔泣”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悦生恶死”的人生问题。既然丽姬起初“涕泣沾襟”，而后又“悔其泣”，那么从人生来说，怎么知道“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世人在最后死亡之时，难道就不会后悔生前的悦生贪生之念呢？悦生恶死也是一种是非相待：以生为是，以死为非。“死悔蕲生”却证明了生死是非并不是那么容易分辨清楚的，也许生并不值得喜悦，而死亦非可恶。庄子“髑髅言死”之梦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庄子到楚国枕着一个空髑髅入睡，夜里梦见髑髅对他说，死比生快乐，因为死后没有贪生失理、斧钺之诛、冻馁之患等等“生人之累”。对髑髅来说，死非但不可恶，甚至是“南面王乐”。由此可见，悦生恶死只不过是相待之念所造成的人生迷惑。
要想摆脱悦生恶死的人生迷惑，就要走出梦觉分别的“大梦”状态。“大梦”状态中，世人永远无法证明自己到底是在梦中还是觉醒了。当我们说他人在做梦，我们可能只是在说梦话；当我们知道自己在说梦话，我们可能仍然是在做梦。庄子称这种情况为“吊诡”。“吊诡”不是形式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而是一种辩证的诡辞，“辩证的诡辞是通过一个矛盾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个更高的境界就是“庄周梦蝶”所达到的梦觉不分状态。
在《齐物论》的最后一章，庄子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梦：自己化为一只翩翩起舞的美丽蝴蝶；突然醒来，发觉自己仍是庄周。庄子弄不清楚，是他在梦境中化为了一只蝴蝶，还是他的觉醒状态其实只是蝴蝶所化的一个梦。庄周梦蝶的梦觉不分状态，庄子称之为“物化”。“物化”就是物我化而为一，人与物不再有分别对待，不再有是与非的分别、生与死的分别，当然也就没有了梦与觉的分别。“庄子寓意于蝶，以明梦觉无复分。”进入“物化”的境界，“就能够超出梦、醒与生、死，进入一个特殊的领域”。
这种超出梦觉分别、生死相待的“特殊的领域”，庄子又称之为“不梦”。庄子认为只有真人、圣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庄子》一书中有真人、圣人“其寝不梦”的说法。当然，没有梦觉分别的“不梦”境界，并非完全没有梦寐的精神活动。“人而无梦，槁形灰心之流。”连自然而然的梦寐活动都没有的人，大概只能是“槁形灰心”的植物人。“不梦”是指不再以区别相待的眼光看梦觉，“醒着的人不要执著于梦与醒的分别。执著就意味着你又重新跌入梦中”。
“不梦”是真正的觉醒，庄子称之为“大觉”：“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大觉不但知道梦境为不真，而且知道梦觉分别也是虚幻。达到“不梦”的大觉境界，才真正透破了“梦觉关”，从而“无彼我、同是非、合成毁、一多少、齐大小……参年岁、一生死、同梦觉”，无欲无求，万物一体，“游乎尘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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