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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怎么让人变极端的# 阅报栏大概是因为互联网而消失得最为彻底的东西之一，即便是号称信息应有尽有且无穷无尽的互联网上，现在关于阅报栏的内容也寥寥无几。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把报纸这种古老的媒介打得落花流水，阅报栏这种“报纸的衍生品”自然也跟着萎缩直到消失。互联网在传播信息的速度、广度和数量上，具有报纸不可比拟的优势，并且它给了读者自由选择阅读什么信息的权利。
报纸和阅报栏因此就应该“往事如烟、随风消散”，没有值得怀旧一下的地方吗？并不是这样。互联网技术让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但质量参差不齐，导致获取有价值信息的效率降低了。
早在1995年，数字时代著名思想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就提出“我的日报”的概念：科技能够让人的见闻不受报纸操控，也可以绕开电视网。人们可以精心选择每一个组件，设计一个专属于自己的通信程序包。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只关注自己喜欢的微博和公众号，算法决定推送给我们哪些信息，也是依据我们之前上网行为产生的数据。如果是某地发生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海量的网友用手机直播或者上传的短视频。我们现在好像不存在信息匮乏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信息过载。
当一条新闻发生时，我们利用社交媒体的搜索引擎刷新十几页，经常都只看到网友评论，而看不到进展的事实。篇幅更长的公众号，大多是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加上更长的感慨。如果一个人执着地想去了解发生了什么，搜索出来的感慨就把人给淹没了。报纸没有这样的困扰，每天发生的信息有专业的人筛选出选题，再写成稿件。一张日报、一张晚报能够覆盖当天最有价值的事件。读者把标题浏览一遍，花不了很多时间就能了解大概。
从前寻常的阅读，现在回想起来，对人的视野、判断力甚至公共性非常重要。算法只推送我们感兴趣的内容，协同过滤机制只推荐跟兴趣相似的新信息、账号或者书籍。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只接触跟自己相似的观点，视野会越来越狭窄。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作品《标签：社交媒体时代的众声喧哗》里写道：“日报上的头版头条或者周刊上的封面故事，对广泛的受众具有高度影响力。这些都有可能吸引你的注意力，进而让你重拾这一话题并且了解到一些你事先关心过的事情。”意外的和未经选择的接触对个人和社会而言常常有很多好处。凯斯·桑斯坦写道：“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对抗碎片化和极端主义等，以及在偏听偏信的情况下产生的后果。”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强调人们获取信息的自由。凯斯·桑斯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2009年到2012年担任白宫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他理解的自由“不仅仅包括满足人们的任意偏好，也包括在良好条件下形成偏好和信念的机会，也就是指能够接触到足量的信息和广泛而多样的观点之后形成偏好”。一个致力于“我的日报”的传播系统并不能确保自由的实现。
算法推送和社交媒体上的“标签”，也让我们高效地寻找到观点相似的群体，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了“回声室”里。“回声室”里的观点是同质化的，同样的信息重复传播。因为只推送和聚集相似的观点，“回声室”跟整个网络其他部分是隔离的，并且因为没有外部信息进来，内部观点会在重复传播中巩固，促使人们看到与内部不同的观点时进行否定，最终“回声室”变得极端化。
“群体极化”是报纸时代罕见的现象，它指的是经过观点讨论之后，人们极有可能朝着群体成员最初倾向的方向发展出一个更为极端的观点。很多研究发现，当群体成员匿名相遇并强调群体身份认同时，极化程度特别高。这是线上讨论常见的特征。凯斯·桑斯坦写道：“社交媒体使人更容易用想法相似者的观点将自己围住，并使自己免受竞争性观点的影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社交媒体就成了极化的温床。”他甚至认为，碎片化形成不同的极化群体，对社会安宁有潜在威胁。
阅报栏除了是公共信息媒介的载体，也是一个市民们交换观点的空间，在中国不是每座城市都有咖啡馆或者茶馆文化，但阅报栏前一起站着看报的路人们会随时聊上几句。小时候，我家附近的阅报栏里除了日报，还有《足球》报。每逢甲A比赛之后的几天，阅报栏前聚集着球迷们，虔诚地讨论家乡球队表现如何。面对面聊天是跨年龄、跨性别、跨文化的人类普遍特征，有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彼此东拉西扯，相当于灵长类动物彼此梳毛。灵长类是群体动物，狩猎、采集、防御都需要以群体为单位，个体要学会彼此交往，维护群体。
人类也是如此，《重拾交谈》里写道：“面对面交流是最具人性的事。这是一种相互间的完全呈现，我们可以学会倾听、培养同理心，还可以体验被倾听和被理解的快乐。另外，交谈还能促进我们的自我反思，也就是进行自我对话。这是儿童早期发展的基石，而且会贯穿一生。”
现在，人们即便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经常只对着自己的手机聊天。智能手机跨越时间和空间让我们仿佛能联系到所有人，但也让我们成为信息孤岛，观点相似的人聚集在超话、社交媒体标签等虚拟“第三空间”内，互相说服，越来越听不得不同的声音。于是，有人在网上说自己不喜欢某个流量偶像，就可能遭到偶像粉丝群体的攻击。如果双方是面对面在一起交流，也许都是温和有礼的年轻人。（文｜杨璐）
报纸和阅报栏因此就应该“往事如烟、随风消散”，没有值得怀旧一下的地方吗？并不是这样。互联网技术让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但质量参差不齐，导致获取有价值信息的效率降低了。
早在1995年，数字时代著名思想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就提出“我的日报”的概念：科技能够让人的见闻不受报纸操控，也可以绕开电视网。人们可以精心选择每一个组件，设计一个专属于自己的通信程序包。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只关注自己喜欢的微博和公众号，算法决定推送给我们哪些信息，也是依据我们之前上网行为产生的数据。如果是某地发生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海量的网友用手机直播或者上传的短视频。我们现在好像不存在信息匮乏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信息过载。
当一条新闻发生时，我们利用社交媒体的搜索引擎刷新十几页，经常都只看到网友评论，而看不到进展的事实。篇幅更长的公众号，大多是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加上更长的感慨。如果一个人执着地想去了解发生了什么，搜索出来的感慨就把人给淹没了。报纸没有这样的困扰，每天发生的信息有专业的人筛选出选题，再写成稿件。一张日报、一张晚报能够覆盖当天最有价值的事件。读者把标题浏览一遍，花不了很多时间就能了解大概。
从前寻常的阅读，现在回想起来，对人的视野、判断力甚至公共性非常重要。算法只推送我们感兴趣的内容，协同过滤机制只推荐跟兴趣相似的新信息、账号或者书籍。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只接触跟自己相似的观点，视野会越来越狭窄。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作品《标签：社交媒体时代的众声喧哗》里写道：“日报上的头版头条或者周刊上的封面故事，对广泛的受众具有高度影响力。这些都有可能吸引你的注意力，进而让你重拾这一话题并且了解到一些你事先关心过的事情。”意外的和未经选择的接触对个人和社会而言常常有很多好处。凯斯·桑斯坦写道：“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对抗碎片化和极端主义等，以及在偏听偏信的情况下产生的后果。”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强调人们获取信息的自由。凯斯·桑斯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2009年到2012年担任白宫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他理解的自由“不仅仅包括满足人们的任意偏好，也包括在良好条件下形成偏好和信念的机会，也就是指能够接触到足量的信息和广泛而多样的观点之后形成偏好”。一个致力于“我的日报”的传播系统并不能确保自由的实现。
算法推送和社交媒体上的“标签”，也让我们高效地寻找到观点相似的群体，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了“回声室”里。“回声室”里的观点是同质化的，同样的信息重复传播。因为只推送和聚集相似的观点，“回声室”跟整个网络其他部分是隔离的，并且因为没有外部信息进来，内部观点会在重复传播中巩固，促使人们看到与内部不同的观点时进行否定，最终“回声室”变得极端化。
“群体极化”是报纸时代罕见的现象，它指的是经过观点讨论之后，人们极有可能朝着群体成员最初倾向的方向发展出一个更为极端的观点。很多研究发现，当群体成员匿名相遇并强调群体身份认同时，极化程度特别高。这是线上讨论常见的特征。凯斯·桑斯坦写道：“社交媒体使人更容易用想法相似者的观点将自己围住，并使自己免受竞争性观点的影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社交媒体就成了极化的温床。”他甚至认为，碎片化形成不同的极化群体，对社会安宁有潜在威胁。
阅报栏除了是公共信息媒介的载体，也是一个市民们交换观点的空间，在中国不是每座城市都有咖啡馆或者茶馆文化，但阅报栏前一起站着看报的路人们会随时聊上几句。小时候，我家附近的阅报栏里除了日报，还有《足球》报。每逢甲A比赛之后的几天，阅报栏前聚集着球迷们，虔诚地讨论家乡球队表现如何。面对面聊天是跨年龄、跨性别、跨文化的人类普遍特征，有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彼此东拉西扯，相当于灵长类动物彼此梳毛。灵长类是群体动物，狩猎、采集、防御都需要以群体为单位，个体要学会彼此交往，维护群体。
人类也是如此，《重拾交谈》里写道：“面对面交流是最具人性的事。这是一种相互间的完全呈现，我们可以学会倾听、培养同理心，还可以体验被倾听和被理解的快乐。另外，交谈还能促进我们的自我反思，也就是进行自我对话。这是儿童早期发展的基石，而且会贯穿一生。”
现在，人们即便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经常只对着自己的手机聊天。智能手机跨越时间和空间让我们仿佛能联系到所有人，但也让我们成为信息孤岛，观点相似的人聚集在超话、社交媒体标签等虚拟“第三空间”内，互相说服，越来越听不得不同的声音。于是，有人在网上说自己不喜欢某个流量偶像，就可能遭到偶像粉丝群体的攻击。如果双方是面对面在一起交流，也许都是温和有礼的年轻人。（文｜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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