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贾雷德·戴蒙德
编辑丨吴酉仁
日本是第一个可以和现代欧洲社会以及海外的新欧洲国家在生活标准、工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上相提并论的非欧洲国家。这一切始于明治维新。明治时代的日本，也许可称得上世界各国中选择性变革、借鉴他国经验的杰出典范。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是被称为幕府将军的世袭军事独裁者，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日本长期以来因受岛屿地理位置影响，与世隔绝。在近代工业带来原油和金属的进口需求以前，日本必要的资源基本上都能够自给自足，几乎没有对外贸易的需求。在这种地理背景下，日本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处于锁国状态。1839—1842 年，中英之间打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落败，被迫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开放口岸对外通商。得知这些事情后，日本政府担心西方国家迟早会对自己提出类似的要求。1853年，“佩里叩关”让日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1854 年 2 月 13 日，幕府将军与美国签订了日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第一份条约，被迫结束了长达 215 年的锁国政策。之后，英国、俄国和荷兰的远东海军司令纷纷乘虚而入，分别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随后的14 年动荡不安，幕府竭尽全力想要解决日本因被迫开放而产生的问题。幕府的基本策略是争取时间储备自己的力量。这意味着日本要（以尽可能小的让步）满足西方列强的要求，同时获取西方军事及非军事领域的知识、设备、技术和力量，直到可能与西方抗衡。幕府以及名义上受幕府管辖，但拥有较大自治权的两大强藩—萨摩藩和长州藩，大力采购西方的战舰及枪支，在自己的军队中开展现代化改革，并往欧洲和美国输送留学生。这批留学生不仅学习了西方的航海、造船、工业、工程、科学和技术这类实用技能，还吸收了西方的法律、语言、宪法、经济学、政治学及字母等方面的知识。幕府成立了名为“番书调所”的机构，负责翻译西方书籍，并出资制作英文语法书和英文口袋词典。
当幕府和强藩努力储备力量时，与西方接触带来的问题在日本逐渐发酵。幕府和藩地要购买武器和送留学生出国，不得不向外国人借款，逐渐债台高筑。随着消费价格和生活成本日益上涨，许多武士（战士阶层）和商人纷纷反对幕府垄断对外贸易的做法。一些大名也开始要求更多地参与日本政策的制定和规划，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让幕府将军只手遮天。各种问题的发酵，引发了一连串互相交织的冲突。西方列强和日本之间的冲突点在于日本是否要向西方进一步开放，西方列强希望日本进一步打开国门，日本则希望尽量降低开放程度。那些历来和幕府存在冲突的藩地，比如萨摩藩和长州藩，和幕府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双方都企图以西方的装备、知识，甚至盟友来打击对方。藩地之间的冲突也在加剧，甚至本代表天皇执政的幕府和有名无实的天皇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内部最尖锐的冲突，是在基本战略层面面临两难境地：到底是试着现在就做出攘夷的举措，还是等日本变得更强大之后再做这件事呢？幕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后，日本国内发生了激烈的抗议：人们对那些折辱日本的外来者感到气愤，也对使日本蒙受这种屈辱的幕府将军和大名感到气愤。1859 年前后，愤恨、急躁又年轻气盛的佩刀武士开始以攘除蛮夷为目标，开展刺杀行动。他们后来被称为“志士”，意思是“高尚之人”。志士的刺杀行动针对外国人，但更多的是针对那些为西方人工作或对他们做出妥协的日本人。1860 年，一组志士成功将大老井伊直弼斩首，因为他主张日本和西方签订条约。针对外国人的袭击行为在 1862 年和 1863 年的两起事件中达到高潮。1862 年 8 月 14 日，28 岁的英国商人查尔斯·理查森遭到萨摩藩刀客袭击，失血而亡。原因是他对萨摩藩藩主父亲的仪仗队大不敬。英国方面要求日本赔偿道歉，处决肇事者。在与萨摩藩谈判将近一年无果后，英国舰队炸毁了萨摩藩首府鹿儿岛，杀死了大约 1500名武士。另外一起事件发生在1863 年6 月末，当时，长州藩通过海岸炮塔对西方船只开火，关闭了本州岛和九州岛之间的下关海峡。一年后，来自英国、法国、美国和荷兰的17 艘战舰组成联合舰队，炸毁了所有的海岸炮塔， 夺走了长州藩余下的大炮。西方的报复，使萨摩藩和长州藩的激进派终于见识了西方武器的威力。他们意识到，在目前日本如此弱小的情况下，驱逐外夷的尝试只会徒劳无果。激进派只好等待日本在军事上足以和西方抗衡的那一天。讽刺的是，这恰恰就是日本幕府所推行的政策。但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首的一些藩地相信，幕府将军没有足够的能力带领日本变成能与西方抗衡的强国，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组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大名们开始计划夺取幕府将军的权力。萨摩藩和长州藩结成了同盟。1868 年，倒幕派强令幕府将军辞官纳地，宣称要将日本政权“交归”天皇，为幕府统治时代画上了句号。
在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实际上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些领导者希望由天皇实施专制；另外一些领导者则希望天皇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实际权力掌握在“顾问”委员会手中（这正是日本最终采纳的方案）；还有一些人建议日本废除天皇，建立共和制国家。一些日本人开始慢慢欣赏西方的字母，建议以字母代替日本优美但繁复的文字体系。一些日本人认为对朝鲜半岛开战刻不容缓，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再等等。武士阶层希望自己的民兵组织能被留用，另外一些人则希望他们卸甲归田，并废除武士阶层。在各种相互冲突的想法交织的混乱状态下，明治政府的领导者很快确立了三个基本原则。首先，尽管部分领导者曾经是主张马上攘夷的激进分子，但他们很快就回归理性。无论是对曾经的幕府将军还是对如今的明治政府领导者来说，很明确的一点是，日本目前没有能力赶走西方人。要想赶走西方人，日本必须吸收西方力量，使自己变得强大。在这里，西方力量所指的不仅仅是枪炮武器本身，还有那些为西方国家提供不竭动力的、更为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其次，明治政府领导者的一个最终目的是修改西方强加于日本的一众不平等条约。但是，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使日本变得强大，还需要使日本成为西方人眼中合格的西式国家，拥有西式宪法和法律规章。举例来说，英国前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曾开诚布公地告诉日方的谈判人员，英国会“严格依据日本在教化和文明方面取得的进步”承认日本“对本国境内的英国国民的管辖权”，当然，日本取得进步的程度是由英国人按照英国文明的标准来评定的。后来，在倒幕运动结束26 年后，日本才最终使西方国家修订这些不平等条约。最后，明治政府领导者要在方方面面确立、采纳和调整那些和日本的实际国情及价值观相兼容的外国模式。明治时代的日本开始了多元化的探寻，尤其是从英国、德国、法国及美国模式中借鉴经验。不同国家的模式被借鉴并运用到不同的领域，例如，明治时代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分别是以英国海军和德国军队为参照模型设立的。在某些特定领域，日本连续尝试了几种不同的外国模式，例如，为了制定一部日本的民法典，法务省在一名法国学者的帮助下打好初稿，随后又以德国民法典为参考完成第二稿。明治时代的日本大规模借鉴西方，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计划性。主要的借鉴方式是派遣日本游学团前往欧洲和美国进行考察。1871—1873 年派遣的岩仓使团，由50 位政府使节组成，游历了美国及欧洲 12 国，参观了各国的工厂和政府机构，与时任美国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以及欧洲各国政要会面，并发表了一份长达五卷的报告，详细描述了西方国家在方方面面的做法。该使团宣称，他们的目的是“从开化的国家的各种体制中找出最适合我们目前国情的制度”。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之时，日本也派出了两名观察员，只为收集有关欧洲人如何作战的第一手资料。赴外考察带来的附加效应是，那些有海外经历的日本人往往会成为明治时代日本的领导者。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领域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举个例子，明治政府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最重要的两位掌权的年轻人，一位是曾经数次对欧洲进行长期考察，并且曾主持制定新宪法的伊藤博文，另一位是曾在德国学习军事，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五代友厚在欧洲的经历，使他成了大阪商会的会长以及日本铁路业和矿业大亨；曾在 1867 年日本派往巴黎的使团中担任财务审计官的涩泽荣一，则一手推动了日本银行业和纺织业的发展。为了让这场规模宏大的借鉴西学运动得到日本传统派的认同，日本明治时代的创新和借鉴活动往往舍弃了“新”的称呼，反冠以回归日本传统的名号。一个例子是，明治时代为皇室制定的新礼，被宣扬为万古长青的传统仪式。这种把创新重塑为保留传统的做法，有助于促成明治政府的大幅度改革。尽管明治政府的领导者在振兴日本、抵御西方国家这个目标上意见一致，但他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设计好全面的蓝图。最迫切的变革发生在明治时代的最初几年，其目的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家军队，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国民教育体系，以及通过税收改革保障政府的收入。接着，明治政府将关注点转移到法务改革，致力于制定宪法，进行海外扩张以及修改不平等条约等。在解决这些迫切的实际问题的同时，明治政府领导者还致力于打造明确的国民意识形态。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感受不到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个国家便有分崩离析的风险。1890 年，日本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1891 年，广为流传的《敕语衍义》就表达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日本……是一个小国。由于现在大国吞并小国并不受到惩罚，我们必须与全世界为敌……因此，每一个真正的日本人都必须有社会责任感，视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昂首奋进，做好随时为自己的祖国牺牲的准备……这份诏书的目的是通过培养孝、悌、忠、信的美德来强化国家的根基，并通过培育集体爱国主义精神做好应对任何紧急状况的准备……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团结起来，再多的防御工事和战舰也不足以抵抗敌人。如果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那么即使有百万强敌也不能伤我们分毫。”
显然，明治政府的目标不是“西化”日本，把日本变成一个和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欧洲国家。恰恰相反，明治政府的目标是大量吸收西方的特征，不过要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合日本国情，同时留存相当部分的日本传统。改革面向两方不同的“受众”：一方是日本国内的民众，另一方则是西方国家。一方面，这是日本自身的改革，目的是振兴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培养日本民众统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此次改革还旨在让西方国家给予日本同等的尊重。明治时代的变革中，还有一条主线我们没有讨论，那就是日本从海外扩张和军事侵略的对象转变为实施者。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实施锁国政策，没有远征海外的雄心抱负。明治时代的日本，因为军事改革和工业化发展，解除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且有能力逐步进行海外扩张。1879 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1894—1895 年，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获得胜利，吞并台湾岛。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是明治时代的日本第一次尝试与西方国家对阵。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均击败俄国。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欧洲大国在一场竭尽全力的战争中输给了一个亚洲国家。在随后签署的和平条约中，日本吞并了库页岛的南半部分，获得了南满铁路的控制权。1905 年，日本把朝鲜变成“保护国”，并在1910 年将其吞并。1914 年，日本陆续征服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密克罗尼西亚岛殖民地。最后，在 1915 年，日本向中国递交“二十一条”文件，妄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实际上的附属国。中国没有全然屈服，只同意了其中的部分要求。明治时代的日本唯一一次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是在 1895 年，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尾声阶段。中国向日本做出的让步包括，把中朝之间的海陆要道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可是，法国、俄国和德国联合起来，迫使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三年后，俄国强行从中国租借了辽东半岛。这次屈辱的经历让日本警醒，认识到自己在面对欧洲大国时还是处于弱势。于是，在 1902 年，出于保险和安全起见，日本和英国结成同盟，并于1904 年进攻俄国。尽管有盟友英国确保其安全，日本还是等到欧洲军力深陷一战中的时候，才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简而言之，日本在明治时代的海外军事扩张一直都很顺利，因为每走一步，日本都对自己的目标和相对实力进行了现实、审慎、充分的自我评估，并且对日本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进行了正确评估。明治时代成功实行海外扩张的日本和1945 年 8月 14 日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1945 年，日本同时与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还有许多对日本宣战但实际没有参与战斗的国家）开战。面对这样的对手组合，日本毫无胜算。日军的大部队在中国耗损多年。美国的轰炸机摧毁了日本的大部分城市。两颗原子弹将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一支英美舰队连续轰炸日本沿岸。苏军在满洲里和库页岛试图攻破脆弱的日本防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扫荡日本驻防部队。几乎所有的日本大型战舰和商船都被击沉或者摧毁。超过300 万日本人丧生。最糟糕的是：不是日本因为外交政策失误而被所有的国家攻击，而是日本先对那些国家发动了攻击。为什么1868 年明治时代的日本能够按部就班，实现稳健而成功的军事扩张，但自1937 年起，却一步步走向不切实际且最后失败的军事扩张？♦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日俄战争中日本的旗开得胜、对《凡尔赛和约》的幻灭、1929 年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崩溃等。还有一个因素尤为相关，那就是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领导者在知识储备方面的差异和诚实的自我评估能力上的差异。在明治时代，包括日本军方领导者在内的许多日本人都曾出访海外。由此，他们获得了有关中国、美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及其海陆两军的详尽的第一手信息，并据此将这些国家与自己国家的实力进行比较，做出诚实的评估。然后，日本只在胸有成竹的时候才发动进攻。与之相比，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亚洲大陆上的日本军队是由一群热血澎湃的年轻军官统领，他们没有海外经历（除了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也不服从那些坐镇东京、经验充足的日本领导者。这些年轻热血的军官对于美国等日本潜在劲敌的工业实力和军事实力缺乏第一手资料。他们不了解美国人的心态，认为美国是个不想打仗的国家。当时，还是有不少老一辈的日本政府领导者和军队将领（尤其是日本的海军将领）确实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实力有切身的了解。当我在 1998 年第一次到日本时，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晚餐桌上认识了一名退休的日本钢铁厂主管，那时候他已经 90多岁了，老人向我回忆起他在20 世纪 30 年代参观美国钢铁厂的经历。他告诉我，当他发现美国的高质钢材制造能力是日本的 50 倍之多时，他极为震惊，单凭这个事实他就断定，日本与美国打仗是极其不明智的决定。可惜，在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这批有海外经历的老一辈领导者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只能退居幕后，其中有一些人还遭到那些没有海外经历的热血青年的谋杀，就如同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末和60 年代，热血志士刺杀或恐吓当时的日本领导者一样。当然，那些志士也没有出过国，他们对海外国家的实力的了解并不比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热血青年多。但这两个群体的区别在于，志士对西方人的攻击引发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国家对鹿儿岛和下关海峡的轰炸使志士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策略并不现实。而在20 世纪 30 年代，没有这样一场针对日本的轰炸事件来把那些没有海外经历的日本年轻军官拉回现实。除此之外，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和20 世纪30 年代的日本领导者的历史经验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成长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弱小的日本，内有纷争冲突，外有潜在的西方强敌。而在20 世纪30 年代的日本领导者眼中，战争是成功的代名词，他们沉醉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中。他们曾在旅顺港成功突袭沙俄的太平洋舰队，并用同样的方式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突袭。不仅如此，日本海军还在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同一国家不同年代的人，因迥异的历史经验而持有完全相反的政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