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原创  要破除一种“弱者想象”，不要一谈到加班，就指向剥削和不自由。

22日晚9点，字节跳动一名员工的妻子，在微信群里发布消息求助网友房贷问题。据吴姓员工妻子在群里的描述，她的丈夫猝死身亡，自己与老公均年仅28岁，目前她怀有2个月身孕，背负着每月21000元的按揭30年房贷，丈夫突然离世，自己无力承担，咨询如何退房退款。

随后，字节跳动两次发表声明，阐释了吴姓员工的发病及抢救过程。2月21日晚18时，吴同学前往公司健身房运动。在运动约1小时后出现头晕现象，进入茶水间休息。健身房教练发现异常，上前询问。吴同学自述可能是低血糖，教练随即为他倒了一杯糖水，并通知行政前台启动SOS值班号。

19时09分，保安经理到场为吴同学测量血压，建议联系同事陪同就医。在此期间，吴同学出现呕吐现象。19时18分，教练拨打了120电话。同时，保安经理与在场另一位安保对吴同学实施CPR急救（两人均持有急救证书）。19时30分许，120急救人员到场救治，后将吴同学送上救护车。

从员工身体出现异常后的反应看，字节跳动的流程、人员素质都是专业的，这背后也反映了大厂对员工健康状况的高敏感，以及背后的巨大压力。

这已经是今年第二起“大厂”员工猝死事件。半个月前，B站审核员工，脑出血猝死，年仅25岁。在此之前，过年期间，他连续加班5天。

去年，字节跳动、快手、美团等互联网大公司纷纷宣布取消“大小周”；吴姓员工的去世，再一次引发了对加班文化的讨论。类似的“字节和心脏，只有一个能跳动”，虽然是很有传播力和煽动性的“金句”，却也充满情绪化。 

不过，客观来说，这些讨论往往走偏了：情绪化地反资本、乃至反市场。 

猝死和加班有必然关系吗？

这种情绪化解读的原因，首先是没有正确地理清因果关系。

从概率上看，猝死是一个概率性事件，只要人数众多，就必然发生。具体到细节，在健身房里心跳快，大量出汗，无疑是心梗的高危场所。如果在健身房被认定为工伤，要进行赔偿，接下来大概率各个单位都要取消健身房这项福利，或许改为发卡或者补贴的方式。 

在这次猝死事件中，并没有提到加班；但加班文化，是中国职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在舆论中，加班往往与猝死联系起来，但这些联系未必是成立的。

加班，肯定是要牺牲个人娱乐等自由支配时间，但未必达到了睡眠剥夺、伤害健康的程度。一个人6点下班，没有和别人去唱KTV，没有在家刷剧，没有和朋友约会，而是选择了复习考研，脑力劳动4小时，然后11点睡觉，睡八小时，第二天7点起床上班，并维持这种生活一年。加班与复习考研，是程度差不多的脑力劳动，或许复习考研的强度更大一些。可以说，他过得很苦，但这不增加他死亡的概率，也谈不上伤害健康。毕竟，高中生都是这样的生活。 

但是，如果他6点下班，回家继续学习8小时，凌晨3点睡觉，7点起床，那么长此以往，肯定伤害他的健康。所以，加班，与加班到伤害身体，是有区别的，应该看具体细节。 

当然，诸如矿工、手术、高空作业等，高强度、高体力、高压力、高危险性的工作岗位，与通常的写字楼岗位，是不能同等的。有些岗位，加班一小时都是不可接受的，会明显带来更大的危险。

加班在何种程度上是“被迫的”？ 

产生这种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是虚构出来的被迫感。

自由的含义当然有很多，作为政治哲学概念的自由（freedom/liberty），是指人类可以自我支配，不受限制、控制、强迫，凭借自身意志而行动，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自由意志。 

人的自由意志，是多层面的。在现实中，任性意义的自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缩小一点，是《人权宣言》的定义：“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再缩小一点，就是自律意义下的自由。 

自愿加班的自由，应该划在什么程度？显然不能太大，不能说没有被暴力胁迫就是自愿的。当然，也不能太小。比如，因为想要一辆三十万的车，或为了房贷，为了孩子上私立学校而努力工作，放弃假期。一般来说，这不应该被视为被迫，而是自愿。如果把这视为被迫，那几乎人人都是不自由的，正如我们在情感上不愿意读书、工作，但自律自己去做这样的事，这不能称为不自由。虽然，在某些语境下，这会被为冠以不自由、剥削、人的异化之类的词，但社会思潮与社会现实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客观讨论这个问题，需要破除一种弱者想象，大厂员工，即便在单个项目上，或者在某一天没有办法，必须服从，但从几个月、半年的长期看，选择自由很多。

对“剥削”的认识，可能存在误区 

产生这种情绪的更深层机制，是对经济运行、乃至“剥削理论”缺乏认识。

一般说到加班，大厂员工，办公室的白领们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削。其实，根据马克思经典的剥削理论，价值的创造者是产业工人、农民，而流通领域、商业、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的。商业利润的本质是产业资本家先剥削了工人、农民，然后把剩余价值让渡给商业资本家一部分，然后，商业资本家给员工发工资、奖金、期权等等。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大厂财富神话。 

所以，程序员、产品经理、运营坐在办公室，不晒太阳不流汗，不搬砖不拿锤子，是当不了“工人叔叔”和“农民伯伯”的，也是当不了被剥削者的。 

当然，马克思也认为，商业店员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也遭受商业资本家的剥削。说得简单点，就是资本家只发了8小时的工资，却让店员上12小时的班。看起来，这就是在形容现在的“996”。也就是说，判断是否被剥削的另一个维度，是看这个人的工资超过了劳动价值没有。

而在剥削理论中，劳动价值，不是由市场评估的，不讲稀缺性，是可以客观评估的，其尺度是恢复生产能力所消耗的价值，就是吃饭、睡觉、繁衍所需，这就是劳动的价值。所以，不管什么岗位，创造的价值是差不多的。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多次谈到巴黎公社原则，主张革命一旦胜利，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列宁他本人身体力行，大体上坚持了这一原则。1918年7月，工人的平均工资是420卢布左右。列宁的月平均工资为807卢布。也就是说，最稀缺的劳动，比最普通的劳动，价值也不过超过2倍。

那么按照这个“剥削”理论，一个大厂程序员的劳动，其价值最多应该是一个生产线打工妹的2倍。如果少于这个数，就是被剥削了，多于这个数，就是参与了商业资本剥削的分肥。

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加班浪潮，最终逻辑上，现实上都必然会变为降薪浪潮。

也因此，正确认识加班背后的机制、情绪、观念，才能在保护劳动者、保护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一条平衡之道。

刘远举，FT中文网特约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